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九节 从陶渊明园田居到白居易庐山草堂

　　柴颖菊

　　柴颖菊，九江学院实验中心教师。

　　摘要：从陶渊明园田居和白居易庐山草堂比较来看，陶渊明虽然有隐居于园林之意，但因缺乏三径之资而另辟田园隐居之路，所以陶渊明园田居是以人境为背景，更重视心隐，所谓“心远地自偏”。白居易庐山草堂则是面向自然而以脱离人间为趋向，并且白居易能够在浔阳官舍与庐山草堂间自由转换，这和他本人的中隐理论也是一致的。白居易庐山草堂与陶渊明园田居虽有相通之处，但差异仍是主要的。

　　关键词：陶渊明；园田居；白居易；庐山草堂

　　白居易元和年间贬居江州，游遍庐山山水，结交僧道文人，亦曾访陶渊明旧居，有咏陶渊明诗多首。他在浔阳官舍之外，又于庐山香炉峰下建庐山草堂，圆了自己的吏隐梦。比较白居易草堂与陶渊明园田居，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确存在一些联系，但区别仍是主要的。关于白居易庐山草堂，研究较多，如庞玥《林泉风月是家资——从〈庐山草堂记〉探析白居易的建筑园林观》，参见：贾珺主编，《建筑史第2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该文又以《从〈庐山草堂记〉探析白居易的建筑园林观》为名发表于《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有删节）、收录于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等。但将庐山草堂与陶渊明园田居加以比较的还比较少。此处园田居借用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之名，既指陶渊明当时的居所，亦泛指他在浔阳的居所。曹林娣虽然用“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作为介绍白居易园林的标题，并指出他“效法陶潜”，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白居易庐山草堂和陶渊明居所的联系。在该书第271页介绍了陶渊明对后世园林的影响，亦很少谈到白居易。

　　一、园田居与庐山草堂的主要资料

　　史料所见，陶渊明与白居易都不仅有一处住宅。他们两人都曾外出做官，也曾多次搬家。渊明约四十一岁时，从老家浔阳柴桑迁居于上京。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六月，诗人在上京之居遭火灾，房屋焚毁。两年之后，即义熙六年（410）九月后，又迁居南村，当时诗人四十六岁。陶诗有《移居》《还旧居》《归园田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等诗，其中《归园田居》较集中地描写了其居住环境，说道：“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陶渊明诗文引自《陶渊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白居易诗文引自《白居易全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不一一注明。其他诗文虽也有描写，但因为较零散待后面分析时再引。

　　白居易为官范围远远超过陶渊明，亦有多处居所。如长安长乐里、曲江附近之昭国里、新昌坊、洛阳履道里等。唐宪宗元和十年至十三年（815—818），白居易任江州司马三年余。他曾住在司马官厅中，写有《司马厅独宿》：“荒凉满庭草，偃亚侵檐竹。府吏下厅帘，家僮开被幞。数声城上漏，一点窗间烛。官曹冷似冰，谁肯来同宿？”在浔阳西门外，白居易尚有一所住宅。因为在城外，这里十分幽静，临近湓浦口，白居易《司马宅》：“雨径绿芜合，霜园红叶多；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在庭院北边有一座长满翠竹的土冈，冈上有一座茅亭，白居易最爱坐在这里，有《北亭》：“庐宫山下州，湓浦沙边宅。宅北倚高岗，迢迢数千尺。上有青青竹，竹间多白石。茅亭居上头，豁达门四辟。前楹卷帘箔，北牖施床席。江风万里来，吹我凉淅淅。日高公府归，巾笏随手掷。脱衣恣搔首，坐卧任所适。时倾一杯酒，旷望湖天夕。口咏独酌谣，目送归飞翮。惭无出尘操，未免折腰役。偶获此闲居，谬似高人迹。”北亭的存在给萧条冷漠的司马宅增添了许多幽趣。白居易还写有《霖雨苦多江湖暴涨块然独望因题北亭》《北亭独宿》等诗。

　　从陶渊明园田居到白居易庐山草堂喜欢上庐山山水的白居易不甘寂寞，于元和十二年在香炉峰下筑草堂，成为白氏在浔阳最中意的住所。其中《庐山草堂记》集中描写了他的这处居所，成为经典名篇：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

　　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

　　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至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问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下铺白石，为出入道。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嵌空垤堄，杂木异草，盖覆其上。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见，可以销永日。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佩琴筑声。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飘洒，随风远去。其四傍耳目杖屦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覶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箦，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矜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载，我知其心以是哉！

　　矧予自思：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余累未尽，或往或来，未遑宁处。待予异日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此言！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庞玥，《林泉风月是家资——从〈庐山草堂记〉探析白居易的建筑园林观》，参见：贾珺主编，《建筑史第2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满怀着对草堂的喜爱，白居易又写了许多其他诗文，如《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牛李庾三十二员外》等。

　　二、园田居与庐山草堂的简单比较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简单地比较陶渊明园田居与白居易庐山草堂。

　　首先，从外观来比较，园田居较大，房间较多，“草屋八九间”，而庐山草堂仅三间房，即一堂二室。庞玥，《林泉风月是家资——从〈庐山草堂记〉探析白居易的建筑园林观》以为白居易三间两柱是因为唐朝对官员堂舍有明确的规定。此话不虚，但在实际生活中，官员们是否都严格遵守，我以为则是一个疑问。陶渊明对自己房屋的其他介绍基本空白，从其他诗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描写，姑且认为园田居就是这样。比如，“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告俨、俟、份、佚、佟》）、“倚南窗以寄傲”（《归去来兮辞》）等等。而白居易明确写明是“二室四牖”，每间房子设南北两扇窗户，这与陶渊明是一致的。窗子的功能也是一致，庐山草堂“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而陶渊明北窗也是用于消暑。

　　由于白居易的细致描写，让我们对庐山草堂的了解更多。草堂外观看似简单，但仍显出主人的用心：“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陶渊明园田居又是怎样的一所房屋？从“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五柳先生传》）等诗句，读者自可想象。由此可以看出，园田居与庐山草堂虽然都很简单，但园田居是一种随意的简单，而庐山草堂则是一种用意的简单。

　　其次，从室内陈设比较来看。庐山草堂中陈设依然简单，但非常用心。“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而陶渊明园田居陈设亦非常简单，“户庭无尘杂”当即此意。所谓“环堵萧然”（《五柳先生传》）则显夸张，实情当然并非如此。即如草堂中陈设的书籍在陶渊明家中自然不能缺少，比如《山海经》等就是陶渊明经常阅读的书，一定常常放在园田居中的某个地方。《读山海经》诗说：“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又如草堂中有“漆琴”，而园田居中应该也有一张素琴。沈约《宋书·隐逸传》：“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萧统《陶渊明传》：“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晋书·隐逸传》：“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样看来，园田居与庐山草堂的内部陈设内容大同小异，只是草堂更精致一些。

　　再次，从室外环境比较来看。陶渊明园田居房前屋后环绕着各种树木：“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而更广阔的背景是整个乡村：“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而庐山草堂则建在山水之中：“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在草堂周围，有更丰富的内容：平台、方池、石涧、古松老杉、飞泉瀑布等等，白居易概括为：“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

　　三、园田居与庐山草堂的不同道路

　　细细体味从陶渊明园田居到白居易庐山草堂，笔者有以下体会。

　　首先，白居易庐山草堂虽然受到陶渊明及其园田居的影响，但并不是主要的。

　　白居易受陶渊明的影响是毋庸赘言的，他曾多次在诗中提到陶渊明，未至浔阳前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诗。当时白居易退居渭上，杜门不出，往往一人独饮酣醉，读陶渊明诗，心有会意。诗中说：“吾闻寻阳郡，昔有陶征君。”这可以说是白居易与陶渊明的偶然相遇，可谓相识尚未相知：“先生去已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元和年间，白居易被贬至浔阳，让两位诗人有了更多相聚的机会。白居易曾访陶渊明故居，并作《访陶公旧宅》《题浔阳楼》等诗。《题浔阳楼》云：“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访陶公旧宅》云：“予夙慕陶渊明为人。”

　　庐山草堂在许多地方和陶渊明的园田居具有相同和相通之处。白居易庐山草堂在中国园林史具有重要地位，而陶渊明在中国园林史上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诗歌给后世造园家的影响，而不在于他本人有什么造园活动。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中虽然用“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作为介绍白居易园林的标题，并指出他“效法陶潜”，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白居易庐山草堂和陶渊明居所的联系。该书《中国园林的陶渊明情结》一文中介绍了陶渊明对后世园林的影响，则很少谈到白居易。参见：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79—82页、第271—281页。南、北窗子的设计应该是古今相同的，不能看作是二者的联系。白居易曾描写过江州官宅里的北窗：“前楹卷帘箔，北牖施床席。江风万里来，吹我凉淅淅。”（《北亭》）此外，白居易诗歌里屡次提到陶渊明的“北窗”，如“清风北窗卧，可以傲羲皇”（《竹窗》）；“坐爱前檐前，卧爱北窗北”（《玩竹松二首》）；“归来北窗下，解巾脱尘衣”（《咏所乐》）“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北窗三友》）；“卧风北窗下，坐月南池头”（《老热》）；“幸逢尧舜无为日，得作羲皇向上人”（《池上闲吟二首》）；“庾信园殊小，陶潜屋不丰。何劳问宽窄，宽窄在心中”（《小宅》）；“日午脱巾簪，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卧可致羲皇”（《偶作二首》）等。白居易虽然对陶渊明的“北窗”有所继承，但主要是精神上的，是对陶渊明“闲适”的继承，而在建园方面并没有联系。

　　白居易的诗歌中常常出现“陶庐”“吾庐”等词，但也不是造园方面对陶渊明的继承。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曾提到自己的房子：“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此“吾庐”（“陶庐”）后经常出现在白居易诗中。如“吾亦爱吾庐，庐中乐吾道”（《玩松竹二首》）；“孟夏爱吾庐，陶潜语不虚”（《寄皇甫七》）；“陶庐闲自爱，颜巷陋谁知”（《自题小草亭》）；“陶庐僻陋那堪比，谢墅幽微不足攀”（《和裴令公南庄一绝》）；“陶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春日闲居三首》）；“吾庐在其上，偃卧朝复暮”（《闲居自题》）；“出府归吾庐，静然安且逸”（《咏兴五首》）；“履道西门有敝居，池塘竹树绕吾庐”（《履道西门二首》）。

　　而屋内陈设中的书籍、琴则应是两人心灵中的相通，白居易《春日闲居三首》：“陶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屋中有琴书，聊以慰幽独。”至于二人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趋向自然、远离尘嚣等等，虽然没有外在的具体表现，但却是无疑的，也为曹林娣等人所指出。但二人之间的差异似乎多于相同。

　　因为，白居易到浔阳后，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除了陶渊明外，白居易接触最多的还有僧人和道士。他们对白居易及对庐山草堂的影响可能远比陶渊明要多。这在《庐山草堂记》中已有体现。东林寺是较早建在山林中的佛教寺庙，也是较早的佛教寺院园林，其依山傍水的幽静环境很早就受到注意。梁代释僧祐曾这样描写东林寺：“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合。”释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566页。庐山草堂面峰腋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所追求的境界似乎离东林寺更近，而离陶渊明稍远。

　　其次，园田居和庐山草堂是两人不同隐居观的反映。

　　如果从园林角度而言，陶渊明园田居与白居易庐山草堂本不具可比性，因为园田居根本不能算是园林。但无论是园田居还是草堂，其最基本功能是居住，这一点又是相同的，因而还是具有可比性的。而从隐居角度来看，又大可玩味。

　　自来，隐居都是有条件的，尤其是园林隐居。陶渊明本人应该并不反对园林，其《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中曾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此时的陶渊明正苦于“行役”，所以连“江山”也是“岂不险”，所以想到园林的种种好处，想要逃避“人间”。但此处“人间”有所特指，并非“素心人”（《移居》）所在的人间。

　　陶渊明也曾为隐居园林做过准备。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曾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但在彭泽令的位置上，陶渊明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没有了“三径之资”，家中的“三径”已经荒芜（《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陶渊明匆忙而愉快地回到家中。隐居的条件虽然不具备，但陶渊明成功地调适了自己。既然不能远离人间，那就回归人间吧。“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

　　所以，陶渊明最后隐居在了人间，他隐居的地方满是人间温情和烟火气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即便是在《桃花源记》里，陶渊明也没有追求脱俗的仙境，而仍旧是充满人间气息，所以世外桃源里也满是世间味道。

　　《归去来兮辞》中有云：“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此处的“园”可以理解为园林，但更应该是“田园”。陶渊明的“田园”正是因为“田”而成为“人境”，别有一番韵味，是园林所没有的。

　　园田居有居住兼具隐居的功能，而草堂主要的是满足白居易隐居的需要。白氏主要的居住场所是浔阳城内的官舍。但在官舍之中，白居易也努力追求一种脱俗的园林味道，他在官舍内凿造小池，栽种浮萍，豢养小鱼。有《官舍内新凿小池》《小池二首》等诗。白居易天生对园林有一种特别钟爱：“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作为迁谪者和外乡人的白居易在浔阳官舍中难得有知己好友，“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白居易忍受不了官舍的寂寥和单调，和僧人道士交了朋友，在遗爱寺旁建了庐山草堂。

　　拥有三径之资的白居易能够比较自如地在世间与自然之间转换，这实际上就是白居易发明的中隐理论。大和三年（829），白居易作《中隐》诗，提出所谓“中隐”思想，其中说道：“大隐隐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白居易的中隐理论虽然提出在大和年间，但其思想萌芽实在开始于浔阳期间的“吏隐”。白居易身任江州司马闲职，得以徜徉于庐山山水，浔阳名胜，过的正是“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的日子。在其《江州司马厅记》中，白居易写道：“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无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空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这种左右逢源、不落两边的思维不知是否又受了禅宗的影响？因此，白居易是把丘樊之隐称为“小隐”而加以否定的，所谓“大隐”亦不为他所取，如江州司马、洛阳东都留司这样的职位反是白居易中意的。

　　因了江州司马的三径之资，白居易可以另外在庐山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庐山草堂。这个草堂是脱离世俗的，其背景是远离人世的山水。在草堂周围，有平台、方池、石涧、古松老杉、飞泉瀑布等等，“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唯独没有人的痕迹。这些正和陶渊明描写的人村、墟烟、狗吠、鸡鸣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讨论庐山草堂时绝不能抛开江州司马官舍。司马官舍提供的是生活之所，庐山草堂提供的是隐居之所，但司马官舍却是庐山草堂的前提。

　　在白居易看来，官舍并不是隐居，因而，陶渊明的园田居也不是诗意的“园林”，而是人间的“田园”。白居易《与元九书》：“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则白居易对陶渊明尚未能同情地理解。这样的陶渊明隐居于田园，不属于任何一种大中小之隐。“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的隐是一种“心”隐，“意”隐，是不受形式束缚的。

　　然则，陶渊明古今只能有一个，白居易却可以有多个。白居易或许可以再有，陶渊明却不会再有。

　　§§第六章 “陶研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