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七节 陶渊明享年研究之检讨

　　柏俊才

　　柏俊才（1970—），陕西麟游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教授。

　　首标陶渊明之享年者，盖沈约之《宋书》（以下简称《宋传》）也。《宋传》云：“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219页。萧统之《陶渊明传》、房玄龄之《晋书》因之，则陶公享年六十三为凿实之事也。然引发后人之疑窦者，为颜延之《陶徵士诔》（以下简称《颜诔》）。《颜诔》因版本不同而略有差异，萧统《文选》所收《颜诔》云：“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72页。《陶渊明集》所附《颜诔》却云：“春秋六十有三。”《颜诔》版本之异，李延寿之《南史》不载渊明寿年，引起后人对《宋传》之怀疑，并激发起人们探索陶公享年之热情。自宋张縯首倡七十六岁始，到2004年韩国良先生之《陶渊明六十三岁说补证》之发表韩国良，《陶渊明六十三岁说补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时达八百余年。在这长达八百多年的争议中，陶公之享年主要有六种说法：即张縯、袁行霈之七十六岁说，吴汝纶五十一岁说，梁启超、李辰冬、陆侃如、陈良怡之五十六岁说，古直、赖义辉之五十二岁说，圣旦、邓安生、龚斌之五十九岁说，以及吴仁杰、陶澍、逯钦立、魏正申、王瑶、李华、钟忧民、杨勇等维护《宋传》之六十三岁说。陶公之享年，是陶学研究之首要大事，它涉及陶诗之系年、思想研究、作品解读等重要问题。然陶公享年之论争，使得这些问题扑朔迷离，陶诗也越来越深奥晦涩，陶公也愈来愈成为难解之谜，这对陶渊明之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检讨享年之研究，对于准确解读陶渊明和促进陶学研究将有非常重要之意义。

　　检之陶公享年之六说，实关涉到以下诸多问题。梳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辨析陶公之享年。

　　一、“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

　　《游斜川并序》云：“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据诗前小序知，此诗作于“辛丑正月五日”。此诗并序有两处异文，“五十”一作“五日”，“辛丑”一作“辛酉”。若依享年63岁说，则辛丑年（401）陶公37岁，与此诗“开岁倏五十”相乖，进而怀疑《宋书》六十三岁之可信性。

　　这种怀疑不知始于何时，首次将它写入陶公年谱的是宋代的张縯。张縯《吴谱辨证》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诗言‘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至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王质等、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27页。梁启超《陶渊明年谱》（以下简称《梁谱》）云：“此诗为考先生年岁最主要之资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纪，记时日’，而序之发端明记‘辛酉正月五日’，诗之发端云‘开岁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齿五十，丝毫无疑议之余地也。后人所以多不察者，则以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诗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于丁卯，即以《宋传》年六十三之说推算，即辛丑亦仅三十七岁，与‘开岁倏五日’语不相容。俗子强作解事，见序有‘正月五日’语，因奋月乙改‘五十’为‘五日’，殊不知‘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此二语如何能相连成意？慨叹于岁月掷人者岂以日计耶？况序中明言‘各疏年纪’，若作‘开岁五日’，所疏年纪何在耶？于是复有据‘辛丑五十’之说，谓先生实得年七十六者。”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页。任公以宋永初二年辛酉（421）为陶公五十岁，故得出享年五十六岁之结论。

　　陶渊明享年研究之检讨古直《陶靖节年谱》（以下简称《古谱》）云：“窃谓原序必为‘乙丑正月五日’，因依《宋传》年岁，乙丑先生已六十有一，读者不知《宋传》年岁之误，以为不与‘开岁倏五十’句合，各以私意改窜，遂致莫可校理。特‘丑’字改窜之迹尚可考见，而‘乙’字改窜之迹则已泯耳。愚根据先生诗文，质定先生卒年五十有二，以乙丑五十推算他篇他岁，皆无不合。‘辛丑’为‘乙丑’之伪，无可疑也。”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页。古直定元嘉二年乙丑（425）先生五十岁，从而得出陶公享年五十二岁之结论。

　　逯钦立先生认定这首诗是陶公五十岁时所作，但于原序取“辛酉”而不取“辛丑”，并说“辛酉”不是纪年而是纪日，“原文干支时日应有窜误，应作正月五日辛酉”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280页。维护了六十三岁说。邓安生先生的《陶渊明年谱》承袭逯氏之思路，却另取“辛丑”。他从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查得东晋义熙十四年戊午正月朔日为丁酉，下推正月五日正是“辛丑”。于是断定“五月五日可能是作者自注，后人传抄、翻刻时误入正文。”戊午（418）既为五十岁，下推至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卒，正好五十九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0页。

　　袁行霈先生对宋元时期《陶渊明集》六种版本校勘后说：“就现存最初的几种刻本而言，我们可以说陶集中的《游斜川》原来诗‘辛丑’年‘五十岁’，后来有人发现这不符合《宋书·陶潜传》所载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的说法，于是渐渐按照《宋书》加以修改，于是出现了异文。开始还保留着原貌，只是用注出异文的方法使它不违背《宋书》。再往后就改动原文以牵就《宋书》，反过来将原文以异文的形式注出。最后索性连异文也不要了。退一步说，即使陶集在传抄过程中原来就有异文，也不能排斥确有一种作‘辛丑’和‘五十’。后人在刊刻的过程中，有将‘辛酉’改为‘辛丑’，‘五日’改为‘五十’以致与《宋书》相悖之理。我们究竟应当相信哪一种？当然是‘辛丑’年‘五十’岁。这样算来陶渊明享年七十六是可以成立的，张縯的说法并没有错。”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愚案：张縯《吴谱辨证》取“五十”、“辛丑”而没有考虑异文，是不足取的。《梁谱》改“辛丑”为“辛酉”，《古谱》改“辛丑”为“乙丑”，均缺乏足够的证据，不足信。逯钦立先生取“辛酉”而不取“辛丑”，邓安生先生取“辛丑”而不取“辛酉”，理由都不够充分。袁行霈先生从版本校勘的角度入手，确实很具说服力。然陶集错讹由来已久，南宋蔡启在《蔡宽夫诗话》中云：“《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蔡启，《蔡宽夫诗话》，参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第380页。足证我们目前所见之《渊明集》少之又少，安见没有异于袁先生所见者？而且袁先生所见之六种版本，有三种有异文。据此推定是“辛丑”年“五十岁”而非“辛酉”、“五日”，则仍未得其碻也。至于袁先生所描绘的陶集“改动原文以牵就《宋书》”的过程纯属其个人发明，无证可凭。愚以为，此处“开岁倏五十”之问题尚须从别的方面入手求之。

　　事实上，游国恩先生早就提出了解决此问题之方法：“按，这诗文字，各本既有不同，我们还须从意义上来推求订正，订正版本上无从辨明的。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决定那种本子是善本或俗本。若说‘五日’为俗子所改，何以知道他的原本不是作‘五十’呢？因为序中本来有‘正月五日’的话。现在解释唯一的疑团，只要把‘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两句讲得通，不要管什么‘辛丑’与‘辛酉’。因为照旧说倒推上来，辛丑年是三十七岁，辛酉年是五十七岁，都不能证明陶公未过六十，与本篇所欲辨者无关……‘开岁倏五日’者，谓新年刚刚开始，忽已五日，正与序文相应。若谓‘五日’二字不能与下文‘吾生行归休’相连成意，实在太不深思。这诗中明言：‘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陶公一生最惜光阴，诗中屡见，如云：‘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便是这诗开首两句的注脚。况且‘归休’二字也不能死看，译作俗话，就是‘今生罢了’的意思。所以《归去来兮辞》云：‘感吾生之行休。’按陶公乙巳弃官，年才四十一，辛丑则三十七，二语都是普通的感慨。那里见得上文说‘五日’，下文便不能语‘归休’呢？又序末言‘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所谓年纪者，即序中的‘辛丑岁’，乡里者，即序中的‘南阜’，时日者，即序中的‘正月五日’。年纪时日等，当然应该在序里载明，后人作诗都是这样，是不消解的。若乡里时日都载在诗序，而年纪却又载于诗中，岂非不伦不类？所以我从诗和序两方面的意义看来，断定‘五日’是不错的。既是‘五日’而非‘五十’，那当然不能证明陶公那年的岁数。”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参见：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403页。游先生所论及是。在无版本可依的情况下，任何讨论“五十”或“五日”，“辛丑”抑“辛酉”的结论都是枉然。上述诸说都取“五十”，认定此诗是陶公五十岁时所作，而对序中应作“辛丑”或“辛酉”争论不休，甚至有改“辛丑”为“乙丑”者。这些做法都过于拘泥，对研究这首诗来说都是于事无补。笔者以为，在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前提下，可依原本作“五日”。这正与序文“正月五日”相应，于情理也讲得通。细玩诗意，与“五日”关涉不大，实是一抒情之语言，由于新年伊始而引发作者岁月掷人之感慨。故触发作者感慨者，是新年，而非五日。据此，除“六十三岁”说外，其余以此诗系于陶公五十岁的诸说均不成立。

　　二、“从老得终，奚所复恋”

　　《自祭文》有云：“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

　　此诗中的“老”也引发人们对陶公享年之争议。

　　最早从此入手来考证陶公之享年者是袁行霈先生。袁先生以《礼记·典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说文》“七十曰老”和《晋书·食货志》“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为依据，认为陶诗中的“老”也可以此为参考。并说：“陶渊明《自祭文》既然说自己‘从老得终，奚复所恋’，也就是说自己‘老’了，恐怕不会在六十六岁以下，我们可以以此为根据，再参照《礼记》和《说文》，大致划定陶渊明享年在六十六岁以上。退一步说，即使《自祭文》关于‘老’的用法不那么严格，但也不会相差太大，至少可以说享年六十岁以下的各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李华先生在《二十世纪陶渊明享年争辩得失平义》一文中说：“陶渊明临终前的《自祭文》有言：‘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曾本、苏写本作‘以老得终’），奚所复恋’。《说文》老部：‘老，考也。七十曰老。’《晋书·食货志》：‘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考》云：‘晋人六十六谓之老。’《礼记·曲礼》云：‘六十曰耆’，‘七十曰老’，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由年老而得寿终，这是《陶集》确切的内证……任何以不足六十岁论陶之享年说，皆属于不顾‘从老得终’这一绝对权威的内证前提所得出的错误结论。”李华，《二十世纪陶渊明享年争辩得失平义》，载《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李华先生用他所谓的“这一绝对权威的内证”对20世纪陶渊明享年争辩进行平义，并对梁启超、古直、游国恩、陆侃如、朱自清都不无微词，以维护陶公六十三之说。

　　愚案：袁行霈、李华先生所列举《礼记》《说文》《晋书》《文献通考》之对“老”之训释，并不能说明陶公六十三岁谓老。恰恰却说明，汉代人们以七十为老，晋时以六十六以上为老，亦即不同时期人们对“老”解读各不相同。此外，古籍中对“老”的训读还有：《论语·季氏》云：“及其老矣，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皇侃疏云：“老，谓年五十以上也。”皇侃，《论语义疏》，广文书局，1991年，第47页。则南朝梁时以五十岁以上为老。陆机《遨游出西城诗》云：“靡靡年时改，冉冉老亦及。”据《晋书》载陆机死时年仅四十三岁，也可称老。因此，以“老”来论证陶公之享年恐难足为凭。此外，袁、李二先生以《自祭文》中的“从老得终”来讨论陶公之享年，主要因为他们和其他学者一样据此文之首句“岁惟丁卯，律中无射”来判定《自祭文》为陶公之遗嘱，实则谬矣。《艺文类聚》录《自祭文》作“岁惟丁未，律中无射”。那么，“丁未”怎样演变成“丁卯”呢？龚斌之《校笺》、袁行霈之《笺注》以及其他几种陶集都注释为：因为陶公卒于“丁卯”，故以“丁卯”为是。《自祭文》全为想象之辞，作“丁未”和“丁卯”都未尝不可。作“丁卯”无版本依据，而且颇嫌牵强。陶公自忖将不久于人世，乃为《自祭文》，过了不久，于年内辞世。怎么就这么巧，难道他会未卜先知？作“丁未”却有足够的理由。其一，现存最早的陶集为宋代汤汉的注本，尽管梁任公和郭绍虞认为唐前尚有几种版本，但都已不可考了。《艺文类聚》成书于唐高祖李渊之时，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应以“丁未”为是。其二，笔者通读了《晋书》和《宋书》，并查阅了陆侃如之《中古文学系年》、刘跃进之《南北朝文学系年》，发现此时文人的寿命很短。陶公中年多病，在这样的状况下，早为《自祭文》的可能性极大，故“丁未”较“丁卯”合理些。其三，众所周知，“忧生之嗟”是此时文学主题之一，《自祭文》当如是观。约而言之，《自祭文》当作于丁未年（407）。若依“六十三岁”说，此年陶公四十三岁。

　　三、“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归园田居》其一有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此诗作于何时，诗中无明言。但由于有“一去三十年”一语，从而引出陶公享年无尽之争议。

　　王质在《栗里谱》（以下简称《王谱》）中首次将此诗系于陶公三十岁时，并说：“太元十九年甲午，君年三十。有《归田园》诗韵：‘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初为州祭酒，当在其前。不堪，乃解归。故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寻亦却主簿。”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82页。

　　吴仁杰在《陶靖节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吴谱》）将此诗系于陶公42岁时，并说“义熙二年丙午，有《归园田居》诗五首。味其诗，盖自彭泽归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按太元癸卯，先生初仕为州祭酒，至乙巳去彭泽而归，才甲子一周，不应云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顾易的《柳村谱陶》驳《吴谱》云：“按彭泽之归，实丙午，若连癸巳，则十四年矣。公癸巳少日即解归，何尝落网中。惟自乙未至丙午，心为形役，则十二年矣，何云十三？又按壬寅、癸巳丁忧居家，不可云亦落尘网，直止十年耳。昔史己亥讹为三豕，或讹‘三’字乃已，然已字之讹，未可知矣。”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39页。

　　《梁谱》云：“《归园田居》当亦同时作，故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时先生正三十二岁也。旧谱多以此数诗为乙巳年从彭泽弃官归后作。然彼年自出山至解组，前后不过一岁，篇中‘久去山泽游’云云，皆久客新归语，情景不合也。”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52—153页。任公系此诗于元兴二年（403），陶公三十二岁。

　　《古谱》云：“《归园田居》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此诗虽不明纪甲子，然去官归田在义熙乙巳，著于《归去来辞》，则乙巳岁先生年正三十无疑义也。由乙巳三十年上溯生年为太元丙子，下推卒年丁卯，得五十二岁。”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81页。

　　袁行霈《陶渊明笺注》云：“各宋元本均作‘三十年’，后知所谓‘十三年’、‘逾十年’、‘已十年’者，皆臆改致误。其致误之由乃因所主渊明享年有误，为牵合享年六十三岁，遂不得不臆改正文。若依余所订渊明享年七十六岁，自‘弱冠’（二十岁）即‘东西游走’，然尚时返‘园田居’，约二十五岁左右离开‘园田居’再未返回，至五十五岁辞彭泽令始‘归园田居’，此正所谓‘去三十年’也。”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77—78页。袁行霈先生系此诗于义熙二年（406），陶公五十五岁。

　　愚案：《归园田居》作于何时？诗无明言，我辈不可妄断。细绎诗义，当作于陶公解职归田之后。《王谱》系年有误；《吴谱》之说合乎情理，但过于质实；《顾谱》归隐时间的推算有误，故此诗的系年不足取；《梁谱》按诗文中的数字推算陶公之行年，但却系此诗于陶公三十二岁时，与“一去三十年”相悖；《古谱》系此诗于陶公三十岁时，证据不足；袁行霈先生系此诗于陶公五十五岁，以享年七十六岁为前提，似嫌臆断。笔者以为，系此诗于陶公三十岁，无据可凭。据此，除“六十三岁”说外，其余诸说均不成立。此诗作于归田之后，毫无疑问。陶公一生多次出仕，多次归隐。从此诗所发之感慨来看，当是彭泽归田之后所作。诗中的“尘网”与“羁鸟”、“池鱼”、“樊笼”同义，指仕宦生涯。陶公二十九岁初仕，四十一岁归隐，前后恰为十三年。尽管仕宦生涯为十三年，但诗中作“三十年”并不错。通读全诗，诗所表达的是陶公对官场生活的厌恶和对恬静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虽然做了十三年的官，好像过了三十年，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陶公对官场生活的厌恶之情。

　　四、“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有云：“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此诗作于隆安五年辛丑（401），向无疑议。由于诗中有“闲居三十载”一语，又引发了人们对陶公享年之争论。

　　《王谱》系此诗于隆安五年（401），陶公三十七岁时。并云：“当是故岁五月还浔阳，今岁七月适江陵。有《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留浔阳逾年，当是予告在乡，至是往赴。云：‘闲居三十载。’自未参镇军以前，得三十六年。当是不堪劳役，遂起归意，故云：‘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梁谱》云：“（隆安）五年辛丑，先生三十岁。是年七月，从军幕乞假归家。集中纪年诗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一首，发端云：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盖是年正三十岁也。辛酉年先生五十岁，既有诗题及诗句为证，实为无上权威之资料。而逆溯至辛丑，正三十岁，则此句亦一极有力资料矣。后世注释家泥视‘闲居’二字，必谓此诗为辞官后三十年所作。若辛丑年先生已辞官三十载，然则先生之生当在永和前矣，有是理耶。”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页。

　　《古谱》：“《赴假还江陵》诗云：‘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考先生闲居只有二十载，‘三’当为‘二’之伪。其证如次。《始作镇军参军》诗云：‘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宴如。’《饮酒》第十六首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与子疏》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以上皆言弱龄闲居读书之乐，与《还江陵》诗意相同。此正证也。《与子疏》云：‘少而贫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宋传》云：‘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以上皆弱年以后不得闲居之状。此反证也。”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90—191页。

　　逯钦立认为：“陶本年（案：393）二十九岁，住在上京闲居，为州祭酒，少日自解归。至三十五岁始为桓玄幕僚（详下），其间赋闲六年，故三十七岁所写《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云：‘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十字当为二字之讹。三二，六年，与陶事迹合。若作三十，第一，陶年三十七，而曰三十载与尘事冥，则七岁时已绝尘缘，不合理。第二，陶二十九岁作祭酒，距三十七仅八年，亦不符三十年之数。陶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为桓玄幕僚，四十岁作镇军参军，四十一岁作建威参军及彭泽令（均详下），前后共六年，故五十岁作《还旧居》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谓六年中身在仕途，来去不定也。”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266页。

　　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认为“‘闲居’从出生算起，不合情理，孩提时代无所谓‘赋闲’不‘赋闲’，把孩提时代也算作‘闲居’，成何言语？”并系此诗于隆安五年辛丑（401），陶公五十岁诗。“取古说，‘三十’乃‘二十’之讹。渊明自‘向立年’起为江州祭酒，少日自解归，系于二十九岁。四十七岁复至西荆入桓玄幕。自二十九岁至四十七岁，闲居十九年，举其成数为二十年。此诗开首四句追述二十年赋闲生活，第五、六句‘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意谓如何舍弃此二十年闲居之快乐，而远至西荆以仕玄耶？如此则顺理成章，了无窒隘矣。”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3—314页。

　　愚案：《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意谓辛丑岁（401）七月假满，陶公赴江陵任职，夜行途口作此诗。至于何时回何地休假以及休假之时日，已不可考矣。《王谱》语极含混，纯属臆测。《梁谱》以诗文中的数字来推算陶公年岁，抵牾处颇多，前人多有辨驳。辛丑年三十岁说也是难以成立。《古谱》改“三”为“二”，牵强附会。逯钦立先生将“闲居”等同于“赋闲”，是曲解词意。改“十”为“二”，更是无中生有。袁行霈先生改“三十”为“二十”，无据可寻。将“闲居”换成“赋闲”，是偷换概念。把孩提时代不算闲居，是没有掌握“闲居”的准确内涵。窃以为“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写旅途之劳苦。由行役之困苦，想起以前闲居之乐，并萌生归隐的愿望：“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据此，诗歌前四句“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写其此行役之前的快乐生活。“闲居”与“尘事”同义，与仕宦相对。正如邓安生在《陶渊明年谱》中所考定的那样，“三十”表示的是一个数量相当多的不确定数词。“闲居三十年”只是说多年闲居，并不确指三十年。对此不能过于拘泥，否则，改来改去，也是难以弥缝圆通的。因此，以“闲居三十载”来考证陶公之享年，恐不足为凭。

　　五、“相及龆龀，并罹偏咎”

　　《祭从弟敬远文》有云：“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畴昔日，同房之欢，冬无缊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龆龀”一作“龀齿”，一作“龆齿”。据文章开头交代，此文作于辛亥岁（411）。若依“六十三岁”说，辛亥陶公四十七岁，敬远三十一岁（祭文中明言“年甫过立，奄与世辞。”）。二人年岁相差十六岁，与文中“相及龆龀”是否相符？对“龆龀”训读关涉到陶公之行年。

　　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以下简称《陶考》）云：“先生《祭从弟敬远文》曰：‘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汤东石间注：‘龆与龀义同，毁齿也。’《家语》曰：‘男子八岁而龀。’靖节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为失怙也。按颜延之《陶徵士诔》有‘家贫’、‘母老’、‘捧檄’、‘致亲’云云，则以偏咎为失怙，良是。惟‘龆’乃‘髫’之俗字，《玉篇》：‘髫，小儿发。’《广韵》：‘髫，小儿发，俗作龆。’不与龀通。”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训“龆”为八岁，并系此诗于义熙七年辛亥（411），陶公四十七岁时。

　　《梁谱》云：“《祭从弟敬远文》云：‘岁在辛亥，月惟中秋，旬有九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文中有‘相及龆龀’语，知先生与敬远年岁相去不远。有‘年甫过立’语，知敬远卒时仅三十余。若如《宋传》年六十三之说，则先生是时当已四十七，相及龆龀之敬远，亦当在四十内外，与本文不相应矣。先生殆无同怀兄弟，岂从弟名见集中者，一敬远，一仲德，皆先先生卒，未审为一为二。《与子俨等疏》云：‘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似是悼妻及二弟之早亡也。”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页。并系此诗于义熙七年辛亥（411），陶公四十岁。

　　《古谱》云：“有《祭从弟敬远文》。文曰：‘岁在辛亥，月惟中秋，旬有九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又曰：‘年甫过立，奄与世辞。’又曰：‘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案：《说文》：‘男八岁而龀。’‘及龀’则七岁也。敬远七岁，先生则在龆年，明相差不过数岁。若照旧谱，辛亥先生已四十七岁，相差十六岁。即照《梁谱》，辛亥先生亦已四十岁，相差九岁。均不得云‘相及龆龀’也。得此一证，足奠万矣。互详上文。”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页。并说“龆”为陶公自指，年十二，云“及龆”为指敬远，年七岁，故二人相距五年。系此诗于义熙七年，陶公三十六岁时。

　　愚案：“龆龀”之义如何，历来分歧较大。“龆龀”是一词抑二字？尚有疑问。上述诸谱以七或者八岁来训“龆龀”之义，是难以成立的。不妨看如下几例：

　　龀，毁齿也。男八月而齿生，八岁而龀。女七月而齿生，七岁而龀。俗作龀。（《说文解字》）

　　男八月而生齿，八岁而龀。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龀。（《大戴礼记》）

　　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涕洟。（柳宗元《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龆龀有德，年十五而佐颛王页。（《史记·帝喾纪正义引帝王纪》）

　　表奇髫龀，成名弱冠。（潘尼《赠司空掾安仁》）

　　以上诸例说明，男子弱冠（20岁）前均可称为“龆龀”。因此，据陶公和其弟敬远年岁相差之“龆龀”来判定陶公之享年，是行不通的。

　　六、“吾年过五十”“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

　　《与子俨等疏》有云：“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此文明言陶公年过五十，称“晋”，此诗的系年关涉陶公之享年。

　　《王谱》云：“义熙十一年乙卯，君年五十一。有《与子俨等疏》云：‘年过五十。’又云：‘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号羲皇上人。’见疏甚详。”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5页。

　　《陶考》云：“《吴谱》以疏作于癸丑，固非。《王谱》系于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焕于《与子俨等疏》引赵泉山曰：‘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五十当作三十，乃追叙少壮之时。盖靖节从此十一年间，自浔阳至建康，再返，又赴江陵，再返，故云东西游走。及四十一岁，序其倦游，于《归去来》曰：‘心惮远游’。四十八岁，《答庞参军》诗云‘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若年过五十，时投闲十年矣，尚何游宦之有？’澍谓《与子俨疏》当在宋受禅后，必非作于甫过五十之时。《疏》末曰：‘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若五十一岁，尚在义熙年间，宜云今之操行人，不当谓晋时也。‘年过五十’，赵氏追叙之说亦长。”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97页。

　　《梁谱》系此文于元嘉四年（427），认为是陶公五十六岁临终之作。并云：“《与子俨等疏》，当属末命，发端言：‘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独能免？’中言：‘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末云：‘吾年过五十’语，是足为先生寿不满五十之铁证。”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65页。

　　《古谱》系此文于元嘉四年（427），认为是陶公五十二岁临终之作。并云：“《挽歌》曰：‘早终非命促。’《与子俨等疏》曰‘吾年过五十。’《颜诔》曰：‘年在中身。’三文如一。《宋书》本传六十三岁之误，灼然无疑。”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页。

　　袁行霈先生认为，《与子俨等疏》所记陶公病，并不是《颜诔》所言临死的那场病。《与子俨等疏》所说的“吾年过五十”，正是指《颜诔》中的“年在中身，疢维痁疾”。“那时陶渊明很想将病治好，便靠亲友赠药医病，又恐大限将至，便写了《与子俨等疏》。中年染病开始的时候或许相当危险，后来渐渐好转，拖了好多年，以致‘从老得终’，正因为拖得时间已经很长，年纪又七十多岁，所以临终之前不愿再尝药剂，无牵无挂，安然去世。”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并系此诗于义熙三年，陶公五十六岁时。

　　韩国良先生对李公焕“五十”当为“三十”之误表示怀疑，并说：“‘五十’与‘三十’字形相错甚远，‘三十’何以会讹作‘五十’呢？实际上即使作‘三十’，与下文的文意也仍是不相类的。古籍之中常有数字倒置的现象，此处的‘五十’当也是由‘十五’讹来的。渊明12岁丧父，居丧3年，年至15岁大概已有交游活动，只是由于与世不合，所以到20岁以后才隐居不出。后年近30岁为生活所迫，也因心中犹存幻想，因此才又再次尝试着步入仕途。”韩国良，《陶渊明六十三岁说补证》，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愚案：《与子俨等疏》作于陶公“年过五十”时，文中有明言。至于具体作于哪一年，已不可考。将《与子俨等疏》《挽歌》与《颜诔》同系于陶公临终之时，亦乏明证。《王谱》系此文于陶公五十一岁时，值得商榷。《陶考》据“晋时操行人也”一语系此文于宋受禅后，实则有误。前人多有辩驳，今不赘述。《梁谱》《古谱》认为此文是临终遗嘱，实误。袁文系此文于陶公五十六岁时，无据可寻。并说从此时陶公患病，拖了好多年，直至七十多岁去世。前后近二十年，无乃太长乎？纯属臆测，不值得一提。韩文没有读懂《与子俨等疏》。文中明言陶公已有五子，如果“五十”是由“十五”讹化而来的话，于情于理都讲不通。游国恩先生云：“陶公《与子俨等疏》不见得一定是遗嘱。即使是遗嘱，但此文不著年月如《自祭文》载明‘丁卯’的可凭。哪里知道他一定是易箦时的话？据我看，这篇文章乃是一篇极平常的家信。不过他因为多病早衰，故书中很多牵涉到死生的问题，很容易误会为正式的遗嘱。晋人这种遗嘱式的家信，不但陶公这篇疏。我且举一个旁证……况且陶公是一个达观的人，又早衰多病。年过五十，预为治命，也是极可能的事。看他说‘恐’，说‘将’，明明不是疾笃的时候。我们正不必如赵泉山把改‘五十’为‘三十’，然后可以说通了。所以这篇疏内‘吾年过五十’一句，不能证明陶公卒时的年岁。”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参见：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401—402页。游先生所论甚是。此疏“吾年过五十”，既不能用来确定陶公之卒年，也不能用来推算其享年。

　　七、“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饮酒二十首》之十六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据诗知，陶公作此诗时“行行向不惑”，即年近四十岁。但由于系年之不同，遂引发享年之争议。

　　《王谱》云：“元兴三年甲辰，君年四十。有《连雨独饮》诗云：‘僶俛四十年。’有《饮酒》诗云：‘是时向立年，志气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当在壬辰、癸巳为祭酒之时，所谓‘投耒去学仕’。又云：‘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至是得为十二年。”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梁谱》云：“（义熙）八年壬子，先生四十一岁。《饮酒》二十首，不知和年作，序云：‘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是其诗非作于一时也。篇中有‘行行向不惑’语，又叙弃官后事，言‘亭亭复一纪，然则是四十前后作也。’”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57页。

　　《古谱》云：“义熙十年甲寅，先生三十九岁。《饮酒》诗第十六首云：‘行行向不惑。’则是本年所作也。第八首云：‘清晨闻扣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还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簷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详味此诗，实为却聘之作。《梁谱》云：‘《饮酒》诗二十首非作于一时。’今案诗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曰‘比夜已长’，明是秋之夜也。曰‘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明是秋夜醉后作也。以其皆醉后所作，故题曰饮酒云尔。据序，此诗虽非成于一夕，而实作于一时。梁说非也。”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203—204页。

　　逯钦立云：“其曰‘是时向立年，志气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者，即迫述彭泽弃官之事……彭泽弃官为义熙元年乙巳，时渊明年当‘向立’，为二十九岁，乙巳二十九岁，上溯生年为太元二年丁丑，下推卒年丁卯得五一十岁，此与‘年过五十’、‘识运知命’、‘年在中身’等无不悉应，则五十一岁之说，当为较近于真乎？”逯钦立，《陶渊明行年简考》，参见：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5—187页。后来逯氏放弃这种说法，系此诗于元兴二年，陶公三十九岁时。并说：“诗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据此，组诗乃一个时期之作。又诗中或言‘秋菊有佳色’，或言‘凝霜殄异类’，或言‘敝庐交悲风’，或言‘被褐守长夜’，证其为由秋及冬之作。又诗言‘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不惑，代指四十岁。向不惑，乃三十九岁。又证此组诗乃陶三十九岁之作。作于三十九岁，与诗中所谓‘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正相吻合。向立年，二十九岁，又经一纪（十年），恰为三十九岁。汤注此诗‘畴昔苦长饥’篇云：‘彭泽之归，在义熙元年乙巳。此曰复一纪，则赋此饮酒诗当是义熙十二、三年间。’逯按：彭泽之归，陶年已四十一岁，与此向立年解职毫不相涉，汤注误。今从古直说。”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24页。

　　袁行霈驳斥了邓安生《陶渊明年谱》系此诗于义熙十一年、诗中“故人”为颜延之之误后，说：“《饮酒》二十首作于是年。其十九曰：‘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归田在晋安弟义熙元年乙巳，渊明五十四岁。此后又一纪，则是晋安帝义熙十三，渊明六十六岁。”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3—355页。

　　愚案：《饮酒》二十首非一时之作，诗中多自述生平之什。这二十首诗涉及三个时间：一为“行行向不惑”。十六首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详味诗意，前六句为追述身世之词。诗中的“少年”、“向不惑”和“竟”并列，都是表示年岁之词，写他不同人生阶段追求和结果，故“向不惑”不是这组诗写作的时间。即使这首诗确实写于“行行向不惑”之年，也无法系于三十九岁之时，因为从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均可称作“向不惑”。据此，古直、逯钦立系于三十九岁是不准确的。二为“向立年”，三为“一纪”：十九首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这首诗是陶公自述其仕宦经历的，是对其时隐时宦履历的最好说明。前六句写自己不得已而出仕，“是时向立年”是出仕的时间。“六十三岁”说认为陶公二十九岁解褐为州祭酒，与此诗合。次四句写自己归隐，“终死归田里”当指不再出仕，应为辞彭泽令归隐之事。仔细品味“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四句话，是说自己写此诗时距彭泽归隐已有一纪。据《归去来兮辞并序》所言，陶公辞彭泽令归隐的时间是义熙元年乙巳岁（405）。一纪为十二年。因此，《饮酒》二十首作于义熙十二年（416）。由于陶公享年尚有争议，此时陶公多少岁，尚不确定。《王谱》《梁谱》由向立年下推十二年，实误。逯钦立训“一纪”为十年，谬矣。袁行霈先生对此诗的理解很准确，但由于他对陶公生年的推算有误，系此诗于陶公六十六岁时也难以成立。

　　八、关于《颜诔》与《宋传》

　　《陶渊明集》所附《颜诔》载陶公享年六十三，《文选》所收《颜诔》不载陶公享年，仅言“春秋若干”。《宋传》载陶公寿年六十三。从而引发人们对《颜诔》与《宋传》讨论。

　　《陶考》云：“李公焕《陶集总论》引祁宽曰：‘先生以义熙元年秋为彭泽令，其冬解绶去职，时四十一岁矣。后十六年，晋禅宋。又七年，卒，是为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传》不载寿年，《晋书·隐逸传》及颜延之《诔》皆云“年六十三”，以历推之，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岁。’今考先生‘年六十三’，始见于沈约《宋书》，昭明《传》因之，《晋书》亦因之。惟《文选》载颜延之《诔》作‘春秋若干’。此云昭明不载寿年，颜《诔》‘年六十三’，当是误记颜《诔》为萧《传》也。”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65页。

　　《梁谱》云：“今本《陶集》中所附《颜诔》有‘春秋六十有三’一语，颜延之既夙与先生情款，当先生初没时为之作诔。其所记录，自应有最大之权威，后人莫敢置疑，宜也。然据《文选》本则但云‘春秋若干’，并无六十三之说。然则集中所附颜诔云云，殆后人据《宋传》改增耳。细绎本文，可得反证。《诔》词云：‘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愆斯义……年在中身，疢惟痁疾。’‘中身’用《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语，正五十典故。诔意谓年仅五十余，以其寿促而怨天道之无凭也。是故攀引颜延之为先生六十三之证人，颜不任受也。六十三之说，本诸沈约，昭明袭之，唐人撰《晋书》又袭之，几为铁案，然钩稽全集，其不合既若是。然则沈约何故有此误耶？以吾度之，殆约所据谱牒，本作年五十六，而‘五’字或刓损或传钞讹舛，便成‘三’字。约见三十六之太不伦也，辄颠倒臆定为六十三，自此遂以讹踵伪习成是矣。此虽臆测，或亦近理耶？”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165页。

　　《古谱》云：“颜延之《陶徵士诔》云：‘年在中身。’《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郑康成曰：‘中身谓中年。’与年过五十之言相应。自证他证，若合符节，先生必无六十三岁，可以证明矣。”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179页。

　　袁行霈先生为了说明陶公享年七十六岁的结论，对《颜诔》和《宋传》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怀疑与批判。其说有四：（1）“颜延之是陶渊明生前好友，撰写诔文一定在陶渊明卒后不久，于其享年尚且阙疑，而晚于颜延之的沈约又从何得知？”《宋书》成于陶渊明死后六十一年，我们宁可相信《颜诔》而怀疑沈《传》。（2）袁先生以《宋书》中《雷次宗传》和《孟龙符传》之误，来怀疑《宋书·陶潜传》有误。（3）颜延之《陶徵士诔》被昭明太子收入《文选》时，不可能将“六十三”简化为“若干”。（4）“汲古阁藏《陶渊明集》十卷本及其以后的一些陶渊明集所附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有“春秋六十有三”这样的话。但现存各种宋刻本《文选》所录《陶徵士诔》是没有享年的。”我们应该相信《文选》。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愚案：《梁谱》之误，杨勇先生辨正甚详。杨氏在《陶渊明年谱汇订》中说：“沈约《宋书》，成于齐永明五年，距渊明之卒，仅六十年，魏晋盛行谱牒，诸家谱皆呈吏部，休文撰史，既知侃为渊明曾祖，而侃、潜又一时人望，岂有不加详察而造为之哉！若休文纵有所误，当时之人，皆可据谱牒而非之，焉能历代习而不察者乎？李延寿世近，撰《晋书》取前人六十三岁成说而不疑，而于祖茂则增订之。朱子作《通鉴纲目》，特不依《自祭文》及《挽歌》诗作九月卒，而更定其说为冬十一月，足见朱子之前论述渊明之资料，尤昭昭在目，不可诬妄，故延寿朱子之说可信也。若渊明寿果有误，此大事也，李朱二人岂有所不察乎？乃梁任公竟以沈《书》六十三，谓沿五十六而误，又疑五因刓损为三，以三十六太不伦，史者倒书而成六十三，”诸此之言，孩提童子，尚知其非，而竟出于梁启超之口，岂不太令人费解乎？”杨勇，《陶渊明年谱汇订》参见：刘跃进、范子烨，《六朝作家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杨氏认定“春秋若干”之“若干”为“六十三”之简化。杨氏所论甚是。《古谱》继《梁谱》之后，用“年在中身”来动摇《宋传》之“六十三岁说”。细读《颜诔》：“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呜呼哀哉！”是说中年生病，并不是因此而卒。故《古谱》误。袁先生所列怀疑《颜诔》和《宋传》的四个方面，臆测成分太多，不足为信。（1）相信《颜诔》而怀疑沈《传》的原因不足。《颜诔》并不是不言寿年，而是版本不同而有差异罢了。（2）《宋书》中部分传记有误并不能证明《陶潜传》有误。（3）颜延之《陶徵士诔》被昭明太子收入《文选》时是否简化？袁先生的论证难以服人。魏正申先生在《陶渊明寿年63岁说辨正》中对《颜诔》与《宋传》进行了对比，认为《颜诔》在陶渊明籍贯、仕履、家世、诗文及其评价、卒年月日、享年六个方面有意简化，论证了《颜诔》能确知却故意简化的情况。魏正申，《陶渊明寿年63岁说辨正》，载《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增刊。魏说令人信服。（4）相信《文选》之《颜诔》而不取《陶渊明集》之《颜诔》，理由尚不够充分。

　　通过以上诸种享年研究之检讨，我们会发现，就现有资料来看，“六十三岁”说与陶公诗文吻合者较多，其余诸说轩闬难通处颇多。虽然有部分学者怀疑《宋传》，但都属臆测，缺乏足够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宋传》仍然是研究陶渊明无上之权威资料。

　　检讨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迈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审视陶公行年之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陶渊明之研究现在堕入了难以解读的误区。主要有：第一，许多治陶者在陶渊明行年研究上标新立异，各执一词，容不得异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肆意改动陶诗文原作。更为可怕的是，后来的研究者将前人对陶作的改动，作为自己进一步篡改之证据。韩国良，《陶渊明六十三岁说补证》，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如果这种风气蔓延下去的话，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陶渊明诗文将被改动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事实上，在无善本可依的情况下，任何对陶作原文的擅改，都是不正确的做法。第二，前人所总结的无征不信、多闻阙疑的治学方法在陶渊明行年研究中荡然无存。陶公行年研究的论文及年谱，臆测者有之，毫无根据大胆擅改者有之，但阙疑者越来越少。实际，任何人都不可能解决陶公行年的所有问题。那种试图解决所有问题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第三，关于陶渊明诗文中的数字问题。诗文本是艺术创作，它不等同于科学的计算，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在陶公行年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将诗文中的数字等同于陶公之年岁，袁行霈先生更主张数字叠加，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第四，有些研究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论点，各取所需，断章取义，不从通篇作品来考虑问题，这对陶渊明行年研究都是非常有害的。

　　前辈治陶者，对于陶公之行年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些好的方法，遗憾的是没有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陆侃如在《陶公生年考》中提出，有异文的词句、含混的数字、未书年月的书、旁人的记载都不能用来作为研究陶公行年之证据。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237—238页。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指出，“陶谱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书年号，二也。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游之地。上京有渊明故居，南村在浔阳附郭，三也。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仕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簿不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宣或刘怀肃。官终彭泽令。四也。至世系年岁，则祗可姑存然疑而已。”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参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92页。这两篇发表于20世纪初期的文章，虽然其结论尚可商榷，但却昭示了一种好的研陶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