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二十四章 卑贱而一意孤行的年月

　　阿乙

　　1995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一，星期五。当Y走在通往县文化宫舞厅的路上，什么启示都没有，只有到将近十五年后，Y才会清楚，那里有一个布置好的阴谋。Y浑然不知地踏进去，就像踏进时间的下水道，经久不归。

　　Y穿着崭新的绿色警服，正在读公安专科学校。那可能是Y最阳光的一段时间，在头一年的高考里，班里只有三个上了分数线，而且看起来也只有Y的这所学校具有确定性，Y只需要磨完三年，便会在小城的上流社会永远混下去。Y走进舞厅，那里三三两两坐着正在复读的同学，这是一场来得太早的聚会。

　　Y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沙发，像自矜者一样礼貌地与人打招呼。Y不能去表达得意，也不能过分表达相反的东西，因此颇为零落地坐在那里，等待合适的时候离去。Y确曾站起来，这时阴谋启动了。酒保好不容易调试好音响，放进去一盘磁带，正在转动的转灯恰好又坏掉了，一束暗蓝色的光一动不动照射在Y的正前方，一张苍白的脸庞。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里，麦卡勒斯写道：用柠檬汁在白纸上写字是看不出来的。可是如果把纸拿到火上去烤一烤，棕色的字就会显出来，意思也就一清二楚了。这束像月光的光就是这样，像火烘出她内心的忧伤。在此之前，Y见人脸，都是五官，鼻子是鼻子，额头是额头，除了说明它们自己什么也说明不了，但在这时，Y看见了眉目间汩汩流动的气息，那是驱之不散的哀怨气息。（很多年后，当Y陡然在夜光中看见《蒙娜丽莎》画像时，内心同样起了惊悚。那同样是一种不可理喻的邪恶展示。）

　　Y在初中和她同学了一年，高中同学了两年，他们应该有不少次擦肩而过，应该说过你好和再见，但是一切的交往就是这样。他们连彼此的家世都不清楚，像两条互不相干的河流。在这样的时刻，Y却像是走上平庸的山头，忽望见一望无际的冰川，Y被秘密震慑住，手足无措。

　　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诡异的时刻，这样的时刻也许只有一秒，但是好像一生的事都就此安排妥当。Y想，我爱她，拉起她的手，保护她，和她一起活，消失于这人世。这便是上帝设好的阴谋，在这个时刻过去八年，Y才能承认自己的行为纯属自作多情。上帝和Y开了巨大的玩笑。

　　在一部叫《海市蜃楼》的电影里，男青年看见天上的海市浮出女人的面庞，爱上她，后辗转千里，跋山涉水，寻找到对方，但是她有着蛇蝎心肠。这段毁灭故事的前半段符合上帝的理论，便是人之初，有两个头颅、四只手、四条腿，上帝嫌其累赘，因此一分为二，从此那被分开的叫男人的一半去苦苦寻找叫女人的另一半。这是爱情和婚配的来历。

　　每个人在初恋时几乎都是固执，蛮横，百折不挠，虽九牛不能拉回。Y不知道是他锻造了拒绝，还是拒绝锻造了他。愈挫愈勇。她起先是婉拒，后来是坚定的拒绝。如果程序倒过来可能好一点，她头一句就一锤定音地说“滚开”，可能后边的历史便不会演进下去。但是她第一次说得很礼貌，她礼貌地拒绝Y，让Y以为她只是有着某种不便。Y总是这样替她考虑，Y觉得她羞涩、不想让人看见、不想让人知道、还没考虑好，或者想考验Y。

　　Y在向一个哥们倾诉时，后者拍拍Y的肩膀，“你要是一追就追上了，人家岂不是鸡了？”Y再没听过比这更温暖的话了，Y讨到他的方子，那纸条只写下七个平常的字：胆大心细脸皮厚。

　　Y喜欢上这个女人的同时，Y的同学鸡屎也喜欢上她的密友。Y和鸡屎曾互相打气，一同行动，当时他的结局比Y还惨，被结结实实泼了一盆洗脸水。十来年后，当Y回到家乡，鸡屎都会请饭，作陪的是他夫人，当初的泼水姑娘。有考据说，县城人的性生活质量最好，大抵如此，鸡屎如此，Y那已经两次结婚的弟弟也如此。Y几乎不再问她--F的消息，总是他们星星点点说一点。有一年说是在外做销售，有一年说回到县城待了几天，最近的一年说她的丈夫是个军官，生了女孩。

　　像任何没有安全感的人一样，Y在那冰冷的时光结识下一帮失恋的人。其中有一个将行时瑟瑟发抖，Y陪着他饮了老酒，像两个混混色厉内荏地朝着中专进发。在女生宿舍里飘出一声“谁呀”时，他蚊蛾一般回答，“我。”就好像吹好的气球扑哧一下放气了。宿舍里传出不祥的声音，于是Y喊，“请开门。”里边却是再也无声响。Y用手推推不动，唆使他用肩膀顶，他只那么轻微一顶，那插销便脱了，挡在门后的架子跟着倒了，脸盆、茶缸叮叮当当在地上跳着，跳了好一阵子。虎背熊腰的他泪流满面。

　　多年后，当Y去赣南那个县城玩时，他已是派出所所长，正在等待提升公安局副局长。他安排Y到洗浴中心洗澡，到好宾馆住宿，他陪老婆去了。他的老婆就是那个用脸盆、茶缸来构筑防御工事的女生，脸有雀斑。Y有时想，如果自己和F修成正果，现在也待在县城家里，坐拥DVD、空调、真皮沙发以及孩子的玩具，晚上到朋友家打打麻将，Y打累了，她来锄草（在县城那里叫替打为锄草）。Y曾读到托马斯曼的《托尼奥克勒格尔》，作家克勒格尔在回乡时看见童年最好的玩伴与自己的初恋女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热泪盈眶。这是嫉妒的泪水，是对平庸生活的嫉妒。

　　Y并不热衷政治，有时看起来有着于连式的理想，发起狠来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真能到纽约混一趟，但是这些大话并不靠谱。而且一开始也没想过会写作。Y的宇宙就那么大，就只想得到这个女人，和这个女人生活。从Y嘴里发的誓太多，兑现的太少，但是有一条在1995年到2003年这八年始终强悍，那便是只要她一声召唤，Y便可随她去任何地方，山岗，远寨，可以抛弃父母、财产和生命。

　　只要她轻勾一下手指。但是她压根不搭理Y。她唯一的恩赐是主动打了一次电话，问Y有没有车去省城。那是1996年，从县城去省城的中巴车泥垢满地，车顶上装载着一层层行李，车里塞满人，像塞满鱼。Y是商人的儿子，没有能力搞到像样的车，因此恳请同去警校的公安局子弟，他们恰好要开一辆稍大的车去，便顺上了。她的父母随行，父亲脸色浮肿，母亲微胖，穿着过时的踩脚裤，Y不能想象这样两个人物会造出这样一个天使。

　　她的父亲说：在国外，民办大学比公立大学的教育质量要好。她的母亲则有些欣喜地看着Y，这样的目光对Y真是一个鼓励啊，Y想他们总会对女儿说，这样的人你怎么不去考虑呢？Y和她则一句话也没说，在此前的一次造访当中，Y已被她彻底镇压。

　　那时Y在警校，已经和她通信，大约写了三封会回过来一封，三四行字，当时扒开一个个字缝看，觉得充满玄机，现在却觉得是自己不敢认输。这圣旨般的话现在读来颇为难受，Y很难承认她只是随便抄了几句歌词来对付自己。有一句是，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你不能因为无奈就不出门吧；有一句是，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一句是，你既然从未得到，又怎能说自己失去呢？有一句是，if you can do，show me your all。

　　Y妄学几年英语，对这简单的单词不敢断论，于是只要碰到一个英语四级以上的就去问，问到今日还是无解。Y可以将它翻译为希望，也可以翻译为绝望。在最冰冷的时刻，Y恼怒地说，它的意思是“有屁快放”。Y，有屁你快放。

　　Y从警校潜回县城，又在家潜藏几日，眼见着要将病假消磨光，于是打足勇气（对自己说，你跑了几百公里到底是为着什么），走向她家。那是在红绿灯旁边的一栋院子，院子里有绿色小楼，是她父亲单位的宿舍。后来Y每次在异地见到刷绿漆的房子时都会心潮澎湃，原因就是原初的女神每日在这样颜色的房子日出而歌，日落而息。Y走在街上，脸色红透，路人几乎都是熟人，好像都知道Y要去泡妞，嘿嘿呀，这小子泡F家的女了。Y绕了几个圈子，挑没人的时候进了院子。上楼梯时，腿脚发软，好像人生只剩这最后几级了。

　　她拉开门，坐回到椅子上，Y站立很久才敢授权自己坐到对面。电视上正在放潘虹主演的《股疯》，她斜着头看着。Y像罪犯等待审判。Y在囚牢里旷日持久地等待，现在时候到了，总会有一个公文式的语言从她嘴里飘出来，判决Y离开，或者留下，总得有一个爽快的结论。但是她只是将眼神从电视移过来，一言不发地看着Y。迄今为止，Y也没见过这样凌厉的眼神，它像利剑顶在Y的眉心，让人挣脱不开，逃无可逃。Y的身体出现轻微的响动，此后越来越不受控制，就好像要将自己筛出去。

　　Y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时，像大病初愈，绵软无力，说出了一句让自己也奇怪的话，“你就像个希特勒。”她对这样的愤恨纹丝不动。

　　在公安局的车将他们送到省城东边一所学校后一周，Y重整旗鼓去找她。Y想她也许会念叨这次的帮忙，多少给点好颜色。但是镇压却比上一次来得更厉害，她正在用手帕缠绕因为穿高跟鞋受伤的脚跟，看到Y，脸色变了，说，请你离开。

　　Y现在怨恨她没有老早这样宣判自己。但其实是Y应该更早地明白。如果不是时间为爱情的贱民制造出某种巧合，Y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在若干年后的一夜，当Y坐在异地一堆新朋友当中高谈阔论时，咖啡厅里走进一个被折磨成鬼魂般的女人，她走到Y跟前，瑟瑟发抖，等待着处置和安排。Y说：对不起，我不喜欢你。

　　一小时后，Y走上街，忽而悲不自禁。Y明白了，我喜欢你，而你不喜欢我。就是这么简单。Y为世界有这么简单这么正常的道理而痛哭，Y一直没想到这是它恒在的荒谬。

　　Y记得有一个女人，在房里放了十几罐健力宝。她说是为Y准备的。Y喝它是因为那个商店只有它，她却据此以为Y喜欢。这件事卑鄙无耻的是，Y日了她，然后溜了。也许世界就像茨威格写的《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那样，这边仅只是一滴水，这滴水甚至蒸发了，在那边却仍然是一个庞大的世界。

　　请你离开。Y失魂落魄地走出来，鬼使神差地朝与来路相异的方向走。地面越来越荒凉，以至能看到一座村舍突然垮塌，尘烟像火山一样爆发。极度惊吓的人们无声地逃来逃去，而Y像失去灵魂的人端坐于地，泪眼婆娑。这样的毁灭日后还有一次，在Y自以为心如止水时，路过县城的红绿灯，却不再见到那绿色小楼了，于是走进院子看，看见了残垣断壁。一个穿着内裤的民工正一锤锤敲打墙壁，而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则躺在地上睡觉，午后的阳光真好，酱油色的胸脯一起一伏，能闻到鼾声里飘出的酒气。

　　毁灭在Y心里植下种子，有时发作起来简直是故意。在孤苦无依时（直到今天Y的父母也不知道Y曾喜欢一个女人长达八年，几乎把青春喜欢完了），Y自己来编排她。Y看村上春树的东西，就想象她是母猿，为着抓住一只逃窜的无腿虫，在县城废墟跳来跳去。月光洒下时，她坐在人工湖岸边啼鸣。就是这样的长着松针式毛发的她，用昏黄的巨瞳盯着Y，说，我不喜欢你，你再说也没用了，我就是不喜欢你。

　　有一年Y自异地回到县城，偶尔去储蓄所取钱，抬头时心下一颤，看到了那再熟悉不过的眉目。Y很难相信同样暴露出哀伤气息的眉目会长在另一人脸上，因此Y问：F是你什么人？是我妹妹。储蓄员说。一切全是遗传。所谓神性、气质、唯一的东西，都是遗传下来的。像水汪汪既产生于情人的眼，也产生于牛。Y被生理现实玩弄了。Y开始撕扯她，她成为想象的另一面，成为叫做小姐的女人，嘴唇涂抹艳俗口红的女人，髋部比肩膀还宽的女人，眼角布满鱼尾纹的女人，已经死亡的女人，Y在撕扯这个内心造起来的神。一切消停后，Y又说，纵使这样，只要你召唤，我还是要去。矫情如杜拉斯的句子，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貌。Y就这样整整折腾八年。

　　在八年当中，有四年Y在不停谈恋爱。有一夜Y打算靠回忆女人消磨时间，每个女人回忆半个小时，发现一晚并不够用。这可耻的游戏有的进行几天，有的进行几个月，有的是Y甩对方，有的是对方甩Y，在其中一位弃Y而去时，Y曾以为自己已被挖空，遂为此哀嚎啼鸣数日，却是很快又明白，自己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的其实只是床上游蛇般的身体。Y的可耻在于追人时，心中并无爱恋--Y只是想通过别的女人来证明自己还能恋爱。你不喜欢我，自有人喜欢，Y试图通过这个来修复溃败的自尊。现在想来，只是为了许可自己的放荡。

　　这些真实的女人无一例外不敌想象中的她。也许她的真身来到Y身边时，也会溃败，无数个太过疯魔的夜晚制造了完美无缺的作品，这个作品控制Y，垂钓Y，使Y以为自己是一只射出去的箭，永无坠期。当别人都拥有因果时，只有Y还可怕地活在半空中，嗖嗖有声。在Y设想过的一个小说里，Y模仿韩国电影《薄荷糖》，离开感到厌烦的妻子，坐上开往过去的火车，重访一个个他路过和路过他的女人，最终到达1995年2月10日那个傍晚，那个破旧舞厅的灯光下，Y向她倾诉命运与人生，以及不再回来的纯洁的、一尘不染的爱。在结尾，Y觉得要交代，让他感到厌烦的妻子和当初在暗蓝灯光下看到的人其实是一个人。

　　Y几乎什么都不信，不信才好呢，不信才会赐放荡以合法性。Y好像受获一双魔鬼的眼，轻易看到阴影、龌龊和裂缝，那些他自认为是世界本质的东西。当很多人看到暖阳下齐整如一的油菜花时，总是Y出来令人恶心地提醒，在菜秆下是苟合的老鼠和干硬的粪土，以及湿润的菌斑。Y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Y一度迷醉傅红雪那样的名字，自弃弃于市，虽为人唾面，置之不理，一心眼里苦念着翠浓。

　　Y在看电视《天龙八部》时，不觉得萧峰生是生，死是死，只将全身心投放于傻逼游坦之。在戏剧的高潮处，阿朱死，萧峰抱尸跳崖，暗恋他的阿紫跟着跳，最后跳下去的是游坦之。“阿紫，我来了！”他喊。这小丑的悲壮也大约只有Y会嘘叹。这个人被玩弄得没有脸了，被玩瞎了，像条狗一样过着，却正又是他在阐述着诸人心里的隐痛。爱情，可能永远存在爱的这一方，永无法为外人知。很多时候，在标签化的小说里，美女都被赋予善良的使命，而为了制造冲突，作者都会设计脑满肠肥、多金粗鄙的老男人出来暗恋她，这个角色既卑鄙又无耻，既可怜又可嫌，Y总是这去想，人家为了使美人满意，也许是冒死才打劫到八尺厚的银行柜台--就只为了依靠钱来撬开拒人千里者的城堡。

　　Y赋予暗恋者以伟大，是因为自己曾承受这样的耻辱。Y罗列过自己不受F欢迎的理由，有一条是缺钱，因此Y似乎立志要赚很多钱，乃至可以买到一个地下车库，改造成她的衣柜；有一条是欠缺音乐天赋，因此Y似乎也立志要成为大师，在巡演世界后回到县城，在演出的最后宣布这项成就的来历。但是这样想并没有用，她早已抛下Y，进入自己的人生程序，那个程序牢不可破。在Y那无数个要写的小说里，其中有一篇便是Y作为音乐家回到小城（就像作家克勒格尔回到以为有乡愁的地方），举行演奏会，她也弄了张票进去，在演奏到一半时，她见很多人从侧门布帘下溜出去，便也溜了。《还珠格格》快收尾了。

　　那个意念中的大师（Y）激动骄傲，谢幕时终于讲出内心的秘密，一个1995年2月10日，一个星期五傍晚的秘密。瞎了的他看不见，台下空空如也。

　　八年后，绵延的暗恋结束。是因为出了件糟糕的事。Y从县城辞职，游历中原，辗转来到上海，一日无衣穿，去百货大楼，偶尔找厕所，恰看见曾被自己抛弃的女子，在做导购。她因父母离异，在母亲家为继父不容，在父亲家为继母不容，15岁辍学，曾飘落于一家报社地区通讯站，当了一名假记者。她采访到县城公安局时，被Y识破，但Y没有纠缠，后来便无由地恋爱了很久。是女脾气暴躁，率真，义气。后来说断就断了，一般分手都逃不开麻烦，她却只反过来打了一次电话，只说“连你也不要我了”。

　　常理中的小说碰到这种情况，男主人公会憋着尿低头走掉，装作不认识。但是生活是Y贪恋于她的胸部，他们辗转流落，意外重逢，反而亲近不少。Y和她回到她家，她端水泡茶，擦拭安排，像是悍物投胎为绵羊。Y只觉人生变化极快，她终于长大了。后来悲怆一想，却是她不低眉顺眼，世上已不留活路。Y和她来往了几次，也不好开口问，后来饮了酒，知道她其实是台湾人的女友。她强调说他家里没有老婆，Y颔首。但是台湾人只给她租了这么一间房子。台湾人可耻啊，Y这样想，说，离开他吧。

　　她摇摇头。后来她打电话叫Y去唱歌，Y找到，上海少见这样寒碜的歌厅，沙发油腻，包间局促，她正在一堆大娘同事中欢快地唱歌，她看见Y时笑得大开。Y没有妹妹，Y想要是有妹妹，就会是这样的，对着他心无芥蒂、充满希望地笑。一个多月后，她打电话来，说你当初说的话还记得吗？Y说，我说了什么？她没说话，他也没说，两人尴尬地僵持在话筒两头，Y身边躺着一个游蛇般身躯的女子，内裤只有拳头那么大。

　　因为被游蛇般女子抛掷，Y应允了去广州的机会。在打点行李离沪时，Y才想起要给导购打电话，但是号码停了。Y眼一闭走掉了，他想，即使没有停机，自己也是叶公好龙。后来，Y想应该有一个人在黑夜中走，Y两次与之同行，两次借故走掉了。Y便羞惭起来，这件事情的发生宣示Y在那孩子气般的四年里种下了难以解脱的恶果。

　　未来的一个日子，当有一个女子脾气暴躁地离开Y的住地时，Y去寻找，找到二环路，车辆来来往往，过尽千帆，凄惶莫名。后来终于看到她平安时，Y和她的关系就史无前例地稳定下来。Y不想再去算计别人的脾气弱点或者别的什么，Y觉得事情就这样了。Y是一个年级大起来的人了，不适合再去造那风花雪月的幻景。

　　要实实在在看到什么人信任自己，并回报对方。

　　2009年末，M的演唱会举行，Y买了票去看。十天后就是M的40岁生日，她的声音宛若当年，但是好像40一过，她便不能再以接近童音的声音出来演唱了。这是一场青春的祭奠。因此演唱会虽规模不大，在编排设计、演职投入以及背景安排上极尽奢华。就好像不是在让你买票消费，而是邀请你来参加她的青春告别。隆重如一生一次的婚礼。

　　Y在偏远的看台看不清她，但当她走上舞台，走进自己的旋律时，Y还是泪花滚动。她是凝滞在Y八年岁月里的配乐，Y就是在这样的音乐里失眠，爬起床来写发不出去的情书，写感叹号，写我想念你，我很寒冷。Y就是在这样的音乐里像雕刻完美的雕像，不停雕刻她，甚至雕刻好了可能会面时的场景，那些月亮、玫瑰、海浪、雨，那些因为爱情的弱智而涌现出来的意象。

　　1995年2月10日之后，Y和F只见过五次，两次是偶遇，接到她来信五封。

　　M的演唱会进行到第五章节时，很多观众走掉了，猥琐得像是偷粮食的人，猫着腰钻进甬道。结束时，属于她的旋律只放了一会儿，就被一种我们在运动会里常能听到的进行曲替代了。那是馆方在催促大家赶紧离场。

　　Y之所以听这个高雄人的歌曲，是因为在将近十五年前的那个傍晚，舞厅的酒保修好了音响，将一盘她的磁带放了进去。Y在接下来的灯光照射到F的脸庞时，想到是这首歌勾起了她的悲伤。Y想是这样的。可能她自己倒不这样认为。

　　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空空如也地立在那里。

　　回到种子

　　我的爷爷是一匹惊恐的老马。很多年后当我在坝上草原租到这样一匹瘦马时，觉得我的爷爷就是这样，它对远方失去激情，出行时慵懒而极不情愿，需要皮鞭抽打才会走上几步，它总是低下头嗅来时的气味，一等返程，又控制不住地欣喜起来，几乎将骑手甩下鞍来。

　　今天当我们家人团聚时，还会嗟叹历史上的某个节骨点。那是1950年代的某天，一位干部接到了一张纸，他盘桓良久，最终在嫉恨情绪的驱使下烧掉它。只因为我爷爷和他同村，且出了一个很小的过节。这件事像史书所载的悬案，最终对党不积极的我爷爷从乡长位置下来，变成一个略带魔幻色彩的郎中。据说在退下的谈话中，那位赏识我爷爷的老领导问：“小艾，你怎么连个入党申请书都不会交？”我爷爷答道：“交了的。”我爷爷说的时候像个羞愧的妇女，已经左右不了由公章承认的现实以及领导怒其不争的态度。

　　我们今日嗟叹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另外一条河流，那位干部接到入党申请书后，战胜小我，批准之，如此我爷爷便能借着这凭证从已有的乡长位置晋升为区长，进而局长、县长、市长、省长，一切似皆有可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高干子弟了，用不着起早摸黑，将每个亲人变成骡子，驮着只有1%利润的货物。我们有时候还会嗟叹我父亲当年的一次踯躅，生性果断的他带着全家老小从村里迁移到乡镇，又迁移到县城，在县城筑了两套大房，却是在勘察好九江市的一个门面后撤退了，这样我们就丧失了举家迁移地级市的机会。

　　今天我的流浪就根植于这纯朴的虚荣，有一天我在县城感到胸闷后，就离开组织部，到郑州当了一名打工仔，此后飘移上海、广州、北京，好似距离纽约也不远了。2006年时，一家杂志召唤我，我几乎立刻答应了，有一个原因是它是美国一家杂志的中文版，那家美国杂志就在纽约，集团的名字叫时代华纳。我就想我去看看也好啊。可惜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我炒它了还是它炒我了，就像一次不幸的吵架。

　　当我意识到现在写作的我已经34岁时，那种漂泊的疲乏又不可遏制地泛出来，我已经学会取笑自己的理想，所要的已经越来越少--正是在这逐步丧失激情的过程中，我想起我的爷爷，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惋惜过，他是一匹惊恐的老马，他才不想得儿驾得儿驾地在官场上驱驰。我记得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做下去，他说后来他们都挨批斗了。这么说他就是他心目中的刘伯温，准确预测了一场宏大历史中芝麻小吏的遭遇。而我也觉得那个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只是一个骗局，他可能真的没有提交它，这在日后他种种的作为中都得到呈现。

　　我的爷爷进入老年很早，他在卫生系统做了一会，就让我的父亲顶职去医药公司，自己退回到下沅村，过着自己欢喜的生活。我就出生在这个赣北的小村庄，是所有孩子中最受爷爷疼爱的一个，我做什么对他来说都是值得荣耀的事情（就像《武状元苏乞儿》里吴孟达饰演的无原则父亲）。他试图将自己一生所迷信的东西灌输给我，这些东西包括呼延庆锤子的斤两，点痣用的药水，黄梅戏本，奇门遁甲以及麻衣相法。有一年暑假，他找到一个算命的孤本，因为急着要还，偷偷拆开一半，他抄写前一半，我抄写后一半，结果我十个字只抄四个字，蒙混过去，等到后来他读到此处，不禁长嘶一声。我知道他不会发怒，他甚至连当着我的面怨恨也不会，他只说你这个伢儿啊，你这个伢儿啊。

　　他很好地开发了我的记忆力，他让我记住一家九口人的生辰、属相和称呼。每当有亲戚和邻居路过，他就会拉住对方问我：“说说，小莹是你什么？生于哪个时辰？属什么？”我对答如流，他便巴巴地看着对方，等待那宏大的赞扬。爷爷是个很好的故事人，总是会有些乡人过来找他讨要故事，他有天讲着金兀术的事情，讲差池了，我在一旁补正，他当时瞠目结舌，接着我看到世上最欢欣的笑脸，这笑脸接近疯狂，又那么无声，像山间的花忽然开了。从此，他给人炫耀时便会以这个开头，“你说，我家孙儿都知道我讲故事讲错了。”

　　有一天我在上学，忽然看见窗外探出一颗熟悉的光头，因为消失得太快，我不敢确信是不是我的爷爷。在回家后的餐桌上，果然听到他实在忍不住了要说：“我看来看去，整个小学就数柱儿最白最好看。”我的爷爷已经死去多年了，这件事仍然被当成我家餐桌上的笑话讲述，意思是爷爷很可笑。另一件被常讲的笑话是我第一次系皮带，不会拆，拉了一裤裆屎，一直不敢告诉别人，直到自己被臭得轰然大哭。

　　爷爷身上散发的邪劲，他对风水、周易、麻衣、点痣、戏本、中医的坚持，都让我那无神论者的父亲不屑，也因此，他的教育权逐渐被剥夺，我开始在乡村练习书法、珠算、智力游戏，直到父亲觉得还不放心，将我和弟弟接到横港乡，和他一起生活，接受他的监督。我在横港药店，接受了太多的殴打，我永远记得《唐诗三百首》的第一首诗，是为：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但我也只记得这一首。我的父亲命令我每天背诵一首诗，计划是第一天背一首，第二天背两首，至三百天时背尽。我总是背不好这第一首，因此总是被当成不用功，被罚令跪在地上，直到背诵通顺为止。我现在不看中国古文，不喜欢唐诗，就像我的父亲不喜欢吃包菜一样，他在穷困的时候吃得太多了，以至于后来餐桌再出现这东西时便会勃然大怒。

　　我的爷爷失去了我，但是他还有巨大的乡村，在那里他上山采药，配制神秘的药物，给人看风水，给人算命，有时候还搞来一种药水，把河里的鱼虾药个精光，让自己足足吃上半年，有一年他养鸭，鸭子得瘟疫死光了，他就把它们制成板鸭，在楼阁上挂满两排。我的父亲回来时总是和他大吵，这个时候他展现出殊死搏斗的架势，说吃死了是我的事，不关你的事。

　　我的爷爷逐渐成为乡间的一个传说。时常会有些邻村或远地的人提着红鸡蛋或腌腊肉过来探望，我的爷爷总是问：“孩子还好吗？”

　　“好啊，好得很，到处蹦。”

　　我的爷爷就很愉快地收下物什。很多乡村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假死，跟真死一样，唤也唤不回，这个时候总是心急火燎地来请我的爷爷，我爷爷过去拿手一通乱掐，他们就活过来，好像从时间之外归来。

　　无事可干的时候，我的爷爷总是嘴里叼着烟，也不吸，蹲在路边等候他远地的妹夫和女婿。我的爷爷本来不抽烟，因为看病多了，人家便给他敬烟，他觉得这是个财物，不拿心疼，可是抽了他也知道身体疼，因此便点着放在嘴里叼着，一生也没吸一口，时时刻刻像新手一样不知道掸烟灰，因此每条裤子都留下洞，有的洞大得还能显现里边的内裤，让我的奶奶耻笑。我的爷爷就这样叼着烟，蹲在路边等候，他已经托人带信给他们了。

　　我的姑爹和姑父赶来时，我的爷爷活络起来，带着他们参观自己新设计的捕猎机关，或者自己新看到的刘伯温轶事，有时候还带着他们到山上去看神秘的植物。我的姑爹和姑父长得和我爷爷差不多，都有一个稍微前凸的嘴巴，一双骨碌碌转的眼睛和形似于秃的头发，像是三个老掉的孩子。现在想起来他们聚会时是多么欢喜，他们是三个欢喜的人。

　　到了第一道分别的时候，爷爷总是说：“再多歇几天罢。”他们就再歇几天。过几天我爷爷又说，“再歇几天罢。”他们便又歇几天，直到不得不分离，爷爷像是萧条的作家，独自举着灯回到案前，好一通身体不舒坦。

　　总体来说，他和下沅村是和谐的，他睡在房屋里，房屋就失去了墙壁，那些尿桶、锄头、灶、柴禾、水缸以及二楼干燥的稻草就属于他，他走到门前，他就融化进万物，青翠的山、哗哗流动的河水、池塘里潜藏的泥鳅、来往的农夫、长痣的女人、相信命运的邻居和假死的孩子就像花儿一样簇拥着他。他像在母胎里的羊水活动，越活越年轻，脸色红润，健步如飞，直到我的父亲觉得他实在太老了，在举家迁移到县城时将他和奶奶捎了过去。

　　这个过程就像将鱼儿捞出来丢到地上，我的爷爷眼神出现惊惧，腾跳起来。在县城住的地方，陌生的火车每夜以其工业的姿态无情地路过，让缩在小房间里的爷爷无所适从，他不知道将那些算命书和戏本放在哪里，他看见了房间由冷硬的墙壁组成，但是这些墙壁在我父亲及现代文明的注视下薄如脆纸，他觉得他什么用也没有。他还认得政府系统和卫生系统的一些老熟人，但是在经年不同的造化之下，他们已经失去了相视一笑的默契，他们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一起来，因此最后凄惶地简化为一两句问候：

　　“你身体还好吗？”

　　“还好，你呢？”

　　这个老头，每天吃饭每天又无所事事的老头，逐渐演变为一个可笑而固执的小动物，他开始变得痴愣，麻木，在家长回来时表现得凄惶不安，好像口袋里的东西随时会被缴走。他就这样极其漫长地活了很多年，有一天他找到了把小锄头，去县城的远山转了一圈，带回了一捆毫无价值的野草；有一天则上了袁世凯的当，他回来对我们说他用极其少的钱买到了银元，吹起来还会响，但这不过是招致一家人的斥责；过了些时日，他不思悔改，又买了一些袁大头回来，他应该见过伪装成美元的秘鲁币，但是他没买，因为他不相信纸；他的妹夫和女婿有时会到县城来，但他们在来之前已经被自己对县城的敬畏吓坏了，他们不敢将沾着泥巴的鞋踏进我家，匆匆吃过饭，就甩开我爷爷留恋的手落荒而逃。

　　有一天，我病了，躺在沙发上，我的爷爷坐在凳子上守护着我，一动不动，像一尊陈木雕像。我就在这平安中睡去，直到又被惊醒，我听到厨房里乒乒乓乓，有着欣喜才会有的响动。我起来去看，发现爷爷，这个粗通一些汉字的人正按照我的化学课本配制一份神秘的药水。

　　这份由淀粉和米汤等做成的墨汁，最终在县城算命瞎子聚集的东街得到呈现。我的爷爷拿着毛笔蘸着它，写好了字，等待上钩的乡下人，他们相信了无字天书的说法，掏出钱让那昭示他们未来命运的字显现出来。我的爷爷赚了好一些钱，这让他多少在这个做生意的家庭里获得了一些尊严，他这样饶有成就的回来，被我的父亲极其不屑地斥责了，我爷爷眼里的火光应该熄灭了，他一辈子都在和我的父亲争执是中医有用还是西医有用，是有鬼神还是没有鬼神，是有天堂还是没有天堂，他失败了，我的父亲判决他说，你搞什么东西！

　　我觉得那时候我爷爷心里想着的便只有逃亡了。就像一只活在高墙下的鸡，他逐渐地老掉了，连翅膀也展不开，只能有一下没一下地啄食着米，心里却想着飞到天空去，在那里和清风白云为伴，永不归来。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悲凉，是他的热望，也是他的绝望。他最终像是不可逃脱地参加了张宏堡旗下的中功培训班，顺利滑向另一个世界。

　　今天我们都在用老年痴呆症这样的说法形容最后的爷爷，但是他得的其实是精神病。也许是在有一天，有一个问题他没想明白，卡在那儿了，走火入魔，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从此与我们失去联系。我记得那第一声宣布彼此隔离的嚎叫，那是一个人在极其惊惧的状态下才会喊出来的嚎叫，我们一家人像是魂魄被击中，惶恐地跑进房间，发现他眼睛直勾勾，手指着一个稳定的前方，气急败坏地说：“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我命令你倒塌，赶快倒塌。”

　　我们召唤他，安抚他，捉住他，却是消弭不下他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恐惧。这种可怕的恐惧像霉斑，迅速扩散起来，慢慢从遥远回到近处，从抽象变得具体，到最后演变成谁也不能靠近，每份递送过去的食物都被怀疑下了敌敌畏。他总是对我的妈妈说，“我还不晓得，你想毒死我。”

　　我的妈妈在后来总是转身对着我们笑，说：“我要是毒死你了，早不就毒死了？”

　　我们家里开始习惯有着这样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大嚎大叫的亲人。我的爷爷曾经被送去精神病院，很快又接回来，那个地方在外人看来，确实像是存在的地狱，空气里透露着太多不安的分子。我的爷爷就这样嘶吼，为着他的自由，终于将自己嘶吼衰竭了，这样他在一天忽然清醒过来，说要回趟下沅村。

　　我不记得那时我在哪里，总之我接到电话，说我的爷爷一回到下沅村他的屋子，忽然生出蛮力，将护送的女眷推开，快速闩上门，并在门后顶了两把锄头。现在想，这便是他的城堡，他要在这个城堡与那些要将他掠夺走的亲人作战，他对外边焦急的呼喊不闻不问，碰到那些乡下的老人过来规劝，他不好不回，便说：“我还不晓得，我一开门，他们就将我捉去了。”

　　至后来，大约是外边催得急了，他又发起癫狂，在屋里用自己的声音盖住世界一切的声音。我就是在这时接到电话，我大概是最后一个赌注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如果有一条命比他自己的重要的话，那便是我了。

　　我汗如雨下地赶到这个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意外的寂静，阳光照在门上，门因为被雨冲刷，淡蓝色的漆已经变成白灰色，露出道道槽痕。我就在这里听了听里边，陷入到空空荡荡的惶恐，我着急地喊：“爷爷。”

　　里边空无一声。我又喊：“爷爷，我是老柱。”

　　这时里边飘出愤怒的声音，这愤怒的声音如今听来还是如此踏实：“你骗谁呢？”

　　“我真的是老柱。”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你来看我，好。”

　　“爷爷，你开门吧。”

　　“我不开，一开他们就把我捉去了。”

　　“没人。我一个人来的。”

　　“你真的一个人来的？”

　　“真的。”

　　“我不信。”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他们都走了。”

　　后来门畏畏缩缩地开了，爷爷果然只看到我一人，卸下警觉的眼神，亲热地要摸我，我一个人把他捉出来了，一直捉到车上，让汽车拉回县城。我觉得他应该痛骂几声我这个叛徒，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就像绝望的猎物那样哼叫，哼了一路。

　　爷爷就这样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又活了好些时日。生活就像是蚌，把突兀都吞噬了，抹平了，我们觉得爷爷从一开始就是疯癫的，就是嚎叫的，好像几十年几百年都如此，好像我们也适应了他几十年几百年。爷爷像橱柜上一个不用的糖果盒，一直存在着。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大姐的儿子小学快毕业了，我二姐快生育了，我哥哥在矿产局上了班，我也警校毕业分配到遥远的乡下当片警了。我的爷爷像糖果盒一样带着某种奇迹活下去，看起来距离死亡遥遥无期，直到有一天，他在清醒的状态下去菜市场转悠，极其悲惨地在桥边踩滑，掉到烂泥河里。那地方距离我家只有五十米，我妈妈不是爱热闹的人，我爸爸也不是，我弟弟也不是，我们一家都不是，我们只是觉得很多人围在桥头，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直到我那在矿产局上班的哥哥下班了，他看到很多人围在桥头，看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满脸泥污、低声呻吟的老头蜷缩在泥里，出于某种道义，脱下皮鞋，又脱下袜子，挽起裤管，穿越蒿丛，小心走下泥潭，将他拉了起来。这时我的爷爷看了一眼，说：“国儿。”我的哥哥才知道，操，这是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摔断了自己的腿，这条腿打了石膏，好还是不好都已经阻挡不住死亡的来临。死亡就像收电费的，出现在家门口，通知了我们一家人，是时候了。我的爷爷肌肉萎缩，器官溃败，进食困难，起先能入些饭粒，接着只能入些米汤，最后只能依靠吊水针维系了。兼之爷爷嚎叫成性，最后几口真气也就损耗得差不多了。

　　纵使如此，这个坚强的老男人还是拖了很久，医生三进三出我们家，每次都像法官那样板上钉钉地说熬不过了，每次又竖起大拇指说，“我还没见过这么能扛的人。”我的爷爷到最后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嗫喏，嗫喏出来的谁也不懂，有天早晨嗫喏很久，每人凑过去听，才猜到是个蛋糕的意思，我们便想这一生小气的人是没有吃过蛋糕的，这时想起来吃了，因此热泪盈眶地去东街买，买了最松最软的，回来掰得细屑，好像要喂鸽子一样。我的爷爷看见来了，眼睛放出磷光，张开嘴等着--可是这玩意儿和此前的任何玩意儿一样，进入爷爷的喉咙后，就被悲哀地、一股脑地呕出来。

　　我爷爷疲惫地关上眼睛，连眼泪都没流。然后又开始嗫喏，嗫喏很久，都不懂，因此我们便放任他嗫喏，他嗫喏他理解，他自言他自语。好些天了，亲戚们过来探望，他们坐在一起，又悲伤又兴奋，绞尽脑汁想着这个谜语，这到底是什么呢？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大家掐着指头算，算不出个所以然。直到来了一个我的堂叔。他“三叔三叔”地唤了几声，示意大家静声，趴过去听，我爷爷张开鱼吻一样的嘴唇，将微弱的气息送到他的耳膜，好像在那里用指尖轻轻写了几个字。

　　我的堂叔抬起头，若有所思，若有所得，又凑下去听，这次他好像知道了，回头说：“怕是想回去了。”于是他又大声说：“三叔，你是不是想回去？”

　　我那疲乏至极的爷爷马上闭上眼，整张脸松弛下来，连呼吸也前所未有地平稳起来。我们到这时才醒悟过来，我们的爷爷这些年在县城孤独得不行，这一切都是孤独造成的，现在他要回家，回家了说不定还能多活上几日。我们最后一次请来医生验证我们的想法，医生视察了一会儿说，怕是赶也赶不回老家。医生的这句话让我们好一顿忙乱，又是联系中巴车，又是联系竹床，又是置办孝布，又是熬参水。我像傻子站在一旁，思考着医生说的四个字，生命指标。我看到这指标像早晨的路灯，一盏盏地熄灭，没有声音，没有动静地熄灭。

　　几天前，我在派出所接到家里电话，说爷爷不行了，我在派出所一直骑一辆笨拙的摩托，但是那次，我一把推开剽悍的同事，抢过他那马力十足又耀武扬威的坐骑，挂到最大档冲向县城。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真是疯子，我挂着空档冲下漫长的山路时，很可能就会冲进悬崖底下，从交错而行的两辆中巴车间飚过去时，很可能也会被夹成肉饼，我老远按着喇叭，傲慢地冲过赶鸭的农民，我好像掌握着一道圣旨，心头在喊：我的爷爷快要死了，你他妈地快给我闪开。

　　但是一当我到他面前，就变得手足无措，他看着我的时候，既像认识我，又像不认识我，他什么态也没表--他就是在筹集最后一点力气，准备这次他很清楚的远征。如今看来，这是一趟奇迹之旅，因为手忙脚乱，他在竹床上颠来倒去，未能被人从狭窄的楼梯间抬下去，最终靠的是几条大汉站立于中巴车顶，将楼上吊下来的竹床接住，才将我爷爷弄到陆地。

　　那辆像壮丁一样被拉过来的中巴车在汽油上出了问题，一会儿猛然前冲，像是要跌跤，一会儿又死活卖不上力，需要人下来推。我的爷爷中间有一段时间微微睁开眼，绝望地看着车顶，不明所以，直到家人凑过去告诉他到了哪里，他才消停，不再嗫喏--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眼，表现出很饿的样子，我的妈妈给他喂最后一口参水，他拒绝了，那参水从嘴角溜下来，溜进脖颈。我妈妈说过了范镇，他便又闭上眼。有时候看起来他闭眼太久，大家面面相觑，以为他就此去了，去摸他鼻息，他又悄然睁开眼来。

　　就这样，中巴车下了柏油路，在土路颠簸，又极其冒险地攀爬上山坡，在下了山坡后，下沅村的气息飘过来，大家松下一口气，孰料司机不当心，没有顾及到一道隐秘的土沟，前胎猝不及防地蹦过去，整个车猛烈抖起来，爷爷的嘴巴一时开得厉害，眼睛睁开，极其无神，好像最后一点力气无可挽回地被震飞了，众人手忙脚乱，倒是他那侄子又看出名堂，凑过去庄重地说：“三叔莫急，就差一步到下沅了，十二股已经走了十一股，就差一股了。”

　　我的爷爷就这样坚持回到山清水秀的下沅村，回到他建造的屋子，他的房间，他的羊水。在这里，大家放下他，声势浩大地说“到了到了”，我的爷爷长时间地睁开眼，看着天花板，气息随即平稳起来，就好像获取了这里的力气--我们甚至相信他会在这里复苏，他在这里长出一层新皮，下床，提着小锄头到后山挖草药。我们觉得他就是这样大踏步地回到我们人世间，但是在一个叫南生的他的侄子走来后，情况变了。南生是我的堂伯，命运和他所有的兄弟不一样，他所有的兄弟都实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迁移，只有他在“文革”时从南昌工厂归来，永耕于乡野。南生伯伯走来看了眼我的爷爷，亲热地说：“三叔，你回来了啊。”

　　我的爷爷好好看了一眼，忽然明白此地果是下沅村，大家并没骗他，赶紧死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肉身死亡，就好像一个人说话说累了，头一歪坠入了梦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遭遇到要命的尴尬，在一片啼哭中，我失去了哭泣的冲动，但是不哭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因此我将脑袋包在臂弯里，肩膀时也耸动，伪装得也很悲痛。我知道爷爷的在天之灵定然会说，你这个伢儿，你这个伢儿啊。

　　在我还想着做诗人的时候，曾经写过的两段关系到我的爷爷，一段是：

　　他叫民国八十四年

　　他叫建国四十九年

　　他叫改革开放二十年

　　他驮着

　　毫无必要的历史

　　一遍遍地

　　死去

　　一段是：

　　路越活越窄

　　房越活越矮

　　我的爷爷

　　字迹工整地

　　去了坟墓

　　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我的爷爷。现在，当我孤独得想念一只梨子的时候，我想念我的爷爷；当我孤独得想念一盆炭火的时候，我想念我的爷爷。我想念他和他的祖辈所繁衍出来的层层温暖，他们自绝于火车轮船，宁可摘草而食，围火而谈。而在那个凄寒的县城，我的爷爷只会做一件事，他站在二楼，伸着一把厚实的雨伞，像老母牛那样温柔地喊：“带伞啊，带伞，你们带伞啊。”我们这些人，在江南漫长的雨季里头也不回地离开。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湘西赶尸的传说，莫名的温暖；

　　有一天，我在立交桥下看到烧纸的女人和孩子，莫名的寒冷；

　　有一天，我在梦里看见爷爷的落葬地开满桃花，我的弟弟和他的一对儿女嬉笑着穿行于密匝的阳光之中。在那个梦里，唢呐、鞭炮、阳光、菩萨、青山都很光明，都很好看。让我像想念恋爱一样想念着未来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