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二十一章 背道而驰

　　蓝燕飞

　　总的说来，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喜欢像一棵树或者一株草那样认真而卑微地活着，但时间一长，不免对身旁的那些鸟和远方的风景滋生一些艳羡。因此，在一年中的某些日子，我会到别的地方走走。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旅行了。我的旅途多半是沉默的。先是一个人躺在铺位上，听着火车咣当咣当一路向前，窗外的风景扑朔迷离，而前程却一寸一寸的被碾得粉碎。车厢是个没有去路与来路的场所，弥漫着方便面让人窒息的气息。昏暗的廊灯下，神情暧昧的男女窃窃私语，或含笑相视……

　　半梦半醒间，与等在某个站台的丈夫匆匆会合，奔向预定的目标。

　　那些途中的人和事，如水一般在记忆里蒸发，没有留下一丁点印迹。

　　而我真正想去的地方并没几个。我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生活，对城市却没有多少向往。我喜欢的行程是这样的，先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然后穿越冰川大阪，在藏区的草原策马高歌，最后停留在丽江。这是一首完整的乐曲，苍凉、激越、舒缓。随着年龄的增长，前两个地方能够成行的可能性渐渐减少，如此说来，现在我想去而又能够去的地方只有丽江。

　　我说自己的旅行是沉默的，不仅是火车上的寡言少语，更是旅行结束后的不着一词。作为一个喜欢文字的人，这似乎是不可原谅的懒惰。其实每见别人所到之处均有收获，一方面虽也羡慕他人的能力与勤奋，一方面却觉得他们有些功利。山水是多么美好的事物，美好到只属于眼眸与心灵。所以我怕自己的文字非但不能给它增色，反像一架劣等的相机，破坏了它的美丽。

　　但有些记忆会固执地锁定某个瞬间，定格某个片断。它们有着梦幻般的色彩，在午夜的寂静中和人群的喧嚣里慢慢浮现。那是深秋的九寨，斑斓绚丽的九寨，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灰扑扑的、疲惫的旅人。

　　车自成都出发时，曙色尚未降临，街灯下影影绰绰的人群，焦灼、不耐。已经过了约定时间，大巴在人们的期许中姗姗来迟，它辗转于方位各异的宾馆、酒店，我们是最后一拨。车未停稳人群蜂拥而上。我本能地退后一步，要命的是丈夫也并没像别人那样奋力抢搏，结果是我们上车时已无任何选择。丈夫挤在最后一排，我落座在一个陌生人的旁边。如此安顿下来，心里难免生出几分委屈与憋闷，对丈夫所谓的绅士举止很瞧不上眼。所幸邻座叙起来却是个江西老乡，赣南人，在广西工作，目前在四川大学读博士。他们一行四人，也散落在车厢的不同部位，这让我稍稍心安。觉得以我和丈夫的能力，要得到一个相连的座位确实不容易。

　　车半旧不新，透着沧桑的意味。一路摇晃、一路颠簸、一路惊喜。靠窗的人们纷纷举起相机乃至手机。那些风景我无法描摹，九寨的山水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山水，那种极致的美丽，我的笔力根本无法抵达，我只能把它留在心里、梦里、歌声里。我记下的是一些琐事，它像漫舞的尘埃，只在阳光里闪闪发光。

　　到沟口已经日近黄昏。一层薄薄的阳光覆盖在山冈，照拂着皑皑白雪与悠闲的牦牛。天蓝得十分纯净，放学的藏族孩子缓慢的行走在一条斜坡上，从那里一直向上，是否就是天堂？眼睛突然有些湿润，我掉转头，深深吸了口气，凉丝丝的空气扑进我的肺。

　　沟口的景点是个藏寺，有着悠远的历史和厚重的藏经阁。建筑色彩鲜艳，红、黄、绿、白交叉叠合，脸色赤红的喇嘛用生硬的普通话艰难地讲解着，一拨又一拨的人潮水般涌来，然后退去。我们是凡俗的人，没有信仰、对图书和建筑毫无兴致，那个真正的朝圣者夹在一群追逐快乐的人中间，衣衫褴褛、发如乱草，他沉默黝黑、目不斜视，双手合十，然后匍匐在无处不在的神态面前，和蜂拥而至的观光客完全不同。而我们颈项上的哈达，那么扎眼，雪白或者金黄，在向晚的寒风里猎猎飘扬。圣洁之物成为道具，大家都在镜头前摆着各种姿势。江西老乡提议合影，我把丈夫拽来，一个重庆的小伙子说他祖籍也是江西，四个人左一张右一张的瞎照一气。几天后，当大巴停在川大门口，那不知名姓的老乡向我挥挥手，然后消失，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他相机里的那些照片只需按下删除键，一切将荡然无存。陌路之交，萍水相逢，人与人的相遇多半如此。

　　我们一车人有四对夫妻，其中一对状如姐弟，那个男人像个孩子，一路把头埋在他的爱人怀里，他晕车、脸色蜡黄，不断呕吐，整整一天没有进食，或许他们尚在蜜月中，但他们没有像另外的三对那样住“星”级宾馆，在旅行社填表时曾与丈夫争执过，觉得没必要住什么星级，到得九寨才知道，所谓的星级不过是普通的标间，仅有热水、空调。三对夫妻都是一副恩爱的模样，牵着手在夜色阑珊的街市散步。最年长的来自沈阳，他们在南方已经滞留了月余，旅行、休息，再旅行、再休息。夫妻相伴到一定时候，彼此的思想与性情就像齿轮和齿槽一般互相胶着，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我们都穿着秋装，而九寨的气温已经到了零下，旅馆的周围有尚未消融的残雪，小河细流涓涓，在不远处蜿蜒，迎面的寒风扎在脸上有微微的疼，新月的光辉皎洁而凛冽，照着异乡的夜晚、陌生的风景。牦牛肉、角梳、藏银首饰，弯刀闪着青冷的锋芒，它们沉寂而又纷扰的簇拥在一起，刚宰杀的牛、羊二十元一斤，现烤现吃，炭火熊熊，油烟滚滚，一些人掩鼻而过，一些人大快朵颐，几乎没有叫卖声，所有的交易都在沉默中进行，街道狭小局促，似乎到处都是尽头，又或者都是开始。一切似真似幻，亦真亦幻，所有的场景都像在梦里见过或者前世经历过。它们亲切而辽远。老夫妻为自己买了“羽绒服”，很便宜的那种，三十多元一件。他们觉得三十多元就能够给自己带来温暖是很好的事情。确实很好，至少在视觉上有暖意。丈夫给我买了一只银镯，四周流苏般垂着细小的饰物，行云，流水，花朵，图案非常写意。另外一对买了披肩，沉静的宝蓝，碧空一般裹着女子的脸。这对夫妻外形相距甚远，男的身量高大，超过了一米八，女的却似比我还矮一些，挂在男人的腋下，娇小而俏丽。这个川妹子，快言快语，性情如川菜般火辣辣，年纪也轻，只三十出头，男的来自香港，说着磕磕碰碰的普通话，慢条斯理，恪守秩序。东北夫妇略走走，就回房休息，我们四人继续瞎逛，男人和男人交流，女人和女人私语。川妹子谈起自己的生活，她说这个丈夫比她大十四岁，有个儿子，她也有个女儿，他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娶了她。她把衣袖绾起来，前臂上的伤痕让人心惊，一条、两条、三条，像蜈蚣一样的爬在白皙的皮肤上。她说那时她刚离了婚，独自在广东打工，在一个夜晚，遭遇了劫匪，被砍了五刀，另外的两刀在身体的腹部。那时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她觉得活不下去了，后来遇上了他，她说，如果没有他，他不敢想象自己今天的样子。我一边感叹着她的幸运，一边却在好意的提醒她，趁着年轻生个孩子。在我的经验里，孩子是婚姻的强力胶，一些琐细的局部的破损一胶就可复原，没有孩子的男女如同沙砾，狂风一扫，就被吹散了。她这样告诉我，说她曾经非常爱自己的前夫，他们也有孩子，但后来又怎么样呢？我无言，我知道，解体的家庭几乎都有孩子，但又固执的认定，相对于感情，孩子总归更靠得住些。

　　我想我已经老了。所以不再相信爱情的功效。爱情是人间最美的花朵，但它易损易折，折了谢了，花落情亡，人也就老了。老了的人和心开始向生活妥协。

　　妥协是哲学的命题还是生活的艺术呢？

　　这个川妹子已经没了音讯，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一样，分手后石沉大海。但是她灿烂的笑容我无法忘记。我希望她过上平静而幸福的生活，虽然我至今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她在合适的时候遇上了自己的爱情，那么我希望她在十多年之后像我一样，三十年之后像那对东北夫妇，在自己的中年和晚年，还能够和自己的男人一起去看一看那些自己喜欢着的山水。

　　她和他

　　一

　　七月中旬，我和丈夫转道北京去内蒙，因为硬卧紧张，只买上两张软卧。北京西站人头攒动，热烘烘地与流火的季节一同考验着人们的神经。软席候车室却是另一番天地，冷气开得很足，靠墙一溜宽大的沙发，零零散散地坐着一些旅客，中间的连座铁椅更是看不到几个人。那个老妪因此越发的引人注目，这么暑气泼横的天，她缩着脖子，耷喘着脑袋，孤零零地把自己放倒在椅子上。我想，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她，她实在与这样的环境不太协调。

　　我一直生活在僻静的山区，可是就连我也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装扮。

　　老人身上的蓝，蓝得古董，好像是士林纱。颜色已经半旧不新，式样却是更古老的。斜襟上衣，裤腿宽大。她坐在连座椅上，大声地说着什么。可以听出她是贵州口音，但她的话实在是没头没脑，像山上滚落的石头，猛不丁砸下来。

　　我隔着一点距离打量着她。她的年龄应该有七十多了，牙齿已经全部脱落，说话时袒露着空洞洞的口腔，她的头发完全白了，发髻乱糟糟的，如一堆秋风吹过的乱草，她的脚下是一个布袋，也是半旧的蓝色，软软地趴在那里，只有一根竹子做的拐杖还算精神，色泽橙黄、通体发亮，被她紧紧地攥在手里。

　　很快，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走上前，老人神情激动，几乎是在喊，她抖嗦着从斜襟大褂里摸出一个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小包，打开一层层的塑料纸，露出一张有字的白纸，警察接过去，看过又还给她，他们试图问些话，但老人自顾大声喊叫，完全无法交流，警察只能离开。他们既不亲切，也不凶悍，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这时是上午九点多，我乘坐的火车是十点五十的。我有那么多无聊的时间需要打发。

　　我走到老人身边坐下来，我想问问这个老人要到哪里去？

　　但是老人听不懂我的话，而且她的听力也差到失聪的地步。她脸上的表情一直是激愤的，不说老人应该有的慈祥，连笑容都不见。时不时地喊一声：天收他！每喊一声，竹杖在地上顿几顿。

　　一个湖南口音的中年女人也在旁边坐了下来，她操着方言大声和老人说话，问老人家住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

　　老人居然听懂了。她说没得儿子，老汉也早死了，她是个五保户。“县里的干部说，五保户每个月有二十块钱，我连一个钱都没见到过，钱都被乡干部和村干部黑下来了，我原来有五间房，是上好的房子，盖了好多明瓦，亮亮堂堂的。自从吃了五保住到‘光荣院’，房子就充公了。现如今，我连块瓦片都没得。”

　　说到这里，她的眼里似乎要喷出火来。“我不服，村上的干部坏死了，上边的大干部都不晓得，我到北京就是来告状的，让天收他！”

　　她再次从怀里掏出那个塑料包，展开一看，是张证明。上面写着老人的姓名，年龄，何方人氏，缘何外出。下面是贵州某县民政局的大红印章。

　　请原谅我的健忘。因为我已经不记得老人的姓名，不记得她居住的村庄。但我记住了她的年龄，八十四，也记住了那句话：因不愿接受救济长期上访。

　　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再怎么不济，最起码可以在冬天眯着眼睛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夏天躲在荫凉处享凉风。怎么会成为上访专业户？一个五保户，又怎么会拒绝救济？

　　这都是我无法想明白的事情。

　　老人还在那里大声地说话。她一再重复着，要到北京来找大干部，她相信大干部会为她做主。她告诉我们，她来北京不容易，车票钱都是和她一样的五保户凑的，谁想刚到贵阳火车站就遇上了歹人。一个小伙子，精精神神的，说帮她买车票，结果钱给了他，票没得。小伙子跑得没影。找也找不到，追也追不上，没法，她只得舍下一张老脸，伸手向人讨。她讨了三天，才讨来一张到北京的车票。

　　她坐上了火车，来到北京。但是来到了北京又怎么样呢？她连北京站都没出去。她何曾见过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车，她在出站口走来走去，东瞧西看，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大干部。整个早上她都在车站走走停停，终于引起了一个工作人员的注意，好心的他为老人买了水和面包，带到软席候车室暂时安顿下来。

　　十点十分，有三个男人来到老人身边，他们操着方言和老人说话，老人又一次掏出了那个塑料小包，他们看完后对老人说：你就在这里等，不要乱跑，怕跑丢了，县上有人下午来接你。他们是贵州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和老人大声说话，另一个小声嘀咕：搞啥子吗，让一个八十多的老人跑到北京来？还有一个则掏出手机打电话，他对着电话说：是某某乡某某村的。又问对方几点的航班？几点到？

　　打完这个电话，看老人虽然大声说话，但并无什么出格的举动，他们似乎放下心来，又似乎完成了什么任务，匆匆走了。

　　她高分贝的嗓音，孤零零的在空中打了几个卷，淹没在更高亢的广播声中：十点五十分开往包头方向的T282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我拎起行李，走向梦中的草原。

　　她也将在下午或晚上的某一时刻踏上返乡的路程。她本来是想到北京见大干部的，但是她只在火车站逗留了一天，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并没见什么人来安置她，恐怕连热汤水也没进一口。她来到北京，似乎只是为了把那些话喊给一些不相干的人听。

　　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她是一个长期上访的专业户，虽然她的眼里没有眼泪。

　　二

　　T282的始发站是杭州，中途上车的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时，已经有两个男人坐在小车厢里，一个是鄂尔多斯的工程师，另一个长得奇怪，也有点闷，只歪在那里，静静地微笑。

　　烟是聚合剂，三个男人手里的烟飞了一轮，很快熟悉起来。长相怪怪的他也慢慢话多起来。

　　他腿很长，但是身高很低，他的身高几乎就是腿的长度，因为他的腰与腿成了一个直角。他自己说，以前是大兴安岭一个林场的伐木工人，一次劳动中，被木头砸了，当时骨头并没伤着，只是疼得厉害，吃了一些药，抹了一些药，又静养了几日，疼慢慢止住了，以为好利索了，也是仗着年轻，觉得啥都扛得住，十天不到，就上山了。山上的活都是重活，偷不得懒耍不了奸的，一上山，那腰就有些不得劲，使不上力气。到后来就渐渐直不起来了，人也一点一点的矮下去。一米七八的个子，只剩了一米四左右。

　　矮就矮点吧，但是它疼。一个大男人，疼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整宿整宿在床上滚。到医院，也查不出啥名堂，但活是干不了了，定了个三级残废。后来木头伐光，林场解散，他回到山东老家，靠着每月三百元的养老金度日。老婆嫌弃他，离了婚，留下一个女儿要养。

　　我有点纳闷，既然生活这样不容易，干嘛坐软卧？软卧与硬卧的区别只是少了两个铺位，空间大一些，其他并无二致，价钱却翻了一番。我们是因为买不上硬卧，才退而求其次的。

　　我看了他一眼，觉得他的脸实在太长，典型的刀把脸，皮肤是黄糙色的，缺少光泽。看他的面相，我以为他五十好几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四十四岁的男人，头发已经灰扑扑的好像落满了尘埃。他倒是一副很平静的样子，他一直很平静，甚至算得上安详，言语轻缓，面带笑容，一点也不渲染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说，这次听说来了专家，要对工伤重新鉴定，他希望能够定上二级，那样每个月可以多拿一点钱。但是这个消息他是前天晚上才知道的，他的亲戚急得要命，说老打不通他的电话，要他十五号前无论如何赶到林场，才能鉴定上。他有一只手机，因为想省点话费经常关着，这次耽误事了。他接到电话时已经是十三号了，于是赶紧收拾东西，第二天赶到火车站，票又不好买，只好买张软卧。也罢，这辈子没坐过，只当开回洋荤。

　　我方位感一向很差，但也隐隐觉得不对，去东北怎么跑到内蒙来了？他应该在北京下车才对。他指着对面说，是这位兄弟帮我想的办法。

　　那位鄂尔多斯汉子许是觉察到了我的好奇，解释道：是他的主意，怕北京买不上票，而内蒙有一趟开往吉林的车，如果在东集宁上车，估计人不会太多。

　　到达东集宁已是黄昏时分，北方的辽阔大地在苍茫暮色中如舒缓的乐曲徐徐展开。他提着行李，艰难地走下火车，我看到他在站台上向我们招手，脸上有一抹……的微笑。这几个小时，他都是这样的，那笑好像是长在脸上似的。

　　火车很快把他甩在后面，他渐渐成了一个黑点，然后黑点也消失了。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希望他赶上那趟车，顺利到达目的地，然后再顺利一点，把伤残等级定为二级或者一级，就是天大的好事了。

　　谁知就是这个微小而现实的希望也很快破灭了。

　　车行不久，那内蒙汉子突然一拍大腿，说：糟糕，我把时间算错了，十五号他只能到北京，到达吉林的时间应该是十六号，还得一切顺利。

　　我们都很沮丧，一颗心悬在半天中，放不下来。但是又有什么法子？他花了贵价钱，只是坐了一回软卧。

　　旅途顺利，却是在错误的时间到达。生活总是喜欢和可怜人幽上一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