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四节 星子访陶：从唐代到朱熹

　　刘希波袁晓宏第一部分作者：刘希波，星子县陶渊明研究会副会长。第二部分作者：袁晓宏，星子县陶渊明研究会秘书长。

　　伟大诗人陶渊明，生活在风光旖旎的星子县，面对着波光粼粼的鄱阳湖，背靠着层峰耸峙的庐山，创造了流传千古的田园诗。美丽的山水造就了诗魂，也吸引了无数后人来此寻访陶渊明的踪迹。

　　一、星子访陶的历代诗人

　　20世纪有几位论者认为，渊明故里在星子的上京山和栗里南村是当年朱熹“因崇尚渊明，不加考证”的“随意所言”；还说：“因他的影响太大，所以之后有不少人附和他的说法”；并认为朱熹是主张渊明故里南康说的“始作俑者”。持此论者，未免有妄言之处。古今公认，朱熹的影响之大，正是由于他治学严谨，学识渊深，他绝对不是一位“不加考证”而凭个人一时冲动“随意所言”的轻浮之人。朱熹知南康军时，他是在认真考证的基础之上才认定陶渊明的故居在庐山之南星子境内，绝不是轻率的“始作俑者”，而是认同了前人的说法；坚持了自己的考辨结论。

　　南宋淳熙年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期，全面考察了庐山地区的名胜古迹。他在遵循渊明原著，认真察考实际，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之上，对渊明故里何在，坚持了自己的考证所认。朱熹认定渊明的上京故居和栗里南村故居都在星子境内。《朱子语录》云：“庐山有渊明古迹曰‘上原’，《渊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磐石，石上有痕，云渊明醉卧其上，名渊明醉石”（注：此醉石是指斜川的东皋小石山，即大醉石；不是指栗里源的小醉石）。又朱子在南康《与崔嘉彦书》中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朱子在《跋颜鲁公栗里诗》中云：“栗里今南康军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予尝往游而悲之，为作归去来馆于其侧，岁时劝相间一至焉。”并题咏栗里醉石诗多首。如其中一首云：“驱车何所适，往至秋云边。企彼涧中石，举觞酹飞泉。怀哉千载人。矫首辞世喧。凄凉义熙后，日醉向此眠。”

　　在朱熹之前，有不少名贤就认定陶渊明上京和栗里故居在庐山之南的星子境内，并留下众多瞻访题咏。在此略举数例，以佐朱熹考论之据，并兼斥妄言朱子为“始作俑者”之谬。

　　早在南朝宋泰始年间，时任建平王刘景素参军的江淹来庐山之南今星子境内游赏，在题咏《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一诗之后，又特题了《陶征君潜田居》一诗云：“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他就认定渊明是鄱阳湖边的“东皋”人。东皋就在今星子上京山下的斜川边上。

　　唐代官至太子宾客的崔沔来庐山之南所撰《落星赋》云：“彼在天也何谴，奄沦落于边城？其在地也何幸，复推迁于上京。”落星墩就在星子上京山麓的鄱湖之中。此赋证明唐时称这里为上京，与渊明“畴昔家上京”所称谓一致。

　　唐代开元集贤待制迁右拾遗著作郎綦毋潜游山南题《太平观》诗云：“夕到玉京寝，窅冥云汉低……明当访真隐，挥手入无倪。”唐时太平观就在玉京山北不远今太平许村附近。说明唐时上京山亦名玉京山。

　　星子访陶：从唐代到朱熹唐李白咏庐山山南的《庐山谣》中亦有“手把芙蓉朝玉京”之句。李白将庐山山南五老峰比作“芙蓉”，有“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松云”之吟。他结读书草庐于五老峰下，朝南面对的便是玉京山。因为他居住附近，清楚渊明始家在玉京山，后迁栗里南村。“朝玉京”句意，不能排除他有景仰陶渊明之内涵。他在这里写的其他几首诗透露了怀陶崇陶之意。其中一首云：“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野情转萧散，世道有翻复。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另一首云：“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陶渊明的另一个家在山南栗里，李白不就是这样认可的吗？

　　唐代王维也有崇陶诗云：“香炉远峰出，石镜澄湖泻。董奉杏成林，陶潜菊盈把。彭蠡常好之，庐山我心也。”请注意，此诗所咏香炉峰、石镜溪、杏林、陶里、澄湖即彭蠡湖诸景点都在山南星子境内。

　　唐玄宗开元中太子司仪郎陈光来庐山山南留有《题陶渊明醉石》诗云：“片石露寒色，先生遗素风。醉眠芳草合，吟起白云空。道出乾坤外，声齐日月中，我知彭泽后，千载与谁同。”

　　白居易谪贬江州司马时，作有《访陶公旧宅诗并序》：“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馀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白司马是一位行文严谨的大家，这首诗并序，不仅抒发了他对渊明无限崇敬之情，同时也透露了他这次寻访的行迹，是由江州城出发，先经柴桑，再到栗里。这种行踪，只有是到今星子的栗里南村即朱熹所指栗里才合情理。若如某些论者所言，栗里南村在浔阳附郭，即今十里铺栗树岭，那白司马绝对不会写有“经柴桑”和远在几十里外的“柴桑古村落”之句。因为若是到今之十里铺附近的所谓“栗里”，就在江州城边，为何舍近绕远，要远涉几十里“经柴桑”，又返回几十里再到“栗里”访陶宅呢？

　　时至宋代，来庐山之南寻访陶迹、仰慕高风的名士那就更多。如徐铉、程师孟、陈舜俞、韩维、曾巩、刘敞、王安石、刘涣、刘恕、韦骧、郭祥正、李亨伯、苏轼、苏辙、张舜民、吴亮、孔武仲、范祖禹、释道潜、孔平仲、黄庭坚、孙虑力、洪刍、释祖可、李彭、李纲、释正觉、曹勋、吴芾、王十朋、陆游、杨万里、喻良能、项安世等这样一些在朱熹之前的名家都在山南上京、斜川、栗里、醉石等地留有怀陶诗句。

　　如程师孟题《醉石》云：“万仞峰前一水旁，晨光霁色助清凉。谁知片石多情甚，曾送渊明入醉乡。”陈舜俞亦有《题醉石》诗云：“聒聒飞泉清绕石，悠悠天幕翠铺空。是非分付千盅里，日月消磨一醉中。柳絮狂飘荒径畔，菊花仍在旧篱东。水声山色年年好，堪使游人耻素风。”

　　王安石将慕陶之句题在汤泉壁上曰：“吟哦一水上，披写众峰间。偶运非彭泽，留名此岘山。”说明他认定温泉这里是渊明的南村故居。郭祥正题陶里诗云：“裂障飞寒涧，绝壁散明珠。盘石偃中坞，修林阴翳敷。世道纷莫救，逸人此提壶……浩歌归去来，逸韵凌遥虚。”苏轼效仿渊明，也在开岁正月初五日游斜川并作和陶潜《游斜川》诗。又有题渊明故里诗云：“渊明耻折腰，慨然咏式微。闲居爱重九，采菊来白衣。南山忽在眼，倦鸟亦知归。至今东篱花，青如首阳薇。”苏辙亦有在山南写下怀陶的“何年陶靖节，溪上送行迟”等句。孔武仲写有《咏山南二贤》诗曰：“羲之之墨池，渊明之醉石。人生嗜好亦天然，岂顾书淫与酒癖。一时声价动宇宙，千古林泉记踪迹……所慕不靳财，舍此山南宅。”孔平仲亦有“渊明无心五斗米，石床醉卧呼不起”等怀陶之句。

　　黄庭坚在庐山之南星子写有《玉京轩》一诗，并自序云：“玉京山在炉峰下，落星寺僧开轩对之。”此序表明北宋时称上京山为玉京山。山谷亦留有很多缅怀陶潜之句，如“空余诗语工，落笔九天上。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属予刚制酒，无用酌怀盎。欲招千载魂，斯文或宜当”。又云“渊明岂是难拘束，正与白莲出处同”。北宋有一位很有名的诗僧叫释道潜，号参寥子，赐号妙总大师，与苏轼、秦观友善；轼贬黄州，潜往作陪；离开黄州，二人同游庐山，题咏甚多。时有名士崔闲字成老隐南康上京山麓之玉涧，世称玉荆山人。道潜与苏轼造访作《玉荆山人崔君草堂》诗曰：“玉荆山苍势蜿蜒，玉荆涧碧涵漪涟。山人结庐占幽绝，如使世俗来无缘……行当近林就卜筑，与子来往聊穷年。”此时有陶渊明后裔陶道人住上京山北不远的咏真洞。因道潜崇尚渊明品格，前往造访，并作《游咏真洞赠陶道人》诗曰：“渊明骨已朽，陈迹尚可求。我复识其孙，长鬣青两眸。相去仅千年，犹能继风流。”释道潜的题咏表明上京山不仅名玉京山，也叫玉荆山。与朱熹所论相符。

　　李纲《过渊明故居》诗云：“舍棹湓浦城，税驾柴桑里。缅怀靖节翁，衡宇兹避世……优游晋宋间，俯仰无可愧。若人骨已朽，凛凛有生气。斜川尚环流，层城亦秀峙。如何高世士，庙貌乃颓圯。”星子县城西上京山前有斜川，南有“独秀中皋”的层城山，俗名落星墩。李纲认定这里是陶渊明的故居，即上京故居，并认定上京山南即斜川。宋诗僧释正觉有游斜川诗云：“水从乌石山前转，人在斜川岸上行。寂寞柴桑古祠下，我来无酒酹渊明。”星子县城西上京山南鄱湖边上有东告（皋）山，《同治星子县志》载：“亦名乌石山。”杨万里游山南诗云“天赐五玉乳（上京山紧靠庐山五乳峰），与渠供朝食。渊明醉眠处，石上印耳痕。”王十朋由鄱阳调任夔州，路经山南谒栗里五柳湾渊明故居题诗云：“出守江湖日念还，又扶衰病入巴山。不能早作归田计，愧过渊明五柳湾。”陆游亦有“苏门隐去闻孤啸，栗里归来弄素琴”之咏。喻良能作《题栗里醉石》诗云：“平生忆渊明，偶此访遗迹。柴桑仍未泯，栗里犹可识。寒溜淡泠泠，孤烟轻幂幂。抚事良多感，西风生醉石。”

　　上述所举诸例之作者，都在朱熹之前。这些题咏表明自南朝至北宋，诸多政界要员和文学大家都认定陶渊明的故居在山南今星子境内。

　　二、理学鸿儒朱熹：星子慕陶

　　理学鸿儒朱熹从淳熙六年三月三十日上午接任南康知军，至淳熙八年闰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卸任出南康郡城，在陶公故里两年零二十八天的执政期间，他通过对陶公遗迹的考辨，使其对陶公诗文及人生的解读、评价达到极致，以致油然而生崇尚陶公情结。

　　朱子认为陶渊明是其时隔千年的尚友，与陶公神交超越时空，而敬仰陶公之贤。淳熙六年三月，朱子出任南康知军入南康之境栗里时，便想起陶公等地方名士，并作诗自嘲云：“长官定笑归来晚，中允应嫌去却回。惟有山人莫相笑，也曾还俗做官来。”是年四月，也就是朱子在南康知军任上的第一个公休日，朱子便与同僚士友察访栗里陶公醉石，留《陶公醉石》诗云：“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及此逢醉石，谓言公所眠，况复岩壑古，缥缈藏风烟。仰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景物自清绝，优游可忘年。结庐倚苍峭，举觞酹潺湲。临风一长啸，咏以归来篇。”之所以朱子称陶公为“尚友”，这与陶公和朱子的人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分不开。如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壮年丧妻，亲人早失；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等等，都增加了朱子对陶公的共鸣感。

　　朱子不仅是理学巨匠，而且是位颇有成就的大诗人，更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批评家。朱子在评论古代前人诗文时，曾经说过：“古诗须看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苏、黄只是今人诗。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余意；黄费安排。”谈到陶诗时，却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某后生见人做得诗好，锐意要学。遂将渊明诗平侧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后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诗之法”（《朱子语类·论文下》卷一百四十）。朱子又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论文下》卷一百四十）。

　　朱子在诗词创作上，推尊汉魏，鄙薄齐梁，主张穷理致用，反对浮华无实，以平淡自然为最根本的诗歌美学创作标准。在朱子的诗词中，尤其是在其南康诗词中似乎能看到陶公诗的影子。如朱子接到朝廷新命之后，他在离开南康军半个月前的一个月夜，坐南康军南门城楼，又与士友同僚泛舟鄱阳湖时所写的一首诗可见一斑。

　　解组无多日，归哉喜欲狂。

　　临风成邂逅，戴月下沧浪。

　　酌酒传清影，鸣桡击素光。

　　它年隔千里，此夜莫相忘。

　　其次，朱子认为陶公思想兼容庄老而主存天理。陶公在哲学思想流派上，崇尚自然主义。朱子说：“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朱子语类·历代三》）。朱子认为陶公既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又体现出庄子对社会变革的现实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崇尚恢复人的天然本性。陶公提出“大均无私力，万物自森著”（《神释》）的自然造化观点，认为宇宙天地造化本无私心偏爱，万物生长林林总总全然依靠自身的力量；并且指出：“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认为万事万物的运行，有生就有化，有始就有终，自古如此。在陶公看来，“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形赠影》）、“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祭文》）。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只有“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一），才能“人生归有道”，乱世“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朱子对自然的认识比陶公更深一层，尤其是对宇宙宏观世界的认识，更接近于现代科学认识。朱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自然法则、大自然规律、道义、天道和真理就是天理，并要求人们去顺应天理且发扬光大。朱子在为官履职、学术研究、教学相长上，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亦是拥抱自然的自然主义崇尚者。

　　朱子认为陶公节行超逸而避世隐居，曾云：“陶渊明，古之逸民”（《朱子语类·历代三》），并对陶公有才德而不仕的行为，评价精湛中肯。他在《资治通鉴纲目》中记云：“丁卯”“冬十一月”，“晋处士陶潜卒”。在朱子看来，陶处士故里必然有诸遗迹之存。于是，朱子任南康知军期间，曾多次考察论证陶公在庐山南麓诸遗迹。朱子说：“庐山有渊明古迹处曰上京，《渊明集》作京师之‘京’，今土人以为荆楚之‘荆’。江中有一盘石，石上有痕，云渊明醉卧于其石上，名‘渊明醉石’”（《朱子语类·杂类》）。朱子在《答吕伯恭》书中说：“陶公栗里，只在归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略到。”又说：“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予常往游而悲之”。淳熙六年九月，朱子在栗里醉石旁建纪念亭，并取名为“归去来馆”亭。后来朱子说：“某为守时，架小亭，下瞰此石，榜‘归去来馆’。又取西涧刘凝之庵用鲁直诗名曰‘清静退庵’，与此相对。”（《朱子语类·杂类》）并作《醉石》—诗以怀念和尊崇之，诗云：

　　驱车何所适，往至秋云边。企彼涧中石，举觞酹飞泉。怀哉千载人，矫首辞世喧。凄凉义熙后，日醉向此眠。仰视但青冥，俯听惊潺湲。起坐三叹息，涕泗如奔川。神驰北阙阴，思属东海堧。丹衷竟莫展，素节空复全。低徊万古情，恻怆颜公篇。为君结茅屋，岁暮当来还。

　　诗中表露出朱子有在栗里建陶公纪念馆之意。

　　淳熙六年四月初，朱子刚接任南康知军便发布《知南康军牒》云：“晋靖节征士陶公先生隐遁高风，可激贪懦，忠义大节，足厚彝伦。今按图经，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军近治三十里内。未委本处曾与不曾建立祠宇？”于是，朱熹便从整治军学开始，命军学教授杨大法，在军学讲堂西侧建立濂溪祠，讲堂东侧增置五贤祠，以专祀陶渊明、刘凝之、刘恕、李常、陈瓘五人，树立当地学子之榜样，让学子们以敬崇效法。朱子作《奉安五贤祠文》云：“熹误膺朝命，来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刘、李二公之像于学。钦耸高风，考观正论，既有以慰夙心者。既又咨访得陶公栗里故居于郡境，且知秘丞刘公盖尝禄于管库，而忠肃陈公又尝辱为迁民也。永惟数公大节清名，危言直道，遗烈所在，千载如生。爰始爰谋，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诸生以礼告于祠下。苹藻在列，诚意感通。群公有灵，尚克歆顾。”在朱子看来，陶公之道德情操可律贪激懦，可彝伦范世。

　　在星子慕陶的朱熹，也在离开星子时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遗憾之一是未能效法陶公而归隐庐山，留下平生遗憾。朱子于淳熙六年五月底分别向时任丞相赵雄、枢密使王淮两人上了辞呈劄子，以体病为由请祠。六月初，朱子托请崔嘉彦在庐山卧龙潭旁为其建庵，以备作准辞之后隐居，并派人送了建造费用。朱子《卧龙庵记》载：“时已上章乞解郡绂，乃捐俸钱十万属西原隐者崔君嘉彦，因其旧址缚屋数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淳熙六年六月中休日，朱子再上卧龙冈察看开工情况。可见朱子辞隐庐山卧龙冈的意图明朗，态度坚决，甚至已付诸实施。朱子有诗写道：

　　登车闽岭峤，息驾康山阳。康山高不极，连峰郁苍苍。金轮西嵯峨，五老东昂藏。想象仙圣集，似闻笙鹤翔。林谷下凄迷，云关杳相望。千岩虽竞秀，二胜终莫量。仰瞻银河翻，俯视蛟龙骧。长吟谪仙句，和以玉局章。畴昔劳梦思，兹今幸徜徉。尚恨忝符竹，未协栖云房。已寻两峰间，结屋依阳冈。上有飞瀑驶，下有清流长。循名协心期，吊古增悲凉。壮齿乏奇节，颓年矧昏荒。誓将尘土踪，暂寄云水乡。封章倘从愿，归哉濯沧浪。

　　在这首诗里朱子既表达了对匡庐山优美的自然风光的热爱，又抒发了缅怀李白、苏轼等文化大家的吊古之情，还表露出他想选择庐山作为自己离任南康军守公职后的归隐地之意。朱子请祠上书的“封章”倘若“从愿”，则“归哉濯沧浪”，甚至“已寻两峰间，结屋依阳冈”。这里所指的“结屋依阳冈”，就是指前文所提到的捐奉钱托崔嘉彦建卧龙庵一事，“阳冈”即指庐山卧龙冈，在庐山之阳中东段五乳峰下。同治版《星子县志》记载：“晦翁为南康守，作庵其（指卧龙潭）旁，绘武侯像修于其中。欲俟解组居之，会迁官去，不果。”朱子离任后，曾在与时任白鹿洞书院堂长杨日新的书信中亦说：“将来官满，复归庐阜耶！”（朱熹《与杨伯起》）但是，此后先哲之欲法陶隐庐愿望终难成，只是心系匡庐而身未再至。

　　遗憾之二是未能为陶公建正式纪念馆，巧为建馆再名。朱子一生十分敬仰陶公，他任南康知军期间，不仅上任之初发榜寻找并考证陶迹，而且常往庐山南村栗里醉石、上京、康王谷等处缅怀之。淳熙六年四月，朱子初访栗里醉石等陶址后，本想建陶公纪念馆。同年九月在醉石上侧始建纪念亭，取名“归去来馆”，而以亭代馆。在此他还许下“为君结茅屋，岁暮当来还”的建馆之愿。后终因当年复修白鹿洞书院和南康军连遭大旱之缘故，而一直无法实现建馆之愿望。朱子离任后一直放不下此事。甚至因未能为此缚屋一二间而感愧疚。淳熙八年（1181）七月初八，零陵（今湖南省永州市）从事陈正臣（星子人，陈圆之孙）到访时已离任在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家中待命的朱子。朱子特为颜真卿永泰间于南村栗里醉石所赋《栗里》诗作跋，跋曰：“右唐鲁郡颜文忠公《栗里》诗，见陈令举《庐山记》，尚不得其全篇……为作归去来馆于其侧。岁时劝相间一至焉。俯仰林泉，举酒属客，盖未尝不赋是诗也。”朱子之跋，既是对颜真卿诗的久慕，也是对陶公故里的追怀。同时，应陈正臣请求特题书“归去来馆”四大字，由陈正臣带回陶公故里，并刻于醉石之上。“归去来馆”四字，自然变化，用笔意深，张弛有度，意气飞扬，犹如对陶公情感和社会时态的生动描绘：“归”字去“止”为“一”，若毅然一心回归为民之意；“去”字上“士”下瘪“口”，写照当时士子对陶公辞官持不理解之态；“来”字如眉、眼之传神，具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而含笑回家之貌；“馆”字“食”似老态龙钟而断，“官”则帽点渺小，有形示至老断食、饥困而仍鄙官之含。这是朱子对陶公人性和其辞官归乡社会反响作了最好的形象表达。

　　遗憾之三是未能效仿陶公而畅游斜川，假石马游弥补。斜川在庐山南麓之玉京山前，即今星子县白鹿镇河东村境内，星子县城西，川前有东皋岭又称大醉石。陶公与邻里友好同游斜川是在晋隆安五年（401）正月初五日，当时“天气澄和，风物闲美”、“若夫曾城，旁无依接，独秀中阜”、“提壶接宾侣”、“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陶渊明《游斜川并序》）。而朱子在南康任期内，却未能像陶公那样于正月初五游陶公故里斜川，其原因恐怕是一直未有机会。淳熙六年正月初五，朱子还未到南康军。淳熙七年正月初五日前后，正是白鹿洞书院修复和南康军治政务繁忙之时，而未得闲暇。淳熙八年正月初一始，在南康军三县各地开场济粜三个半月，赈荒之举忙无闲心。朱子除考证陶公上京、栗里故里外，无暇结伴仿游斜川。朱子离开南康军之后，几次以崇安石马为“斜川”而仿游之。淳熙九年至十一年三年之内，朱子创作以游石马而怀斜川游的诗就有数首之多。朱子时居福建崇安，其友方士繇刚从邵武徙家崇安之石马附近。因朱子崇尚陶公正月初五邀请邻曲朋友游斜川之举，便于当年仿陶公结伴载酒、过贺方士繇新居，但因当时正月初五风雨交加而未能如愿。待至二月初五日，朱子再携酒与友人前往石马追补效法斜川之游，并以陶公诗句之韵吟唱，与同游者共赋诗篇。此事有朱子诸诗序记述：“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结客载酒过伯休新居，风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践约坐间，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韵，熹得中字赋呈诸游者”，又“石马斜川之集，分韵赋诗得灯字”、“游石马以驾言出游，分韵赋诗得出字”、“比与邻曲诸贤修举岁事。携壶石马，追补斜川之游，而公济适至饮罢，首出和陶之句以纪其胜，辄亦用韵酬答兼呈诸同游者，请共赋之”等。其中，朱子在“中”字韵诗中写道：“忽寻斜川句，感此胜日逢。驾言当出游，一写浩荡胸……惆怅景易晏，徘徊思无穷。愿书今日怀，远寄柴桑翁。仰止固穷节，愧兹百年中。”第二年正月初五朱子再游石马以怀斜川，其诗曰：“却念去提日，俯仰愁予膺。长吟斜川诗，日落寒烟凝。”（朱熹《石马斜川之集分韵赋诗得灯字》）后来，朱子又一次在携壶石马追补斜川之游诗中写道：“迥眺曾城皋，朗咏斜川流……但得长如此，吾生复何求。”（朱熹《比与邻曲诸贤修举岁事携壶石马追补斜川之游……》）朱子对陶公的尊崇和效法如此痴情，可见陶公之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