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五节 论古直先生的陶渊明研究

　　钟书林

　　古直（1885—1959），字公愚，号层冰，别署遇庵、征夫、孤生，广东省梅县龙文乡滂溪村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古氏家族以“诗书传家”，“数世皆以文艺显”，祖父湘帆“渊静好学，早都文誉”，父亲锡贤“塾中诵书，每超群儿”（《取当集·述先录》）；古直先生亦自幼聪敏，负笈苦读，早慧有成，颇工于诗，为南社、冷圃诗社等诗社成员。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参加讨袁护法等活动。创办了梅县梅州中学、龙文公学、高要初级师范等学校；创办《大风日报》等。1919年先后出任封川县、高要县县长，兴办教育、关注民生，深受好评。后辞官，隐居庐山，研究国学，潜心著述。1925年出任中山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从事中文教育，执教十余年。1939年，因广州沦陷，古直回到家乡，出任梅南中学校长，创办“梅南文学馆”。1950年，任南华大学教授，专教陶渊明诗歌。其后调往广州，历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东省政协委员等职。

　　古直先生国学底蕴深厚，一生著作极为丰富。出版的诗集有《转蓬草》《新妙集》《层冰诗存》《隅楼集》《层冰堂诗集》等。学术研究方面，由汉至清，皆有涉猎。研究汉代文学，有《汉诗研究》（1928）和《汉诗辨证》（1929）；研究唐代文学，有《韩集笺正》（1936）；研究宋代文学，有《黄山谷诗注补正》；研究金代文学，有《元遗山诗选》；研究清代文学，有《清诗独赏集》（1944）、《王渔洋诗选》《汪容甫文笺》（1923）、《黄公度诗笺》等。而尤精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年谱著作有《诸葛武侯年谱》（1924）、《曹子建年谱》（1928）、《陶靖节年谱》（1922）、《陶靖节年岁考证》（1926）等；研究作品著作，有《曹子建诗笺》（1928）、《阮嗣宗诗笺稿》（1930）、《陶靖节述酒诗笺》（1922）、《陶靖节诗笺》（1923）、《陶集校勘记》（1923）、《陶诗卷第考》（1932）等；研究理论批评的著作，有《文心雕龙笺》（1937）、《钟记室诗品笺》（1927）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钟记室诗品笺》，其次为《层冰堂五种》（《曹子建诗笺》《阮嗣宗诗笺》《陶靖节诗笺》《陶靖节年谱》和《层冰文略》）。其客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更颇具开拓之功。其《客人对》《客人三先生诗选》《客人骈文选》《客人丛书》等，至今亦俱为学界称道。

　　古直先生在一生的革命、政治、教学和科研事业中，都倾注了巨大精力，始终不忘体恤民力，提携后学。当代早已名满天下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虽然年过九旬高龄，但仍然眷念不忘古直先生对他的提掖鼓励之恩，事迹感人至深（请参阅饶宗颐《清晖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古直、梁启超两位先生是最早运用现代学术视角大力研究陶渊明的学者。梁启超先生的专著《陶渊明》，作于1922年冬，出版于1923年，成为陶学研究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成果。1922—1923年，也是古直先生陶学研究成果丰产的重要时期，1922年，他出版了他的《陶靖节年谱》一卷、《陶靖节述酒诗笺》一卷；到1923年，又出版了他的《陶靖节诗笺》四卷、《陶集校勘记》一卷，此后数十年间，他一直对陶渊明倾注了大量精力，直到1956年去世前夕，又重新修订五卷本《重定陶渊明诗笺》。古直先生的陶学研究，起步之早，成果之丰硕，兴趣之浓厚，贡献之巨大，奠定了他在陶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古直先生的陶渊明研究

　　一、古直是继梁启超之后第二位对陶渊明年岁提出怀疑，并进行充分论证的现代学者

　　梁启超先生对沈约《宋书》陶渊明63岁的旧说提出质疑，并提出56岁新说。古直先生在梁启超之后，相继发表《陶靖节年谱》《陶靖节年岁考证》《陶渊明的年纪问题》，在梁氏新说的基础上，又倡52岁新说。从1922年开始，直到1956年，三十多年，他一直坚持52岁的看法，并不断修改完善。《陶渊明的年纪问题》，发表于1958年，在他的去世前夕，可见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李稚甫《古直先生的生平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充分肯定了古先生的这一贡献。他说：“（古直先生）以陶集中纪年诗，作为自证，纠正梁氏之说，认为享年五十二岁，而非五十六岁。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加以肯定，在其晚年亲书稿本中，并附有年表，译证其事。”

　　古先生的陶渊明年岁考订，是建立在笺注的基础之上，颇具传统的国学素养。1986年许逸民先生校辑整理的《陶渊明年谱》中辑录的自南宋至今的九家陶渊明年谱中，就有古直先生的《陶靖节年谱》，并同时附录古直的《陶靖节年岁考证》《沈约萧统生卒考》二文，体现了许先生对古直先生的高度认可。古先生的陶渊明年岁考证，虽然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偏颇之处，但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为此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珍视。

　　譬如，他对《归园田居》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二句的笺注，启人深思。“一去三十年”，如何理解，至今仍然未有定论。主张陶渊明享年63岁说者，认为应是“一去十三年”。谁是谁非，古直先生从笺释上句“误落尘网中”中着手，给出了答案。古先生先引用宋代两家年谱（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靖节先生年谱》）的说法，并加以比较：“吴《谱》指‘落尘网’为出仕，故改‘一去三十年’为‘十三年’。但王质《栗里谱》则云：‘君年三十，有《归园田居》诗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与吴《谱》，恰成反对。”最后古先生做出判定：“王《谱》是对的。”他指出：“渊明这诗‘误落尘网中’和《杂诗》‘落地为兄弟’，两个‘落’字皆喻人之出生。《离骚》‘惟庚寅吾以降’屈原所谓降，即渊明所谓落。《尔雅》曰：‘降，落也。’降、落同义，故落霜曰降霜，人从母体降落地上，地是尘土积成，故曰‘落尘网’，唐人诗‘世界微尘里’，这就说明了尘网的意义。”所以，“误落尘网中”是指陶渊明自言出生以来，这样“一去三十年”，前后意思就通了，并由此推断作此诗时，陶渊明为三十岁。而针对“吴《谱》指‘落尘网’为出仕”的说法，古先生认为不允当。他说：“至于仕途，普遍的只用圣网，时网，世网。《汉书·叙传》‘不经圣人之纲’，陆机诗‘牵世缨时网’，这等网是牵网由人的，尘网是无牵无挂、降落自然的，二者截然不同，我们知此，则知吴、王两说的是非。”古先生引用《汉书》、陆诗等典籍，认为比喻“仕途”，是不用“尘网”的。

　　又譬如，《饮酒诗》其十九：“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古先生对“纪”的笺释也值得我们思考。古先生说：“‘纪’有二义，《周语》：‘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韦昭注：‘数起于一，终于十，十则更，故曰纪。’又，《晋语》：‘蓄力一纪’，韦昭注：‘十二年岁星一周，为一纪。’今案由乙巳拂衣归田到作《饮酒诗》时“向不惑”（三十九）恰恰十年，足证这个‘亭亭复一纪’是当用第一义的。”

　　再如，对版本文字差异的精审和考订，尤值得参考。古先生指出：“宋本陶集《游斜川》诗序皆作‘辛丑正月五日’，吴《谱》改为‘辛酉正月五日’，而曲为说曰：‘东坡和此篇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东坡于时年六十二，自辛酉岁论之，先生五十七，而东坡又过其五，亦无伤也”，这是意图把渊明年纪接近东坡，故改‘辛丑’为‘辛酉’，不悟北宋诸公所见陶集皆作‘辛丑’，那能以此诬东坡。”指明了北宋陶集皆作“辛丑”，不作“辛酉”的重要事实，为后来者考订陶集及享年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古先生对诸多记有年月的陶渊明诗文颇多探讨，这在以往是缺乏通盘考虑的。所以，古先生这一方法论的突破，显得尤为可贵。他在通盘考察时的一些看法，也颇有价值。譬如他提及说：“《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云：‘三四星火积’，三四为十二年。毛《诗》：‘七月流火。’火，火星；流，是积下的意思。时八月中获，而火星已于七月积流，故云‘三四星火积’，这说明陶渊明自辞官隐居后，已躬耕了十二年。”又如，他指出《戊午岁六月中遇火》诗：“‘戊午’，集本作‘戊申’，陶澍引《江州志》作‘戊午’，再三考证知戊午为确。”

　　可惜的是，古先生在指出“北宋陶集皆作‘辛丑’，不作‘辛酉’”时，却自己又把“辛丑”改为了“乙丑”；同时，迷信清人吴汝纶（51岁说提出者）“东坡以《告俨等疏》为临终之作”的说法，进而根据《告俨等疏》“年过五十”等语，以此判定陶渊明享年在五十一二岁；又误读了“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认定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甲辰），三十岁归田（乙已），导致陶渊明出仕时间前后不到一年，与史实记载严重不符。因此，古先生虽然做出很多努力，但他力倡的52岁，信从者较少。

　　二、笺注陶诗，是古直先生对于陶学研究的最大贡献

　　对于陶诗的笺注成果，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在修改、完善，数十如一日。从20世纪20年代《陶靖节述酒诗笺》《陶靖节诗笺》，到30年代《陶靖节诗笺定本》，再到1956《重定陶渊明诗笺》，无不体现了这一令人敬佩的学术精神。也因此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1936年，郭绍虞先生在他的《陶集考辨》“近代本”中专门收录了古直先生的四卷本《陶靖节诗笺定本》，并且称赞说：“古氏笺陶用力颇勤，前此虽有诸家笺注，古注不求备摭，汰弃殊多。其自写注，颇能发明陶诗用事之长。窃以为陶诗用事，真所谓水中着盐，虽有盐味不见盐质者。古氏详为钩稽，以发潜幽，不特可明陶诗用事之处，即于陶公学术思想，亦可为印证之助。”郭先生行文之末，还特别交代：“朱自清君有书评，载《清华学报》十一卷二期。”也足见他对古先生陶集注本的认可和推介。

　　确实，《陶靖节诗笺定本》作为《层冰堂五种》之一，甫一出版，就得到当时古典文学专家朱自清的大力推崇和赞许。朱先生专门为此专撰了书评：《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层冰堂五种〉之三）》，发表于《清华学报》。这篇书评，成为朱先生陶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饮誉至今。朱先生借评述古先生的书，阐发自己对于陶渊明研究的许多独到见解。而其中不少创见，朱先生在文中即指出直接源自古直先生的笺注成果。

　　朱自清先生称誉说：“古先生《陶靖节诗笺定本》用昔人注经的方法注陶，用力极勤；读了他的书才觉得陶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多义’。”又如，朱先生通过古先生的笺注，弄清了陶渊明思想“究竟受道家影响多，还是受儒家影响多”的问题。朱先生说：“从《古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论语》第二……”并由此提出了魏晋时期“孔子学说的道家化”，“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等著名论断。仅由朱先生的例证可以看出：古直先生的陶诗笺注功劳的巨大贡献，以及恩泽浇灌陶学之深。

　　《陶靖节诗笺定本》堪为古直先生的代表作，饮誉学林。朱自清先生也特别称赞该书中对于《述酒》诗的笺注成绩，他说：“《述酒》诗‘廋词’太多，古先生所笺可以说十得六七。”古风说，古直先生“早年偶涉西学，但是西方文学批评对他一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古直先生的治学方法是相当传统的”。又说：“古直先生通于文献，熟于掌故，精于注释。”（《古直及其文学批评》）陶渊明的《述酒》诗，一向公认晦涩难懂，自宋代汤汉作注后，稍稍能解，而古直“先生根据历史事实，于渊明诗隐晦难喻者，一一加以疏证”，并对陶诗淡泊明志，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提出异议。认为身为晋大司马陶侃曾孙，而躬耕垄亩，以酒自藏，绝非渊明本志。古直先生根据诸多历史实际，对陶诗加以考证。指出“述酒”一篇，系为刘裕篡晋，废恭帝，并迫令饮毒酒自杀之事，有为而发。而《咏荆轲》与《读山海经》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句，也绝非无因而发。鲁迅曾经说过：“‘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这是深刻理解陶渊明为人本质的中肯的批评，也说明了陶渊明隐居蹈晦，以酒自藏的沉浮个性，以古今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来理解陶渊明，绝非其本真。古先生将这些推论，“建立在充分的历史记据的基础上，非以臆测出之”（以上参考李稚甫《古直先生的生平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

　　对于古直先生《陶靖节诗笺定本》的其他笺注成绩，朱自清先生在文中作了较多阐发，兹引述如下，以期更多的读者了解，并引起重视：

　　本书颇多胜解。如《命子》诗，“既见其生，实欲其可”的“可”字，注家多忽略过去，本书却证明“题目入以‘可’字，乃晋人之常。”《和刘柴桑》诗，题下引《隋书·经籍志·注》，“梁有‘晋’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录》一卷”。证“刘柴桑”即“刘遗民”。此事向来只据李公焕注，得此确证，可为定论。又“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或以为比酒之醨薄，或以为赋，都无证据。本书解为比，引《魏书·徐邈传》及《世说》，以见“魏晋人每好为酒品目，靖节亦复尔尔”。《还旧居》诗“常恐大化尽，气方不及衰”，次句向无人能解；本书引《礼记·王制》“五十始衰”，及《檀弓·郑注》，才知“常恐……不及衰”，即常恐活不到五十岁之意。《饮酒》诗第十六“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旧注都以“孟公”为投辖的陈遵，实与本诗不切；本书据诗中境地定为刘龚，确当不易。又第十八前以杨子云自比，后复以柳下惠自比。这二人间的关系，向来无人能说；本书却引《法言》及他书证明“子云以柳下惠自比，故靖节以柳下惠比之”。又如《杂诗》第六起四句云：“昔闻长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诸家注都不知“此事”是何事。本书引陆机《叹逝赋序》“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乃知指的是亲故凋零。

　　朱先生并在文章末尾，附记式地说：“《层冰堂五种》大约须向古君直接购买，价约十元，古君现在广州中山大学。”寥寥数语，朱先生对古直先生《陶靖节诗笺定本》诸作的钟爱以及推介之深情，溢于言表。

　　闵定庆说：“古直少年时师从兴宁罗翙云、梅县谢吉我二先生，学习经史之学，成年后博学于文，在学术上深受岭南宿儒朱次琦、陈澧的影响，又因阮元《文言说》的启迪，始立志于汉魏六朝诗学研究。”（《试论古直〈钟记室诗品笺〉文本诠释的自洽性》）古直先生作为传统学者，能够融合汉、宋之学，字句义理皆在人上所以“心光所到，往往发千载之秘”（陈三立《与古公愚先生书》），并“以作家和学者两种眼光来进行文学批评，故能入其内，体察细微；又能出其外，烛照宏通。每发一言，皆中肯綮，堪为定评”（古风《古直及其文学批评》）。他精于考据之学，但亦蕴含义理于其中。往往目光犀利，一语中的。例如，针对宋代以来陶渊明的诗风“平淡”说，古直先生认为并不全面。他在《陶靖节诗笺序》中说：“夫公（指陶渊明）诗百三十篇，似平淡者，独有田园诸什。然一索其实，则清刚之音，仍复流于弦外。若夫《饮酒》《述酒》《荆轲》《三良》《杂诗》《贫士》《拟古》《读山海经》七八十首，声情激越，盖嗣宗、越石所不能尚。而乃以平澹概之，岂知公者哉？”指出反映陶渊明平淡诗风的，仅有“田园诸什”（《归园田居五首》等），其余像《饮酒》等大多数诗歌（“七八十首”），都是“声情激越”的慷慨之作，可见他对于陶渊明诗风的整体把握。

　　三、钟爱陶渊明，笺注钟嵘《诗品》，力主陶诗“本在上品”说

　　1925年冬，古直先生在他的《钟记室诗品笺》“发凡”中说：“陶公本在上品，《御览》尚有明徵。王贻上不考，大肆讥弹。以此推之，魏武下品，郭璞、鲍照、谢脁等中品，安保不是后人窜乱乎？”又谓：“陶公今列中品，据《御览》所引，则在上品。”又谓：“靖节本在上品，《御览》可征。”又《笺》云：“按：《太平御览》586：钟嵘《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据此，则陶公本在上品，今传诗品列之中品，乃后人窜乱之本也。”（《诗品中·宋徵士陶潜诗》笺语）此论一出，震动学坛，成为古先生受后人批评最多的地方。

　　曹旭先生在称道古先生的《钟记室诗品笺》“是力作，是较完备的注本，是这一时期《诗品》研究的重要收获”（曹旭《诗品研究》）的同时，也提出批评说古直《钟记室诗品笺》：“最大的纰缪乃在于用不可靠的《太平御览》证陶渊明原在‘上品’说。这一缪说被人当真，到今天还有人相信。”1921—1925年，正是古先生隐居庐山时期，《钟记室诗品笺》即完成于这一时期。古先生的这一纰缪，不能不归因于他“爱陶心切”的心情。古先生的陶诗“本在上品”说，虽然经过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等学者的辩驳，后人已察其非，但其影响仍长达半个多世纪，亦可见此说的影响力，以及众多“爱陶心切”者的热捧。

　　与此同时，古先生对《诗品》“宋征士陶潜诗”条的笺注，也颇值得珍视。如对“其源出于应璩”一语，古先生作案语云：“此说最为后世非议，然璩世以文学显，冰生于水而寒于水，陶诗何渠不能出璩？考璩诗以讥切时事、风规治道为长，陶诗亦多讽刺，故昭明《序》云：‘语时事，则指而可想。’源出于璩，殆指此耳。”从文艺风格的相似处，认同陶诗“源出于应璩”的说法。又如对“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古先生笺注时，采用把钟嵘《诗品》和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集序》的意见进行比照的方式，以见出《诗品》的品评价值。他说：“仲伟所见，略同昭明。‘文体省静’，即昭明所云‘词采精拔’；‘笃意真古’，即昭明所云‘怀抱真旷’；‘辞兴婉惬’，即昭明所云‘抑扬爽朗’；‘风力’，即‘干青云而直上’之谓也；‘风华’，即‘横素波而旁流’也。”将陶诗的艺术风格逐一批出，给读者极大的启发。

　　四、仿效陶渊明，古直先生成为现当代学者中唯一一位慕陶隐逸的躬行者

　　现当代研究陶渊明的学者众多，仰慕陶渊明人品的人更多，而真正能够做到，像古直先生那样，辞官归隐的学者，恐怕再无第二人。

　　1921年2月，作为早年参加同盟会的老资历革命党人，古直先生先后辞去了封川县县长、高要县长等职，奔赴庐山隐居，时年37岁。比41岁辞官归隐的陶渊明早了4年。古直到庐山后，初住白鹿洞书院，后移居独马楼僧舍，并在三峡桥上陈家坂建成楼房一座，命名为“葛陶斋”，门悬一联：“门前学种先生柳，日暮聊为梁甫吟”（以上参考《古直年谱述要》），可见他慕陶的志向。在他隐居庐山葛陶斋的数年间，也是他一生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完成的陶渊明研究著作有《陶靖节述酒诗笺》一卷、《陶靖节年谱》一卷、《陶靖节诗笺》四卷、《陶集校勘记》一卷、《陶靖节年岁考证》一卷，此外还有《汪容甫文笺》三卷、《诸葛武侯年谱》一卷等重要著作。

　　闵定庆高度评价了古直先生的庐山隐居，并把它和陶渊明的隐居同时联系起来说：“古直决定走进昔日陶渊明隐居之地，这是一个极具政治宣示意味的姿态，向世人也向革命同仁宣告行将彻底作别从事多年的政治活动和宣传活动，回归传统，潜心研究古学，选择一种近乎陶渊明式的‘以文自藏’的生存方式，以回应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挑战。”（《试论古直〈钟记室诗品笺〉文本诠释的自洽性》）

　　古直先生隐居庐山时期的成果特征及其学术反响，正如《古直年谱述要》所说：“因庐山侧即为陶渊明故里，古直爱诵陶诗，慕其为人，亦同样辞官归隐。其间，一边品研陶诗，一边寻踪辩伪，追根溯源，所成著述，别具见解。故此时古直关于陶渊明的研究成果，向得学术界的重视。”李稚甫也说：“（古直先生）因爱诵陶诗，仰慕陶渊明之为人，加之中年隐居庐山，追踪柴桑遗迹，更深入探讨渊明诗文之奥。”“因身居庐山，对渊明柴桑故里遗迹，对此诗中所涉及的地域，一一加以查勘，疏通证明，并按据史实，加以对证，此旁人所难能者。”（《古直先生的生平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庐山的隐居生活，加深了古直先生对陶渊明诗文的理解，对其生活遗迹也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些都融注在他对陶渊明诗歌的笺注之中。

　　更难为可贵的是，隐居庐山的数年生活中，古直先生过着穷困的生活，曾经营过茶室，直到1925年受聘于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文科教授，但他会在闲暇假期回庐山写作书稿、设帐教学，教授九江本地弟子。

　　在《咏陶靖节》诗中，这是他创作的一首以集陶诗形式书写的，古直先生表达了他隐居庐山时期的情形。诗云：“东方有一士，邈然不可干。称心固为好，即日弃其官。拥褐曝前轩，闻饮自欢然。所乐非穷通，所惧非饥寒。猛志固常在，有时不肯言。哀哉亦何伤，在己何怨天。其人虽已没，千载乃相关。”视陶渊明为异代知己，足见他的爱陶心境。

　　古风曾在《古直及其文学批评》中说：“这就是古直，一个革命家的古直，一个教育家的古直，一个作家的古直，一个古典文学专家的古直。他的这四种身份都是名副其实的，富有建树的，令人钦佩的。这四种身份由一条精神主线贯穿着，就是“愤时救国”。他参加革命是如此，他办教育是如此，他写诗作文是如此，就连他研究古典文学也是如此。譬如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取向上，他对于陶渊明的偏爱，对于黄遵宪的钦慕，都与此有关。人一生中要成就一种事业都挺不容易，但是他却成就了四种事业，而且都做得如此之好。因此，古直先生也算是一位奇才！”

　　可是大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古直一生著作等身，却流传不广。他晚年完成的五卷本《重定陶渊明诗笺》等著作，至今未见出版，其余早年出版的一些著作，也多年散佚，不易找寻，因此，能够读到他著作的人，就很少。也因为这个原因，古直先生成为一个被遮蔽的“隐藏的大家”，至今鲜为人知。这是殊为遗憾的。古直先生的诸部陶学著作，屡不见版，嘉惠学人，实为学术界的重要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