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二十七章 滕王阁之殇

　　程维

　　一

　　如果以青云谱为视角，在南昌从文化意义上能与之相对的只有滕王阁。从地标意义上说，滕王阁之于南昌，相当于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然而至今公认的南昌文化地标却不是它，而是青云谱。为什么？--谁都知道滕王阁是死去的建筑，现在的滕王阁是一堆钢筋水泥，是一个空壳，然而它的存在价值却在于它具有世人对已往文化发生或流逝的某种追忆。也就是说，它尚能帮助人们在想象中完成对往昔文化的重返与凭吊，从而令它不仅仅具有纪念碑的意义。罗兰巴特在谈到埃菲尔铁塔的存在意义时说：这铁塔不是一个遗迹，不是一个纪念品，简而言之，不是一种文化。而倒更像是，过眼之间的一种快速消费--一种对人造自然的快速消费，而这一消费又将埃菲尔铁塔带入重塑后的空间之中。

　　当然没有必要将南昌家门口的滕王阁，与远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相提并论，其实没有可比性，埃菲尔铁塔是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存世一百二十三年。据资料记载--埃菲尔铁塔（法语：La Tour Eiffel）是一座于1889年建于法国巴黎战神广场上的镂空结构铁塔，高300米，天线高24米，总高324米。埃菲尔铁塔得名于设计它的桥梁工程师居斯塔夫埃菲尔。铁塔设计新颖独特，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作，因而成为法国的一个重要景点和突出标志。

　　1889年，相对法兰西而言那是个什么年份？--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巴黎举办大型国际博览会庆祝，博览会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便是埃菲尔铁塔，它成为当时席卷世界的工业革命的象征。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是法国建筑师居斯塔夫埃菲尔，早年他以旱桥专家而闻名，他一生中杰作累累，遍布世界，但使他名扬四海的还是这座以他名字命名的铁塔。用他自己的话说，埃菲尔铁塔“把我淹没了，好像我一生只是建造了她”。

　　滕王阁是中国农耕文明相对发达时期的产物。--让我在此同样引相关资料：该阁始建于唐永徽四年（653），为唐高祖李渊之子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创建。李元婴出生于帝王之家，受到宫廷生活熏陶。“工书画，妙音律，喜蝴蝶，选芳渚游，乘青雀舸，极亭榭歌舞之盛。”（明陈文烛《重修滕王阁记》）据史书记载，永徽三年（652），李元婴迁苏州刺史，调任洪州都督时，从苏州带来一班歌舞乐伎，终日在都督府里盛宴歌舞。后来又临江建此楼阁为别居，实乃歌舞之地。因李元婴在贞观年间曾被封于山东滕州故为滕王，且于滕州筑一阁楼名以“滕王阁”，后滕王李元婴调任江南洪州，又筑豪阁仍冠名“滕王阁”，此阁便是后人所熟知的滕王阁。“时来风送滕王阁”，滕王阁因“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一篇骈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而得以名贯古今，誉满天下。历史上的滕王阁先后共重建达29次之多，屡毁屡建，今日之滕王阁为1989年重建。

　　滕王阁似乎有一种超强的叙事功能，无论阁存阁毁，它仍然在叙事，在水天相接的空白里虚构着忧郁的辉煌。如果恰巧有孤鹜划过，那或许是神的笔在书写无字之书。

　　也就是说，南昌滕王阁的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多年，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历史还不如它的零头。但是现存的滕王阁建于1989年，仅仅存世二十一年，勉勉强强也只相当于埃菲尔铁塔的一个零头。所以如果它们之间若按存世的年头来形成一种对话，将是无比奇妙，且充满玩味的。谁都可以高原一头，谁也都比对方矮一截，里面充满反讽与悖论。然而，它们确确实实都是名胜，纵向看滕王阁远比巴黎埃菲尔铁塔的时间要长，横向看必须承认埃菲尔铁塔在全世界名声远比滕王阁要广。其游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去巴黎的理由之一就是登埃菲尔铁塔，这是必须身体力行的，除此，他们与该塔不会发生任何关系。因此，人们会把巴黎埃菲尔铁塔当作幽会的情人。而滕王阁则不能，其知名度历时虽久，但远没有世界闻名，不可能会令远在非洲的人也想来南昌登滕王阁。其知名范围大都限于华人以内，前提是他们读过唐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与埃菲尔铁塔不同，滕王阁可以通过那篇“序”的文本传播手段，帮助人们完成在精神上的一次饶有兴致的游历，而未必非得像登埃菲尔铁塔那样现场亲临，才能完成登塔仪式，否则其意义将永远停留在零。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输出能力存在的普遍性缺陷。而且关键是，纵然有人慕名来了，他们面对的是一座落成才二十一年的钢筋水泥仿古建筑，还是滕王阁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种亲身的游历本身，就存在必须事先割裂一千三百多年历史，而全身进入一座新建筑物的抉择，由此使滕王阁的游历本身变成一种巨大缺失。反之埃菲尔铁塔只向人们提供一次性消费的游历经验，其存世价值便可宣告完成。

　　当我们面对在阳光和文辞作用下熠熠散发出异样风采的滕王阁，不能不想到当下的滕王阁是怎样与其应该拥有的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割裂的。这不能不说是滕王阁之殇。

　　二

　　近日阅览八大山人诗画资料，令我突然惊讶起来的是，几乎找不到八大山人触及滕王阁的丁点笔墨，哪怕一首诗，一幅画。我们自然知道当年唐寅来南昌还经过一幅《滕阁秋风图》，虽“殊感草草”，却还留存至今。可见唐寅与该阁发生了某种关联。但身为南昌人的八大山人，虽为王室后裔却是生于斯长于斯，南昌名物，不用看，料定他也烂熟于胸，他和朋友在一起游戏笔墨，经过东湖边的草树，经过在青云谱随处能见到的荷，以及我们寻常也吃到的鲑鱼，等等，然而对于南昌城偌大的滕王阁却恍如未见。今人编注的《滕王阁历代诗选》上没有他的诗，出版社精心编辑的八大书画全集里也没见到他笔涉该阁的一幅画。他以写意山水花鸟见长，但楼台亭阁草庐恰恰又是山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意象之一，他是在有意规避这座故乡的阁楼吗？他是有心不让自己的笔墨在宣纸上与滕王阁相遇？

　　如果是这样，我们必然会感到一种遗憾。那么，究竟为什么？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甚至也不会要求呆在巴黎生活和写作的让-保罗萨特去写埃菲尔铁塔，要求莫奈在花布上也不把它放过。只要罗兰巴特写了《埃菲尔铁塔》便已足够，人们的文化审美欲望就获得满足。可是，南昌毕竟不是巴黎，在文化和艺术地理上，两个城市还真无法等量齐观。我们固然希望南昌是一座都城，即便不可能成为世界之都--但是，历史上，南昌确曾有过一小段时光是一座小且局促的都城--公元961年南昌成了南唐李家的短暂国都，且南唐宫廷出于李氏父子对于艺术的偏好，又确实养了一批画家，南昌是时也仿佛是外省艺术家意欲出名必来之的“艺术之都”，如同十九世纪的巴黎，只是时光太短，仅仅三个月南昌这个短命国都就被废弃了。此后，我们想象不可能会有大批艺术家出于某种功利目的汇聚南昌，而与之相反，他们不是出于偶尔路过、或非功利的避祸乃至隐居考虑，就会在这里呆一会儿。因此，本土出生而又一生绝大多数时光都呆在南昌的大画家八大山人，让人们不难产生某种不同于别人的艺术奢望，他何不画一拳滕王阁，抑或滕王阁怎么会成为他诗画笔墨里的缺失呢？也许这不该是一个谜，但我们却可以追问！

　　从八大的境遇和内心出发，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身为南昌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一个沦落的前朝亡命王孙，当他在城里见到滕王阁时，应是低头而过的。他如何能将当年另一个王族世子建造的莺歌燕舞的场所接纳入怀，虽然他与滕王李元婴相隔千年，但毕竟二人在斯地处境悬殊，心里落差巨大。纵使王勃曾在阁上一遣感伤诗怀，使该阁仿佛由曾与高级青楼会馆等量之地一跃而升格为文化圣所，可这又怎能提得起心事浩茫的八大山人的吟诗作画的兴致。我想，基于内心伤痛，他的画笔会有意规避它。而中国古老的建筑即使不存抑或它曾经作为一种著名的存在，都会像作家莫言所说：旧宫殿就像精心设置的一个历史迷宫，它华丽而苍凉，妩媚而毒辣，庄严而污秽。它诱惑我们走进去，让我们陶醉其中，浑然不觉，其中所有通向历史暗角的路径，都尽在宫殿的掌握之中。它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巫师，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窥视着历史，也占卜着我们的将来。

　　而我们现行城市的决策者与规划者往往就少了一种历史的毒辣眼光，缺乏朝前看三百到五百年的眼光，也没有向后回望三百到五百年的眼光，所以建出来的东西是即时性的，不会想到长远，百年后在文化意义上有可能是一堆垃圾。

　　而滕王阁的始作俑者李元婴乃何许人也？

　　据《旧唐书》记载：“李元婴，唐高祖李渊之二十二子也，唐贞观十三年（639）受封为滕王，食禄山东滕县。”李元婴初到山东封邑时，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在当地民愤极大。无奈之下，太宗李世民只好将他贬至苏州。李元婴先为苏州刺史，后转洪州（今南昌）都督。永徽四年（653），他又选址赣江之滨，广聘能工巧匠，修建起供其歌舞宴乐的滕王阁。应该说李元婴不是为南昌的城市史而建的滕王阁，也不是为其后来的一位外省诗人而建的一座诗词中的楼阁，只是出于满足个人的感官享乐，他无意间为一场即将发生的文化盛事提前作了准备。我们不能说他有什么眼光，而仅仅是滕王阁的设计者和一帮能工巧匠成全了滕王之名。

　　八大当然知道对方与自己有同好，都善画。这是缘于都出身优越王族的相同经历，使他们受过良好的宗室教育，只是李元婴画的是一手散发着富贵脂粉气息的翩翩蛱蝶，仿佛滕王纸醉金迷的铜臭岁月。而他八大画的是一把辛酸的残山剩水，仿佛空山岁月抛下的丑陋遗骸。在八大眼里，李元婴只能是他生活的反面，一个荒淫无度的王爷。

　　当然，并不是不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八大山人诗画对滕王阁的空缺，或许真正出于一场大变故。那就是其时滕王阁已经不存，我查阅史料，确实找到清兵与南昌金声桓部激战，城陷，南昌不仅遭到血屠，滕王阁也毁了，一场血腥冲天的大变局，在清人范文宣（1597-1668）的《重建滕王阁记》只是八个字：“金逆播乱，阁毁于兵。”也许是时八大在赣江边滕王阁的遗址处所能见到的正如范文宣所述--“昔之飞云卷雨，瑰伟绝特者，空余颓垣败瓦，与江流共凄咽，不可复识已。”

　　明滕王阁而遭清毁，这正成了八大山人人生逆转惨痛的见证！他不画滕王阁的理由变得很简单：滕王阁已死！

　　三

　　对于滕王阁而言，那个令此阁出名的书生早已先它而死，其死于探父途中的海溺，时年二十七岁，这于一个正常人的寿限而言，是真正的早殇。

　　--王勃，字子安，出身望族，为隋大儒王通的孙子（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戏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时年二十七岁。

　　而八大山人（约1626--约1705）则倔倔犟犟、半疯半癫地活到了将近八十的一大把寿数，带着一世的沧桑才告别了这个世界。在他眼里，王勃不过是一个早殇的且好卖弄文采的书呆子。

　　一个无用的王，加上一个早殇的书生，造就了滕王阁。

　　从历史上说，滕王阁的出现，就是一个“无用”的隐喻。而促成滕王阁闻名的书生的早殇，自然也为滕王阁埋下了不祥的暗疾。

　　何为“阁”也？随手查一下相关资料竟有十三种说明之多。

　　--（1）古代放在门上用来防止门自合的长木桩；（2）门限；（3）一种架空的小楼房，中国传统建筑物的一种。其特点是通常四周设隔扇或栏杆回廊，供远眺、游憩、藏书和供佛之用；（4）又如：亭台楼阁、阁仔（小木板屋）、阁束（束之高阁）、阁室（阁道中的小室）、阁馆（楼阁馆舍）、阁殿（楼阁宫殿）；（5）藏书的地方；（6）又如：汉时有“天禄阁”、“石渠阁”，清时有“文津阁”、“文汇阁”。或指供佛的地方，如：文渊阁、佛香阁、阁斋（书楼）、阁本（帝王秘阁所藏的书籍、法帖等）；（7）架空的栈道；（8）又如：阁梁（阁道的横梁）、阁路（栈道）；（9）官署名。内阁的简称；（10）又如：组阁、入阁、阁老、阁抄（中央政府的公报）、阁学（内阁学士）；⑾搁置食物等的橱柜；（12）特指女子的卧房；（13）又如：出阁。

　　在这十三种说明中，与滕王阁最接近的解释是远眺、游憩。而这十三种说明也似乎一再强调，阁“以长木为之，各施于门扇两旁，以止其走扇”；“一种架空的小楼房”；“藏书和供佛之用，接屋连阁”；“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指供佛的地方”；“搁置食物等的橱柜”；“酒店中隔成的客座小房间”；“女子的卧房”。

　　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阁”，都是相对小、狭窄或者仅仅是搁置物品的地方，充其量也只是小楼房，滕王阁几乎是“阁”的能指，仿佛是一个人极尽其“无用”的想象，把本义上的“阁”，无限地放大，由此而使之“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它不可以直指阿房宫，但它也绝对是皇宫格局之外的“阁”的极致，好在它所昭示的不是权力野心，而是感官的放纵。

　　然而无论它怎么在想象中放纵它的建构，它的命运也注定在它“以长木为之”的宿构里。因此，火，首先是它无法逃脱的宿命与劫数。

　　有文字记载，滕火阁遭火焚（尚不包括战火）的次数是惊人的。

　　唐大中二年（848年）夏夜，毁于火。

　　明景泰三年（1452年），毁于火。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毁于火。时八大山人十岁。

　　清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章江门外民房失火，被殃及，阁毁。时八大山人五十三岁。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毁于火。时八大山人五十六岁。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毁于火。时八大山人五十九岁。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毁于火。八大山人刚去世一年。

　　清雍正九年（1731），毁于火。仅御书亭幸存。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章江门外民房失火，被殃及，阁大部被毁。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毁于火。

　　清光绪末年（1908），毁于火。

　　这份记录是否完整？我以为尚有很大存疑，它应该是民国初期的一份档案，故对时代较近的清代滕王阁火灾记录相对细致、无遗漏，而明代仅记了两次，宋代完全空缺，唐朝一次。也就是说在滕王阁立于赣江边漫长的千年时光里，滕王阁毁于火灾十一次，尚不包括战乱兵焚，亦不包括唐宋明时代较远而没记录到的。其中以清代最为频繁，达八次。八大山人从这份记录就可以看出，他在世时，滕王阁就三次毁于火。也许清代滕王阁乃至周边建筑是最不规范的，对于火的防患能力最为薄弱，这一点从难得的几帧老照片里就可以看到，尤其是日本人山根倬三摄于1916年的滕王阁照片，阁仅两层高，前半部塌毁，露出横竖支撑的木头和简易门板，几与民房混在一起，赤膊闲逛和挑桶的市民漠然行于阁前。另一帧是1926年被毁前由南昌“鹤纪”照相馆拍的滕王阁风景照片，说是风景照，也只看见滕王阁的残破与狼藉，歇山顶和翘角飞檐尚见古风，而支撑屋顶的木头梁柱总觉瘦弱，而防洪堤竟也是一道密集的木栅栏似的，后面垒着高高的土。可见那时滕王阁的最大克星是火。

　　四

　　滕王阁虽然建在江边，水能克火，但近在滕王阁下的赣江之水又仿佛永远是个浩大的历史隐喻--槛外长江空自流。

　　好一个“空”字。

　　它似乎早就隐喻着这江水当滕王阁遇火而漠然处置的姿态。

　　关于王勃当年咏滕王阁诗句中留下的这个“空”字，坊间尚有“一字千金”之说，据传王勃作赋题诗后即扬长而去，时南昌都督阎伯屿对王勃之才赞叹有加，突然发现“滕王阁”诗末一句原本是七言的，竟写为六言，止句“阁中帝子今何在”，下句却是“槛外长江自流”，显然是少了一字，阎都督及身边文人再怎么搜肠刮肚想补上一字都不恰当，只有着人带上千金润笔追上王勃请他补上一字，王勃一笑说，那字早已在那儿，在“长江”与“自流”之间“空”着吗！阎都督得知，一拍脑瓜，妙。

　　当然，此类故事是坊间惯传的文字游戏，是对于名人的某种夸大其词的附会。但无论哪个朝代，人在滕王阁朝外一看，着实会与广大的时空轰然相撞，使你感觉到浩渺时空对于弱小生命的无情漠视。

　　一条赣江与立于江边滕王阁的关系就是空间的关系，说白了也就是距离的关系，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滕王阁在遭遇火灾时，一拳悠悠流水对它起过拯救作用。哪怕一缕火星在阁上燃起，无一例外都是导致毁灭的结局。

　　我们不难想象在那样一个星斗满天的南昌的夏夜，火在滕王阁上燃起“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如此关于火灾的描述，因其文辞的华丽如同伤口撒盐，“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又真切地描绘出火焰烛空而不见施水扑救的场景。能对火灾写出这般绚烂文字者必定是个抱着于己无关的隔岸观火者，他是安全的，他置身事外或灾难之外的身份完全可以将他转换为一个对于一场突发事故的“奇遇者”，从而令他从欣赏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事实上我引述的那节描述是18世纪一位历史学家关于圆明园大火的描述文字。从中也可见古典中砖木质建筑之殇多少次毁于火的焚烧，既是一个劫数，也确实是一个历史上不可回避的命题。

　　宏巨的雕梁画柱在火的焚烧中使隐藏在木头里的声音发出噼里啪啦的痛苦惨叫，火焰释放出木头里隐藏已久的死亡的黑天使，它们一旦从里面呼啸地扇翼而出，炙人的热浪会令空气颤动、扭曲、破碎。精美雅致的门窗、屏风、卷帘在焚烧中散发出焦糊难闻的刺鼻气味，多少根木头在焚烧过程中突然睁开炽烈喷血的眼眸，仿佛高烧的病人在离世前最后的决别，且目睹木质的躯体烧焦、转黑、化为轻浮的白灰。黑色木头上一只只喷血吐火的眼晴睁开的时候，看见了地狱的黑暗和虚无的空白之色。

　　可以说木质的滕王阁从建成之时就隐藏它一再难逃的劫数，无论它拥有如何的精美浮华而又温良敦厚的禀性，死亡的黑天使早就藏在它的每一根木头里，这是滕王阁的宿命。

　　古希腊神庙存在了数千年，依然屹立不倒。古罗马建筑历经多少岁月，仍昂然于世。它们的石质建材与古典中国的木质建材有本质的区别。

　　东、西方建筑对两种自然材质的选择有天然客观的地理性因素，也有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与文化价值取向。西方传统认为，宇宙是由神创造和控制着的，人和宇宙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因此，宇宙自然法则必须遵守。这样的宇宙观形成了后来的二元论世界观。他们认为人和世界是各自独立的，彼此的关系是对立，而人处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人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被超自然创造者所设置下的真理，其生命目标就是征服自然。变化被认为是进步，对待生命的态度倾向客观理性。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共为一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顺从自然规律，注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石头，无情物，无生命体征，然而它坚硬，耐久，不腐，不烂，不畏水冲火烧，甚至对外力的挤压和击打也是具有超常承受性的。

　　木头，天然生长，吸收日月雨露精华，成长于深山大岭，丰盛茂挺，人类与之仿佛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与归属感。但是它在向人类提供庇护的同时，也暴露它难已持久的时间限数，以及承受力同样有限的腐烂、断裂，甚至本身就具有以身殉火的自然属性。

　　从公元前600年奥林匹亚古老的赫拉神庙的柱子选用石造开始，我们的先人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以木头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尤其古代黄河中游森林茂密，木材较之砖石便于加工制作。以至后来发展到从寻常百姓的民居到精雅的楼台亭阁和高深府第乃至宏巨的宫殿，皆无一例外。

　　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结构，即采用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墙倒屋不塌”这句古老的谚语，概括地指出了中国建筑这种框架结构最重要的特点。这种结构，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满足生活和生产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同时，由于房屋的墙壁不承受重量，门窗设置有极大的灵活性。此外，由这种框架式木结构形成了过去宫殿、寺庙及其他高级建筑才有的一种独特构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的“斗拱”。它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横木组成，纵横交错，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这种构件既有支撑梁架的作用，又有装饰作用。只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结构简化，将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变成纯粹的装饰品。

　　历史上的滕王阁是木质建筑的谱系里的一个典型范例，然而也正因为缺乏对于风火的防护设置，它也成了中国建筑史上遭火劫次数最多的一个语辞镜像。

　　古希腊建筑主要是以石质的廊柱式建筑给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经典之作。其建筑语汇深深地影响着后人的建筑风格，它几乎贯穿在整个欧洲两千年的建筑活动中，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还是集体主义时期都可见到希腊语汇的再现。古罗马的建筑受古希腊建筑影响最深，古罗马时期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种混合柱式，来源于希腊柱式。古希腊建筑特点主要是和谐、单纯、庄重和布局清晰，而神庙建筑则是这些特点的集中体现者，同时也是古希腊，乃至整个欧洲影响最深远的建筑。其中古希腊建筑史上产生了帕提农神殿、宙斯祭坛（帕加马）这样的艺术经典之作，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同时对世界建筑艺术有着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古希腊建筑通过它自身的尺度感，体量感，材料的质感，造型色彩以及建筑自身所载的绘画及雕刻艺术给人以巨大强烈的震撼，它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令它经久不衰。它的梁柱结构，它的建筑构件特定的组合方式及艺术修饰手法，深深地影响欧洲建筑达两千年之久。古希腊建筑是西欧建筑的开拓者。古罗马建筑是继承古希腊建筑成就，在建筑形制、技术和艺术方面广泛创新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以厚实的砖石墙、半圆形拱券、逐层挑出的门框装饰和交叉拱顶结构为主要特点。建筑类型有罗马万神庙等宗教建筑，也有皇宫、剧场、角斗场、浴场、广场和巴西利卡（长方形会堂）等公共建筑。古罗马建筑在公元1～3世纪为极盛时期，达到西方古代建筑的高峰。公元4世纪下半叶起，古罗马建筑潮趋衰落。15世纪后，古罗马建筑在欧洲重新成为学习的范例。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30年代。古罗马建筑的书籍和图画在明代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意大利索来《罗马古城舆图》画册3卷，存放北京耶稣会图书馆。1672年，意大利传教士阿莱尼带两册《广舆图说》到中国。这些书里有罗马角斗场、浴场、神庙和罗马街市的图像。此外，17世纪初北京耶稣会图书馆里有过3册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但古罗马建筑对中国建筑没有产生实际影响。

　　也许比较历史上东、西方建筑的孰优孰劣，不是本文的主旨，它们各自的营造方式都绝对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两千多年过去，环顾国中，几乎找不到一处已存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建筑，而历经两千多年的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等建筑仍在，--无意间一场石头和木头跟岁月的拔河，木头的宫殿、庙宇、阁楼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灰飞烟灭，而不畏火噬战乱的石头的神庙、斗兽场的残躯却巍然不倒。

　　五

　　木头对于火而言，是脆弱的，由木而派生的纸更脆弱，它不仅畏火，也畏火的反面：水。而在有稍微外力的作用下，它便会粉碎。用木质建材营构屋宇的中国匠人如鲁班者流绝对是聪明智慧的，发明造纸术的蔡伦的伟大不会低于鲁班。然而任何事物都不能以完美而论，这样他人才有创造可为。

　　我们不能说石头对火是绝对有免疫力的，只能说在火的焚烧中它有着比木头更强的忍耐力，有着比木头在时间面前更强的抗侵蚀性，仅此而已。但在火与时光的同等侵蚀境遇里，我们也不能排拒战乱，这在东西方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无法排拒的。只是我们少有发现，西方人会毁灭自己的文明，他们可以践踏和毁灭他人的文明，但对自己的文明，即使在战乱中也相对地表示了一定的尊重。

　　而以滕王阁为例，在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中，滕王阁除受火灾之毁之外，每次波及或发生在南昌的战乱，都使它遭殃。

　　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著名战乱中滕王阁屡次“中标”，明正德十四年（1519）夏，明代宗室、世袭南昌宁王朱宸濠以“清君侧”立名起兵，出鄱湖，趋安庆，直薄金陵。时任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及提督学务的王守仁速调高安、安义兵力趁南昌城里虚空先行攻占，迫使宁至回师与之交战，仅43天，宁王兵败。滕王阁在这场战乱中遭到破坏。

　　清顺治五年（1648），清军围攻南昌，明将金声垣、王得仁为守城计，放火毁民房1000余家，滕王阁亦付之一炬。

　　清朝咸丰三年（1853），驻守南昌的清军为了抵御太平天国军队进攻，放火焚烧城外民房建筑，捎带着烧毁了滕王阁。

　　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程潜第六军所属王伯龄师王永西团攻克了南昌。之后又被北洋军阀邓如琢的部队反扑，不得不撤出南昌。10月，军阀孙传芳派邓俊彦接替邓如琢，任赣军总司令。赣军怕北伐军以滕王阁为依托，居高临下攻打南昌城，守军师长岳思寅决定焚烧滕王阁。他组织了400多名士兵，每人悬赏五块大洋，让他们将城中大批煤油集中在德胜、章江、广润和惠民四座城楼上，然后利用消防水龙和水枪，喷油放火。沿城街巷，赣水之滨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大火烧了三天，长达十几里的街巷，成了焦土。百姓哭喊哀号，拼命逃生，章江门外的滕王阁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罪犯被悉数捉拿归案，1927年1月12日在贡院大空场召开宣判大会，张风歧、唐福山、岳思寅、白家骏、侯本全五名主犯被绑在囚架上，听候处决。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以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员会主任身份，朗声宣读裁判书：“……其对民众历年之摧残与压迫，施痛甚深，为害甚巨，姑不具论。即以数月来之残害论，南昌一隅，焚烧商店民房计万余户，杀害民家逾二千名，掳掠财物达一万元以上。其如滕王阁胜迹，同付一炬，事实显然。……实触犯新刑律一八六条第一项之罪，处以死刑……”宣读完毕，罪犯即被押赴刑场处决。

　　与滕王阁毁亡所对称的是世人对它不屈不挠的一次又一次的修建，仿佛希腊神话西西弗斯的传说，当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时，石头又从山上滚下来，他又不得重新推石上山，由是而再，循环往复。而中国神话中的吴刚斫桂也是几乎相同的命运。

　　让我们来看看滕王阁兴废的记录：

　　历经宋、元、明、清，滕王阁历次兴废，先后修葺达28次之多，唐代5次、宋代1次、元代2次、明代7次、清代13次，建筑规制也多有变化。上元二年（675）洪州都督阎公重修此阁，王勃写成《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贞元六年（790）和元和十五年（820），御史中丞洪都观察使王仲舒两次重修，韩愈为之作《重修滕王阁记》。宣宗大中二年（848）夏，滕王阁毁于大火，江西观察使纥干于次日在旧址上重建，同年八月竣工。宋朝大观二年（1108），江西洪州知府范坦重建滕王阁，丞相范致虚为之作《重建滕王阁记》曰：阁“崇三十有八尺，广旧基四十尺，增高十之一。南北因城以为庑，夹以二亭：南溯大江之雄曰‘压江’，北擅西山之秀曰‘挹翠’”。元代姚遂《新修滕王阁记》称宋阁“其基城为阁……大抵非唐屋矣”，元代滕王阁几经战乱而破败不堪，至元三十一年（1294），第一次重修滕王阁，阁高五丈六尺。元统二年（1334）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塔夫帖木儿游登滕王阁，下令重修，第二年七月竣工。明代洪武初年（1368）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在滕王阁上大宴文武群臣，正统初年，江西布政使吴润重建，改阁名“报恩馆”。景泰三年（1452），都御史韩雍巡抚江西，重建之，“堂高逾二十尺，而楼又逾其半，宏深富丽，……”。成化二年（1466），布政使翁世资重建“西江第一楼”，同年十月落成，工部尚书谢一夔作《重修滕王阁记》。正德十四年（1519）滕王阁亦毁于宁王朱宸濠兵乱。嘉靖五年（1526），都御史陈洪谟重建，次年二月落成，吏部尚书罗钦顺撰《重建滕王阁记》曰：“阁凡七间，高四十有二尺，视旧有加”；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西巡抚王佐重修。万历四十四年（1616）又一次毁于火，江西左布政使王在晋、大中丞王佐发起募资重建，再由王在晋撰《重建滕王阁碑记》，捐款人“皆得列名于右”。崇祯六年（1633）江西巡抚解石帆捐款重修滕王阁，由邹维琏撰《重造滕王阁记》。清代顺治五年（1648）清军围攻南昌，滕王阁付之一炬，十一年（1654），由巡抚蔡士英重建。康熙十八年（1679），滕王阁毁于大火，由安世鼎重建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阁又遭火焚，由中丞宋荦重建。康熙四十一年（1702），阁又大火，江西巡抚张志栋重建滕王阁落成，立即飞奏朝廷，康熙大喜，亲书董其昌之《滕王阁序》以赠。康熙四十五年（1706）又被大火烧毁，惟“御碑亭”幸存，巡抚郎廷极随即重建。雍正九年（1731）阁毁于火，乾隆元年（1736），由江西总督赵宏恩、巡抚俞兆岳重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江西巡抚何裕成重建。嘉庆年间，滕王阁年久失修，江西巡抚秦承恩、江西巡抚先福先后重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阁遭火毁，不久修复；道光二十八年，阁又遭火毁，江西巡抚傅绳勋重建。咸丰三年（1853）四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赖汉英、胡以晃率军进攻南昌，围城三月，清军方面由安徽巡抚江忠源稳守南昌，把总李光宽被太平军乱枪轰毙，滕王阁烧成为一片灰烬。同治十一年（1872），江西巡抚刘坤一主持集资重建。光绪末年（1908），阁又遭火焚，于宣统元年（1909）重建，此时清廷内外交困，民穷财尽，修阁规模大不如前。1926年滕王阁再度毁于军阀混战，此后50多年一直没有重修。直到1985年动工重建，1989年新滕王阁落成。

　　在写此文时，我不得不大量引用与滕王阁兴废相关的资料，不如此，绝不能让人看到一座阁楼在千年的时光里是如何断裂，又如何努力与时光拼接的。从中看出的，与其是一座楼阁之殇，倒不如说是时间之殇。正是滕王阁的屡毁屡建暴露了时间的破绽，让我们似乎从虚无中发现了存在的某种隐秘真相。

　　六

　　现在让我们来登楼阁，在钢筋水泥之外的彼时--从唐永徽四年（653）开始，登楼会听见木板楼梯咯吱声响，楼高只有二层，但我们登楼的步子却要从唐上元二年（675）走到贞元六年（790）和元和十五年（820），走到宣宗大中二年（848），走到宋朝大观二年（1108），走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走到元统二年（1334），走到明代洪武初年（1368），走到景泰三年（1452），走到成化二年（1466），走到嘉靖五年（1526），走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走到崇祯六年（1633），走到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走到康熙十八年（1679），走到乾隆元年（1736），走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走到同治十一年（1872），走到宣统元年（1909），直至1926年--历史上每一次重新修建的年份，都是时光留下的清晰脚印，都会在木质楼梯上发出回声，就这样一步一级，咯吱过唐宋元明清，咯吱过唐宣宗、明洪武、嘉靖、万历、崇祯、清顺治、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宣统，时光如水，槛外赣江如镜，唯一看见滕王阁仿佛魔术般的时隐时现，它吸收了木质楼阁上发生的所有脚步声，以及那些储存于木质结构里的陈年旧事，终于付之一烛，而那脚步的声音也在水泥中悲哀地板结，即使其身体看似再生，抑或超越原有的高度而至宏巨，然其质感的脚步声再难复活--以后的历史如何发出回声？

　　在深邃的时光里滕王阁不过是一种幻象，人们把自己的臆测与想象，还有在现世无以言表的悲哀倾注其中，使它演绎为一座精神上的阁楼，其实其立于现实地面--赣江边的指向仅仅是虚无。它是历来文人精神谱系上的一个时光驿站。

　　滕火阁的屡毁屡建使它获得了在最初死亡--唐永徽四年（653）至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后复活的不死之身，它的复活能力仿佛成了它的魔法--有了在时光中时隐时现的特质，如同海市蜃楼，它时而隐匿在时光背后，时而突然将其古老的镜像呈现，由此令它化为一座迷宫，而时间的复仇者隐身其中，滕王阁于是一再成为幻想家意图构建的时光摹影，它总是在追摹前朝的背影，以此来实现自身对于时间无能的有限阻挡，并试图通过“赋”或“记”的形式把自己的影子加入到滕王阁的巨大幻影里去。

　　而这一切的另一个最初，是滕王阁完成了使一个性命殇逝者--由于他的死--而让楼阁一次次找到了复活的理由，令殇者的魂魄寄托于绚烂工整的文辞而仿佛一再提升到神的规格，滕王阁在他走向殇逝之前便让他完成了自己的造神工程--《滕王阁序》--既是殇者提前为自己也为他所赞美的楼阁赋就的悼词--也是他（它）向上天签下的死而复生之约，由此仿佛时间也对它无何奈何！--“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纵使滕王阁一再在时间里迷失--火烧兵焚--纵然躲藏在时间里的纵火者一再出现，把它毁之一炬，它总能自我超度。而一千三百年来最后一个纵火者岳思寅，竟又死于诗人王勃殇逝千年后的另一位诗人郭沫若之手，这仿佛是上天精心安排的一次复仇。而1927年郭沫若在宣判岳思寅死刑时，他已于六年前的一场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完成了他的火山喷发的白话诗《女神》--作为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歌者他将由此而进入中国文学史--如果用色谱中的一种颜色来为之定性的话，它是红色的，因为这五四运动对于封建传统有着火一样的杀伤力。同年年3月郭沫若又在南昌花园角二号朱德住处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四十一年后他的儿子郭世英将死于另一场火山爆发般的运动“文革”--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1968年3月，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谁都知道，郭沫若当时虽为副委员长，却无以决定此案的审理判决。这位当年在南昌理直气壮秉承古老公义和先进正义的诗人兼革命者审判滕王阁的纵火犯岳思寅是如何的毅然决然，以其诗人铿锵发出的声音气壮山河。

　　郭妻于立群要他以爱子遭绑架一事直接向周恩来求助，但他见到周恩来时只字不提。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他死时，年仅26岁，比英年早殇的王勃还小一岁，而王勃已为他才名的不死而事先留下了《滕王阁序》，空有才识的郭世英除了死亡的恐惧与惨痛，什么也没留下，悲愤难忍的于立群责备郭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郭称“我也是为了祖国好”。晚年郭沫若悲痛思儿，狼毫宣纸爱子日记八大本！

　　--历史往往在时间的镜像里就这样看似有意而又无意地出现了重叠、映衬、反照，滕王阁如果作为一座时光的迷宫，它幻化出的影像将光怪陆离，仿佛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没有关联，没有来由的。而死亡也不可能把曾经的存在抹平，让它消失，这就使死亡获得了另一种意义。而当年一个文人（诗人）郭沫若不可能亲手开枪杀死军人岳思寅，他只能用语辞的宣判，而岳在接受郭的宣判时已死，那后来响自刑场的枪声只是在他身体被语辞处决死于非命后的仇恨回响。

　　更为有意思的是，在一千多年岁月里屡遭火焚的滕王阁第二十九度重建放弃了木质材料而选择了向石质靠拢的水泥钢筋的混合体浇铸，这在另一种意义上宣布了历史上木质建筑的滕王阁屦毁屡建的无效，同时证实了滕王阁作为古典存在的死亡。

　　而作为钢筋水泥体滕王阁的出现，只是为已逝的滕王阁立起的一座纪念物，里面更多是新鲜的悼词与过去的遗证。换句话说，与曾经作为历史遗物存在过的滕王阁相比，它确实如我的朋友、文史学家、重建滕王阁的总指挥、诗人宗九奇所说的那样：它只是一座“滕王壳”。

　　八大山人在诗的语词与绘画的笔墨对滕王阁的放弃，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文化意义上留白。

　　我个人以为多少年来滕王阁仅真正存在于那一次次修改过的最初江边的原址，存在于最初一次亡毁后所留下的它所隐匿的虚空里。时光一开始就将它接纳到自己的怀抱，后来人们所看见的一次复一次重新修建的楼阁，仅仅是滕王阁的幻影--是滕王阁死亡后留下的人心里的幻象，其最初意义乃是出自对于文字中的滕王阁的臆想和杜撰，因了世人对文辞的膜拜和对殇者缅怀的激情不可遏止，使这座仿制物（仿古建筑）成为文本的另一种实体，从而让人们通过对实体的抵临而完成对于千年文化不死的想象再造，让坍塌的记忆得在精神和物质上获得双重重建，以便在现场找回在多少个世纪里迷失的存在尊严，以此抵抗如死般的遗忘。尽管从不同年代建造的不同的滕王阁里可以明显看到记忆的缺损，但更能让人得到记忆的安慰--而最近的重建乃是以钢筋水泥的混合方式埋葬木质的速朽与火焚，并以此作为对二十九度兴废的补偿，期冀永在的时光在钢筋水泥的滕王阁里固定，抑或换取脆弱记忆在将来坍塌前的相对完整与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