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六节 陶公归田后交游诗钩玄

　　王胜楠

　　王胜楠，通化学院文学院教师。

　　归耕之后，陶公创作了大量的交游诗。综合逯钦立校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和钟书林《陶渊明交游考》，可以确定，于作品中可查的交游诗创作共17首，而其间所涉及的交游对象共计16人，分别为胡西曹、顾贼曹、郭主簿、刘柴桑、丁柴桑、殷晋安、戴主簿、周续之、祖企、谢景夷、羊松龄、王弘、庞主簿、邓治中、张常侍、庞参军。此外，与交游诗创作相关的还有另一类交游对象——田夫野老。陶渊明在与他们最笃实真挚的交流中获得了心灵中最为真切的慰藉。

　　一、交游诗的内涵

　　陶公隐后交游诗内容可分六类，明白地表明了自己的归隐之心，自然地述说躬耕生活的艰难以及田夫野老之间的真切慰藉，这与赠答之间流露出的深厚情谊、时局忧虑和人生之慨，共同构成陶公归田后真实而自然的田园生活。

　　其一，隐逸情怀的真实诉说。如《赠羊长史》，此诗虽言赠别，却全无惜别之意，而是从自己着笔，抒发了对于古代隐者的怀念。陈祚明评此诗：“不铺张武功，不寄思三杰，而独寄怀商山，公隐遁之志早决矣。”《酬刘柴桑》和《和郭主簿二首》，亦是通过隐居之乐的抒写，间接地表明了躬耕田园的志趣。

　　其二，躬耕生活的真实写照。归耕之后，陶渊明多次向友人诉说着自己艰难的躬耕生活，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陈祚明评此诗：“贫士诗，真切。”陶渊明正是以一位“贫士”的身份，真切地向友人诉说着旱灾、虫灾等影响下艰难的躬耕生活。“吾抱病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答庞参军序》）也是向友人讲述着自己为病所累，无一事欣悦的生活状态。

　　其三，田夫野老的真切慰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陈祚明评此诗时有：“荆薪代烛，真致旷然。”简朴的农村生活、亲切的邻里关系，让陶渊明最为真实的性情于诗酒流连之中得以释放，融入质朴的乡间生活。“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亦是道出了与乡间野老披衣来往的真挚情趣。

　　其四，深厚情意的自然流露。“秉直司聪，惠于百里，飡胜如归，聆善若始。”（《酬丁柴桑》）陶渊明赞美丁柴桑正直为官且聆听善言，造福百姓。《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亦在真诚的诉说中道出了友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沉之慨。

　　其五，世事变迁的沉重忧虑。受儒家“济苍生”文化影响，陶公不忘关注时局忧虑。如《岁暮和张常侍》，陶渊明抒发了对于安帝被戮，晋朝将亡的无奈。在数量不少的交游对象中，陶渊明惟能与张野畅谈时局，这既得益于其为陶渊明乡亲、相饮之人的身份，又与其远遁深谷密不可分，陶渊明与之谈论苍生、时局必真诚而不加掩饰。

　　其六，人生无常的深刻思索。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首句“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便是用《庄子·列御寇》“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之句，感叹时光流逝，四季循环。“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引自《庄子·养生主》中“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之句，表达了陶渊明对生命极限的深刻思考。而“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中“曲肱”则是用《论语·述而》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展现了陶渊明安贫乐道的高洁品质。

　　陶公归田后交游诗钩玄二、交游诗的文化意义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陶公归田后的生活恰如这“一首完美的诗”。归耕之后的交游诗更是在与友人及农夫邻曲的亲密往来中，让我们更为真实地感受到那“最近乎人情且富于热情”的人格艺术，这是隐藏在陶公光辉人格背后儒、道文化的一次完美结合。

　　其一，隐逸之趣。陶公隐后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哲学思辨，协调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和道家“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的思想。一方面，陶渊明向羊长史、殷晋安等友人明白地表明着自己归隐山林的志趣，另一方面，在与郭主簿、刘柴桑的唱和赠答间述说着躬耕生活的无限欢乐。他的隐逸生活既是对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一思想的肯定，又能够超越世俗的执着，体味道家的“逍遥”与“任真”。可以说，陶渊明为中国士人所创设的精神家园，是儒、道文化真正交融的隐逸情怀。

　　其二，固穷之志。陶公隐后的交游诗融合了儒家“君子固穷”与道家“返璞归真”的思想，形成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操守。无论是述说隐逸情怀之时的自言贫贱，还是对于古代“安贫乐道”之士的向往，抑或是人生无常、世事变迁的深重感叹，都流露出了陶渊明悠然自适，融合儒、道的隐士气节。而那些躬耕田园的生活和对于田夫野老的真切慰藉，更为真切地体现了道家文化涵养下陶公“返璞归真”的人格追求。正如王钟陵先生所言，“一切离开了‘真’去讲徵士之超脱或执着的议论，都只能是皮相之谈。”陶渊明正是一位真切思索、真挚交流的老者，其人格中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正是得益于道家文化的涵养，这同儒家文化中“固穷”的品德操守，共同成就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气节。

　　其三，仁厚之德。“陶渊明宽和仁爱、温雅笃厚的品德，正是他恪守圣训、师范先贤、修养自我的成果。”这主要体现在其与友人唱和赠答之时的忠厚之态以及不失“济苍生”之心的士大夫情怀。《答庞参军序》中有“辄依周礼往复之意，且为别后相思之资”。邱嘉穗评此诗：“此篇足见陶公善与人交处，‘谈偕’数语既敬且和，‘情通万里外’数语，又期以从要不忘之谊。序中所谓《周礼》往复之义者，岂虚语哉！”陶渊明依照古礼，作诗赠予庞参军述说着款款深情，正见陶公“宽和仁爱”之品德。而邱嘉穗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时有：“起言‘天道幽且远’，结归‘在己何怨天’，虽曰《怨诗楚调》，亦可谓怨而不怒矣。”这正是陶渊明“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一儒家温柔敦厚君子形象的表现。

　　其四，悠然之心。陶公隐后交游诗深受儒家“无可无不可”和道家“逍遥自适”思想影响。方宗诚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诗，正表现陶公悠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迁化或夷险，俟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四句，得依乎《中庸》、无入而不自得之意。”《中庸》中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外”。陶公能于隐后安于躬耕田园的艰苦生活，并以之为乐，足见其坦荡情怀。陶渊明的一生，是古人生存智慧的一个结晶，是儒、道文化的一次完美结合。可以说，归耕之后的交游诗，正是在陶公与友人的交流唱和、与农夫邻曲的亲密交往中，真实而自然地将儒、道文化的菁华抒写得“温柔敦厚情深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