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三章 浔阳楼即景

　　苍耳

　　浔阳楼即景

　　一登上这座楼，你就知道我会向你描绘江上的浑然气象，以及两岸的景致如何如何，而此刻我要做的，却正好与之相反。我不能因为伫立在一座古意盎然的名楼，就可以渲染一番你从任何一处江楼上都能瞧见的风景：江流滔滔，巨舸，防洪墙，塔吊，树，垂云及两三点飞鸟。再者，我发现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旁观者，他难以在“情景交融”的意境里找到立锥之地。

　　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一座不知牛年马月的江边小酒楼，是如何演变成这三层三檐、青甍黛瓦、回廊曲绕的宏伟建筑的？这就像一支潺潺流传在民间的谣曲，是怎样变成了一长调富丽堂皇的宫廷乐歌。而那残剩下来的一堆瓦砾，又是怎样在民间重新长出，并改名换姓地存在着？

　　我想循着曲曲幽幽的时光暗道，在那万户灰甍之中找寻那黯淡、低矮的唐代小酒楼，那映射在窗纸上的一抹青灯的暗晕。毫无疑问，我会在那儿撞见几个酒鬼，怀才不遇者，老秀才，琵琶女，绿林汉子，遭贬的官人，甚至逃跑的边卒或越狱的囚犯。他们的脸部都一律模糊不清，在昏暗的灯下说着昏话、胡话。

　　现在，我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聚在一起划拳行令，插科打诨，对酒而浪歌，或嚎叫，或窃语，竟将那胸中块垒连同一肚子酒菜，吐得满地都是。杯盘狼藉之中，谁也分不清哪是笑哪是哭，哪是天哪是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切铁定、绝对的东西开始松动，并有了可笑的相对性。贵与贱，生与死，贫与富，皇冕与荆冠，地狱与仙界，在那些白多黑少的醉眼里竟成了纸扎的，布做的，如同妖媚的老板娘成了可以T情的对象。色情语、顺口溜、黑话此时成了下酒菜，盛它的是盘龙戏珠的青花瓷大碟子：正宗的权力话语与之掺和后，便遭到亵渎和戏弄。

　　宋江那厮正是这个时候进了“浔阳酒楼”。他一个人独自喝闷酒，长吁短叹，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眼神凄惶，看上去比施耐庵笔下的那家伙更狼狈，要孤苦。他只是一个被官府追缉的案犯而已。他写的那首所谓的“反诗”，只不过宣泄了怀才不遇、其志难酬的个人牢骚而已。但它毕竟传达了那个专制时代仅剩的一点个人声音，尽管这受阉的、病弱的“个人”尚须酒神壮胆。不管宋江此人真实与否，后来结果如何，他倒是在这“浔阳酒楼”里“雄”过一回。这样有血气的瞬间，对于个体而言实在是太稀罕了。因为任何游离的个体，在专制的机器下都难逃反复被阉割的命运。其实，宋江们被“招安”，不过是其内在思想的“雄性”不断被阉割掉的表面化和进一步延伸而已。所有内心渴望“招安”的家伙，你们不要再侈谈什么“自由”了！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太监呢？

　　在我看来，小小的民间酒楼，是中国古代最世俗、隐蔽而又最具个性和思想活力的边缘场所之一。这使我想到本雅明描述的西方世界的咖啡馆，布鲁诺观测天象的屋顶和巴黎的艺术沙龙，以及中国晋代的竹林、宋代的茶馆和清末的藏书楼。而我想在这座宏伟楼阁里找寻的，就是这么一个影子，这么一点痕迹，哪怕是一块石头、一撮纸灰也好。但我已不可能找到了。

　　在二楼东厢内，我看见那首著名的“反诗”又一字不差地被再次书写了一次。而每次书写都意味着一次改写，一次整合，以便不断接近那种宫廷式的精致和优美，并与这堂皇森然的建筑相称。我是一个优哉游哉的游客，混迹于一群游客和官员们中间，流连忘返，纵目江天而发思古之幽情，欣欣然作激扬豪放状。看来，“浔阳楼”已不复具有民间的、私人的性质，而已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庞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或者就是它的微妙象征。

　　显然，我无法看见白居易那年的枫叶和荻花，寒波浸着冷月；那“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岂止是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漂泊女子？逝水滚滚东流，一切红尘之物最终都不过如此。倘若一身青衫的白乐天，不是那“天涯沦落人”，他是否还能感泣于那琵琶的幽咽？其实，一曲琵琶便是另一种酒，另一种言说。在远离京都的地方，一个遭贬的江州司马，竟听出“小弦切切如私语”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不管这秋风是否依然萧瑟，刮过去的，也许就亮成一千年前那客船上的一抹青灯；刮不过去的，是不是已凝成这小卖部里的汽水、口香糖或者冰淇淋？

　　我已不可能找到那灰瓦顶上的一小片亮瓦了，但你可以想象，傍晚时分被江风惊醒的酒旗仿佛是昼伏夜出的枭，一个劲地抖着翅膀。而那爬满苍苔、黯湿的板壁，环绕着丛丛黄芦和青竹，此刻是否被几只虫子和蝴蝶的调笑声压得有点儿弯了？

　　谁知道这些轩昂气派的廊柱打从哪里来，还有这些高悬在雕梁画栋上的大红灯笼？让我感到兴趣的是，真实的“浔阳酒楼”，与《水浒》里的那座究竟距离有多远？而眼前的这一座，又分明是依小说里的模样仿造的，并由另一位“宋公”题上“反诗”，恍若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样。恰巧，三楼上有位八十多岁的说书艺人穆老，正在绘声绘色地说着武大郎与潘金莲那一段。他后来对我说，原先的“浔阳楼”在老火车站附近，是个很寻常的市井小酒店，至于那个“琵琶亭”碑，谁知道被弄到哪儿去了呢！其实，这些考证对我已不重要了。似乎没有必要在真实和重构之间划一道明晰的界线，一切远逝的，最终都将变得迷离惝恍，明明灭灭……

　　一九九九年九月，一场断断续续的秋雨，在古代的浔阳城和流经此地的江面下着。水势依然浩大，苍茫依然汹涌。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沿着街我一边走，一边找着可以填饱肚皮的地方。我感到，一个从高处向着低处倾斜的锐角正尾随着一个人的影子，延伸到民间的积尘、蛛网和烟染之中。哦，小小的民歌、剪纸和酒楼，它们经历了多少年就仍将延续多少年。

　　英王府內外

　　我相信存在着一种叫做历史幽灵的东西。

　　当然，这样的幽灵并非随处都能碰到，至少在正统的史学家们所勾描的历史图表中不大可能存在。那儿的确太坚硬太冷漠了，缺乏幽灵饥渴时所必须有的存在的血肉、无人收割的野麦地以及超时空的丰沛雨水。尽管我有时能感到它的存在，但仍然无法告诉你它是什么。

　　八月的一天，当我穿行于任家坡拥挤的菜市，找到45-59号这座低暗而破败的砖木老宅时，我只能踅过摆在门口商贩的摊子，将旧自行车停靠在“英王府”的门廊下。一个光腚的脏兮兮的孩子，从门内看见了我。而我看到了另一种光线，或者说是一种与光线相反的东西，它栖落于满壁的尘灰和烟色之上，但我无法看清它所照着的幽秘里潜藏着什么。在这座建筑的残存部分与那毁掉的部分遥相对称之间，我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震撼，还有一些恍惚和无所适从。

　　屋内无疑充斥着一百四十年来无法避免的混杂而犹疑的气味。到处都堆放着日常杂物和工具，几个妇女在各自的门口拣菜或洗衣，但均被统一在滞重灰黯的色调里，只有侧面一点稍稍有些发亮。她们不过在证实这座老式建筑最切近的一个角色。我忽然想到英王娘，这个会使单刀的勇敢女子名叫蒋桂良。天京事变后，她一直住这座英王府内，直到一八六〇年安庆保卫战打得最激烈时，她携幼子陈天保被英王强行送出安庆城，那时的陈玉成已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那么，此刻我还能不能称它为“英王府”？如果我说我当下是站在曾国藩的“总督府”，也不能说我完全讲错。

　　这座王府的前身，是清康熙年间建的任塾宅第。陈玉成将它略加改造，占地约14275平方米，主体建筑由三组房屋构成，东西各蝉联偏殿，外围有住宅、更楼和花园等。十九世纪中叶的南方起义者们，试图在地上建造天国式的乌托邦，但落实在地上的基脚和结构，却很难保证它不是一个封建王宫或府第的再次翻版。悲壮的安庆保卫战之后，它没费一点事就成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府，只不过将那满壁的彩画涂掉而已。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督帅行署，伪英王府也。在城西门，府屋颇多，不华美，亦不甚大，满壁皆彩画。”后来，它又被李鸿章那厮所占据，继而成了李鸿章从子李丹崖的太史第。

　　可以想象得到，第一批冲进英王府的湘勇们必定被那满屋的彩画惊呆了，以致后来粉刷它们时显得并不彻底，使曾国藩入住时还得下令将残存的彩画清除干净，不留一点痕迹。衰弱且患有头晕症的曾大人，必定怕见这些充满理想狂热的彩画，那里描绘的是一个奇异的离经叛道的世界。但这些光怪陆离的彩画并不单纯，它不过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这些来自南方蛮荒地区的起义者，充满了神话般的想象力和原始图腾的色彩，并将它们与西方的天主教、黄土地意识以及封建正统观念混和在一起。即便如此，这些彩画也比清宫里僵化的九龙图要有活力。比如壁画“飞凤奔马”上那匹白色马上竟空无骑手，查遍所有太平天国绘马的壁画都是如此。原因在于太平军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威权。清廷诬称这些起义者为“长毛”，倒也没说错。他们解开辫子长发纷披，以此表达与“辫子王朝”势不两立的决心。

　　颇有意味的是，一百二十年后，专家们为了考证它是否就是当年的英王府，曾小心剥掉覆盖其上的六层白垩土，果真露出了“飞凤舞狮”、“暗八仙”、“飞凤奔马”、“瓜瓞绵绵”等彩画。最下面一层必定就是曾国藩下令抹上去的那层白垩土了。一百二十年的沧桑变迁，在壁上积淀了六层厚的白垩土呀。那么，困守并最终战死的南方起义者，他们富于激情的悲剧性的游魂是否会随着这些重见天日的壁画而惊醒，并经受一九八一年安庆冬天的江风的猛烈吹拂？你不妨听听：在临近黎明时，又潮又黑的树枝冻上一层冰，大风吹得冰枝叮当乱响，就像铁镫的撞击声，仿佛一队肉眼看不见的天国骑兵，在扬子江北岸黑沉沉的树林里急驰，碰得马刀和铁镫嘎嘎乱响。

　　由此，我注意到两个被忽略的尖锐的动词：涂抹与剔剥。它们隐含着遥相对峙的两种动作，交织于不同的历史现场并最终纠结在有关历史的书写中。涂抹意味着将拒斥的对象遮没掉，或者涂改它们，而历史的幽灵就在下面游离而出，徘徊良久。剔剥则意味着使被涂之物渐次呈现出来，还它以某种程度的真相。介于二者之间，你也许能看见幽灵一闪即逝。六层厚的白垩土呀，一百二十年历史的大花脸上，是不是也敷了这么厚的脂粉呀？

　　看起来，我已步入一百四十年后的老宅之内，但我必定仍站在那座英王府的外面，无法进入其中。没有英王的英王府是空的，黑洞洞的。一八五九年底，英王已无法返回府内了。历经五次救援血战的英王，直到一八六一年九月仍被阻于集贤关外。遥望安庆城破时熊熊大火将江天烧得通红，英王血管里的血已经不像血，而像烧烫的水银了。我看见英王哭得像一块石头。他永远不能返回那里了。历史仅仅需要他再等待半年，同时也需要豆腐渣喂养的可耻叛徒来帮助他将最后的热血喷溅在那些彩画上！英王原本是可以待在天京处理朝政的，但他放弃了这一罩着黑幕的权位，主动请缨回到了安庆前线。这与他拒绝跟随有恩于他的石达开出走一样，可以见出英王陈玉成所具有的政治智慧。

　　发生在一八五八年前后中国两大敌对营垒之间的较量，主要是在年轻、骠悍、激情的陈玉成，与衰老、顽强、诡诈的曾国藩之间进行的。可以想见，披着长发骑在战马上的英王是怎样的英武而飘逸！尽管隔得很远，你仍能闻见那马汗和晒得滚热的马鞍皮子的混和气味。这与谨小慎微扎着长辫子、不会骑马、衰老而精明的曾国藩形成了鲜明对比。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就呈现在这种尖锐对比之中，并迫使王宫或王府之外的广大原野、稻禾、船只以及鸟群加入到这种对峙之中。然而，解辫子的人却不敌扎辫子的人。问题也许在于“长发”都是一样的，只是“扎”与“解”的动作不同罢了。比如曾国藩在就寝前，岂能不把辫子解开来，以减轻噩梦中那条青花毒蛇对他“脑袋”的缠绞？再说曾大人还有擅长看相的本领，史传上说“国藩为人威重，目三角有棱。每对客人注视多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可他为什么就看不出大清王朝的“败相”？

　　历史期待着剪辫子的人，一直渴求他的出现。尽管陈玉成做不到这一点，但英王依然是我心目中最后一位中国古典时代的农民英雄。他让我想起公元前的项羽和二十世纪的切格瓦拉。然而在古典时代，农民英雄大都“长不大”，或者说他们衰老得太快了。比如洪秀全，这个大做天王且拥有大量宫女的南方起义者，如果说他定都天京前还是一个英雄，那么他衰老得实在太快了，比刘邦、朱元璋和李自成还要快，变得像所有末代皇帝那样满脸皱纹。因此，他只能死在他的死敌咸丰皇帝的前面。“天京之变”的相互残杀，不过是将一个恶性循环的历史周期大大缩短了而已。而曾国藩是善于抓住并利用这些弱点的人。这导致了不该失败的骁勇的英王，陷入了曾是他手下败将的曾国藩精心设计的陷阱，蒙受了无法洗刷的耻辱。

　　但我以为，远离天京宫闱之争的英王是明智的：他可能害怕自己也衰老得太快。而死在25岁的英王是幸运的。他赶在自己没有衰老之前，赶在另一个恶性循环周期开始之前就悲壮地死掉是幸运的。

　　英王永远也无法返回那里了：是“那里”而不是“这里”，不是我此刻徘徊的地方--门外正传来麻酥酥的流行曲和回收旧电器的吆喝声，并闪过一个金黄头发的蜂腰肥臀的女人；门内那个脏兮兮的孩子撇下我，而将一双好奇的眼睛盯着地面，自顾自地玩耍着。然而英王只有远离了天京或英王府，他也许才能看清：王府壁上的彩画与外面广大的原野、无数饿殍和绵延不绝的逃荒者之间，存在着无形的裂沟与对峙；才能看清站在任家坡便能越过城墙眺见的古老大河已衰老得很久了。只是英王已来不及了。这个来自广西藤县的农民的儿子，甚至来不及注视一下他曾幻想过的天空，来不及抚摸它所热爱的庄稼和水车，或者摸一下那个脏兮兮的孩子的光头……

　　历史止不住英王的血喷向彩画下面那苦难的大地，但英王的血也是贫瘠的，无法滋润那个更加贫瘠的年代。

　　我忽然感到在王府的内与外之间存在着一场暴雨的迹象。它也许已下了好多世纪，但却很少打湿过那金黄色的琉璃瓦，以及它下面的旗鼓石和上马石。“被久久围困的安庆城，人肉卖到了多少钱一斤呀”？清兵攻入安庆城后，像对待扬州、嘉定一样，任意抢劫，疯狂屠杀，全城大部分房屋都被烧毁。妇女们纷纷上吊、投水、跳井……“人民”从来都是苦难的承受者，以及一方胜利时广场上的狂欢者，而不可能是俯看狂欢的人。湘勇和太平军均来自农民，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一场内耗性的漫长战争，只不过是一部分“农民”与另一部分“农民”在彼此杀戮。用血和头颅不断循环、演绎的中国王朝更替史，一直就缺乏从内部进行不流血的和平变革的内在机制。除了奋然起义然后相互血战，除了精心密谋然后格杀九族，一些人头颅落地了，一些人戴上了花翎。总督府不过取代了英王府，或者相反。

　　历史的幽灵总会在某个地点徘徊，但它只能影子似的存在，并作为秘密叫喊的一部分，以及持续不断的回声的一部分。

　　我在这座是英王府也是总督府的老屋待了一会儿。如今，它成了文物而受到保护，因此与周围新起的建筑相比，便愈加显得低矮而破败了。如此看来，我的接近报废的“坐骑”停靠在它的门外是适当的。但我到这儿，已无法见到英王了。英王呀英王。我只迟到了一步。英王骑着白马丢下英王府而去，他让它彻底荒芜、倾圮，让它开裂的墙体和瓦楞长出青苔和杂草。它回到了在它之外的昏暗的民间，无可选择地成了平民的居所，并让繁衍多少代后出现的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在这个阳光强烈的夏日被我昏暗地注视，尽管她们几乎不回看我一眼。我再次想到了英王娘，她隐姓埋名地活到了二十世纪，近乎一个神话。天京陷落时，她女扮男装才得以逃出，并携子辗转回到故乡湖北麻城，护佑着英王的子嗣艰难活过十九世纪苦难而悲郁的黄昏。那么，她是否秘密回到安庆寻访过英王府和迷离的旧梦？这一点不得而知。如今，仅残存3636平米的“英王府”是破落的，孤零零的。但我发现这座老屋的深处并不平静。它被两个分裂的自我咬啮着，撕扯着：“英王府”和“总督府”仍在进行着看不见的厮杀和较量，却同时又被老宅的结构统摄在一起，以至于难以被我们察觉。

　　自从一八六一年刷上第一层白垩土后，这座没有英王的英王府就被各种各样的当权者所占据，并加以重新命名，以致后人难以找到它。但唯一的英王府仍在那儿，并始终是空空荡荡的，至今也没有人能占据它虚蹈的空阔。历史的不可理解之处正在于它也是可理解的。这也就是历史更多地让我们记住它的原因，记住它其中的一个响亮名字：英--王--府！

　　刀锋

　　每次经过天桥时，我几乎没发现桥上有行人。为什么叫白鳍豚天桥？后来有人告诉我，因为投资方是白鳍豚水泥厂。但我始终无法将这个钢铁巨物与白鳍豚那灰白柔韧的躯体联系在一起。有一次，我登上天桥，我终于可以触摸那斑驳的栏杆了。一种冰凉、凝滞、麻手的感觉，倒与想象中的白鳍豚的肌肤有相似之处。那微红略暗的肉质和骨头，从锈蚀的漆皮下艰涩地、缓慢地裸露出来。它的暗伤似乎被我触痛了，于是，那银白的躯体便在巨大的钢铁中扭动与挣扎。那一刻，一种难以觉察的颤抖从大地深处闪电般流遍桥身，以及我的手，脊椎，肾，鼻尖。

　　记得没有天桥时，这儿一度是事故频发路段。比如隔壁戏校一个女教师上街买菜，就是在这儿被车撞死的。听说她是回族，下葬时不用棺材，周身裹着白布，然后被置入洞穴。这个细节一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骑着车，在这儿被夹在两股车流中间进退维谷，无法动弹，类似一只白鳍豚陷入滚钩之中。事实上，这么多年来，肯定有许多生灵生存在一个与人类完全隔绝的世界，可是谁能知晓它们的死活和绝望？

　　但我必须经常从天桥下经过。一道巨大而沉暗的灰鳍闪现在上方或者前方。我就活在它的上和下、此和彼之间。我已混沌地活了大半辈子了。有人笑我很书生气，在浑水里也摸不到鱼。他说得对。我非但摸不到鱼，而且也摸不到虾子。当然，站在桥上是安全的，滚滚车流在下面平静地淌过。可我为什么还是隐隐感到不安？那种阴鸷之气究竟源于何处？事实上，我不可能闻到滚钩的气味。桥上的我成了一个虚无的观望者：当目光穿过落叶纷飞之下繁华的、喧闹的冬日表象，我看到了一种正在扩散的湿漉漉的迷暗，仿佛庞德在地铁口所看见的那样。

　　有一年，我到陈独秀的墓地去。在接近集贤关的路途中，滚滚烟尘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事件，那日头成了类似红心鸭蛋那样的玩意儿。这时，我注意到在高矗的烟囱口，那铅灰色且略带硫红的白鳍豚出现了。它滚翻着，甩击着，仿佛从滚钩和电拖网中逃逸而出。我承认这幻象与语词的魔力有关，但我还是被它张开的另一个巨大躯体所震撼。在它下面是某水泥厂的厂区，庞大、凌乱、混蒙，像一个患矽肺的、头戴面罩的农民工。在这里，你也许能窥见城市神话在当代被创造出来的小作坊。谁来阻止这种勇往直前的奇怪悖论？它的副产品是将一个时代的死亡幻象不断制造出来，然后鞭打着我可怜的想象力。当然，“唯物主义”在最近两个时代都取得了胜利：它先让天下人驱除物质，继而让天下物质驱除人。在陈墓旁的植被丛茂的枝叶上，我清楚地看见它的细小骨殖和尖锐嘶叫积了厚厚的一层，像时间的尘埃以及不为人知的历史隐秘。

　　回到家中，老婆正在厨房剖鱼。她手中的菜刀白晃晃的。倒剐，切进，转动，鱼鳞和血污翻了一盆。鱼鳔一瞬间冒出来了，惨白、坚硬、不堪一击，充满虚无主义的气体，它最后时刻的尖锐敌意由此显现出来。老婆知道我喜欢吃鱼。我的理由很简单：猪肉里有太多的激素，我不想再发育了。然而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鱼也吃饲料，鸭吃的饲料甚至有苏丹红……鱼在她手中突然一甩尾，盆中的浑水立刻怒响，血鳞四溅，连鱼籽也迸出来了。它最后的挣扎让老婆吃惊。这种抵抗仿佛是从死亡深处折回的光。她迟疑了片刻，用袖口揩了一下脸。现在它彻底放弃了抵抗，静静地躺在砧板上等待刀锋。老婆说，手指划了个口子，你来剁吧。我接过刀把，表情却像一个懦夫。

　　记得这把刀是我在超市买的：在众多悬挂着的锃亮刀具之间，售货小姐向我介绍说，“白鳍豚”是品牌产品。

　　此刻，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将如此黯弱的事物打造成如此亮利的嗜血之物？它收拢着厨房内暗淡的光线，震撼着砧板，但痛饮的却是它自己的血。在刀刃停止之处，来自它内部的绝望将我刺得不知所措。

　　在虚暗的砧板上，两种血最终流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