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四节 从人性本质看“桃花源情结”的永恒性

　　吴国富

　　吴国富（1966—），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从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到清王朝覆亡之时，历史已经走过了一千五百来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时光中，桃花源一直是尘世的宠儿，人们对它美誉有加，极少有诋毁之词。正如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所言，作为陶渊明文化精神的一个侧面，“桃花源”被后代士人普遍接受，从此中国士人有了新的精神寄托，而且不断地苦苦寻觅这个精神天堂。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时代的巨变使唐人的桃源情结日益加重，几乎每个咏陶诗人都必言桃花源。在唐诗诸多的涉陶文化意象中，“桃花源”这一文化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数难以统计。士人还以“桃花源”（桃花坞、桃花溪、桃花谷）为题，用诗歌描绘出一幅幅风情各异、奇幻多姿的世外桃源图，构成了唐代缤纷绚丽的桃源长卷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20页。用“桃源情结”一词来形容中国人对桃花源的情感，并不过分，它已经成为一种深藏于中国文人心底的文化潜意识，如王正《悟与灵感：中外文学创作理论比较研究》所言，中国文人之喜爱山水、偏爱禅趣的现象，不仅体现了文人由来已久的“桃源情结”与佛教“淡出尘世”之超脱思想的一拍即合，也体现了文人对无俗气的环境与超越性的心境达到内在默契的永恒期待王正，《悟与灵感：中外文学创作理论比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然而，“五四”以来，神圣的传统文化随着封建王朝的宫殿一起轰然倒塌，覆巢之下无完卵，“桃花源”也不能幸免。尽管还是有那么多人深爱桃花源，不断创造、发现桃花源，在诗文中讴歌桃花源，但与此同时，“桃花源”也不断遭到批判，一波接一波，如同给它施了魔咒，生活在近一百年来的人，莫不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种观点：桃花源代表了一种“消极逃避”的思想。

　　“五四”时期以攻击孔教而闻名于世的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消极革命与老庄》一文，指出了老庄派的“桃源情结”所存在的二律背反：它既表达了自由的理想，同时也因不能付诸实现而最终又钳制了自由的翅膀。不能只依靠消极退隐、容忍退让来苟全自由。自由需要去积极地争取，甚至要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何建明，《吴虞的现代道家观》；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63页。“桃源情结”等于“消极退隐、容忍退让”，这在“斗争哲学”弥漫于世的时代，几乎成为公认的观点。然而“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斗争总是短暂的，一味鼓吹下去，最终会斗到自己的头上。久而久之，“桃源情结”等于缩头乌龟的说法，渐渐不流行了。然而这种观点还是藏匿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例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桃花源”原型之后得出结论，桃花源原型的核心就是超脱性（或说是一种逃离），“无法直面事实，而事实又不会因为遮蔽而消失，因此现代作家们在营构桃花源时就只好一边逃离事实一边归罪事实，而避免认真反省自己的价值理想。”桃花源不具备价值理想应具的超越性，因而“牧歌与挽歌交织在桃花源原型的至深处，挽歌的升腾昭示了桃花源原型的价值界限。”那么真正的价值理想是什么？“在事实与价值劈面相迎时，人通过执著于价值，即使舍生忘死也意欲超越事实性。这才是价值理想的生命力所在。”汪树东，《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桃花源原型》，载《学术交流》，2006年5月。换言之，现代文学中的“桃花源”，既是一种牧歌，也是一种挽歌，它应该寿终正寝了；其原因是“桃花源”只鼓吹“逃跑”，而不鼓吹舍生忘死的“斗争”。

　　从人性本质看“桃花源情结”的永恒性近些年来，另一种魔咒又被施在“桃花源”身上。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持有“农业消极论”的观点，认为农业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而工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现代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尽可以把农业当作榨取食物、劳动力和资本的黑箱，而无须考虑这一落后、被动的部门的发展问题。与此相关还有“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出口初级品、进口制成品的国家，贸易条件将长期不利，因而通过农业和其他初级品出口的增长来发展经济，其前景是有限的，为此发展中国家就应当实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另外，经济学家认为，落后的传统农业有高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倾向，使之成为一个几乎与其他部门毫无联系的孤立部门，而缺乏联系也就缺乏经济效应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1—154页。

　　对农业的歧视，带来了对农业文明的歧视。“桃花源”作为农业文明的一个理想国，也就遭到各种批判。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桃源情结”影响了经济发展，认为经济结构的波动具有革命性意义，即使是短时间的经济衰退，仍然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经济大萧条与经济结构性转变具有必然的联系。“但中国历来都有一种‘桃源情结’，我们经常把和谐看成是一帆风顺的理想模式。这就违背了人类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只有把建立和谐社会与高度开放结合起来，与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结合起来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意义。”赖泽民，《人类历史科学原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98页。言下之意，“桃源情结”是一种保守的、胆小怕事的、农业社会的情结，它无法接受经济的波动，也就无法接受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此就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这一罪名，不可谓不轻，似乎“桃源情结”要为国家民族的落后负总责了。

　　数十年来，“桃源情结”催生了无数的乡村旅游景点，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然而在旅游研究者看来，这并不值得叫好。例如有人说，作为旅游者观览对象的桃源佳境，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一种原始意象，是中国人对日益失落的原始家园的一种回归与追思，这种追思因旅游者远离自己的故乡而显得更加迫切。可以说恋乡情结引发了桃源情结。旅游者从自己不得已远离故乡，不自觉地意识到桃源这种人类家园，因不可遏止的力量，正变得喧嚣、躁动和紧张，而日益失去其安宁、和谐、舒缓的原始情调和温馨氛围，预感到人类正逐渐失去其原始家园。一种回归的愿望在桃源情结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不断产生和释放。桃源这种原始意象，是中国人重复过千万次的集体无意识现象。它驱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士大夫到古风犹存的乡村去体味原始家园和自己故乡的风韵，它塑造了华夏民族“向后看”的收敛的旅游性格，而没有形成如西方民族那般面对自然、勇往直前的旅游个性谢贵安，《旅游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言下之意，“桃源情结”是保守的、落后的、逃避性的，因而相关的旅游也是可悲的。大概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桃花源”这类旅游现象，不过是利用人们落后的心理积极地赚钱罢了。

　　对于这些观点，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辨析，否则又会变成一味逃避的桃源中人了。

　　按照通常的解释，“消极，是积极的对称。就是无论对什么问题，都是采取退却、消沉、否定等的意向。”《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1949年，光华出版社，第387页。然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可能“无论什么问题”都拿来讨论。例如在地震、海啸面前，人类迄今只有逃跑的份，总不能因此而批评人类太消极，进而鼓吹人类勇敢地与地震、海啸作斗争。在人类社会之中，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军事、经济、法律等，它们构成了政治的主要内容。如果用军事、经济、法律的眼光来衡量，“桃源情结”表现了不应该有的消极，那我们也就可以认定它是消极的；反之，就无法表明“桃源情结”很消极，至少在关键方面很难说得上是消极。

　　上述“桃源情结”的第一种“消极逃避”，可以说与军事有关。因为在一切斗争中，以军事斗争（或者说武力斗争）最具代表性，最鲜明，也最直接有效。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斗争就必须有对象，也即谁跟谁斗的问题。面对芸芸众生，如果鼓吹每一个人都用刀枪去解决问题，天下可能就要大乱了，显得有些荒谬；因此，斗争也必须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在这方面，人们可能想到的就是统治者与民众的斗争。桃花源也指出了这一点：“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统治者扰乱了天下的秩序，为此人们逃到了桃花源中，躲避了斗争，显得很消极。出现暴君的时候，天下百姓只能武装斗争，不能逃跑；这种观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问题的关键之处不在这里。

　　有人认为，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条件下，无论从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看，还是从政府官员本身的身份来看，都不可能直接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中心，从而也就决定了政府的公共性基本上要被其自利性所遮蔽或淹没。当然，如果封建王朝长期以自利性取代公共性，那么最终会丧失其统治的合法性，从而损害其自身的长远利益。因此，不乏一些开明的君主、政府官员从完善自身人格和实现个人道德理想的方面出发，不断克制自身自利欲望和约束自身的自利行为，对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有所顾忌，从而也体现出某种程度公共性的特性。而在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虽然对公民的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实际上，只有强者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实现权利的人，权利也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宪法所规定的大部分权利，大部分公民并未真正享有王维国，《公共性理念的现代转型及其困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58页。换言之，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时而缓和，时而尖锐，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即时而处于无道状态，时而处于有道状态。

　　在有道状态下，统治者对于军事持总体上的消极态度、局部的积极态度，也即不穷兵黩武，不轻易发动战争；但在局部上必须做好军备，以防内忧外患。百姓对于军事的态度，总体上也是消极的，既不需要踊跃当兵，也不需要积极为国家军事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只要保守、被动地按照国家的需求承担赋役就行了。如果百姓积极练兵，好勇斗狠，反而是一种危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百姓在军事上的消极态度，就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意思在内了。在无道状态下，统治者热衷军事，穷兵黩武，并且无限度地要求百姓从军，承担经济开支，并不在乎百姓倾家荡产或战死多少。可以说，无道状态下的统治者在军事上采取了特别积极的态度，而要求百姓采取一种消极服从的态度。对于百姓自身而言，逃避或反抗都是积极的态度，其目的都是为了较多地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进而维持种群的延续。这时候采取逃避或反抗，更多地取决于现实条件；有利的条件往往促成积极的态度，不利的条件往往导致消极的态度，两者或合理，或明智，各有所长。

　　有人指出，沈周《桃花源图》题句：“啼饥儿女正连村，况有催租吏打门；一夜老夫眠不得，起来寻纸画桃源。”这说明有暴敛饥啼，然后就有人们对于桃源世界的追寻。桃源世界是个理想国。这种理想国除男耕女织的武陵桃花源外，还有弄枪使棒的梁山水泊，风花雪月的红楼大观园。“桃花源”乃其中之母型《审美的乌托邦》，参见：阮延龄，《美学经纬》，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说桃花源与梁山泊是同一理想生发出来的，这种观点颇有道理。历史上“等贵贱，均贫富”、“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起义者的口号，与桃源世界描述的颇有相似之处。故而有的研究者指出，武侠小说构建了一个特殊的“江湖世界”，一个不受王法束缚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实际上是在重建中国人古老的“桃源梦”，在远离朝廷教化的“江湖”上，唯一的宗旨是匡扶正义、惩恶扬善，这就寄托了对于公道和正义的希望。侠客的敢怒敢骂，敢打敢杀，浪迹天涯，独掌正义，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寻求精神的解脱和超越，这无疑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自由愿望。“江湖世界”的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在《水浒传》中本来已经相当明显，可到了清代侠义小说之中，反而黯然失色。侠客纷纷“改邪归正”、“为王前驱”，领着官兵剿灭“邪教”、“匪寇”去了，“江湖”成了“英雄”未出山时的隐居之地，而不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精神故乡——“桃源”了陈平原编著，《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186页。

　　桃花源与武侠精神、造反精神一气贯通，这其实并不奇怪。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任何一个不甘服从者都会产生自己的理想，进而选择追求理想的手段。逃避其实还是一种比较和平的手段，如果选择铁血与暴力，以暴制暴，那必然是玉石俱焚的结果。由此看来，陶渊明的《咏荆轲》与《桃花源记》，一个描述荆轲面对强秦的暴力，杀身成仁；一个描述一群百姓不堪强秦的暴力，逃往深山，其实是两位一体的。如果把逃往深山的路子彻底堵死，无非是逼迫百姓与统治者决一死战，彻底毁灭现存的社会。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任何统治者都不敢保证永远处于“有道”状态，一味鼓吹铁血与暴力，也等于在社会出问题时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为此，给“桃源情结”加上“消极逃避”的魔咒，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在有道状态下，统治者及百姓对于法律的态度也应当是消极的。统治者做到“省刑罚”，公平执法，百姓做到守法，少诉讼，尽量不上公堂，这就很好了。亚当·斯密说：“由于践行正义本身并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积极的善，它只配得到非常少的感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纯的正义仅仅是一种消极德性，它只是阻止了我们伤害邻人……我们可能经常通过坐在原地和毫无行动就可以满足正义的所有规则。”（丹）哈孔森著、赵立岩译，《立法者的科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法律。反过来，积极的法律行为就是制定严苛的刑法，以此吹毛求疵；而对于百姓来说，就是常去打官司；导致满天下都是“绍兴师爷”、“讼棍”，这样的“积极”，也是很恐怖的。在无道状态下，统治者才会积极地以法律去网罗罪名，搜括钱财，残害百姓，并希望百姓消极服从；而对于百姓来说，逃避或反抗才是积极的态度。

　　在有道状态下，统治者对于经济一般是减轻赋税、不轻易大兴土木，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保护贸易。由于统治集团除了消耗社会财富之外，事实上不生产任何财富，故而“清静无为”的状态反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反之，大肆搜刮钱财，大兴土木，不断扩大专卖领域，这一切“积极”的行为，均为无道君王所为。《桃花源记》描述的状态，恰好与有道状态不矛盾，与无道状态相对立。在“无道”状态下，百姓的“消极”是顺从统治者，奉献自己全部的人力与物力；“积极”态度是逃避或反抗。因此，从古代经济的眼光来看，桃源中人的“消极逃避”恰好是对无道状态的积极反抗，对有道状态的积极追求。

　　由“农业消极论”而产生的“桃源消极论”，则是基于现代经济眼光得出的一个结论。其实在这两者之间，只有一些模糊的联想，并不具备清晰的逻辑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轻自贱的产物。例如有人说，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静态文化，具有定居性、苟安性、封闭性、忍耐性，这一切全是静止性的曲折反映；而后者却是动态文化，一个“动”字在不同场合下，转化为流动性、冒险性、开放性、斗争性。二者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适应性徐晓望，《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征》，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中国古代文化，即属于内陆文化、农业文化，落后于海洋文化、商业文化。这类观点颇有市场。然而其隐含的潜台词是，具有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特性的民族或国家，更喜欢去赚取他国的钱财，而且常常是不公平交易；为了维护此利益，发明了科技，并配备了更先进的武器，所以通常会征服别的国家。这就有点“良民比土匪落后”的意味了。否则，美洲人过美洲人的生活，亚洲人过亚洲人的生活，有什么可比性？正如说“陆地上的生物比海洋里的生物落后”一般，几乎毫无理由。如果说，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不善于贸易者比善于贸易者落后，这也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公平的贸易，是一种习得的技能，在这方面，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中国人比西方人差。例如2004年，西班牙发生一起烧鞋事件。近千名西班牙鞋商和制鞋工人涌进温州鞋商聚集的“中国鞋城”游行示威，抗议温州鞋砸了他们的饭碗。其实质就是中国人做生意太精明，弄得曾经是“海上强国”的西班牙人下不了台。浙江霸力集团总裁王跃进分析说：“我们温州人的拷贝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学习你的管理模式，包括最新的流行款式。他们对这样的方法是根本吃不消的，我们一个工厂进入他的市场，他就有五个工厂倒闭。”苏东编著，《了不起的中国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91页。同样，被认为是海洋文明的典型代表的希腊，近年来也屡屡陷入经济上的困境。又如新华网2011年11月30日报道，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约为5000万人。2012年7月12日《美国中文网》报道，从出国侨民获得最多汇款的是印度（580亿元）、中国（570亿元）和墨西哥（240亿元）。

　　事实上，想特别清晰地描述文化观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实并不容易，两者存在何种程度的联系，则更难说清。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极为猛烈，陶渊明被冠以“反现实主义诗人”之谥号，而孔孟也被批得体无完肤。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大为提升，诸如“国学热”的兴起，桃源之争的急剧升温，等等。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力明显上升，经济总量飞速增长，为此有什么理由说“传统文化观念阻碍了经济发展”？为此我们还须暂时撇开经济问题的纠缠，单就文化观念谈“桃源情结”。

　　所谓的“落后”，是一个相对于“先进”而存在的概念。没有两个对象的比较，就无所谓“落后”与“先进”。因此，若指认“桃花源”为一个落后的、基于农业文明的理想国，则必须指出一个先进的、基于商业文明的理想国，孰优孰劣，才能让人一目了然。这两个理想国，不仅要有经济的对比，也有要“幸福指数”的对比；甚至后者更重要。因为，桃花源最迷人之处，乃在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忽视这一点，是无法进行比较的。然而，迄今为止，“先进文明”论者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描述，充斥耳目的反而是一些极为让人心寒的描述。例如有人说，在资本世界中，效用最大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范，人们唯市场马首是瞻，服务于功利主义思想。在功利主义伦理视野中，人与人的关系依赖于他们所有的东西。对于个人而言，幸福就是活得比别人好，就是能胜过他人，在于他的强力意志以及他能够侵占、掠夺他人的资源。这种以狭义的经济效用主义与利己主义为中心的偏好论与效用论，拒绝承认社会相互作用的人类行为机理，进而否认快乐、幸福需要人与人、个体与整体之间相互和谐才能够实现的社会价值维度。在个体主义、利己主义、物质利益主义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价值观与逻辑理性主义方法论下，使得西方宗教中“魔鬼是由最美的天使变成的”成为现实。同时，无限度的商品化，必然会导致人的商品化，人的天性从小就被无休止和繁重的同一化、标准化教育所禁锢；人体器官、胚胎组织、生殖能力等也以商品的形式粉墨登场肖安宝，《资源创造论：新时代的资源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绝对的商品化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妨设想一下。按照经济原理，组建家庭、抚养孩子，绝对是不合算的；在现代社会里，普通家庭抚养一个孩子所耗费的成本，一般都无法在孩子成年后以赡养费的方式收回，更谈不上从孩子身上大赚一把。为此，绝大多数穷人就会放弃组建家庭、生养子女的责任，从而把繁衍人口的责任转移到富裕阶层上；但富裕阶层同样会因为抚养孩子的“收不抵支”而觉得很亏，加上孩子还要分他的财产，就显得更亏了。如果说有的富人不在乎这一点，那说明他的“商业化”程度还不够高，理应淘汰出局。例如两个亿万富翁相互竞争，一个生了两个孩子，家产分成了两半，另一个生了十个孩子，家产分成了十份，那么他们的后代相互竞争，孩子多的一方因为经济实力的急速下降，被淘汰的概率就更高。当穷人与富人都不愿多养孩子、甚至根本不愿生孩子或组建家庭的时候，人类也就濒临灭绝的边缘了。这种推理结果表明，“商业文明”必须存在它的对立面，两者互相牵制，才能使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恶果；而“先进”、“落后”的概念其实是虚构的，准确地说它们构成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求得其动态平衡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结果：既获得充分的物质财富，又保证自己以“人”的意义活着，享受到做人的最大快乐与幸福。

　　为了表明“桃源情结”足以和现代商业文明构成矛盾的双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中的桃源叙述。

　　研究者指出，20世纪中国作家们追寻桃花源原型均有种潜在的批判指向，即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如鲁迅的《社戏》中就存在着两个世界的对照，嘈杂扰攘的都市生活与恬静安宁的乡村生活，粗俗自私的城市中人与纯真聪明的乡村儿童，到处充满着生存竞争的都市社会与和谐宜人的乡村社会，一一对照之下，作者的褒贬态度不言自明。迟子建在散文《伤怀之美》中亦把矛头对准了城市，“年龄的增长是加深人自身庸碌无为的一个可怕过程。从那以后，我更多体会到的是城市混沌的烟云。狭窄而流俗的街道、人与人之间的争吵、背信弃义乃至相互唾弃，那种人、情、景相融为一体的伤怀之美似乎逃之夭夭了。”这些桃花源全都建立于封闭自足的自然世界中。如汪曾祺《受戒》中的庵赵庄就是被三个大湖所隔离起来的一个自然世界。这封闭的、自足的、牧歌式的自然世界无疑是桃花源原型的首要特征汪树东，《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桃花源原型》，《学术交流》，2006年5月。

　　从表面上看，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一种“消极逃避”的倾向，因而不应得到很高的评价。然而事实上未必如此。沈从文小说在《凤子》中写道：“边境的大山壮观而沉默，人类皆各按照长远以来所排定的秩序生活下去。日光温暖到一切，雨雪覆被到一切，每个人皆正直而安分，永远想尽力帮助到比邻熟人，永远皆只见到他们互相微笑。”《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对于此类描述，有人评论说，《边城》是沈从文用生命画出来的世外人境，这里没有城市喧嚣的嘈杂，没有世俗的尔虞我诈，静穆的空气中，弥漫着边地山村纯净的人生形态。沈从文用抒情诗一般的语言，江南女子般细腻的情思，加之最经典的哀愁，混合出一片屹立于混沌社会中的世外桃源，一块令我们心向神往的土地，一个安静的令人心仪的忧伤的童话，散淡自然地描绘出人性应有的率真、美丽。沈从文去世的消息传到瑞典后，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在写给中国作协的信中，称沈从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伟大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作品“是在寻求与全人类有关的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没有沈从文，世界就要贫乏得多”。《文人风骨》，参见：宽心主编，《经典新美文大全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90页。在当下，“西方汉学家”是很多中国学人崇敬的对象，他能对沈从文的《边城》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未免令“消极逃避”论者有些恍然若失。

　　以往的研究指出，“桃花源”既是一种仙境，也是一种实境，更是一种心境。在现代社会里，今寻找仙境的人是没有了，然而寻找实境乃至于创造实境的却层出不穷，把一个地方比作“世外桃源”的，更是司空见惯。与此同时，很多人在不断寻觅“心中的桃源”，喜欢写作的，就把它变成了文字，如末那《香林坊之夜》：“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那细碎的石子小径，是滑过你柔肩的丝带，牵引着我，去寻找心中的桃源。”东方沣林主编，《玫瑰的诗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94页。有人把它变成有人物、有故事的戏曲，如1937年由著名剧作家翁偶虹编剧、程砚秋创演的《锁麟囊》一剧，就表达了人们对启发、伸张人性之至美，抑制、消除人性之恶这种理想社会的期盼。而张扬人性至美、抑制人性丑恶，就是生活在这个并不太美好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心中的“桃源梦境”。剧作把人们心中的这种向往表达了出来，让人们在戏曲中得到一种满足陈文兵、华金余编著，《戏曲鉴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6页。

　　即便是在现代化程度较高、西化程度较高的台湾，“心中的桃源”也与城市社会存在对立。如有人这样描述台湾作家林少雯：“她有一颗温柔的心，温柔的心里有桃源；她有一枝彩笔，她用彩笔写下缤纷的世界，写下她心中的桃源。”例如她写一段小路：“下班的时候，阳光斜斜地照射著，那种昏黄而温暖的色调，使这片宁静的地方，漾著一层贴心的温柔。我穿著软底的平底鞋，走在红砖格子上：我的脚步很轻，怕惊起丝毫尘土，扰乱了这分宁静。”“她心中的桃源，不只是这一小段路，而是整个台湾。她在《绿满人间》中写道：我们的森林逐渐减少了，绿意也从遥远的山林中减少，更从我们的生活四周消失。我们把自然赶走，受害的还是自己：在空气、水、噪音严重污染的钢筋水泥森林中生活，我们制造出来的垃圾和污水，使得环绕都会区的河川也会死亡。”李玉屏，《攀越自己的高峰：生命的故事》，聊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第48页。

　　究其实，现代人心中的“桃花源”根基极深，在网络上诸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世外桃源”的话题很多，诸如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拥有一个桃源，这个权利是没有人可以剥夺的。人们为了现实不得不奋斗，但是在他们心中的浪漫永远不会褪色，正如陶渊明一般。有人则将包括沈从文湘西小说在内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的“桃源情结”与西方宗教中的“乐园”意识相比照，从人类精神家园与终极关怀的角度对沈从文小说的思想价值给予了更深层次的阐释，从而把沈从文的思想探索提升到了人类关怀这一更高的层面凌宇，《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罗宗宇，《沈从文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这些现象表明，“桃源情结”乃是一种人性，只要有人，便无处不生，不管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不管是“先进”还是“后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借助于一些科学研究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环境心理学，该学科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行为之间关系，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其中持“应激理论”者认为，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的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持“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如果密度过高，环境所能提供的机会和选择有限，个体就会退避环境；相反，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和选择过多，使人无所适从，个体同样会退避环境。心理学家柏菜恩认为，当环境的不定性增加时，人的唤醒水平也随之提高，二者呈直线关系；随着不定性的增加唤醒水平继续提高，探索的兴趣不再增加，而对场所的偏爱反而降低。从心理学观点看，由于环境提供的信息量大于个体的能力，即个体获得的感觉信息超过他或她所能有效处理的能力时，就会出现超负荷现象。超负荷理论已被用来解释个体的城市生活以及高密度、噪声、拥挤现象，这些问题都与唤起和超负荷有关，而负荷不足则被用来说明环境刺激不足所引起的单调和孤独等问题。空气污染可引起消极心情和侵犯行为宋奕勤主编，《艺术设计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114页；俞国良，《社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9—610页。

　　在当今社会里，“城市病”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具体表现是：人口激增、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由此引起城市人群身心不健康李永新主编，《申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就心理状态而言，城市相比农村具有较多的社会冲突、较多的社会失范、较多的社会冷漠最终都体现为、归结为犯罪率高邓伟志，《谈谈社会建设》，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168页。拥挤的住房，阻塞的交通，竞争的职位，动荡的物价，悬殊的消费，会给每个家庭带来各种困扰，给心理增加种种压力顾世光编，《现代女性保健与健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575页。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自杀，即悲愤的自杀，则是文明民族的病态。”“在欧洲中心地带，有一片厚密的自杀分布区域。这是一个特别喜欢自杀的区域。”“我们的幸福并没有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得到增长，幸福反倒以惊人的比例在不断锐减。”（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03、206页。诚然，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人们内外交困，身心俱疲，如果不重视这一切，还一味以经济之发展自诩，观念之进步自喜，无异于热毒攻心，不可救药。

　　20世纪以来沈从文等作家体现的“桃源情结”，其对立面恰好也就是城市的嘈杂、污染、拥挤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如自私、争吵、尔虞我诈、冲突等。人们尽可以说，中国人对农业社会的城市转型为商业社会的城市感到不适应，很多人从乡村来到城市生活，觉得反差太大，极不适应；然而却无法肯定祖祖辈辈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没有任何城市病，更无法肯定城市人特别喜欢听汽车的噪音，喜欢人群在身边挤来挤去，喜欢污浊的空气，喜欢互相欺骗、互相冲突的人际关系，热衷于坑蒙拐骗而不知疲倦。说到底，城市人能够适应这一切，但不可能喜欢这一切。

　　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了城市发展的几个原则：必须保持低密度；必须限制城市规模；人们必须生活在自然的、露天的绿色环境中；大多数交往必须保持在一个基本水平，以确保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的素质；家庭作为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应成为再发展的焦点，住区是再发展和聚集的主要单位；等等。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最主要的指导性原则。当然，要解决城市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范和生编著，《现代社会学》（下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对于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中科院有关专家早就指出，中国生态城市建设急需四个方面的转型，即从物理空间需求转向生活质量需求、从污染治理需求转向生理和心理健康需求、从城市绿化需求转向生态服务需求，从面向形象的城市美化转到面向过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梁湖清，《生态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6页。又如上海市副市长杨晓渡曾指出：“可爱的上海人，必定应该是健康的上海人，心理健康才会可爱，身体健康才能可爱。”付晓东，《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65页。换言之，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没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城市人何以做到心理健康？

　　总之，因歧视农业经济、农业社会，进而贬低“桃源情结”，实在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它只能为那些野蛮的、无人性的经济开发制造借口，而不会从根本上给人类带来福祉。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桃源情结”的作用，让它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操纵杆”，则现代城市、商业社会里也会充满宜人的“桃花源”，人类得以长久地享受幸福的生活。由此看来，林语堂《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所得出的结论就很准确：

　　有人也许会把陶渊明看作“逃避主义者”，然而事实上他并不是。他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如果他是逻辑家的话，他也许会决定出家去做和尚，彻底逃避人生。可是陶渊明是酷爱人生的，他不愿完全逃避人生。在他看来，他的妻儿是太真实了，他的花园，伸过他的庭院的树枝，和他所抚爱的孤松是太可爱了；他因为是一个近情的人，而不是逻辑家，所以他要跟周遭的人物在一起。他就是这样酷爱人生的，他由这种积极的、合理的人生态度而获得他所特有的与生和谐的感觉。这种生之和谐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诗歌。他是尘世所生的，是属于尘世的，所以他的结论不是要逃避人生，而是要“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陶渊明仅是回到他的田园和他的家庭的怀抱里去，结果是和谐而不是叛逆。林语堂，《酷爱人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幸亏有了桃花源，我们还知道人性与常态是最可贵的；还知道很多事情“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还知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为此，我们就更要真诚地感谢陶渊明这个伟大的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