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六节 陶渊明诗文菊意象研究

　　唐旭东

　　唐旭东（1970—），男，山东烟台栖霞市人，文学博士，河南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编审。

　　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挚爱，文献留下了许多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菊文化生活的记载。陶渊明素以爱菊著称，周敦颐《爱莲说》一句“晋陶渊明独爱菊”使陶渊明因这一爱好而名扬千古。菊跟陶渊明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菊意象是陶渊明诗文中最重要的意象或者说具有核心意义的意象之一。

　　一、陶渊明诗文菊意象与其陶渊明的菊文化生活

　　陶渊明写菊的作品并不多，他在《九日闲居》《和郭主簿》（二首）其二、《饮酒》（二十首）其五、其七、《归去来兮辞》和《问来使》等六篇作品中写到菊其中《问来使》被视为伪作，为慎重起见，此篇本文不予讨论。观诗可以知人，通过陶渊明诗文中的菊意象，结合其他文献，可以考察陶渊明的文化生活中跟菊有关的方方面面。在陶渊明的文化生活中，跟菊有关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种菊

　　受时代性习俗和文化风气的影响，陶渊明与其他文人一样，有种菊的习惯，而且就在自己住宅的周围大量种植。梁人萧统《陶靖节传》：“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可知陶渊明住宅旁边有很多菊花，“丛”可见其密，“菊丛中坐”可见其数量多，面积广。陶渊明自己的诗文也承载着这样的信息。《九日闲居》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可知陶渊明宅边有园，园子里满满的种的都是菊花，故曰“秋菊盈园”。如果只是一般的喜爱，养两盆或者栽两丛，权当养花赏花的闲情逸致也就罢了，这样大量的种植，有酒则对菊而醉，无酒则对菊独赏，这种喜爱就异于常人了。明于此，我们对陶渊明的对菊的喜爱的了解就具体鲜活起来，有了具体生动的形象印象，不再只是周敦颐的一句话那种空洞的观念了。

　　（二）采菊

　　关于陶渊明的采菊生活，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陶渊明提到采菊生活的还有《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历代不知多少文人对此品味无穷，叹赏不绝。从此，采菊这件本来具有很实际很功利目的的生活活动变成了具有无上品味的雅事。这只是后人的理解，无法替代当时采菊活动的现实功利目的。当时人普遍存在着餐服养生，延年益寿的习俗，采菊不过是服菊养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种习俗当时流行非常广泛，自魏晋到刘宋，到齐梁，一直很兴盛。这种采菊活动参与者的范围很广泛。如魏钟会《菊花赋》：“掇以纤手，承以轻巾。”纤手轻摘，承以细葛轻巾，可见郑重其事，细致认真。王羲之《采菊帖》：“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陶渊明诗文菊意象研究晴不耳！伦等还，殊慰意。”信中有当重阳佳节，约伴采菊之意。鲍照《梦归乡》：“刈兰争芬芳，采菊竞葳蕤。”用“竞”、用“争”，可见采菊者之夥之众。梁简文帝《采菊篇》：“月精丽草“月精丽草”，指秋菊。散秋株，洛阳少妇绝妍姝。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诗人笔下“绝妍姝”的“洛阳少妇“当非一般民女，应是贵族之家的妇女，自是有一定身份之人；相呼而去，可见采菊者众；“提筐”可见要采很多，需求量很大；菊珠，显然是未开的菊花骨朵；“朝起”、“露湿”，起得很早，仿佛农忙时节；“沾罗襦”而不管不顾，可见为菊而狂，为采菊而狂，全身心投入。这些意象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富贵家少妇呼朋引伴，成群结队大清早就冒着露水提筐采菊的盛况。陶渊明《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也反映了秋晨早起带着露水采摘菊花的事实，二者可以互证。沈炯《同庾中庶肩吾周处士弘让游明庆寺》：“擿菊山无酒，燃松夜有香。”写的是士人游赏之时顺便采菊。文献虽然不多，但管中窥豹，仍可见采菊活动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文人士大夫、士女熟悉这种习俗，并招朋引伴，广泛参与，甚至连帝王都熟悉此类活动。不管采菊自己享用，还是采菊作为礼物互相赠送，目的都是一个：服菊养生。陶渊明之采菊活动，目的应与此同。

　　（三）服菊

　　陶渊明的诗文中没有提到服菊之事，但众多文献证明当时甚至之前（至少东汉、三国、西晋）之后，采菊就是为了服食，服菊在当时是一种习俗和风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时尚。当然，这种习俗跟当时人对菊的功效的认识有关。早于陶渊明者如魏文帝曹丕《与锺繇九日送菊书》：“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可知在曹丕的观念中，辅体延年之物，以菊花功效最佳。傅玄《菊赋》：“掇以纤手，承以轻巾，揉以玉英，纳以朱唇，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与魏钟会《菊花赋》大同小异。可知他认为服食菊花不但可以延年益寿，而且可以交通神明，超凡豋仙。晋潘岳《秋菊赋》：“若乃真人采其实，王母接其葩，或克虚而养气，或増妖而扬娥。既延期以永寿，又蠲疾而弭痾。”则在他的观念中，服食菊花、菊实不但克虚养气，养颜养身，而且可以祛疾疗病，延年益寿，甚至成为真人、王母之类的地仙。陆云《菊颂》：“其茎可玩，其葩可服。味之不已，松乔等福。”表明菊不但可赏，而且可服，既有审美功效，又有养身延年的功效。郭璞《菊赞》：“菊名白精，布华玄月。仙客薄采，何忧华发！”亦言其可以延年益寿，使人长生不老。葛洪《抱朴子》：“刘生丹法，用白菊花汁、莲汁、樗汁和丹蒸之，服一年，寿五百岁”。《神仙传》：“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得仙。”葛洪之言中，菊花延寿的奇效显系夸大，五百岁的长寿，更充满道教神话色彩。不过，菊花作为一种药材具有养生延年的功效确有道理，至少反映了当时存在的这种文化观念。谢朓《冬日晩郡事隙》：“愿言税逸驾，临潭饵秋菊。”明确提到服食秋菊，其服菊的目的应该是一样的。可知当时人认为菊有诸多功效：滋补、养气、养容、疗疾、延寿，甚至可以通神成仙。虽然陶渊明不像魏晋时期有的士人那样沉迷于通过服食可以长生不死，甚至通神成仙，但服菊确可以养生延年，不管是从时代风气的影响还是从服菊现实的功效来说，陶渊明的采菊服菊应该都不免于有这样的现实功利性的考虑，而不仅仅是一种风流和风度。这从他自己的诗文中也不难看到，如他的《九日闲居》：“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二句即是。

　　陶渊明服菊的方式，他自己的诗文中没有明确谈到。但就当时的文化习俗而言，就上面的文献和其他文献来看，可能有如下三种：

　　（1）直接餐/食。魏文帝曹丕“思餐秋菊之落英”，魏傅玄《菊赋》、钟会《菊花赋》：“纳以朱唇……食之者通神”，明确说是纳于朱唇之中“餐”之，“食”之。晋陆云《菊颂》：“其葩可服。味之不已”，“服”字意思含混，“味之不已”可就明确表明就是吃。齐谢朓《冬日晩郡事隙》：“临潭饵秋菊。”“饵”字传达的信息亦很明确，就是吃。陶渊明《九日闲居》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引《古笺》：“服犹餐也。有华无酒，故云‘空服’。”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93页。（按：陶渊明采菊，可能除了浸泡菊花酒之外，应该也有吃的一方面，时俗如此，况且他自己也相信“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

　　（2）饮用菊花水。将菊花以开水冲泡饮用，可以疗疾痊疴，可以延年益寿，这已经不是魏晋人才有的观念。汉应劭《风俗通义》载：南阳郦县有甘谷，谷中水甘美，云其山有大菊华，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者百二三十，中者百余岁，七八十者，名之为夭，菊华轻身益气令人坚强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皆得瘳。”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598页。\[按：范晔《后汉书》郡国四南阳郡条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载此条文献还多出汉太尉胡广，其与《风俗通义》中所述三人皆为东汉实有之人。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今湖北监利）人，东汉时期名臣。永兴元年，升任太尉。王畅，字叔茂，东汉司空。山阳郡高平县人。灵帝建宁元年，迁司空，居三公之列。刘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东汉名臣，司徒刘崎子。熹平五年代许训为太尉。袁隗字次阳。豫州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东汉太傅，安国康侯袁汤之子，袁逢之弟，袁绍、袁术之叔，其妻马伦为名儒马融之女。《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逢弟隗……献帝初，隗为太傅。”《三国志》：“成弟逢，逢弟隗，皆为公。”“是时绍叔父隗为太傅。”“卓闻绍得关东、乃悉诛绍宗族太傅隗等。”《资治通鉴》：“（中平六年）四月，以后将军袁隗为太傅。”可知此事有一定史实基础，并非完全凭空杜撰。应劭《风俗通义》记载此事，至少反映东汉已有此传言和饮用菊花水以疗疾养生延年益寿的文化观念。魏晋人包括陶渊明应该继承了这种文化观念和习俗。\]

　　（3）饮菊花酒，即以菊花泡酒饮用。陶渊明自己的诗文中未尝明确言及饮菊花酒之事。但饮菊花酒在当时是一种风俗和时尚。《西京杂记》卷三“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条：“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李根林等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7—98页。（按：此条记汉初高祖时事，作为汉初文献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至少反映了葛洪时代以前的重九菊花酒文化状况。）晋人孙楚《菊花赋》：“于是和乐公子，雍容无为。翱翱华林，骏足交驰。薄言采之，手折纤枝。飞金英以浮旨酒，拂翠叶以振羽仪。”“金英”即金黄色的菊花，“浮”为饮（酒）之义，“飞金英以浮旨酒”，所饮之酒当为菊花酒。梁人王筠《摘园菊赠谢仆射举》：“灵茅挺三脊，神芝曜九明。菊花偏可憙，碧叶媚金英。重九惟嘉节，抱一应元贞。泛酌宜长久，聊荐野人诚。”三四句言重九赏菊，“泛酌”意为饮酒，据《西京杂记》所言，此酒亦当为菊花酒。梁吴均《续齐谐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其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李根林等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07页。事情的可靠性显然值得怀疑，但至少反映当时有饮菊花酒的习俗和戴茱萸囊登高饮菊花酒可以消灾避祸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消灾避祸的观念与求吉的心态是相反相成、合二为一的。《临海记》载：“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则魏钟会《菊花赋》：“于是季秋九月，九日数并，置酒华堂，高会娱情。”饮的酒应该也不是普通的酒，而是浸泡过菊花的酒。陶渊明性爱饮酒，也极喜爱菊花，他以菊花泡酒饮用还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从他自己的诗文来看，这种可能是非常之大的。如《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没有明确说是重九，谈到含露采菊和饮酒，所饮是否为菊花酒不得而知。但龚斌、刘继才认为是饮菊花酒。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另外，《九日闲居》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诗曰：“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据龚斌笺注，“九日：指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古时有采菊风俗。”“持醪靡由”是说“无从饮酒”，想要饮酒却没有酒可以饮。“空服九华”是指“有花无酒，故曰空服”。“九华”“指秋菊。九，金之成数。金，秋意也。”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1页。从序与诗的内容来看，陶渊明显然接受了重九饮酒赏菊的传统习俗。但由于条件所限，重九之日，赏菊而无酒，只能“空服九华”，内心无比遗憾和惆怅。根据龚斌的笺注，此处陶渊明想要喝的酒应该是习俗上的菊花酒，而非平日饮的普通的酒。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1页。当然，这首诗说的是无酒的懊恼，当有酒的情况下，他在重九之日应该还是按习俗赏菊、饮菊花酒的。

　　（4）赏菊。这也是当时士人非常喜爱并乐于参与的活动。这种赏既有对菊外在姿容颜色体态芳香之美的赏鉴，也有对菊内在品格之美的仰慕。魏人钟会《菊花赋》：“延蔓蓊郁，绿阪被冈。缥干绿叶，青柯红芒。芳寔离离，晖藻煌煌。微风扇动，照曜垂光。”“纷葩韡晔，或黄或青，乃有毛嫱、西施、荆姬、秦嬴，妍姿妖艳，一顾倾城。擢纤纤之素手，雪皓腕而露形。仰抚云髻，俯弄芳荣。”以美女之姿容丽色以比菊花，写出了菊生之广，花色之繁，姿容颜色之美。晋人潘岳《秋菊赋》：“垂采炜于芙蓉，流芳越乎兰林。游女望荣而巧笑，鹓雏遥集而弄音。”陆云《菊颂》：“绿树黄花，菲菲彧彧。芳踰兰蕙，茂过松柏。”都从不同角度描绘了菊的体貌精神和菊花菊色之美，赞赏了菊花的芬芳。钟会《菊花赋》：“夫菊有五美焉。黄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徳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则表现了当时士人对菊内在品格之美的体认和赞仰。陶渊明对此赏菊也是非常热衷的。梁萧统《陶靖节传》：“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陶渊明不但在生活中因为爱菊而采菊、赏菊，长时间对菊而坐，痴迷沉吟，耽乐忘归，甚至对菊饮酒，不觉沉醉。他自己的诗文虽未明言赏菊，但其实赏菊的内容是蕴含其中的。如《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采菊、赏菊，对菊饮酒，乐以忘忧，谁都能体会到。《和郭主簿》（二首）其二：“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没有一个字提到赏菊，但他眼中笔下之菊，无疑都是在“赏”的心境下流露出来的。

　　当然，史传和陶渊明的诗文留给我们的记录只有他重九之日对菊独坐，或对酒而饮，不觉沉醉，或无酒空服九华而惆怅。当时士人常做的相互赠菊、重九之日高会亲朋，戴茱萸，登高赏菊，饮菊花酒这类集体活动他是否参与过，没有文献可证，暂不讨论。

　　二、陶渊明诗文菊意象与陶渊明的精神契合

　　陶渊明的生活跟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如果陶渊明的菊文化生活仅仅如上述内容和方面的话，那他也真的跟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士人的菊文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至少魏晋南北朝文人很多人为菊花写过专门的诗文魏晋南北朝时期菊文学的体裁广泛涉及多种文体，仅《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收录的就有十八种之多。而他却连一篇一首都没有。菊意象诗文的数量相比之下也不算多梁代庾信在十九篇作品中十九次写到菊，而陶渊明写到菊意象的作品只有五篇。陶渊明的高明就在于他虽然不专门写，偶然涉及的比别人专门写的还好，虽然数量有限，质量却绝对上乘。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跟菊的精神契合度是最高的，或者说魏晋其他文人谁都未能像他那样把自己的精神和人格与菊合而为一，物我交融。

　　（一）陶渊明的孤独

　　陶渊明在他生活的当时是孤独的，几乎没有人理解他的特立独行。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隐居的人多有，但亲执耒锸，躬耕陇亩的人却极少。儒道释三教都不事农耕，儒家尤甚。《论语》载孔子批评樊须，后世儒者遂奉为圭臬，把躬耕田圃视为卑下的小人之事而不屑。在他辞官归隐之后，亲故朋友多感惋惜和不解，劝他重返官场的人络绎不绝，连他隐居之地的农民邻居都劝他放弃隐居生活，回到官场去。甚至在他晚年贫病交加之时，“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应该说，当时在生活上帮助他的人所在多有，但陶渊明在当时没有理解者和支持者，从精神的层面上，他是孤独的，当时人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颜延之《陶徵士诔》：开篇“夫璿玉致美，不为池隍之宝；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以“璿玉”和“桂椒”为喻，表现他的超凡脱俗。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超凡脱俗者注定只能以孤独寂寞为伴。《陶徵士诔》“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是对这两个比喻的最好注解。正因为他的超凡脱俗，特立独行，他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知音，在孤独寂寞的困扰之下，他会寻找超社会的寄托，寻找超社会的知己和知音。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如果没有认同者，自己是很难坚持和支撑下去的，即使圣哲如孔子，坚定如陶渊明，亦皆不免于此。当某种自然物契合了他的心境的时候，自然物也就成了他的知己和知音，成了他精神和情感的依托。如陶渊明的族叔陶淡绝世隐居，“养一白鹿自偶”（《晋书·隐逸传》）。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中，恰好菊成了最适宜的自然物寄托甚至精神的支柱之一。正像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到的：“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很多人从这些话语中读到的是他归隐后内心的恬静，但我觉得恬静中虽不寂寞，却伴随着孤独。因为孤独，还是难免寂寞。因为孤独寂寞，他才常“抚孤松而盘桓”。这里，孤松就是他精神的寄托。就像李白心中的那轮明月，当他孤独寂寞的时候可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正像袁行霈教授指出的：“象征陶渊明的还有‘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文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1页。如果说，孤松、孤云是他作为一个孤独者的象征，那么“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的青松、秋菊则是他作为一个孤高不群、志节坚贞的隐者的象征。

　　（二）陶渊明的情感精神与他诗文中的菊意象

　　文学意象是创作主体情感和精神的载体和寄托。根据陶渊明诗文菊意象与其情感精神的契合度，陶渊明诗文中的菊意象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层次和类型：

　　（1）寄情于物的自在性意象。这类意象只是一般性寄意言情，与陶渊明的人格精神契合不深。这个层次的意象是以我为主，以我观照外物而寄情于物。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虽然这两句诗树立起了陶渊明恬淡、纯真的菊隐士形象，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但这里的采菊事象只是该诗表现陶渊明归隐的恬静生活的众多意象之一。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这首诗中的菊意象诚如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引定斋曰：“自南北朝以来，菊诗多矣，未有能及渊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华不足以当此一佳字，然终篇寓意高远，皆由菊而发耳。”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6页。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就菊而言，所谓即物即事。”故此以为此诗菊意象与作者人格精神的契合度不高，属于陶渊明诗文中一般性菊意象。（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四有不同见解，似不可取。《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与《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诚如许多学者所言，松、菊确实是陶渊明笔下的重要意象，在有的诗文中具有自喻的象征意义和自励的精神意义，但前者所言松菊实为陶渊明辞官归家入门所见实景，后者为该诗前半写景部分中具体细节描写的两句，皆自然而然，未必包含多少微言大义，兹亦列为一般性菊意象。

　　（2）情感交通的对面性意象。这类意象已经与作者的情感息息相通，具有了人格化的含义。外物不再仅仅是外物，可以寄托情感志意的外物，而是可以与作者进行情感交流的人格化物象，具体对于陶渊明而言，表现在菊是知音，是知己。《九日闲居》这首诗很多人做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不免有过度的阐释。其实龚斌教授说的是对的，在这首诗中陶渊明的情绪有点恼，有些郁闷，有些惆怅，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有花（菊）无酒。但再往深层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不难想通的。重九佳节，习俗皆高会亲朋，觥筹交错，佩戴茱萸，饮菊花酒。陶渊明虽然已经谢绝了世俗交往，但社会已经熏陶了他，感染了他，他的重九也不能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过，他也要与朋友和知己共聚，倾诉心曲，共饮佳酿。况且，他作为一个孤独的隐者，这种交流的需要比常人更为迫切。在这样的气氛之中，面对挚友和知己，怎么可以没有酒呢？可是陶渊明偏偏没有酒，这是很煞风景的，所以他有些惆怅，有些失意，有些恼。在他眼里，菊不是花，至少不只是花，而是他的挚友，知音，知己。“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陶渊明本来心情颇为不快，此时敛襟静心，闲谣之中不禁“缅焉起深情”，这种深情自然是对菊的深情，对知音知己的深情。“栖迟固多娱”一人难为娱，“多娱”自是与菊的欢娱，与知音知己的欢娱。其实很多学者都主张这首诗跟《宋书·隐逸传》载王弘送酒一事可能有关联。其文曰：“（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虽不能直接断定《九日闲居》必与此条文献直接关联，亦即是说此诗的写作与《宋书·隐逸传》所载王弘送酒一事是同一年重阳节发生的事情，但就其文本来看，还是可以与上面的分析契合的。

　　（3）物我一体的自喻性意象。这类意象的特点是作者的思想情感、精神人格完全与外物合二为一，彼此不再有物我的界限。作为这类意象基础的外物不再是站在作者对面的知音和知己，而是与作者完全融合为一体的自喻性意象。在运用了这类意象的作品中，言彼即言此，言物即喻人，完全成为作者的喻体和象征物。这主要体现在陶渊明的《和郭主簿》（二首）其二：“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该诗前两句“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点明时节特点，后面六句写景，其中前两句是远景总写，表现清秋时节天高气清景澈。中两句写遥岑逸峰，为具体远景。后两句写松写菊，为特写近景。空间范围由大到小，空间高度由高到低，写景则从总景、远景到近景特写，次序井然。松、菊意象正是在天高气清、遥岑逸峰构成的鲜明生动、层次分明的广阔画面背景上加以特写展现，突出了松、菊的独特形象。“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两句虽未点明所写为松、菊意象，但承前可知。“贞”言其节，“秀姿”写其美，又将松、菊比人，突出了松、菊的高洁品格。联系实际，当草木萧疏的清秋时节，松柏独青，秋菊傲放，不与群芳同茂，卓然不群，联系陶渊明的孤独，可知松、菊正是陶渊明孤高不群的人格的象征。松傲霜而不改其青，菊凌寒而益怒放，都具有坚贞的品格，这与陶渊明在众人的质疑和规劝中坚持自己的选择是非常契合的，松、菊可以说是他人格的自喻。可以说，松、菊是陶渊明人格与精神的自比和生动形象的写照。正如王叔岷所言：“贞承松，秀承菊。饮酒之八咏青松‘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陶公之风格，正贞松秀菊之比也。”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180页。而且，陶渊明赞美松、菊之节，本身就含有以松、菊自励，肯定自己的选择，勉励自己坚持和坚守之意。后面两句则将这种自励之意进一步强调和强化。衔觞，指衔杯饮酒。抚，把握，保持。尔，指松、菊。诀，诀要，方法，要道，可引申为节操。举杯缅怀古代的隐士，他们无不具有松、菊之节操，我要永远保持这种节操。故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二：“盖谓千载幽人，无不抱此松菊之操，抚之而志节益坚，以今准古，亦犹是也。”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2—133页。可以说，三个层次和类型实际也代表了陶渊明对菊认识和感悟的不同阶段、不同深度和不同境界。

　　结语：虽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在陶渊明诗文菊意象中只是借物寓志的一般性意象，并非最高境界的自喻性意象，但正像袁行霈教授指出的：“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1页。高高地树立起了他作为一个时代的菊隐士的形象。而“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分明是他以松、菊自喻，以松、菊自励，把菊作为其人格的象征之一。可以说菊是他的知音和知己，是支持他坚持自己的选择，坚守心中的那一方净土的精神支柱，甚至直接是他精神和人格的化身和象征。陶渊明情感、人格和精神与菊的高度契合甚至说融合，使他的涉菊诗文虽然数量有限，却高高地矗立于魏晋南北朝乃至中国菊文学创作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