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正午,灼热的太阳却没有半点收敛的意思,肆意地熏烤着急驰回乡的列车之顶。厢内如蒸笼,气温高达四十度。走廊中间顶部有一连串电扇,从四个方位摇头扫射燥热的人们,可是人们的脸庞上汗水依然流个不停。纵有从开启的窗户飘过来的阵阵热风,也解不了酷暑的顽固。
这就是体验?这就是一个山寨版旅客的旅途生活吗?我敢肯定,车厢内没有富贵的大老板,没有派头十足的官员,而是由打工族、学生、白领甚至可能还有一小部分搞个体生意的小老板所组成的“旅途团队”。
很少有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长时间的说话,即使说上一两句,也几乎是轻声细语,极力保持一份忍耐以确保自己的体力,保持一份宁静以确保自己可以坚持下去。于是或闭目静思,或凝望窗外,或啃着零食、看看报转移一下注意力,去打发闷热无聊的时光。
我是比较珍视时间,生命是由分分秒秒组成的,我习惯这样诠释时间。我抬眼观察人群,甚至每一个人的表情,总想记录着什么似的,但这个念头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这时我也只能是一个普通的乘客。
不知过了多久,我也不愿从挎包取出手机看看时钟,因为我并没有安排自己的旅途该做些什么,所以即使知道了时间,又有什么可做的呢?我也只好闭上眼,搜索一下往日的过往。记得昨日这个时候,我和朋友还在广州展览中心购物,为选择一个手包还正在激烈地争吵呢。
忽然间,一位年约20多岁、卷着舌头却说着普通话的女子,她用极端的大嗓门与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对话,开始我还认为是双方吵嘴,后来细听,原来是闲聊。本来我与她相隔有两三米远,但她的声音异常响亮刺耳,于我见过的人中着实鲜见。她的滔滔不绝、她的喋喋不休,越来越让我觉得难受。车厢内和我一样感觉的人,估计不在少数,大家时而用鄙夷的眼光痛扫这个看上去与实际年龄不太相符的女子,可她丝毫没有觉察自己的言语会引起这么多人的不满。这时我想到20多年前台湾作家柏杨所著的《丑陋的中国人》,我是很痛恨这个作家,因为他把少数中国人的毛病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把少数中国人的大嗓门也说成是没教养没心肝,所以我很反感这样的说法。但今日一对比,把这个女子的言行套上去,几乎是同一个模块、同一个版本,那么说,这个女子就纯粹属于没教养没心肝之类的了!
汗臭味氤氲整个车厢,呼吸如同吸着热气管,而此时,你既要忍受这样的恶劣环境,又要不得不接受那个女子无休止、如祥林嫂式的唠叨,实在让人如地狱般生存。真想过去“赞美”她几句:“你的嗓音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女高音!”但心里想,她总有叫累的时候吧!然而,她接二连三喝着水,不停地扯着大嗓门,就是你有再好的脾气,也会被她的“顽强”而变得烦躁不安!
不理就是了,我找来卫生纸,塞住两个耳鼓,总算把她的高音减弱了许多,我终于打起了盹……
夕阳西下了,车厢的温度降了下来。我吃着朋友为我准备的鸡翅、薄肉饼,和着水,肚子慢慢被填饱了,偶尔发发短信,倒也清静了许多。
晚风吹来,身上凉爽了许多,而想到白天的环境,心中顿有不寒而栗的味道。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渐渐迷糊起来。
迷离中,列车到了南昌站,一个年纪较轻的列车员提醒旅客别忘了下车,他还提醒下站就是永修站了。到了永修站,这个列车员叫旅客下车的同时,又加了一句:“下站就是九江站了。”我马上睡意全无,整理行囊准备下车。而此时,我发现,那个高嗓门还在继续。所不同的是,那个与之对话比较细声的中年男子并没有坐在大嗓门对面,而是坐到大嗓门同排,一双不太洁白的手似乎不太本分,时而触碰大嗓门的身体,而大嗓门依旧笑声下断。
列车停下来了,列车员低声叫着“九江站到了哈”,来来回回叫了两遍,我马上和一对小夫妻下了站。出站口,有几个工作人员看到我们,没有检视我们的车票。当我们出了站,感觉不像九江站,抬头观望四周,环境很是陌生,仰望才发现黑暗中,“德安站”三个大铁架字映入眼帘,我们三人顿时傻了,有种被人忽悠被刺痛心肺的感觉。我们返回出站口,可是铁门已被关闭,找不到刚才还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我们就到了候选厅,发现一个五十出头的铁路工作人员,他听到我们的诉说,就叫我们等到七点钟,才有一辆深圳至合肥的156次列车。无奈,忍受委屈,忍受蚊虫的侵袭,忍受疲惫的煎熬,等了足足两个半小时,才到售票窗口签了改乘列车的通行证。
8时许,我们终于到达九江站。
想到旅途中那个高嗓门,还有那个不负责任的列车员,心中难免产生愤慨。我想,要是13号车厢列车员不报错站,要是13号车厢列车员多熟悉到站的站名而不信口开河,要是13号车厢列车员多点对旅客负责的精神平时加强业务训练,要是德安站的工作人员在我们出口时发现我们提早下了站,也不会让我们平白无故地犯错。不过,我要是在刚下列车的门口,再问一下是不是“九江站”,也可能避免了这场不该。
不过,时间久了,就会淡忘这些事,也不会如此烦心,心就会释然。
(原载于2009年9月20日《江西公安》警营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