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六节 陶渊明意象、生态文明与文化产业品牌构建

　　柯镇昌

　　柯镇昌，文学博士，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2009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杂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地理上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三市和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该经济区既是本省经济、文化发展成绩最为突出的地方，也是本省最具发展潜力与活力的区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底蕴深厚的区域文化，不仅是该地区经济飞腾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支持其在未来不断发展的无尽源泉。陶渊明文化作为该区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对于本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对于文化产业及其品牌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陶渊明：多重文化意蕴融合的意象

　　多少年来，围绕着陶渊明这一历史人物，逐渐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陶渊明文化”。在今人眼里，“陶渊明”已不只是一位历史文化名人，而是一个包含多层文化意蕴的文学意象，一个浸透着民族精神的、具有多重内涵的文化符号。

　　严格地说，陶渊明生前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壮举，在重视门第的魏晋时期，他的出身甚至不属于大族，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文化名人，他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从古代朝鲜、日本到现在的欧美，都有着陶渊明文化留下的烙印。千百年来，人们在内心里由衷地敬佩他，在生活中模仿他，在图画中描绘他，在诗文中赞美他。作为妇孺皆知的文化名人，陶渊明的形象深深地烙在后人心中，人们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就仿佛一位熟悉的人物伫立于眼前。那么，陶渊明在人们心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形象呢？或者说，当你听到“陶渊明”这个词汇时，你想到了什么？陶渊明对于后人的印象，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他的生平事迹，一是他的诗文作品。在他的生平中，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选择隐居田园最为著名，另如其喜酒、爱菊和抚无弦琴等事迹也几乎是妇孺皆知。他的作品以诗歌数量最多，其中著名的如《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等；他的文章虽然仅存数篇，但如《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闲情赋》等都为人广为传颂。人们正是从上述内容了解并解读陶渊明，由此形成了“陶渊明意象”。

　　陶渊明意象、生态文明与文化产业品牌构建人们从童年的书籍中读到了不少陶渊明的诗文，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再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美好的诗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萧统《文选》选取其诗8首，为东晋诗人最多者。唐白居易《题浔阳楼》：“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宋黄庭坚《南歌子》：“诗有渊明语，歌无子夜声。”苏轼更赞扬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追和陶渊明诗引》）都是对其诗人地位的肯定。因此，陶渊明给予后人的印象，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自古著名诗人层出不穷，陶渊明影响如此独特，与其隐士身份密不可分。陶渊明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开始归隐乡里，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去世。陶渊明最早就是以隐士身份而著名的，在沈约《宋书》、房玄龄《晋书》及李延寿《南史》中，他的生平都被列入《隐逸传》。陶渊明卒后，他的朋友颜延之为他写了《陶徵士诔》，所谓“徵士”即为隐士。既是诗人，又是隐士，是以梁钟嵘《诗品》认为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

　　然而，难道陶渊明仅仅只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吗？当然不止如此，陶渊明是以其高尚的人格和高洁的行为方式而区别于常人的。从《咏荆轲》《读山海经》等作品中可以看出，陶渊明非无大志，只是因为社会浑浊而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因此义无反顾地走向隐居之路。萧统赞其“少有高趣，博学善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又称：“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第200页。既是对他的诗文的赞美，更对他的人品和志趣表达了由衷的敬仰之情。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箇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朱熹，《论陶三则》，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75页。也正因为此，后人将陶渊明视为魏晋风流的代表。袁行霈《陶渊明与魏晋风流》认为所谓魏晋风流，“是在魏晋这个特定的时期形成的人物审美的范畴，它伴随着魏晋玄学而兴起，与玄学所倡导的玄远精神相表里，是精神上臻于玄远之境的士人的外现。简言之，就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并将把陶渊明的风流概括为“简约玄远、不滞于物”八个字。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第44页。

　　但是，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高意义还不止此。在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下，许多读书人都将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但是，在现实中真正能实现自己抱负的人往往并不多，更多的人在前途渺茫、仕途维艰时产生了无尽的迷茫与失意。在这时，陶渊明艰难中的达观、困苦中的睿智和清贫中的潇洒，仿佛暴风雨之夜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小船突然发现在远处亮起的一座灯塔，让深受绝望的人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力量。“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陶渊明”是大诗人、大隐士、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的一座丰碑。多种内涵的融合，由此形成了“陶渊明意象”的无穷魅力。陶渊明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渊明”、“靖节”、“五柳”、“陶令”、“陶彭泽”、“五斗米”、“无弦琴”、“桃源”、“东篱”、“采菊”等与陶渊明相关的词汇，都成了指向这特定内涵的符号；另如饮酒、菊花、南山、松柏、飞鸟等常用意象，也因陶渊明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意蕴。

　　二、自然：陶渊明意象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契合

　　近两百年来，人类在追求科技、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深深地伤害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大量树木被砍伐，众多河流遭受污染，空气中扬起的是有毒的雾霾。近些年来，清醒的人们逐渐意识到破坏自然给我们自身带来的严重后果，建设生态文明的意识也越发强烈。“陶渊明意象”的内涵与当代生态文明的理念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契合，这个契合点就是“自然”。在今人看来，“自然”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人为的自然环境，又称自然界或大自然；二是去伪的真性情。这两层含义，在陶渊明意象与生态文明的理念中均有体现。

　　陶渊明文化与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密切相关。陶渊明本人喜爱自然，并于壮年即告别喧嚣的都市而选择隐居于自然。他自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隐居乡里，时常游玩于庐山等地，在行动中透露出对自然的热爱之情。而更重要的是，陶渊明在诗文中时时描绘自然，歌颂自然，用文字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在他的笔下，大自然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清澈，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在“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等诗句中，作者更表达了身处自然、享受自然的怡悦之情。在《桃花源记》里，陶渊明塑造了一个极其贴近自然的世外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尽管这里的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他们与自然的和谐，又是令后人多么无尽向往啊！

　　生态文明的理念就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国古代哲人很早就形成了人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页。《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辛战军，《老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01页。陶渊明则用文学之笔，刻画出一幅幅宁静祥和的自然景象，其中透露的正是对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自然的另一层意思即真性情，即“不伪”。在陶渊明的思想、性格与行为中，都体现了鲜明的自然之性。他曾说他自己是“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晋书》本传载其“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2—2463页。陶渊明率性自然的形象跃然眼前。他自撰《五柳先生传》也说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当时人认为属于实录。在浑浊的时代，陶渊明“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自然的风格还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上。他“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宋杨时说：“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3页。朱熹也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74页。陶渊明的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等。

　　陶渊明喜爱自然的特性与他的外祖父孟嘉有关。孟嘉是陶侃的女婿，而陶渊明的母亲又是孟嘉的第四女。陶渊明对于外祖父怀有崇敬之情，他留存至今的最长一篇文章《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就是给孟嘉作的一篇传记。细读该文中不难看出，陶渊明因外祖父而深感自豪。文中记载：“（桓）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也许正是这“渐近自然”的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陶渊明。《晋书·隐逸传》载渊明“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2页。与《孟府君传》中孟嘉“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的特性何其相似！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篇》，参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60页。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人们以积极进取为尚，入仕是读书人共同的目标。但是，无论仕途是否顺达，文人都有心灵疲倦的时候。疲倦的人们走进宁静祥和的大自然，不觉身心舒畅，疲劳顿失；困顿的人们一旦抛却虚伪与做作，让自己的真性情得以宣泄，便感到精神欣悦，心灵平和。陶渊明笔下的自然，是人们向往的休憩之所；陶渊明身上的自然，更是人们企慕的心灵港湾。陶渊明身上流淌的自然气质，正是当代文化产品所崇尚的风格。“自然”既是陶渊明意象的核心内涵，也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理念，如何将两者相统一，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陶渊明意象与文化产业品牌构建

　　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有相应的产业结构，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必然呼唤文化产业发展。”黄娟、喻继军，《发展文化产业与建设生态文明》，《绿叶》，2012年第7期，第97页。文化产业是一种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947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rdor Adorno）出版《启蒙辩证法》一书，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近年来，文化产业正以迅猛的速度不断壮大和发展，已经成为许多地区与国家的支柱产业。

　　文化产业作为种类繁多的现代产业之一，不同于一般的以物质产品为产品的产业，其产品更多属于精神层面，通过陶冶、改变人的思想精神以展现价值，在产品中实现了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正因为此，文化产业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它与文化密切相关，二是它属于一种生态产业。文化产业在学理上不仅与经济学密切相关，同时与文化学紧密联系。在文化产品中植入深厚的文化意蕴，是文化产品增值的核心方式。陶渊明文化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之一，对于该地区文化产业的品牌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文化产业离不开文化，但究竟如何依托文化来为文化产业服务，却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如何依托陶渊明文化来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文化产业服务，更是值得我们思索的具体问题。

　　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产品名称与“陶渊明意象”密切联系起来，是依托陶渊明意象构建文化产业品牌最直接的方式。首先，如前所述，陶渊明意象意蕴丰富，包含了多重文化内涵，依托内涵丰富的文学意象必将有利于增添文化品牌自身的文化内涵。其次，陶渊明意象的内涵基本都属于正面意义，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关注与歌颂它的重要原因，唯有正面的文化内涵才有利于提升产品的正面形象。最后，指向陶渊明意象的词汇与符号较多，既有“渊明”、“靖节”、“五柳”、“陶令”、“陶彭泽”、“五斗米”、“无弦琴”、“桃源”、“东篱”、“采菊”等词汇，也有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图画形象，他们为文化产品的名称及标识提供了多种的选择。总之，文化产品的品牌构建，其最外在的内容就是给产品命名。只有好的产品名称才能传达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文化产品的美好理念，由此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产业品牌构建过程中，要特别善于依托陶渊明笔下的文学形象，形成具有陶渊明特色的文化产品。《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充分传达了古代人民理想的生活场景。对于桃花源的具体位置，历代均有不同的看法。在文化景观日益兴盛的当代，许多地方都声称自己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我们且搁置其说法的正确与否，只是这种现象足以说明“桃花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鄱阳湖经济区作为陶渊明的家乡，作为陶渊明绝大部分生涯的居住地，依托他笔下的“桃花源”形象构建相关的度假休闲场所，自然是最为合理。

　　除了桃花源外，另如陶渊明笔下的乡村田园，也是一片静谧与祥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轻松而又美丽的常景，令背负各种生活压力的当代城市上班族感到无比向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美丽的自然山水，为构建类似的休闲常景提供了基础。庐山自古闻名遐迩，是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各种候鸟的重要栖息地。除此之外，鄱阳湖经济区还拥有着广阔的生态资源，例如新兴的庐山西海风景区，依然存在着进一步开发的巨大潜力。山水武宁有幕阜山蟠结北部，九岭山绵亘南缘，森林覆盖率高达69.4%，武陵岩森林公园内峰峦叠翠，沟壑流泉，悬崖怪石，被称为“百里芙蓉帐”，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游览与隐居的佳处，自然也是当代人长期度假的理想场所。在这一山一岭一桃源的山水武宁构建以陶渊明文化为特色的影视基地，或供人们长期散心与放松的场所，让人们在辛劳之余，尝试陶渊明曾经勾勒的自然生活，一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最后，在构建文化产品的过程中，要真正汲取与秉承陶渊明的“自然”思想和“自然”精神。胡锦涛说：“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陶渊明的“自然”思想，是古人对于生态文明进行的不自觉的美好诠释。陶渊明为人称颂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尊重自然，流露自然；良好文化产品为人青睐的原因，也应是尊重自然，崇尚自然。命名只是品牌构建的外在环节，良好的品牌构建，还需要有大量的工作融入其中，作为陶渊明故乡的后人，我们有义务秉承前人的美好精神，不只是在产品命名中依托陶渊明意象，更要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及其品牌的营销、维护和运作过程中，发扬陶渊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贵品质，才能真正提升产品的质量，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良好品牌的构建。

　　§§第四章 “陶渊明诗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