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九节 陶渊明的个性特征研究

　　李丽丽

　　李丽丽，河南南阳市方域县第一中学教师。

　　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东晋后期，晚年东晋被宋取代。父亲早逝，他很小就和外祖父孟嘉一起生活，孟嘉的行事作风以及温和的性情对他影响巨大。故乡秀丽的景色也很大程度上陶冶了他的性情。这样的社会背景、人生经历以及自然条件，使其形成了独特的个性特征。

　　一、率性任情，不违其心

　　与人交往重性情。陶渊明交友不看重对方的身份，只要有酒，或者只要性情合得来，无论贫富贵贱都可为友，更不怕得罪朋友，用本真的一面自适其心地生活。魏正申先生说“诗人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陶渊明认为躬耕是新生活的起点，应该主动融入农民的生活中，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找到挚友。在重视门第的晋朝，诗人期望寻找一种人与人之间不拘身份，平等相待的社会关系，这种想法在《桃花源记》中有很清晰的表达。

　　读书只为兴趣。陶渊明读书不受世俗名利的驱使，更不为炫耀学识，一心沉醉在阅读带来的乐趣里。他读什么样的书也全凭兴趣，而不以时代主流为准。两晋时代，许多文人学者不再把精力放在《六经》的研究上，转而关注《老子》《庄子》。陶渊明则不然，他的涉猎领域不仅包括当时的主流文学，还包括儒家经典以及历史、神话等方面。

　　五仕五隐重本心。陶渊明五次入仕有一个是共同特点，即：仕途盼归来。他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官场的种种污秽的现象就已经让他产生了极重的厌恶之情，至于再次入桓玄幕，我认为他是被动的。因为孟嘉做过桓温的参军，为了报答桓温的知遇之恩，曾劝说陶渊明为桓温的儿子桓玄效劳。对孟嘉的倾慕让他有再次入仕的举动，在我看来，丝毫不影响大家对其不违其心的个性的赞扬。但是很快就在诗文中流露出了对当时处境的厌恶情绪。最后一次出任彭泽县令，在任仅83天，这次归隐后就未曾再踏入官场。对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的原因，有“妹丧说”，“折腰说”等说法，但我认为都只是借口而已，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官场的生活有违本性，使得内心痛苦不堪，最终决定弃官归田。

　　二、安贫乐道，任运自化

　　陶渊明并非生来就安于贫困，他也曾为自己从政入仕的理想付出努力。只是由于他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经历了官场的勾心斗角后，凸显了其安贫乐道、任运自化的个性。

　　陶渊明的个性特征研究安贫是陶渊明为人的准则。早年的陶渊明爱读儒家经典，受儒家经世思想的影响，期望建立功勋。但陶渊明更主张：一旦功成，必“自去”。可见他并非贪恋功名，而是受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可是本性使然的他无法与野心勃勃的政客们相契合，在看到屈原、贾谊由于政治上受阻转而致力于文学的做法时深受启发，便更加坚定了回归田园的决心。把古代的安贫之士当作榜样，效仿他们的生活态度，在贫穷的生活中坚守自己为人的原则，绝不为追求高官而玷污自己。

　　坚守“固穷”之节。陶渊明回归田园之初的生活还算不错，但一场大火使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可以为朝廷效力以缓解生活压力，可是他婉拒了。袁行霈先生曾说“固穷安贫主题”是陶诗主题独辟蹊径之处。“固穷”是陶渊明诗文的主题，也是铸造陶渊明个性的基础。他专门关注古代能“安贫守贱者”，从古贤士身上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更把他们当成“固穷”的楷模，时时激励自己在艰难困苦的境况下坚守“固穷”之志。他为守其真而辞官归田，又在之后的艰难困苦的境况下坚守“固穷”的节操。在当时“矫然而祈誉”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更加珍贵。

　　三、性爱丘山，寄心田园

　　陶渊明的故乡浔阳柴桑，北临长江，南面庐山，这是大自然的眷顾，给诗人带来了无限的自然情趣，也为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的个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回归田园的隐居方式体现其性爱丘山的个性。晋宋时期社会战乱不断，当时儒家思想的束缚已经松弛，崇尚清谈的玄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这种改变直接影响到乱世中士人的处世态度与生存方式，隐逸成了一种风尚弥漫开来，隐逸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当时的隐士们大多或闭门讲习，或久居深山穷谷之处，或弋钓独往，或畅游山泽，只有浔阳翟汤子孙三代采取“耕而后食”的隐居方式，与陶渊明相似。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儒家是反对饱学之士躬耕的，但是陶渊明却偏偏选择这样的隐居方式，想必是由他寄心田园的个性所决定的。

　　对田园风光是由衷的喜爱。陶渊明的组诗《归园田居》其一中的“方宅”、“草屋”、“狗吠”、“鸡鸣”等景物与情景在陶渊明笔下似乎都变得有感情了，他不用强调自己如何热爱田园，只要读到这首诗，感受到这样的氛围，我们就可以完全了解。因为我相信只有真正的热爱田园美景和生活的人才能描绘出如此真实、富有人情味的田园乡村面貌。

　　固守田园的决心。陶渊明的归田生活与同时期隐士的田园生活不同，他是躬耕的实践者，无奈的是岁岁年年的辛勤劳动并没有换来温饱的生活，家中失火之后生活也变得更加困顿，但即使这样他也坚决不再听召踏入“尘网”。因为他认为食不果腹之苦与“心为形役”之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不违其心、率性任情的陶渊明如果不是醉心于田园之乐，又怎么会在如此困苦生活下还坚决留在田园之中呢？他超越了同时代的隐士，在大自然和田园之中怡然自乐，也成就了其“田园诗人”的美誉。

　　四、诗酒风流，怡然自适

　　归田后，陶渊明的生活更明显地刻上了艺术的特质，虽然时常有衣食之忧，但是在精神上却有着异于常人的独特个性：在辛苦的农耕之余，形成了耕读诗酒的生活范式。

　　爱喝酒且酒品很好。刘伶，以饮酒出名，和陶渊明一样嗜酒如命，但两人却有不同之处。陶渊明虽然“性嗜酒”，但不像刘伶那样沉湎其中，他更多的是饮出情趣，饮出品味。这与阮籍也有所不同，阮籍处在权利斗争的前沿，又是为人关注的名士，不得不借醉酒自保。而陶渊明则不同，他的“期在必醉”是其个性最真实的体现。更不会像阮籍，刘伶那样醉酒之后藐视礼法，性格平和冲淡，有其外祖父的遗风。

　　陶渊明自小爱读书，但却从不过分咬文嚼字，只期望能够“会意”，他所说的“会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鸣”。有此共鸣，让他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超现实的感觉，心情无比舒畅。两晋时期玄学盛行，崇尚清谈，但是经学还是主要的学术，很多的文人学者喜爱咬文嚼字，为经典做注，有时候甚至会为一个字、一句话做一本注。在当时的背景下，陶渊明提出“读书但求会意”，这种读书的观念在当时的社会有其独特性，这种读书的方法也突出了其个性特征。

　　自写其心的诗文创作。归田后，更多地凸显陶渊明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他全身心地享受田园生活带给他的心灵上的自由和快乐，更有能力看似随意且准确地表达这种感受。在陶渊明的生活中，诗文是他淳朴心灵的载体，也是其生活真情实感的艺术表现。有人说，好的诗就应该是天然生成的，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情绪的抒发，而不应该是经过文字的反复推敲与雕琢而成的。而陶渊明之所以能看似不经意地写出这样有味道的诗文，大概是他对生活有其独到的见解吧。

　　陶渊明一生都未能真正抛却其“大济苍生”的理想，有时甚至达到政治家的敏锐程度和高度，但是由于其“质性自然”的个性，无法与世俗同流合污，因而醉心田园美景，乐享这种耕读诗酒的生活模式，即使有“冻馁”之苦也不改其“安贫与固穷”的人生准则，凸显了其个性特征，越来越多地被后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