重建

第二十九章 方圆数里--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

　　李晓君

　　暮色山冈：公家

　　如果说小店具有一种临时的性质，那么镇政府大楼、邮电所、派出所、卫生院、中心完小、农业服务站、税务所、财政所、农村信用社等等，这些贴上公家标签的单位，则具有一种如同体制一般的坚固性和恒久性。这些建筑一旦矗立在那里，就没有人会担心它们的命运--就像写在纸上的墨水痕迹，永远擦不掉了。这些公共的建筑发出的语言，和村民们发出的语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这些系统内部，天然地有根指挥棒在指挥着，使之运转自如。

　　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语言会和平共处，不会发生冲突，乃至对抗。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会消除--甚至随时可能发生。村民的语言和公共建筑的语言来自两根垂直的管道--一根是时间意义上的，一根是空间意义的。有意思的是，它们源头的语言制造者，它们从未相见。村名的语言系统是不完整的、坼裂的，但是你还是能够隐约捕捉到一些关键词，诸如“忠孝”、“良心”，总之，依然归结于“仁、义、礼、智、信”的范畴，其中隐约还夹带着一些“毛主席”的话，这套语言的制造者站在远古的时间之河的对岸，面目模糊，几近于神迹。公共建筑的语言系统是完整的，措辞清晰甚至异口同声，它们来自中央、省、市、县，最后到达这里，这些声音从会议和文件上层层传达，准确而不容置疑。它指向服从（书面上叫“贯彻执行”）。

　　从我的学校到达乡镇中心，有几百米的距离。我通常会散步到那里。这时天色未晚，小镇的街两边的摊点已经蒙上了灰扑扑的塑料纸，上面架着一些歪七扭八的板凳--仿佛拖拉机满载稻草上的后箱上坐着躺着的一些农民；地上有狼藉的垃圾、潲水，两边的店面里亮起了黄色的灯火，那些公共建筑停止了白昼的活动，这时显得沉寂，像是空无一人。唯独镇政府的大门依然敞开着，有零星的几个人在大楼前的台阶旁聊天--其中一个梳着大奔头，穿着绿军裤，宽厚的棕色皮带高高地架在圆凸的肚腹上，上身着短袖白衬衣，露出的壮实的手臂（其中一只叉在腰上，一只捏着牙签剔着嘴里的牙缝）；另一个是个文弱的大学生陌生的小伙子，头发也是光溜地分向两边，脸上的眼镜的反光遮挡了后面的眼睛，他一直使劲在笑，身体随着笑声而筛糠一样的抖动不停；站在大奔头左边的是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剪着短发，那双可以称得上大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女性所不具有的坚定和锋利，她穿着一件偏中性化的衬衫，一条深色裤子，平跟的黑色皮鞋，总之，她的身上寻找不出一丝柔和的、妩媚的色彩来，夸张地说，从背面来看并不容易看出她的性别来；大奔头对面是个长头发姑娘，穿着裙子，容貌和身材姣好，打扮也不俗，不像是个乡镇干部，她的脸上的神情有一半是逢迎，有一半是游离，不安和迁就同时在她的眼窝里隐现。这四个人以大奔头为中心展开，他们那么愉快地、轻松地也可以说是投入地沉醉在交谈的氛围里，对大院外的一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偶尔有浮光掠影的一瞥，鸿毛一样飘出乡镇大门，也是难以捕捉和去向未明的。镇政府（包括其他公共建筑）都立在国道旁，因此，不时有卡车、中巴车，偶尔也有黑色的小汽车，从大院门口一掠而过，急冲冲地消失在前方的暮色中。

　　几个乡镇干部聊天的场景如此打动我，他们那种神气、旁若无人的姿态，具有一种诚挚的感人力量。可以说，我有些着迷了，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眼睛盯着他们的表情看。自始至终，我没有看到一个“闲杂人员”走进乡政府大院去，最多是有几个路人，如同我一样，好奇地往里面观看--但是他们很快又面无表情地往前走了。乡政府对面的小店里，有几个人，有男有女，往小店门口泼洒潲水，清扫门口垃圾（它们看起来不是被清扫，而是不断被添加），偶尔也抬眼往这边望一眼，那目光也是冷淡的、毫无内容的。小镇似乎在某一瞬间，陷入一种死寂当中。

　　那种隔膜和陌生的情境，使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像个“局外人”，应该说，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占有这个乡镇一席之地。但是为什么，我的心中总是感觉到，我是个过路人，一个观察者，一个闲汉，我不属于这里--一刻也不属于，我像是梦游到此，而会转身回去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有时我会陷入到卡夫卡小说描写的梦魇里，如同我眼前发生的现实一样。我觉得眼前的生活，具有卡夫卡小说般的幻想和荒诞的情境。如同此刻，当我不安地同时又津津有味地注视着乡政府大院里面几个聊天的人--他们脸上那种养尊处优的神情造成的排他感--使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篇卡夫卡的小说来，这个小说叙述了一个农村来的男人，请求进入法律之门，但是被门卫阻挡，直到临终之前都始终未能进去。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撕裂我们，在人心之间划出了暗藏但不容置疑的界限？当我们退远到虚渺的高空--退到宇航员的位置，我们这个小镇，在地球上是多么小的一个点啊，甚至根本难以看清。但是在这么小的一个点里面，人与人之间的缝隙感、陌生感和虚无感，又是这样的巨大、醒目。

　　如果让我来画一幅小镇地图，我的学校是在西北角的一个高处（山冈），西南角是火电厂和几个小店，东边是镇政府所在地（那些公共建筑，以政府大楼为中心，向它团聚，形成一片建筑群），由东到西，是国道（一条乡村公路）贯穿其间，周围有成片的农田和点缀其间的村庄。

　　站在我学校的高坡上，可以将全镇俯瞰眼底。那是一种表象的场景：无非是一些呆头呆脑的建筑，一些行动迟缓的人群，一些稻田，马路和一些村道、河流，被风吹得哗哗响的树木。

　　然而此刻，我在暮晚中，站在集镇的马路上，我的目光停留在那些公共建筑的墙体上--上面写着一些标语。对标语的琢磨，似乎花去了我的一些时间--我说过，我有很多空闲时间，而且我年轻，未来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虚掷。那些标语，就像是文件、会议的派生物，他们被美工用宋体或者黑体字醒目地刷在墙上，提醒着路人、村民观看；它们往往只表达一层意思--比如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但是，显然，话的背后隐含着另外相反的内容，即肯定什么的时候即表示不赞成什么，否定什么的时候即是鼓励和倡导什么。一目了然，简明扼要。有的甚至借鉴了对偶、民歌体乃至“口水诗”的形式，这些标语都具有易于口头流传的特性，祈使句较多，音调铿锵有力，悦耳甚至振聋发聩！

　　这些标语，就像是绷带一样包扎在公共建筑上，成为本镇的一个景观。与之对应的是，我们学校的围墙上，也刷写着关于教育的标语。但是首先跳荡出眼帘的是“穷”和“苦”字，它们像一声叹息，挂在山冈暮晚学校的墙上，因为每日所见，已经为观者所熟视无睹了。

　　不知是我天性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集体和公共活动，还是我性格中的怯弱、胆小、怕事，总之，我对镇政府大楼和那些大盖帽，有着天然的畏惧心理。为什么我一走进机构办事程序的流程中，就感到心慌手乱，面红耳赤，甚至晕头转向？只有当我回到山冈，站在夜晚的高坡，站在自己想象的乡镇地图边角，毫无目的地俯瞰时，内心才获得一种超脱、轻松乃至愉悦的感受。仿佛离开了生活的压迫，离开了公共建筑对我内心的威慑。

　　为什么我不把这些“隐居”在公共建筑里的公职人员，看成是另一种更平易近人的人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可以把他们看成是头上谢顶、身上有狐臭、脚上有脚气、贪婪、好色、心眼小、爱开玩笑、没有心计、内心良善喜欢发牢骚、丢三落四、浑身不少毛病但不缺少人情味、有些迟钝和愚但总体是个明白人--诸如这样的人呢？事实上，我常常看到一个收税员或者小警员，骑着一辆破烂摩托车，身上的衣服和农民一样脏污松垮，头发凌乱而布满油垢，满脸通红，乐呵呵地在小镇夏日午后的公路上飞驰。这样的人让我感到可爱和可亲，就像是小说家无数次描写过的那些小人物，具有世俗的温度和可以原谅的缺点。

　　谁主浮沉：计生

　　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曾作出一个著名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他悲观地认为，如果没有限制，人口是呈指数速率增长，而食物是呈线性速率增长。其结果是许多人可能没有饭吃了。这个有着兔唇（家族遗传）的老牧师，倾向于用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欲）来控制人口增长。

　　1950年代，马寅初就提出过《新人口理论》，建议要对人口控制，但是遭到批判。如同我国不少大政方针一样，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始于毛泽东，并带有较浓的行政色彩（这也是西方一些国家诟病中国的一个原因）。在一个封建制达几千年的国家，中国不少方面都带着这个东方帝国的痕迹，很多西方国家觉得难以理解。这正是文化的差异所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少完美的、理想的主张，无法推行，有些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个族群、民众的思维方式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传统的烙印。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1970年代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计生政策，行政色彩亦无可避免。至于今天，其利弊和今后发展趋向如何，不是本文所能够探讨的。

　　我来到县里上班，是在春节前夕。春节后，主任布置我们一个任务，就是配合全县计划生育突击月活动，要去拔钉子户，以点带面，推动这项工作开展。虽然拔计生钉子户，我早有耳闻，但是自己亲自参加，还是第一次。

　　我们单位选定的对象，是我教书的乡镇某村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媳妇因为迟迟没能生出一胎男孩，而一再超生，已经有六个女孩了。春节前夕，夫妇俩从打工的福建回到了镇里，过完年继续回到福建。因计划生育实行户籍地管辖，所以平时他们在福建打工，镇政府鞭长莫及，现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解决掉。之所以将其选定为拔钉子户对象，也是因为其家风彪悍，从老爷子到儿子，都是斗狠搏命的角色。一般乡镇干部奈其不何。

　　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我们办公室十几个人，都赶到了单位。车辆早已备好，一辆小车，一辆面包车。这项工作，溢出了平时工作常态，有些新鲜感。按照部署，我们每人带着一把电筒，轻装便衣出发了。县城到我教书的乡镇不到十里路，十来分钟就到了。望着黑漆漆的窗外，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不是我熟悉的乡镇，而是一个陌生之地。我特意望了一眼曾供职的中学，看不到一盏灯火，在一片低沉浓重的黑云下面，在一个凸起的山坡之巅，暗黑如同一个虚无之所。我的心顿时莫名地感到失落，仿佛过往的记忆和痕迹被黑夜一笔抹消了……

　　镇政府的干部早已恭候在院子里，我们的车刚停稳，就有镇领导前来握住主任的手，并逐一和我们握手。我感到些许荒诞的是，曾经我随同“讨薪”的老师，在这里和乡镇干部剑拔弩张地对立，现在则握手言欢，共同去执行任务。镇政府的车在前头带路，我们的车紧随其后。一路上，大家沉默不语，眼睛只顾看着前方。

　　在村口以外几百米地方，我们下车步行进入村子。加上镇政府的干部共有三十余人，分成四路，悄悄地摸着篱笆、墙根，接近了计生对象的房子。其后的场面我述说起来，总觉得有一种罪孽感。我甚至有些后悔参与这样的行动，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抵触和质疑。我在一种自责心理中，变得犹疑和怯弱。

　　冲在最前面的是熟门熟路的乡镇干部，警觉的狗吠，划破了黑夜，沉睡的屋子一片混乱。几个工作人员早已冲到主人的卧室，将熟睡中的妇人从床上架起来，而他的丈夫则被其他的人摁住。另一个房间的老人也已经被工作人员控制起来了。

　　妇人呼天抢地，但无济于事。被几个人强行弄进车里，直接开到了乡镇卫生站，实行了节育措施（结扎）。

　　至此，拔钉子户行动，算是圆满结束。回想整个过程，我们县里下来的人员，更多地起到一种壮声势的作用，大家平时擅长的，是写作公文材料，对于这种“真刀真枪”的具体工作，并不在行，还得依赖乡镇干部。

　　天微微亮，我们告别乡镇干部，大家有些疲倦、有些睡眼惺忪地回到县里。

　　我似乎还在久久地回味刚才“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人生中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的拔钉子户的经历，让我反思自己的生活。

　　对于这个妇人，我心里深表同情。我第一次体会到干群之间有时不可避免的一些冲突，不是缘于个人行为，而是缘于地方政策，缘于工作目标和工作对象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裂缝。从纪律上来讲，单位的工作部署下来，即使有不同想法，个人必须以服从为前提，并不能因为想法不同而甩手不干。这名妇人在一种非自愿的情况下，被节育了，因为国家法规要求她计划生育。而偷生、躲生（这又是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的反映），和上级对基层政府计生率考核的硬指标，使得这对矛盾无法调解。并因此出现所谓拔钉子户现象。

　　回想起来，我对在县委某部门工作近四年的经历，从未写过一字。而我却一再地沉湎于对初次工作的乡镇中学的回想中，并写下大量文字。究其缘由，说明自己一直没有认同一个行政干部的身份（在心理素质和价值取向上相距甚远），更愿意成为一个自由散漫的小知识分子（一个乡村教师、民间诗人、乡土学者、业余作家和漫游者）。当我意识到后者的自我身份时，记忆的闸门便瞬间打开，生活五彩斑斓的细节呼啦地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