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二十三章 爬过沙漠去看青海

　　连俊超

　　舅舅很早就去了青海，那时还没有我，我看不到舅舅背着行囊离开故乡的情景。我说的这个舅舅是我三舅，我很幸运地有四个舅舅，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比我有更多的舅舅。

　　舅舅不是背包走天涯四海为家的行者，青海也不是他的精神圣地，他离开故土的原因只有一个：在这片大地上生存下去。他大概在村里待不下去了，那个小村庄再也留不住他。村庄伸出了无数的触须缠住那些在她怀中生活的人们，每一扇木门、每一缕炊烟、每一季成熟的麦子都是她的触角。许多人发觉自己在一片土地上生活太久的时候，他们都已被土地埋了一半，再也抽不出腿脚来远走他乡。他们只能像一棵老树一样把根继续往深处扎，和村子一起变老。

　　舅舅走得很坚决，把舅妈和我的两个表哥留在了家里。母亲说，后来舅妈去做结扎手术，是八岁的大表哥喘着她去的。我想象舅舅离开家门的姿态，他一定梗着脖子，头也不回。舅舅是个很倔的人，但他遇到了一个脾气更倔的我的外公。外公常常指着墙头对舅舅说，跪着去！舅舅就梗着脖子跪上去，跪到日落西山，跪到天昏地暗。假如外公不下圣旨，没人敢上前劝他下来。

　　战友的一封来信像一阵飓风，撼动了我舅舅这棵尚未把根扎牢的树。战友在格尔木，他让舅舅去做卡车司机。

　　于是舅舅去了。

　　舅舅负责为一个商店进货。舅舅的卡车在西宁和格尔木之间的公路上飞驰了三年之后，他回来接走了舅妈和两个表哥。舅舅也许在那时就暗下决心，不再回那个村庄。他和兄弟们的关系越发紧张，他成了被孤立的人，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人送别，也没有人提出为他看管房院，拾掇土地。

　　舅舅把房子留给一个叫李牧舟的人，舅舅的土地在那一年秋天没有长出一个玉米棒子。当别人把收获后的土地料理妥当的时候，舅舅地里的秋草长到一人高，兀立于平原之上。那片土地一年年荒芜下去，成为昆虫和鸟雀的乐园。舅舅的房子也在李牧舟的看管下变得和李牧舟一样衰老。到最后，由于街道拓宽，那所房子被拆掉了，那时李牧舟也已死去。舅舅没有回来清理他多年前留下的东西。

　　母亲说，舅舅的屋里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放的是一些老照片。母亲总说，她年轻的时候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长辫子一直垂到腰间。她说照片就放在舅舅家的那个镜框里。这张照片被母亲的回忆反复擦拭，变得越发清晰鲜亮，我甚至逐渐相信自己看到过这张照片，看到过母亲那长长的辫子，看到过少女时代的母亲羞涩的微笑。

　　没有。我对舅舅家老房子的最后印象是一片废墟。只剩下两堵墙立在废墟中，俯视着墙根那片残砖烂瓦，就像一只老狗神情黯淡地注视自己受伤的后腿。

　　父亲是在一年夏天去青海的。

　　那时，舅舅已经在格尔木立稳了脚跟，他有了属于自己的货摊。那时候，格尔木还很小，只有一条主街道，拥有一个货摊就是一个大老板。舅舅给父亲打来电话，舅舅说，你来吧，这儿比家里容易赚钱。

　　父亲很激动，他对格尔木满怀憧憬。那时父亲刚搞垮了一个厂子，一败涂地。事实上，父亲后来的大半生都笼罩在那场失败的阴影里。那几年，他总是离开家去另一些陌生之地，他觉得有必要在那些地方碰碰运气。他在我的记忆中时隐时现，漂浮不定。他去了很多地方，考察了许多行业，最终除了一次次宿醉，他再没有对任何一件事情投入足够的热情。

　　八月，父亲带着我十六岁的姐姐一起去了青海。那天傍晚异常闷热，母亲摇着芭蕉扇坐在院门口，自言自语说，你的亲人走了，我的亲人也走了。我是父亲的宠儿，失去了父亲的保护伞，我免不了要常被母亲修理。

　　到了青海之后，姐姐打回来电话，姐姐说舅舅为父亲置备了一个货摊，姐姐说青海什么东西都贵，一把小笤帚要十块，一支笔芯要两三块，就连一个小塑料袋也要五毛钱。我们都觉得父亲这回可以在青海大赚一笔，东山再起了。

　　可两星期之后他们就回来了。他们是夜里回来的，姐姐把我叫醒，从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帆布旅行包里掏出一样样五花八门的零食。我迷迷糊糊地看着父亲和姐姐，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他们应该正在青海发财才对。

　　父亲的无功而返让母亲失望至极。父亲说，没办法呀，在青海待不下去了，他说舅妈对于他们的到来显得很反感，总是指桑骂槐地说风凉话。舅妈却说，父亲嫌青海冷，总是撂下摊子不管，躲到隔壁的铺子里围在炉子边吸烟。

　　没人再追究详情了。父亲回到他的阴影中，似乎对舅舅在青海的生意越做越大这件事毫不关心，倒是母亲对父亲过早返乡耿耿于怀，她时不时地念叨，要是在青海留到现在，我们家早盖起楼房了。

　　我想，父亲这棵壮年的树已经很难挪动了，他到青海的时候，根部粘连着太多家乡的湿土，这些土和格尔木的泥土格格不入，父亲再怎么使劲，也无法在那片地下找到可口的水源。待他把带去的那点湿土吸干之后，他摇了摇头，说，他娘的，回去算了！

　　我要到青海去。

　　我一遍又一遍地听郑钧的《温暖》，想象那片开满油菜花的土地。

　　汪汪一定看到过这样的美景，他从南方一路北上，在鸭绿江边撒了一泡尿之后就掉头朝西走了。西行的路上，他成功勾搭上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年夏天，他发给我许多照片，我看到他在山西的老街，他在宁夏的黄河边，他在敦煌的沙漠，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美丽女孩站在沙丘上的背影。汪汪说，就在青海湖边，我让她从了我。高佑也必然看到过那片金黄的土地。他在大二的那年夏天不辞而别，只身一人往西走，他路过了格尔木，并且继续往南，去了拉萨，去了墨脱。

　　而在舅舅寄回来的照片中，我看到他跷着二郎腿坐在自家的棕色皮沙发里，我的两个表哥也分别在同一张沙发里摆出了同样的姿势。舅舅已经把小鸡仔儿一样货摊养成了商场，商场像只勤劳的母鸡天天都在下蛋。

　　每当舅舅打回电话，青海就在我眼前晃悠，它已经在我脑海中晃了十几年。

　　我毕业一年了，我辞掉了工作，我整日无所事事地闲逛。当我荡荡悠悠地过到深秋时，哥哥说，我们去新疆，回来走青海，你去不去？我提起包就爬上了哥哥的卡车。

　　那天中午我们到达了若羌。若羌是一座被沙漠垂涎的孤城，十一月，沙尘横飞。过了若羌，整个下午我们都行驶在沙尘笼罩的世界里。黑色的柏油公路伸向天际，戈壁一片迷蒙，患了白内障的太阳昏昏欲睡，远远近近毫无生气，整个世界灰白一片。哥哥握着方向盘，被这片死寂的戈壁传染得瞌睡起来。我点了一支烟，递给他。他接过烟说，明天就可以看到青海湖了，公路就在湖边，沿湖修造的。

　　在新疆逗留了太久，我已经厌倦了戈壁，厌倦了沙漠，厌倦了胡杨红柳，厌倦了沙枣、骆驼刺和胖姑娘草，我急不可待地要看见青海。我想象着那片鲜活的土地，蓝的湖水蓝的天空，白的云朵白的绵羊，不可能有油菜花了，已经是十一月了。

　　但哥哥神情泰然地抽着烟，他熟悉卡车的能量，如同赶车人熟悉自己的骡子。他不急于赶往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给他一个收货地址，他就这样开下去，瞌睡难忍的时候换另一个司机。他很少转头看路边的风景，在路上跑了十几年，他已经懒得再跟熟悉的风景打声招呼。这条三千公里的进疆路线，几乎成为了他的公交专线。他有固定的站点，停车吃饭、加水，和熟识的老板娘开玩笑。而把车打着之后，他就忘记了刚开过的玩笑，神情专注地盯着前路，轻松的一刻倏忽即逝。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翻越崇山峻岭到达青海湖的时候，是晚上十点。那时湖面大概已经结冰，在高悬的明月之下，光洁亮白的湖面就像一面辽阔的镜子，照着我的失望我的无奈我的落寞我的迷茫。我听到哥哥和另一个司机说话，他们说起一个在荒无人烟的橡皮山住了两个月的人，他们对窗外的青海湖毫不关心。

　　我一言不发地把脸紧贴车窗，盯着那片镶在广袤黑夜之中的亮白的湖面，就是这片沉默的冰凉的湖水滋养着我朝思暮想的青海。除了紧盯着它，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有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来到青海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我要看一眼青海湖也无非是要给自己一个上路的理由，好让自己看起来忙碌不停。

　　我回想我游荡的2010年，春末的南方、五月的麦田、库尔勒的梨园、喧嚣的铁皮车间……堆积的地名和人名连同堆积的岁月一起翻涌上来。我想起那些在火车上昏昏欲睡的日夜。我就像一个傻乎乎的陀螺一样被命运的皮鞭抽得团团转，像亡命之徒一样奔走天涯，躲避时间的追杀。在所有的城市我心生荒凉，在每一条路上我无缘无故地悲伤。

　　我十五岁那年，舅舅从青海回来过一次。他离开了很多年，他和我母亲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第二天清晨，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回老家，那时他的老房子还没有拆掉，他爬到几张三合板做的天花板上，拿出了几瓶满身灰尘的白酒--李牧舟没有发现这些酒。舅舅很失望地看到，那些从未打开的酒都只剩下半瓶，他打开一瓶尝了尝，说，没味道了。

　　一年又一年，这些从瓶中逃逸的酒香弥漫在舅舅的老房子里，弥漫在李牧舟身边。李牧舟被诱人的香气蛊惑，鼻翼翕动，四下搜寻，却从未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

　　那天下午，我和舅舅骑车沿着县城转到天黑。他说，他走的时候城里还没有这么多街道，这个地方已经大变样了。我后来觉得，舅舅是在物色房子，他大概觉得自己快要回来了。我的大表哥已经把店铺开到了西宁，小表哥的店则在兰州，我想，他们也许会沿着西安、郑州，一路往东走回来。

　　他们的根在东边，在这里。

　　每个人都是一棵树，离开的时候都不得不把自己带根刨起，带着最初的泥土。在另一个地方，挖一个坑儿，连泥土一块儿埋进去。舅舅已经把自己的根深埋在青海，但他年轻气盛的时候斩断的老根须还深埋地下，在召唤他，要找到这些隐藏在泥土深处的根须并不容易。父亲从来就没想在青海扎根，连一片合适的生长地还没寻到，他那高高在上的树梢就已经开始回望家乡。借着一场风，他头一扭，气哄哄地就回来了。

　　我一直觉得父亲到青海去了很久，起码有好几个月，在我的想象中，他们是在冬天的某个夜晚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回来的。但家人都说算上花在路上的时间，他们也才离开不到两星期。

　　为什么他们的两星期在我记忆里竟有半年之久？

　　我想起舅舅藏在屋棚上的那几瓶酒。我想，我们的时间大概也不是均匀地摊开在我们的一生中。最初的岁月浓度很大，最初的岁月是粘稠的，你奔跑得再快，也不能比别人更早地长大。以后的时间夹杂了更多的风、更多的雨雪、更多的烦忧，被这些始料未及的事物稀释了，像被稀释的王水，再也不能溶解金子；像羽毛一根根脱落的鸽子，失去了飞翔的能力，露出鼓囊囊的肚皮，丑陋至极；像舅舅藏起来的酒，酒精挥发，只剩下江水一瓶。我们开始感叹，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无味，我们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回味，学会了追忆--你不能指望从一瓶江水中品出一种水果的味道。

　　我们的最后就是一瓶打翻的水，流进地沟，涌入河流，和山涧的溪水汇合，和洗脚水洗碗水汇合，和曾经甘洌的山泉汇合，和冲刷过马桶水的尿水汇合，和雨水汇合，和屠宰场的血水汇合，和汗水泪水汇合，和所有人的口水汇合，和一切纯洁的肮脏的水汇合，在奔向大海的旅程中蒸发掉。

　　只剩下舅舅一人独守格尔木，舅妈和大表哥一起搬到了西宁。

　　哥哥说，舅舅已经和舅妈分居多年，只是他们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老家的人。

　　我们是在那天清晨到格尔木的，街上还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扫街的和一个边骑自行车飞奔边引吭高歌的人。我们没有停留，也没有给舅舅拨一个电话。我想他还没起床，我也不愿回答他“现在做什么工作”这个问题，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在云游四方。

　　哥哥必须找到一条准确的街道，在交警上班之前穿过市区--卡车太长了。

　　当太阳高傲地跳出地平线时，我们已经离开市区，来到高速路入口--格尔木东站。我下了车，拿出相机拍下那几个金黄大字。

　　交警对相机很敏感。他走过来问我，你干啥呢？

　　我说，拍照。

　　拍什么照？

　　格尔木。

　　拍照干啥？

　　被问到这个问题让我很生气。我很想告诉他，我是电视台记者，听说你们这里有乱收费现象。但我咽了口唾沫，窝囊地说，我旅游的，拍个照片不行啊？他鄙夷地乜斜了我一眼，他也只能露出鄙夷的神色了。

　　我兴味索然地回到车上，窗外是大片的草场。看到我仍在拍照，哥哥说，你总是照啊照的，给我说说跑这一趟有啥收获。

　　我一无所获。我隐隐地觉得，千回百转之后，我已经走在了父亲的道路上。父亲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远去的青海时，他在想些什么？他有没有感到希望的火苗只剩下一堆草木灰？

　　至少，父亲回去之后，还能把自己根部的泥土原封不动埋进故乡熟悉的土地，而假如我的根须上曾有泥土的话，这些泥土也早已风干，被我飘摇不定的奔波抖落干净。我已成为一棵无根的树。我不能扎进任何一片土地，我不停地把自己放下，又拔出来。当我的最后一片叶子枯萎的时候，我将会停留在哪片荒野上？那时，我会静静地等待一场酝酿多年的大雨的冲洗，等待一只虫子蹭痒带来的微小颤动，等待一只麻雀落在肩头的震荡，等待一场烈风唤醒我所有的枝叶，随风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