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木桐

第二十七章 茁壮成长

　　王正一这个名字好像一夜之间就在这个山区小城变得家喻户晓了。那个时候，人们关注高考状元就像当今关心体育明星、影视明星一般。

　　小城里有个什么事，传播的速度是十分迅速的。有时候离事件发生不出二十四小时，就能在这个小城的东南西北传开来。比如哪个的妻子出轨啦，哪个的老头子自杀啦。

　　这次王正一的名字在别人的嘴里说出来，是带着羡慕和赞扬的。他考上了大学，是省城一座名气最大的大学。他是本县唯一的一个文科大学录取生。以往的年份，一年也能出个两三个文科生，但那一年题目有点偏，所以只有一个。越是稀有的就越是珍贵，尤其是唯一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名字。

　　王正一其实一点也没有读大学的准备。他的工作单位都已经落实了，工作是县人事局长安排的，县人事局长是县委书记的老婆。王正一的父亲老王是县里的干部，归人事局长管。老王是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送进医院的时候，医生就摇头，说这个病已经没什么办法治了，再好的治疗效果也就是拖个年吧的事。老王生病的事，县里很重视，专门派人到省城护理，要求医院无论如何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治疗。他是个单位的头，他那个单位刚评上了全国先进。可能因为是工作太操劳，劳累过度，等到病倒了送医院的时候，发现已经是肝硬化晚期。组织上便觉得对他亏欠太多，就想着办法要弥补。看着他的大儿子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便早早地安排了工作。因为这个家庭太需要一个接班人了。这是一个七口人的家庭，就他一个人拿工资，他有五个子女。

　　王正一考上大学也是阴差阳错。他在班上的成绩很少是第一名，一般也就是个三四名。第一名一直都是他的同学苏明扬。苏既聪明，又勤奋。他的古文水平很高，可以用古文写出很有文采的文章。苏这个乡下来的同学是他最好的朋友。本不想参加高考的王正一在好朋友的鼓励下一起去考试。那一年的高考作文是写由唱国际歌想到的。苏是个言语不多的人，更不喜欢唱歌，在学校唱国际歌也就是跟着哼哼，连歌词都不太清楚。不像王正一，唱歌的时候激情满怀，慷慨激昂，有时候还用俄语唱。因此，这篇作文写的如行云流水，生发出了很多感慨。但对于苏明扬来说，这就是他的死穴。

　　一纸突如其来的录取通知书，带来的不仅仅是喜悦，对于这个家庭，还是一个艰难的痛苦的选择。本来正一是个即将上班的职员了，对于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他是希望，是力量，是支撑。但是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也是一个令人惋惜痛心的决定。考上大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又是多大的喜事和荣耀。母亲高兴过后，令人窒息的家庭压力让她觉得上大学与眼前的困难比起来便显得不那么重要。该由这个已经长大了的儿子来接过父亲的担子了。一家人都眼巴巴地等着他毕业的日子。他还有四个弟弟妹妹。重病的父亲已经无力支撑这个沉重的家庭重担了。组织上也认为已经可以顶力的儿子，要放出去读四年书，时间实在太漫长，对于他这个家庭目前的情况来说，就是雪上加霜。

　　争论和决定的反复改变，在整个入学前的暑期困扰着这个家庭。在那个墙壁上贴满了旧报纸的房子里，总能听到父亲长长的叹息声。母亲看着身体虚弱而又痛苦和矛盾着的、不知道还能于世多久的父亲，不想让他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她知道丈夫的心思，不得不主动妥协。当得知老王决计要让老大去上大学时，他的一些朋友三三两两地来上门规劝，让他放弃这个有些冲动的决定。他们担心这个老朋友随时撒手人间，丢下这一堆老小怎么办。老王的态度十分明确，执意要让儿子读大学。再大的难处，他也不能做出断送儿子前途的事情。

　　在那个夹杂着喜悦和痛苦选择的暑期里，王正一到老家的乡下去了。他每年寒暑假都要去跟乡下的公公砍柴。知道他考上了大学，瞎了一只眼睛的公公高兴地流出了有些混浊的眼泪。公公不停地用他的粗糙的巴掌拍着孙子的脸蛋，说，没想到我的孙子这样的有出息啊。

　　这一带的农村，就兴两件事，做屋和送崽读书。有的家里穷得裤子都没有穿的，也要送子读书。在他返回县城的头天晚上，公公在黑灯瞎火的夜晚，在一个木箱里，摸出一件黑夹袄，在黑袄的里层搜出了用油纸包着的一叠票子，连毛票加在一起有八元多钱。公公用颤抖的长满老茧和皱纹的手捧着这些票子，把他交给了孙子。这是一个老农民几十年的全部积蓄。

　　王正一穿着从父亲身上脱下来的全家唯一的一件灰色毛线衣，带上了公公给他的票子，踏上了去省城读书的路。家庭的困境也许让他感到有些不安，但此刻的他，因对新的大学生活的向往而激动着。他心潮澎湃地想，让知识武装自己，以后一定能做更多更大的事。这个豪情满怀的年轻人，考虑问题总是善于从长处大处着眼。

　　大学的他，越发魁伟起来。家中不充足的营养并没有影响他长成高大的骨架，学校的饮食让他的身体有了肌肉。他的五官轮廓分明，这让他变得十分英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各科功课都优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充满着朝气又激情满怀，矫健的身影活跃在课堂上和操场上。在政治系的演讲中，严密的逻辑思辨和极富感性色彩的语言，总能获得老师的好评和同学的青睐。在台上，他老爱打手势，不知是不是受到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影响。他的手势打得很有气势，也很好看。那种气势有如在指挥千军万马。有时候，他目光里会突然有着一种闪烁着光芒的微笑，这是一种清澈的自信的深隽的向往美好的笑。这种笑很迷人，很动人。很快，他在学校就变得有名气起来，有系里高才生之称。

　　在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场席卷全国上下每个角落的政治运动。正如当年一句常用的话，“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而大中院校，在这场运动中是首当其冲的。这场运动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中国许多人的命运，并且是一生的命运。

　　校园里沸腾了。学生肩负着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历史重任，并赋予他们这个任务中急先锋的地位。热血沸腾的青年志士，为了党不变色，做出了随时准备冲锋陷阵的架势。王正一，这个平时就有系里学生首领地位的活跃分子，这个时候顺其自然地扛起了重担，他当上了“文革”小组的副组长。

　　这场运动风起云涌。各种名号的战斗队纷纷成立，不再遵守老师授课、学生听课的秩序了。知名学者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还肩负着改造知识分子的重任。王正一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有个知名教授，又是学院副院长，还是通过他的谈话而得以解放的。为此，他很自豪，有很大的成就感，觉得在为党挽救了一个老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这个省会城市的大广场举行庆祝“五一”大会的时候，王正一作为学校的学生代表，光荣地登上了观礼台。他清楚地看到整齐的游行方阵，在“八一”大道上阔步行进。在前进的方阵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高中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得雄赳赳气昂昂。他们的豪迈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举着的红旗有他们同伴的鲜血。那些忠实勇敢的红卫兵小将，面对着“反对派”扫射的枪弹毫无畏惧地向前冲，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王正一看见这支队伍走过眼前时，不由得肃然起敬。他浑身燃烧着青春的热血，认为这才是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新一代的烈士。他决心也要像他们一样，做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这场运动中，他被派到下面去“煽风点火”。他和一些大中院校的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回到了家乡那个偏远的山城。他们去后，那个偏僻的小县城就有了变化。慢慢地，一些领导离开了自己原有的岗位，去农场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挑着粪桶的县委领导看见他，还谦卑地点着头。

　　四年校园生活过去了，大学要毕业了，他们即将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这一年，他们的分配去向与往年有着很大的差别。以往的毕业生，基本上都留在省城，而他们这一届，是面向农村。系里仅有一个留在省城的指标。当然，他留在省城，有着明显的优先权。学校果然跟他谈话，安排他留在省城工作。然而，没承想，他拒绝了。热血男儿王正一认为自己是个学生干部，这个时候，正是对一个进步学生的思想考验。他壮志豪情地表示要带好头，带头去到偏远的条件艰苦的地方。就这样，他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那个小山城。

　　在他大学毕业回到山城的时候，他那个病弱的父亲竟然奇迹般地活着。也许是不忍丢下一堆没人管的孩子，也许是没有看到儿子的前途，父亲不甘愿离去。

　　命运总是有些捉弄人。在面临着县城的再次分配时，他当年最要好的高中同学，那个完全可以考上大学而没有考上大学的苏明扬已经是县革委组织组的副组长了，还是个有些实权的人物。他扎实的文化功底和办事的干练稳妥，深得领导欣赏。在那个缺乏文化的干部队伍中，他是工作所需要的人才，加之他为人谦虚谨慎，是大家公认的优秀干部。于是，他的仕途顺风顺水。对于王正一的分配去向，苏明扬说个话，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他建议老同学留在县城，按专业，做宣传工作比较合适。在当时，知识分子还很珍贵，县城里分配来的大学本科生还寥寥无几，这于公于私都是说得过去的。

　　他拒绝了同学的好意，不留县城。他铁了心要去基层，到农村第一线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他理解的伟大领袖的号召，这一届毕业生的分配方向。

　　就这样，他分到了一个离县城最远的公社，当了一名公社干部。

　　在事业上处于空白的大学毕业生，情场上却是光辉灿烂。此时，风华正茂的王正一，他魁伟英俊的外表、妙趣横生的谈吐、自信激情的神态，很能博得女子的好感。大学的女同学一封封的来信，虽无明显表白，但爱慕之情溢于言表。还有分配到县城的几个大中专女学生，常常带着崇拜的姿态，找出各种理由来找他。母亲看出了这些漂亮的城里来的女孩子对儿子的喜爱，她高兴得合不拢嘴，有些喜欢不过来的样子。有些眼花缭乱的她认为哪个做儿媳都挺好。最后，他和本地的一个机关女干部结了婚。那是个心性很高的女子，不仅人长得漂亮，工作也干得挺好。有不少条件好的人追求她，有已经是一官半职的，也有家庭条件好的，她都没答应，一副毫不理睬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她好像在专门等着王正一的出现。当有人给她介绍王正一时，她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王正一有些顾虑，因为这个女子曾经被苏明扬苦苦追求过的。虽然以前没有见过，但放假回家的时候，听苏明扬跟他很痛苦地倾诉过。他担心接受这个女子，会影响他跟好朋友的关系。母亲就劝他，别人苏明扬都已经结婚了，对他也没有任何妨碍，又不是你去挖他的墙角。小苏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就这样，他娶了这个在县城里有些名气的女子。

　　果然如母亲所言，以后，苏明扬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什么过不去的，但事实上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

　　立志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王正一，满腔热血地来到公社。他一头扎进最边远的与邻省交界的生产队，那种工作方式被称作蹲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伟大领袖的号召。他吃住都在农村，跟农民一起下田劳作。他健壮的体格，做起农活来，也不知道累。他喜欢交谈，也能跟乡下人说到一块去。那些憨厚地道的农民，看到来了一个城里的大知识分子，又不怕吃苦，又喜欢跟他们聊天，与他的交往就有了景仰、感动、亲切这样的情分。哪个家里生活困难，哪个家里人生病啦，这个已经跟群众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也特别的上心，不仅是让生产队给予照顾，还赶紧联系大学学医的同学，让他们去县里、省城里看病。有个长期肝痛的病人，到了他介绍的大医院，查出了是胆结石，结果开了刀，把石头取出来就再也不痛了。这一家人就一直把他当恩人看。

　　几个月下来，王正一回到公社的时候，皮肤晒黑了，手上长了老茧。在公社的干部会上，他充满革命热情地提出一个建议：有些边远的山村，气温低，属冷水田，不适合种双季稻，劳民伤财，既浪费劳力，而且收成也不高，应该改成种一季稻。他的说法有点出格，没有人响应。公社书记看着一个学生出身的干部，还没什么工作经验，就告诉他，生产任务是根据上级的要求制定的，种多少亩水稻都是有任务的，即使是种双季稻，离上面下达的种植任务都有差距，再减少种植面积，那不是更完不成任务了？听完书记的话，年轻气盛的他有些激动。生产任务也是粮食产量来衡量的，光完成种植任务有什么用，它是能多打粮，还是能为农民增加更多的收入？为什么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下达生产任务呢？这不是在犯教条主义吗？他据理力争，慷慨激昂。他好几次在公社的会上理论这个问题，有点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架势，有一次竟然在会上大着嗓门跟书记拍起了桌子。书记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没有发作，心里却对他或多或少的有了芥蒂。尽管他是公社里文化最高的干部，但这个初出毛驴的年轻人正是仗着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太自以为是，太张狂，对于领导的态度实在是太过分了。

　　意见得不到书记的采纳，他心里又藏不住话，经常把自己的观点跟公社里其他的干部说，还跟下面一些生产队长说。他富有激情的语言，很有感染力，似乎他的道理真的正确。于是他的观点在少数干部、生产队长及社员中有了一定的市场。

　　在他蹲点的生产队，他就目无组织地我行我素，把公社下达的生产任务放在一边，将队里以前种双季稻的都改为种一季稻。空余的劳力又安排做些别的事，山上枯木多就做些香菇，山上茅竹多便用来做板笋。一年下来，这个队里的工分分配就比别的队里工分多出了一倍的钱。有些邻队也偷偷地学着这样做。

　　得到更多实惠的老百姓越来越喜欢跟他打交道，他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这些人家里有个什么纠纷，也爱来找他，要他断公道，家里的孩子不听话，也要请他去说教。老百姓都对他有一种信任感。不知道是因为他是个读书人，学问高、口才好，还是觉得他做事总是能有办法，总之，有些迷信他。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夏季，老天很久都不肯下一滴雨，田里干得裂了口子。人们被干燥的天气弄得好像随时都会燃烧。这个时候，有两个生产队的人，因为水的事发生了争执，弄成了打群架的阵势，几十个人拿刀扛锄头的。双方都是怒气冲冲，随时就要发生火并。公社很重视，领导带队，公安的人也迅速赶赴现场，出人命的事就是大事。双方燃烧的火焰似乎愈烧愈旺，没有因为有干部出面制止而平息纷争的迹象。这时，有人向书记建议，王正一嘴巴能说，让他来试试。书记采纳了这个建议。王正一赶到现场，也没见他有什么高招，就是跟一些人东说说西说说，不知道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好像气氛便有了些缓和，后来，那些准备打架的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事态也就慢慢平息了下来。

　　这件事情虽然让书记对他有了一些好感，但是两人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缓和。他太喜欢多事，对于公社的事喜欢评头品足。有好几次，王正一因工作方面的事，义正词严地跟书记理论，就好像自己不是一个公社负责宣传的干部，倒像是一个与书记平起平坐的领导。准确地说，还不只是平起平坐，好像他比书记还高明。次数多了，书记觉得有些无法容忍。当然，再宽容的领导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喜欢跟他聊天的人多，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有喜欢恭维人的说，论你的水平能力，就是当个公社书记也是绰绰有余的。他不觉得这个话有犯上之嫌，倒是轻蔑地回答，一个公社书记算得了什么，一个县长又得算得了什么，关键是坐在这个位置上要真正地干事，干好事。

　　这样的话传到书记的耳朵里就有了些异味。后来，他跟县里“文革”运动有联系的事陆陆续续地传到书记那里，工作经验丰富而又有政治敏感的书记认为他不仅是性格上的狂妄，而且有政治倾向问题，有“文革”遗风，屡次挑战和蔑视党的领导。说来也是，那场运动也许真的让他有了蔑视权威的习惯。

　　这以后，书记便对他很不客气，还动了对他进行批判的念头。

　　书记的这个念头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管干部的苏明扬知道了。他觉得让王正一再待在那个公社，恐怕不仅做不了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有可能还要被“革命”了。苏明扬不管王正一是不是愿意，就强行做主把他调到县里来了，还是那个三年前刚毕业时就打算安排的岗位。

　　在离开那个偏远公社的时候，他蹲过点的生产队里，有不少的老百姓争相赶来送他，还带上母鸡呀、香菇呀、笋子呀。有的人还擦着眼泪，拉着他的手，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父亲是在听到他调回县城后的第二天离开人世的。父亲的生命期限超过了医生的预言七年。这七年里，父亲眼巴巴地希望看到读书出色的儿子工作也能很出色。也许正是凭着对儿子的强烈期望，他奇迹般地艰难地活着。这个儿子曾让他骄傲，父亲的脑海里无数次勾画过儿子的光明前程。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目睹儿子的光明前程，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的。

　　父亲是冬季离去的，那整整一个冬季，原本热血沸腾的王正一始终觉得心是冰冰的。

　　母亲每每后悔，当年若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让他去读大学就好了。你看，没读大学的苏明扬不是很好吗！

　　其实他母亲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那些读了大学的人，后来就因为读了大学，就突然发达了。真的就像是神话，天上掉下了馅饼，只是这种好事并没有王正一的份。

　　有一年，也不知道上级是什么精神，班子都要配有文凭的，还要占一定的比例。于是，县里就像撒网般把散落在各处的大学生都捞起来，还都挨个地封了大大小小的官。有的人昨天还是个小工厂的技术员，一夜之间就突然当上副县长了。有个财政局的会计，是个外地人，平时很少跟人说话，大学毕业几年，就知道闷着头打算盘，连局里人都认不全，几个月前刚提拔当了副局长，P股还没坐热，又准备提拔当县委常委。名单报到了市里，结果在政审的时候，因为有个同学证明他在“文革”中参加过一次战斗，那一次战斗是有人拿着枪的。这还了得，算是严重政治问题，就立马被刷了下来。不仅县领导没当成，结果连个副局长也一并撤掉了。他觉得很滑稽，有些晕头转向地回到原来坐了几年的办公室。他跟坐在对面的同事说，自己这些天就好像做梦似的，一夜之间当上了富翁，转眼之间又变成了乞丐。不管结果怎样，他好歹还算上过一下名单。王正一连名单都没上，因为县里的干部还记得，当年“文革”是王正一带工作组下来“煽风点火”的。尽管他当年没弄出什么过激的行为，他不来点火，也还有别人来点火。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当领导，这个政审关是绝对过不了的，“文革”问题是严重政治问题。本来没有那一档子事，王正一怎么着也能弄个县领导当当。而政治上清白的苏明扬，却因为没有一张大学文凭，同样失去了升迁的机会。

　　在这个魔术般大接班的年月，分配在各地的王正一的同学大多有了一官半职，大小不一，都有了顶帽子。只是他还依然是个光头干部，在宣传部，做一名搞理论宣传的干事。

　　一个在大学各门功课都优秀的他，书本啃得深，理论基础扎实。他的工作是向干部传授理论知识。那年头挺重视对干部进行教育，这也可以算是用其所长了。部长也重才，安排礼堂让他对全县中层干部讲课。

　　讲课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他的课讲得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在课堂上，他又有了挥洒激情的机会，似乎找到了在大学的感觉。什么辩证法呀，唯物主义呀，逻辑呀，这些抽象的枯燥的东西，经过他用通俗的话讲讲，一些文化不高、整天埋头工作的干部也能听得懂。他语言幽默，听得大家很开心，课堂上常常爆发出笑声。那年头，文化活动少，有这样的课听，大家觉得像是在享受艺术。以前这样的课没什么人愿听，大家不是这样请假那样有事找着理由不来，即便是来了，课讲到一半，人也溜了一半，总要用点名、通报批评这些强制性的办法来保证听课人数。听王正一讲课，一些人还挺踊跃，用不着那么麻烦来管课堂纪律。讲课效果好，部长便很高兴，觉得真是给他调来了个好干部。于是，给他安排了更多的课，还建议县领导也来听他的课。

　　谁曾想到，讲着讲着，就讲出了一些麻烦来。

　　不知是不是王正一太敬业了，讲课的时候，老是喜欢理论联系实际。你要联，联点不具体的也就可以了，可他偏偏喜欢联系具体的事，还是本县具体的事。又老是说些刺痛人神经的东西，诸如领导作风不实呀，领导滥用权力呀。每当说这些事的时候，嗓音还提得更高。

　　有一次，他把领导比作媒婆。说以前有个媒婆很会糊弄人，一个跛脚的女人，就让她坐着做鞋；一个驼背的女人，就让她去厨房烧火，轻易地把相亲的人给蒙了。说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学会了这样遮丑的办法，有的比她还高明，去糊弄比他们更大的领导。比如某单位某领导怎么怎么的……

　　他老是跟领导过不去，跟权力过不去。他还喜欢讲一个分蛋糕的事例。比如切蛋糕，要让可分配的蛋糕分得均匀，掌握蛋糕分配权的人就应该是最后拿蛋糕的人，这样才能保证蛋糕分得均匀。如果由握刀人先拿，仅凭人的觉悟程度来决定分配，是不能保证每次蛋糕都分得公平的。这是个规则问题，我们的规则是有缺陷的。

　　他喜欢夹着一支粉笔，在台前走来走去，也没见他在黑板上写什么字，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边讲边打着手势，他的手势打得很潇洒。时而目光里会突然闪着一种亮着光芒的微笑，这是一种清澈的、自信的、深隽的、向往美好的笑。这种笑很迷人，很动人。

　　课后，还真的有一些听完课仍意犹未尽的学生围上来，想跟他交流的，也有伸出大拇指说些夸赞话的。还有些女性对他近乎痴迷，被他的才气、风采弄得有点情不自禁。

　　他的同学苏明扬倒是提醒他，讲课就可以了，没必要说那么些例子，例子能举就举，不能举也没必要勉强。总之，任何时候，锋芒太露都是不好。王正一就说，你的古文学得好，中庸之道也学得好呀。

　　对于苏明扬极富指导意义的话，他没当回事，他仍沉浸在听课人的掌声中。

　　他的课三天两头地换些新鲜的例子，有许多都是县里发生的事情。这样，领导就不高兴了。再以后，就不再听见他讲课了。人，还在宣传部，改做宣传报道工作。这样，他也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尽管他说起来条条是道，显得理论水平高，而让他弄笔头，便没发现有什么建树，没见他在报纸上弄出什么动静。看来真的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就这样，他在单位里就有些默默无闻了。但是，他好像不怎么耐得住寂寞。没有了在公众场合发表高见的机会，健谈的他还是疾恶如仇地夸夸其谈，便是在同事、朋友、家人中，也忍不住要高谈阔论，把这些人当成了听众。同事中有些要求进步的便有意躲避。然而，他的直爽、热情，一以贯之的助人为乐，使得不少的朋友聚在他身边，时不时的海阔天空。有个自称是能掐会算的朋友说，最近对名字有了一定的研究，名字有时候会决定一个人的病痛、命运、寿命。他自告奋勇地要给王正一算一算。此人闭目一想，然后说，王正一这个名字最大的缺陷，是他的笔画太简单了，除了横就是竖，没有撇奈勾点，这是不利的。太直了，就容易折。一个不知道转弯的人，在社会上，肯定是行走得不通畅的。再则，他名字的笔画是十笔，太满了，什么东西太满了都不行，满则溢。这也是一大缺陷。他似乎还不尽兴，又要跟他算个什么生辰八字。他半眯着眼睛，十分诡谲地用大拇指和食指不停地掐着，半张着嘴，喃喃地哼了半天，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最后用正常的语气得出的结论，适合吃外地饭。

　　吃外地饭的机会还真是有的。

　　“能有去外地工作的机会还是去吧。到省委党校当个教员也挺好的。”

　　这个话是苏明扬在省委党校读书放寒假回来的时候对他讲的。县里觉得苏明扬是个人才，没个文凭就把他撇下也太不公正，上面有了干部上大学培训的机会，就把他推荐去上省委党校了。这个大学当然也是要考试才能进的，那是在有培养前途的推荐人选中的考试。苏明扬考试肯定没问题，他是个有实力的人。苏明扬当年错失的大学机会终于在他中年的时候补上了。有人说，省委党校是省里的“黄埔军校”。

　　凭苏明扬的权力还不能把他的同学调到省里工作，一贯谨慎行事的他是不会信口乱说的。省委党校的副校长是王正一的同学，他便是那位当年毕业就留在省里工作的同学。他知道自己是顶了王正一的名留下来的。本来已经确定了留在省里工作的是王正一，但他却坚决要回到农村去，并向学校推荐了他，说他品学兼优，说他是省城人，说他家中有个老母腿脚不便，总之他留下更合适。而今当了副校长的他，看见王正一的老家来了人，就向他打听老同学的情况。当听到老同学的处境时，就不免唏嘘、感叹，就说当年的王正一是何等的优秀，何等的让人钦佩。过了些日子，就又找到苏明扬，让他带来口信，问他愿不愿去党校当个老师，虽然有些屈尊，但他也只有这个能耐，到大一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他。

　　老同学对他知根知底，他的执拗又有些倔强的脾气他心里清楚，带口信的做法会不会让他反感呢？他还是专程来到了县里，找到王正一。老同学相见倾诉的内容很多，一个晚上都在说话，一直说到天亮。他们的同学有很多都回到了当年读书的省会城市，大多在单位当了中层干部，是鼎力的人了。混得好一点的，当了厅局领导，还有个同学已经到了国家的某个部当了副部长。同学们相聚的时候，不少人都记得当年的学生头王正一，当了副部长的同学也询问了他的情况。最后老同学说，同学们都念着你呢，还是回到当年读书的地方去工作吧。

　　当年读书的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那应该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尽管那种辉煌是如此短暂。

　　王正一有些动心了。同学的办事能力很强，不久，省里的调令就下了。

　　老天对王正一并不是很眷顾。省里来的调令一直躺在县里组织部的抽屉里睡觉，这个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一纸公文没有一点要醒过来的意思。因为是个大学生，这便牵涉到知识分子的调动。而知识分子调动要经过县里的主要领导。这是关系到人才的问题。于是，有了个大学文凭，就多了一道关卡，要走人，须经县领导点头同意。

　　那些年响应号召来到农村的大学生，又陆陆续续地回到大城市去了。各地都需要人才。到了中年的知识分子正是干事业的主力，既有工作经验，又正值年富力强。大城市的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一些在基层锻炼过后又正值黄金年龄的知识分子，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他们还是选择往高处走，乐意往视野更宽阔、层次更高的地方去发展。人走得多了，很多单位就有意见，就像母鸡养到下蛋了就跑到别的窝里去了。县里也同样需要人才啊。县里就采取一些办法，或委以重任，或提高待遇。实在去意已决的，能拖些时日就拖些时日。最后经不住有人打招呼、托关系的，即使是放走，也算是做了个大人情。那些人得到领导“不耽误前程”的说法后，都显出十分感恩戴德的样子。

　　县领导倒是没觉得王正一是个什么人才，并没有认为他离开就是县里的损失。县领导对他的印象不怎么的，尤其认为他的嘴巴不好，老爱说三道四的，不仅在公众场合发表有损领导形象的言论，而且在私下里也不时地议论县里的一些做法。好像只有他能力最强，只有他觉悟最高。这种人留下来本来就没什么用。可是，放出去？也不太对头。把这样的人放飞了，似乎有些太便宜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又有些狂妄的年轻人，不能不让人有一种讨厌的感觉，有如蚊子，经常来骚扰你，有时候还来叮你。对于让人烦心的蚊子与其把它赶走，还不如把它灭了。这是一个有魄力的人的思维方法。如果是个随和的人，或许就赶走了事，而他不习惯黏黏糊糊的，他喜欢做大刀阔斧的事。对待这样一个刚毅的硬汉子，如果用另一种方式，也许是个不一样的结果。他也会有宽容的一面。如果此刻王正一来恳求他，来跟他说好话，也许他心一软会放他走。但在关系到他前途的事上，王正一一次也没有来找过他，太不把他当回事。一个喜欢受人尊重的强势领导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藐视。他记起了王正一其实就是个一贯蔑视权威蔑视领导的家伙，这样的人一定得让他吃点苦头，接受一点教训。他决计不放了，把他留下来也翻不了天。对于一个一般干部，县领导对他前途的扼杀，就像是捏死一只小蚂蚁一样容易。而且这个人“文革”时期在县里曾经有过一些事，虽然那是他的前几任手上的事，但沾上了“文革”的边，那就是政治上有污点，那就不是什么留不留得住人才的问题，而是对党负不负责任的问题，是原则问题。

　　省里的同学常常打电话来催，让他加快点动作。但是，对于自己的出路去求人的事，王正一还从来就没有干过。他有些不屑。省里的同学给他出主意，让他找部里的同学出出面，县里应该会买账的。王正一不想去找，也不会去找。他是个有几分傲骨的人，他最后回答老同学，还是算了，自己的老娘老了，就不出去了。

　　现在的王正一不比当年，不再是当年那样的豪情满怀。他再一次地放弃了争取到省城工作的机会，要留在县城，不是想着做什么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了，而今他说的是一个家庭的理由。也许的确是为了母亲，他的母亲老了。到了自己为人父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父亲，才真正体会到了当年这个家庭为了让他上学，付出了多少艰辛。以前他很少去想亲情，他更多的是想理想这个有点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的他，有些放心不下老母亲，觉得陪老娘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他想多些时间待在母亲身边。是不是想为当年母亲及家庭的付出做些补偿？

　　过了些许时日，县里的领导也换了几茬，升迁的升迁，调动的调动。不知怎么的，在机关里干得一点起色都没有的王正一当上了文化局的工会主席，虽然是个没什么权力的职务，也就是弄点唱唱跳跳，发发福利，也不需要组织工人罢工什么的。但毕竟算是提拔了，好歹也是个科级干部，虽说前头还要加上个副字。对于一个政治上有一点污点的人，你不用，也纯属正常。也许是哪个领导爱才，抑或是动了恻隐之心，才想到给他提了一下。那年头，要从一个一般干部升为科级干部，也是要经过努力的。这种努力不仅仅是工作上的，还要有些复杂的争取。而王正一是打死也不会去争取的，所以说他还算是幸运的。

　　有了职务就是不一样，不仅有人称他为王主席了，他还住进了文化局两室一厅七十多平方米的宿舍，真是双喜临门！

　　有句古话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房子还真是给王正一带来了灾祸。

　　时代在发展，城市随处可以看见吊车，到处都是工地，到处呈现一派改天换地的模样。这个小县城也开始动作了。他住的那个两层楼的宿舍，正处于县城的中心地段，听说即将面临拆迁。有个开发商买下了那块地，要在这里建一个县城最大的商业区。开发商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却弄了个外国本子，便又算是个外国人了。据说他有个叔叔在省城做了个不小的官，所以他的能量就挺大。可不是吗，中国人本来就很尊敬外国人，加上也很尊崇官员，再则又是什么建设、发展的大事，县里便很重视，积极地提供方便。项目进展得很顺利，眼看着，有不少房子刷刷地就拆了，一个小学校几天就没了。虽说到后来，进度慢了下来，有一些“刁民”就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走，影响拆迁速度。但是，县里迅速地采取措施，为此专门成立了个组织，好像叫什么拆迁指挥部，好多部门的头儿都在里面有官衔，并且由一个县领导挂帅。

　　文化局宿舍就像塌了天似的，乱哄哄的，一些干部天天就担心这个事。补偿的标准出来了，听说每户拆迁补偿款一万多元。这样的消息对于这里的住户来说，简直是如雷轰顶。没有了住处，这一笔相对一套住房来说根本不对称的款子根本就没什么作用。用来租房子，一万多块钱估计不够付两年的租金；用来买房，还不够房款的十分之一。一些人开始骂娘、哭诉，个个愤愤不平。大家在焦虑、不安、愤怒、不知所措时不约而同地想到还有个王主席。王正一这个时候站出来安慰大家，叫大家不要怕，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政府，不会不管人民的死活。我们团结一心，合理地提出我们的诉求，相信政府不会让我们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六神无主的住户们一下子觉得有了主心骨。其实他早就是这里的主心骨了。平日里这宿舍楼里有个什么事，王主席总是愿出头的。隔壁老李家的儿子接连两天没回家了，老李的老婆哭天抢地的，王主席问了平日的一些情况，便把各家吆喝起来，大家分成几个组，分头派到县城各游戏厅里找，那个在游戏厅里激战了几个日夜、疲惫得不知白天黑夜的儿子果然找回了家。二楼的朱老头半夜突发急病，也是他叫了邻居的几个男人，找张竹床扎成担架把几近昏迷的老头抬进了医院，医生说送晚了可能就没命了。如今，这是关乎大家共同面对的大事，是今后到何处落脚何处安生的大事，邻居们自然而然地想到王主席。于是，有个什么情况都来跟他汇报，就连住在这里的一个在位、一个退位的副局长也是屈尊常来他家讨教。王主席的家似乎成了个临时指挥所。

　　情况是越来越严峻了，单位开始找这些干部一个个谈话。大家记住了王主席的话，团结一心，合理诉求。接下来是县里的组织部门找谈话，干部都是组织部门管的。年老的干部摆出一副死猪不怕烫的架势，组织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年轻的干部虽然有些顾忌，但迫于大家的约定守成，也都不愿表态，大家依然做到了齐心协力。这个宿舍的住户几乎就是一个严密的整体，没有一个松口的。

　　县里十分恼火。这里成了一个大钉子户，一块硬骨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组织上下定决心，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来，再难攻的堡垒也要把它拿下。

　　接下来王主席听到的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坏消息。

　　退下来的副局长又被找去谈话了，他那个在乡下工商所工作的女儿，本来县工商局已经同意近期调到县里来，如果他在拆迁的问题上不支持县里的工作，那他女儿进城的调动就不一定考虑了。

　　隔壁老李哭丧着脸说，他那个读书时就喜欢打游戏机的儿子，也没考上大学，局里原本答应在电影院给他安排一个事业岗的事，现在也要跟拆迁联系起来考虑。

　　大家希望王主席能拿个主意。王正一在自己那个即将拆去的十几个平方米的小客厅里踱着方步，脸阴得像是雷雨前的天空。他那又粗又厚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半天都没有气响。许久，突然用力地捶了一下桌子，气愤地说，这都成了什么政府，做这样下三烂的事。

　　大家都不愿为了自个的事，而破坏这个团结的局面，破坏一个大家共同努力争取的目标。大家对王主席有着充分的信任，相信坚持下去，就能争取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条件。这个宿舍的住户依然是铁板一块，顽强地坚持着。

　　儿子回来了。王正一的儿子平时不怎么愿回家，他经常挨骂。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在公众场合发牢骚的父亲转移了战场，家庭就是他的新阵地，儿子便是他发泄的主要对象，就是父亲的出气筒。父亲不仅用他那批判的眼光、批判的语气对外面的事情评头品足，作为听众的儿子转眼间便成了他攻击的对象。身为大儿子的他，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个争气的儿子。读书没让他操一分钱心，顺利地考上了外省的一所名牌大学，本科毕业后，分配在县里教育局工作。而且儿子很得领导赏识，上班没几年，就是局里的办公室主任，马上就要升副局长了，比他的老子强多了。这些完全可以让一个父亲感到骄傲的事情，父亲不仅不感到骄傲，还对于他的进步表示失望，时而嘲讽，说别的没学会，跟在领导P股后面溜须拍马倒是学会了。你做了官，也是个祸害百姓的官，这样的官，不做也罢。儿子也火了，他再也不愿忍受父亲的辱骂，与老子面对面地干了起来。“你有什么，你不也就是知道批判吗？对什么事，你不是批判的眼光、批判的口吻？这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套东西，你一直把它当个宝，不但是思维方式，还有行为做派，你抱着那一堆东西又能怎么样？它不仅毁了你一生的政治前途，而且让你精神上一直痛苦。你一辈子就活在你的主义里。”这一次，儿子是彻底地反抗他了。反抗他的儿子甩门走了，之后就很少回到家里。

　　王正一在家里高兴的时候，喜欢高谈阔论他的研究成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命运，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推理，引起了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重视，从而，他们从中吸取教训，改进了社会，这才延缓了资本主义灭亡的速度。他的一些诸如此类的理论，在家里并没有市场，没有人愿意对这些离自己很远的不着边际的事情感兴趣。他更多的时候，正如他的儿子所言，老是批判，老是看不惯，看不惯家里人，看不惯很多事。对妻子虽然也有微词，倒还注意分寸，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便是横加指责。他的第二个儿子前些年独自跑到南边闯荡去了，很大的因素是因为不喜欢家里的气氛。这个家里有太多的火药味，这种硝烟弥漫的氛围促使他远远地离开了这个家。

　　儿子回家也没跟他说什么，一直在跟他妈妈嘀咕。儿子走以后，他才知道，儿子被找去谈话了。儿子在谈话的时候，还给他看了一张红头文件--任职通知书，那上面就有他的名字。但是领导告诉他，这张通过了会议的通知书暂时还不能发出，也可能不再发出。原因是他的父亲对于县里的拆迁工程不支持，甚至是抵制。作为一个年轻的领导干部，对于县里的重大经济项目遇到的阻力是何种态度，相信他自己能够把握。

　　坚强的王正一病倒了。妻子告诉他这个事的时候，问他怎么办？从妻子的目光中他能看出她的意思。王主席是断然不能支持儿子的。他现在是这个集体的支柱，再则，他觉得这是一种交易，有点可耻。他很痛心，是为儿子、为房子，还是为了他不知道的什么。

　　他躲着妻子的目光。妻子虽然老了，也憔悴了，但仍不失美丽。他妻子美丽的目光却不是有远见的目光。妻子不管跟了谁，可都比跟他强，过的日子都比现在好。不说别人，就是他的同学苏明扬，现在已经在外省当副省长了。想着妻子，他的心就有些隐隐作痛。这么些年，妻子对他，从没有过任何的怨言，从来不把他跟别人比。要比，他跟谁都比不过。越是这样，就越觉得欠了妻子的，这种欠账是一辈子都没法还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妻子用冰冰的手握着他的手，缓缓地说，我们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我们能不能别去阻儿子。

　　不知道王正一在床上辗转了多少个晚上，总之，有一天，王主席拖着病体去拆迁指挥部签字了。第二天，他起床，眼睛突然一片漆黑，一口血喷出来，便不省了人事。

　　王主席签字的事当天就在宿舍迅速传开了。这些邻居听到这个消息，多半不相信它是真的。当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时，一些人难以接受。这一点不像是王主席做出来的事情，错愕、怀疑，直至愤怒，大家有了种被欺骗的感觉。这个有些高大的形象随即坍塌了，这个团结的整体顷刻间瓦解了。一些人十分不情愿地到拆迁指挥部指定的地方去签合同。

　　邻居们知道王主席生病了，没有谁愿意来看他，这样的行为很难让人谅解，被认为是种背叛。王主席从家里用担架抬着去医院的时候，没有人前来问候，人们向他投过来的目光是鄙视的。

　　没几天，从医院传出了王正一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

　　有的人说，他什么话也没来得及说就走了，走得太突然了。也有的人说，他临死的时候，脸上充满了笑容，他打了一下手势，好似看见了一个美好的地方。

　　在灵堂上，以前他蹲过点的乡下人，成群结队地来了，他们都自觉地要为他守夜，送他最后一程。邻居们也来了，也要为他守灵，也许他们在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王正一的原谅和愧疚。

　　两个月以后，上面就有了新的政策，补偿的标准高了很多。只可惜他们没有坚持住，他们的宿舍已经被夷为了平地。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