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二节 将陶公植入少年心中——孙毓修陶学著作评议

　　刘中文

　　刘中文，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黄庭坚体悟陶诗曾说：“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黄庭坚，《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参见：《全宋文》第10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5页。山谷之见信然。一般而言，少年郎难以读懂陶诗，而让少年读懂陶诗也是陶学家所面临的课题，孙毓修先生便肩负了这一使命。

　　孙毓修（1871—1923），江苏无锡人。“又名学修，字星如、恂儒，号留庵，笔名绿天翁、东吴旧孙、乐天居士、小绿天主人等。清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九（1871年8月15日）出生于无锡城西开源乡孙巷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家庭。”柳和成，《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早年攻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师从缪荃孙学版本学、目录学。1895年中秀才。1902年春“又到苏州上康桥美国牧师赖昂女士处学英文”柳和成，《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页。1907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高级编译。主编《童话》《少年杂志》《少年丛书》等儿童及通俗文艺读物，并为涵芬楼鉴别版本。1919年前后，孙毓修主持《四部丛刊》的辑印事宜，先后出版了《四部丛刊初编》《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著有《欧美小说丛谈》《中国雕版源流考》《永乐大典考》《伊索寓言演义》，译有《北亚美利加洲》《亚细亚洲》等。

　　孙毓修是近代著名学者、编译家、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儿读物出版的创始人。1909年，孙毓修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少年杂志》，同时编撰了《童话》《常识谈话》《少年丛书》《演义丛书》《模范军人》和《新说书》等少年丛书。其编译和主撰的《童话》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童话，标志着中国少儿读物出版和儿童文学的开端。曾与孙毓修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事的茅盾先生称赞孙毓修为“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参见：《茅盾全集》第3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30页。“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茅盾，《关于“儿童文学”》，参见：《茅盾全集》第2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少年丛书》是一套介绍中外历史名人的读物，于1908年12月问世，共出版了三十册，其中十八册为孙毓修编纂。

　　将陶公植入少年心中孙毓修编纂《陶渊明》（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4月初版）即是《少年丛书》之一。该书是20世纪最早的专门介绍和研究陶渊明的著作20世纪初的陶学著作，以出版时间排列依次是孙毓修《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18年）、梁启超《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3年）、胡怀琛《中国八大诗人·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5年）、古直《陶靖节诗笺·陶靖节年谱》（中华书局，1926）、傅东华《陶渊明诗·陶渊明年谱》（商务印书馆1927年）、胡怀琛《陶渊明的生活》（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等等。也是陶学史上第一部“少年读物”的《陶渊明》。孙毓修能将山谷道人所谓的“枯木”植入少年心中且化之为水、茗、汤饼，全在于他的匠心独运。

　　孙毓修编纂的《陶渊明》（以下称“孙氏陶著”）1918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32开本共33页，约一万三千字。除所引述的陶公八篇作品和颜延之《陶徵士诔·序》近三千字外，孙毓修所著万言许。“提要勾玄”是本书所体现的原则，所谓“提要”即全书仅选取了统摄陶公一生的五柳自况、作令彭泽、重九醉菊、五陵寄意、训子、自挽“六事”来凸现陶公个性。所谓“勾玄”即由“六事”钩沉进而对诸多学术问题深入探究。如下两大特征使该书成为“另类陶著”。

　　一、以少年受众为中心布局谋篇

　　1.简单的体例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拓荒者周作人认为，少年读物当“文章单纯、明了、匀整；思想真实、普遍；这条件便已完备了。”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参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孙氏陶著体例恰恰是单纯、明了。全书仅有总论、五柳自况、作令彭泽、重九醉菊、五陵寄意、训子、自挽七章。“总论”开宗明义，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陶公予以文化剖析与定位。六章各记陶公一事，每章的结构都是：叙事——引述陶公诗文——讲解——批评。其“批评”为点睛之笔，揭示陶事的文化内涵，钩沉相关学术问题。而全书仅选取了陶公的“六事”来凸现陶公个性，正所谓记事简明。这样简单的体例确实便于少年阅读，体现了编纂者为少年“量身定做”的匠心。

　　2.有趣的材料

　　孙氏陶著的材料有三类。第一类材料是“陶作”。全书选录陶公八篇作品，或是少年耳熟能详的作品，如《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或是与孩子的身份相关的作品，如《责子》《与子俨等疏》；或是能够引发少年好奇心的作品，如《九日闲居》《止酒》《自祭文》、颜延之《陶徵士诔·序》。突显陶公的品性与人格是孙氏陶著的着眼点、立足点，而这九篇作品可为最佳选项。第二类是“陶事”。孙毓修所讲述的陶渊明的故事有做令彭泽、种秫酿酒、拒不折腰、解印去职、麾去檀道济、乘坐篮舆、与王宏共酌、重九坐菊、白衣人送酒、与颜延之酣饮、蓄无弦琴、入莲社事、自撰祭文，等等，其中多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故事所具有的浓郁的趣味性极容易唤起少年的兴趣，从而抓住孩子们的好奇心，最终浸润、感化少年的心灵。第三类材料是“插图”。图文并茂是少儿读本最本质的、最核心的特征。孙氏陶著附有八幅插图：《靖节先生像》《归去来兮图》《乘篮舆图》《白衣送酒图》《五陵人入桃源图》《庐山瞻云寺图》《夫妻耕作图》《陶渊明墓山图》。孙毓修在《童话·序》明确地阐述了加入插图的目的：“文字之浅深，卷帙之多寡，随集而异。盖随儿童之进步，以为吾书之进步焉。并加图画，以益其趣。”柳和成，《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8页。插图的使用，自然唤起了少年的阅读兴趣，深化的阅读效果。而且这八幅插图趣味盎然，除“陶渊明墓山图”外都是写意画，插图以简洁的笔法绘出画中人古朴、敦厚、恬淡、蔼然的神态，即便是成人看了，也会被画中人感染，并心驰神往进入图中境界。遗憾的编纂者未交代这八幅插图所从何来。

　　3.浅近的文言

　　周作人先生认为，儿童学上的少年期在十至十五岁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参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少年期的孩子，一般都有国文阅读的积累，其阅读物“浅近的文言可以应用”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参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由于旧学根底深厚，孙毓修采用了“浅近的文言”编纂少年读物。“浅近”是因为读本的特殊阅读群体所决定的，必须以少年受众为中心。使用“文言”，一方面“文言”是国文的书面语，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文言”的使用也由《少年丛书》的题材所决定的。孙毓修撰写了《少年丛书》的十八种图书，着重选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贤达，诸如陶渊明、玄奘、苏轼、司马光、朱熹、王阳明等，用庄重的文言书写古代贤达，更能体现对后人对他们的敬仰与崇拜之心。茅盾对儿童读本的语言问题特别强调：“现在我们所有的‘科学的儿童读物’大半不太注意‘文艺化’，叙述的文字太干燥，甚至有‘半文半白’，儿童读了会被催眠。”茅盾，《关于“儿童文学”》，参见：《茅盾全集》第2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62页。孙毓修在儿童文学中所使用的“浅近的文言”是“浅显而纯熟的书面语”，并非茅盾所批评的半文半白语言。

　　孙氏陶著所撰近万言，无论叙事抑或议论，其“浅近的文言”自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试读之：

　　当众人梦梦，举世滔滔之日，而无一人焉树风节、明大义，为疾风知劲草、岁寒之松柏。则波流所届，伊于胡底？譬之于时，长夜漫漫而无旦时，天地之道亦将息矣，岂不危哉！乃知人类之赖有忠臣孝子贤人高士也，甚于粟米水火之不可一日阙也！孙毓修编纂，《陶渊明》，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3页。以下引用此书只在行文中标明页码。

　　渊明生当鼎革之秋，触目生愁，抚景增叹，无可奈何，则逃于酒。且犹夙兴夜寐，不敢怠荒，其醒不可及，其醉尤不可及，读者勿漫学之。马援曰：“画虎不成，反类其狗。”汉武帝曰：“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学古人者必先胸中有此鉴衡也。（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18页）

　　语言风格自然流畅、古朴浑厚、风骨端翔、浩气荡漾，犹得战国策士睥睨天下之怀、雄辩滔滔之气，又深味汉唐古文澎湃激荡、气势磅礴之风。读来心神朗朗、胸襟愈大、志节弥高。茅盾说孙毓修“瘦长个子，有点名士派头”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参见；《茅盾全集》第3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除了坚实的国学根基外，孙毓修骨子里所透出的“名士”精神，正是其“陶著”语言风格形成的底蕴，这从其“少年丛书”的选材上也可略见一斑。“少年丛书”的选材着重选取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文人，但策士、武将同样也在孙毓修的选材之列，诸如信陵君、苏秦、张良、马援、班超、诸葛亮、郭子仪、岳飞、文天祥等。无论是丛书的选材还是其“陶著”的风格，我们都能够从中认识到，由儒家的“固穷”精神和道家“任自然”的价值观所形成的“名节观”，抑或由墨家“任侠”观念所形成的“侠义”精神，早已深入孙毓修先生的骨髓，且时时奔流在他的血液里。孙氏陶著所体现的这种根植于中国文化本体的“风骨”和“浩气”，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学之正脉，以此滋育、教化少年，必有大器成焉。

　　二、对陶学问题的深刻思辨与探究

　　孙本《陶渊明》是写给少年的书，作者对陶渊明给予个性化介绍与解读的同时，也对陶渊明文化地位、陶酒、陶公教子、陶公家世、陶公祖父、陶公五子、陶集版本、陶墓等诸多陶学理论问题作了考证、探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体现了鲜明的学术性。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探究是孙氏陶著的核心内容。而思辨、论证较为深刻的陶学问题有如下几方面。

　　1.论陶渊明的文化地位

　　孙氏陶著的《总论》可谓一篇陶学专门论文。孙毓修将“名节侠义”观作为理论立足点，由此出发从史学角度进入论题、展开论证。

　　朱熹《答刘子澄》论曰：“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刚大直方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朱熹，《答刘子澄》，参见：《晦庵集》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孙毓修首先发挥朱子的观点提出：“名节侠义之风，莫盛于东汉。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何其烈也。司马氏（篡国）……侠义之风，遂不复存。”（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1页）他批判晋世以来尚清谈、崇虚浮、贱名检、狭节信、鄙居正、笑勤恪、“无一人焉树风节，明大义，为疾风知劲草，岁寒之松柏”（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3页）的恶浊世风，并激切地呼吁道：“长夜漫漫而无旦时，天地之道亦将息矣，岂不危哉！乃知人类之赖有忠臣孝子、贤人高士也，甚于粟米水火之不可一日阙也！”（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3页）

　　其次，孙毓修对隐士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乱极之世，人才乃出……亦有人焉，逼世若凂，逃名不出。高洁之行，天下皆望之。难言之痛，天下皆谅之。”（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3页）他认为，对于历史，隐士高洁之行有劝世之功，“百世之下，闻其风者，犹足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3页）。隐士之名节风概有不朽之德，“在当时虽不及名将名相，有特殊之功绩。而其为一代之典型，为万古之纲常，则非廊庙中人，所能及其万一也”（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3页）。在孙毓修看来，隐士虽不能救国，但可以凭一己之洁身与绝世之高行来济世救俗。孙毓修进而把陶渊明与竹林诸贤作以对勘，最终透析出陶公的“忠义”来，“东晋之季，有陶渊明焉……今读其《饮酒》《述酒》诸诗，则知陶公之托于麹糵、逃于昏冥者，夫岂得与阮籍辈并论……公乃高举远蹈，不受世纷，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现矣。其退休所作诗，类多悼国伤时感讽之语，论者不察，与竹林诸狂士等量齐观，夫岂足与论古者哉！”（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3—4页）在孙毓修的价值体系中，陶公高于竹林名士之处全在于其“忠义”之心。

　　孙毓修进而提出全书的观点：“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4页）在孙毓修心中，屈原、张良、孔明、陶潜不仅是君子，也是千古义士。所谓“其心”即“四君子”至死不渝的“明君臣之义”，亦即于国于君的“忠义”之怀，这也是儒家所推崇的“君子”的核心品格。张良与孔明为国尽心，“略伸志愿者，其事业现于世”（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4页）。而屈原与陶潜俱不遇世，“将没世而莫知之，则不得不托之空言以泻忠愤。”（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4页）这不由得使孙毓修满含悲愤地为陶公悲鸣：“嗟乎，陶公无昭烈之可辅以图存，无高皇之可倚以复雠，乃终以高隐终也，悲夫！”

　　陶公确实未建功业于后世，但儒家所倡扬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陶公已立德、立言，三有其二，自然如江河不废、万古不朽。以此观之，有何悲哉？若以道家价值观审视，陶公为“自然之子”高建新，《自然之子——陶渊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他实现了道家和玄学所主张的最高境界与理想——物我一体、浑融自然。以此观之，陶公更无“可悲”之理。陶公儒道双修，各臻其致。因而，中国古代士人无论圣贤还是奸佞，无论仕进还是退隐，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都对陶渊明仰目斗极、钦佩之至，他们不断地从陶公身上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生命智慧。陶公至性淳一，天姿贞素，不蹈其曾祖陶侃入世的旧辙，虽无名位功业，却已优入圣域自唐至清，白居易、林逋、蔡絛、郭祥正、潘德舆等人不断尊仰陶渊明为“圣”，其圣名列同儒家先圣伯夷、叔齐，儒门复圣颜子、宗圣曾子、曾皙、原宪，以及和圣柳下惠等（参见拙著《论陶渊明的“诗圣”之名》，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名垂青史，幸哉！孙毓修执着于儒家之所谓“功绩”一端而为陶公悲鸣，则大可不必。但无论如何，孙毓修“四君子”之论确实议论正大、识见卓绝，诚为陶学理论之一大建树。

　　2.论陶渊明的品性与人格

　　作者心中仰慕的君子，其品性与人格自当是论证的核心问题。除《总论》外，孙氏陶著的每一章都从不同角度涉及了这一核心问题。

　　首先，孙毓修认为陶公“素怀高洁”、“高尚之趣出于天性”（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6页）。有此人格底蕴，故其“高洁之行”体现在“高举远蹈，不受世纷，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现矣。”（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4页）他引述了颜真卿和朱熹的观点对此加以论证。

　　颜真卿是唐王朝义士，他被藩镇将领李希烈缢杀。其《咏陶渊明》诗云：“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狙击不肯就，舍生悲缙绅。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颜真卿，《咏陶渊明》，参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1583页。为此，朱熹慨叹道：“颜文忠公《栗里诗》（即《咏陶渊明》诗）……读之者亦足以识二公之心而著于君臣之义矣。”朱熹，《跋颜鲁公栗里诗》，参见：《晦庵集》卷八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颜真卿心目中，陶渊明忠于晋室一如张良报韩而刺嬴政、龚胜效汉而拒王莽。辞去彭泽令，是陶公忠于晋朝之“义”举，“盖渊明仕于晋祚将移之日，世道人心，皆不可问。而气节学问，无所用之，徒劳何益？五斗折腰之说，有托而逃。”（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13页）即便是《桃花源记》的作意，孙毓修也认为是“乃寓意于刘裕，而托之秦耳。”（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21页）而其拒绝刘宋当道之徴同样出于对前朝的忠义之心，“陶公见宋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义熙以前，明书晋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此有汉陈咸不臣王莽，仍用汉腊之意。忠臣节士，无可如何，乃用此表志，夫亦大可怜矣”（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18页）。孙毓修认为，虽然刘裕篡晋，但“潜，始终晋人也”（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28页）。并将陶公的忠义与汉人陈咸相类。陈咸，西汉沛国洨人，“平帝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范晔，《郭陈列传》，参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96年，第1547页。后去职归里，“及莽篡位，召咸以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宫，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其后莽复征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范晔，《郭陈列传》，参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96年，第1547—1548页。陈咸忠于汉朝而不就莽征，陶公心许晋室而不受宋位；陈咸藏汉家律令书藏之于壁，陶公纪诗不采宋号唯用甲子，先达与后贤之“义”同出一辙——儒家君子之节义观。

　　其次，孙毓修认为道家自然观是陶公之人格的重要构件。陶公终究未入远公莲社且以酒搪塞之，正是因为其人格建构中的道家自然观。对此，孙毓修对此深有洞悉：“其生平理想，见之于《形影相赠诗》《神释诗》，大意以世情惑于惜生，故极陈形影之苦，而释以神之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此乃不易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乃得神之自然。此诚能达生而遗世者也。此岂莲社中人，终日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者所能知哉？”（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21页）“达生”是通晓生命之道、人生真谛，亦即泰然委顺、纵浪大化、与自然融一，如此方能“遗世”而不喜不惧、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宋人施德操云：“达摩未西来，渊明早会禅。”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吴文治编，《宋诗话全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18页。施氏所谓的“禅”即是陶公对道家及玄学“自然”观的皈依。陶公真体内充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参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7284页。与道冥一，体素储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参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7285页。净土在心，无修而修、无得而得，莲社中人自然难以理解和企及陶公之“禅”境了。孙毓修同时认为，在“寻阳三隐”中，正由于陶渊明对“自然”观的皈依与执着，“未能谢绝势分”（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23页）的周续之和“耽于佛”（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23页）的刘遗民，才远远不能与陶公等同并埒。

　　3.论陶渊明的酒

　　古今论陶必言“陶酒”，孙氏陶著也多涉“陶酒”问题，其观点大致如下。

　　其一，“陶酒”高于“竹林之酒”。叶梦得曾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叶梦得，《石林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34页。“陶酒”高于竹林之酒，此古今通识。清人宋咸熙言曰：“古之酒人，当以渊明为最，太白次之，若阮籍、刘伶，直是沉酒酣身矣。陶渊明《饮酒》诗，昭明太子所云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太白犹有胸中郁勃之气，其不如陶渊明者在此。”宋咸熙，《耐冷谭》，参见：北大中文系，《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58页。阮籍、刘伶、太白不能超越自我与现实，故其酒带“郁勃之气”。陶渊明却一往真气、冥合天道，带着哲学沉思来饮酒赋诗，故陶酒能“忘情”而达到玄学所追求的高远静穆的境界。

　　古来学者多从道家哲学与玄学哲学角度解释这一差异，而孙毓修却立足于儒家“忠义”的视角，对陶酒与竹林之酒作以价值评判。“陶公之托于麹糵、逃于昏冥者，夫岂得与阮籍辈并论……公乃高举远蹈，不受世纷，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现矣……论者不察，与竹林诸狂士等量齐观，夫岂足与论古者哉。”（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3—4页）在孙毓修心中，即便是饮酒，陶渊明也带着忠义的豪侠之气，这绝非昏昏冥冥的竹林名士所能比拟。

　　其二，陶公之“其醒不可及，其醉尤不可及也”（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18页）。醒不可及，尤为可知。醉不可及，颇为费解。萧统最早提出陶渊明“寄酒为迹”萧统，《陶渊明集序》，参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5年，第3067页。的观点，所谓“迹”就是人生的一种表象和手段，方宗诚认为是：“托酒以返真还淳，忘怀名利，以了死生。”方宗诚，《陶诗真诠》，柏堂遗书本，国家图书馆藏。对此，孙毓修深入解读曰：“陶公于酒，真所谓神理独契者。集中饮酒诗居多数，但家贫不能长得，更不能得美酒。其所与饮，多田野樵渔之人。班坐林间，兴之所至，别有会心，故不泥乎迹也……读其《饮酒》二十首，或析名理、或慨时事，迂回往复，寄托深远。夫岂醉人所能？世之醉者，既自以为醒，而醒者遂不得不自以为醉。处此苦境者，古今来独一渊明也哉！”（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16—17页）孙毓修虽深化了前人的观点，但距“真理”仅一步之遥。

　　实际上，陶公“醉尤不可及”的原因就在于他“以醉致醒”的人生艺术。俗众饮酒，醒以期醉，借以忘怀现实、得以暂时的逃避与快慰。陶公饮酒，以醉致醒，以“酒”为媒介进而思辨宇宙与人生、体悟天道、超越世俗、超越自我，获得精神世界永恒的逍遥游。也正是这种“以醉致醒”的酒德、“酒”艺术，孙毓修对陶公最终未能“去酒”给予充分理解。

　　4.论陶渊明教子

　　陶渊明《命子》等作流露出对孩子的复杂心态，古今学者对此不断地剖析、臆评。针对少年读者，孙氏陶著特撰《训子》一章，对陶公的教子之心作深度的剖析。

　　首先，孙毓修认为陶公对五子有切至的“慈祥恺悌”之怀。孙毓修认为：“陶公高蹈独善，宅志超旷，视世事无可芥其中者，独于诸子，拳拳训诲”，且“陶公训子最切至，与其平日放旷之怀判若两人”（均见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23页）。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了陶渊明为官彭泽时曾遣力仆助子并特诫其子善遇力仆一事。孙毓修从教育学的独特视角来认知此事：“（陶公）慈祥恺悌，千载下如见其心。以此教子，其意深矣。”（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23页）对于陶公之举，钟秀曾曰：“陶渊明……全是民胞物与之胸怀，无一毫薄待斯人之意，恍然见太古，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景象无他，其能合万物之乐，以为一己之乐者，在于能通万物之情，以为一己之情也。”钟秀，《陶靖节纪事诗品》卷四，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钟秀的思辨将陶公仁爱之怀提升到理学高度，论断最深刻、最精辟，可谓中国文化本体视角的终极解读。

　　其次，匡正后世对陶公教子的误解。

　　杜甫《遣兴五首》其二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篇，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莫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遣兴五首》，参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第563页。这首诗关乎陶公人与诗的双重问题，无论作者最初的命意是自嘲还是贬斥陶渊明，历史的事实是，杜甫因此招致了后人无尽的反驳与批评。孙毓修同样反驳了杜甫的观点。

　　第一步，孙氏反驳杜甫的论据。杜甫的论点是陶潜未“达道”，而论据即是陶公挂怀于孩子的贤愚。黄庭坚《书陶渊明责子诗后》曰：“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恺悌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黄庭坚，《书陶渊明责子诗后》，参见：《全宋文》10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黄山谷认为陶公内心“恺悌慈祥”，其著《责子》诗不过“戏谑”耳，而俗人却误读为“诸子不肖、渊明愁叹”，其荒唐犹如痴人信梦。孙毓修发挥黄庭的观点进一步反驳道：“盖渊明襟怀旷达，高出尘壒之表。大抵诸郎皆中人之资，期望甚切，稍不满意，遂作贬词。况雍端甫十三，通子方九龄，过庭之训尚浅，可遽以不肖断之耶？”（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25页）“诸子不肖、渊明愁叹”之俗见有悖于人情事理，谬论不攻自破。四十年后的1957年，周作人也对此发表看法：“我喜欢读陶渊明诗，有许多篇都很喜欢，其一是《责子》诗……对于此诗，古来有好些人有所批评，其中唯黄山谷跋语说得最好……这里的所谓俗人之中却有一个杜子美……陶诗题目虽是责子，似乎是很严肃的东西，其实内容是很诙谐的，其第五联最是明了，如果十三岁的小孩真是连六与七还不懂，那么这是道地的白痴，岂止不肖而已。山谷说他戏谑，极能了解这诗的意味，又说慈祥，则又将作者的神气都说出来了。”周作人，《杜少陵与儿女》，参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3—804页。周作人对杜甫的反驳更委婉了。

　　第二步，孙氏直接反驳杜甫的论点。孙氏从道家哲学角度立论，他认为“与子一疏，乃陶公毕生实录、全副学问也。穷达寿夭，即一眼觑破。则觸处任真，无非天机流行。末以善处兄弟劝勉，亦其至情不容己处。读之惟觉真气盎然。”《与子俨等疏》是陶公一生性情的写照——真气盎然，达于天人合一之境。人生之穷达寿夭，其一眼觑破，全然摆脱。正因此，孙毓修认为：“杜以渊明教子为不达，非笃论也。”（孙毓修编纂《陶渊明》第27页）非“笃”即为肤浅，有名士气节的孙毓修对杜甫的反驳更为直截了当、一针见血了。

　　结语

　　柳和成先生在《孙毓修评传》中提出：“‘少年丛书’的读者群定位于小学高年级以上少年。”柳和成，《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0页。客观地说，孙毓修编纂的《陶渊明》虽然是“少年丛书”之一，但还未达到完全的、自觉的“少年化”，浓重学术性淡化了孙本《陶渊明》的故事性，作为少年读物，其“成人本位”仍未脱尽。与其说向少年介绍陶渊明，不如说与少年谈陶学。一方面，鲜明的学术性自然对少年理解接受陶渊明产生深化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过于浓重的学术性势必降低了少年读者阅读与接受的兴趣，减少受众数量。

　　此外，孙氏陶著对陶渊明的文学未予关注和介绍。对著作引述的八篇陶作，孙氏所作的都是社会学层面的剖析，以此挖掘陶公品性与人格。而对陶公开创中国诗歌新风尚、流传千古的田园诗却未置点墨。这很容易导致少年对陶公的一隅之见——陶渊明仅仅是义士、隐士罢了，而非文化与文学的、完整的陶渊明。文学是濡育人类心灵与性情的重要媒介，孙氏陶著对陶渊明文学的忽略，也会使少年的文学熏陶弱化或缺失。这不能不说是孙氏陶著的缺憾。

　　然而，对于陶学，孙毓修终究功不可没。虽然他以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传统方法研究陶渊明，但他对陶学诸多问题所作的深刻思辨和清晰的论证，深化并推动了陶学理论的发展。孙毓修编撰的《陶渊明》是20世纪最早的陶学著作，客观上，他的陶学建树引领了20世纪初期陶学的发展。而从传播学角度，他为陶渊明的传播开创了新的、特殊的受众类型——少年受众。在陶学史上，孙毓修第一次郑重地把陶渊明介绍给少年儿童、把陶公植入少年心中。客观上，陶渊明的人格自然影响或引导中国少年的成长，提升了国民的素质。而在这个过程中，陶渊明的文化生命力也自然得以生生不息。仅此，孙毓修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陶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