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二节 引领陶坛再创新辉煌——贺“陶渊明研究”专栏三十周年华诞

　　钟优民

　　钟优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陶渊明研究会顾问。

　　三十年前，笔者有幸参加过贵专栏“开场锣鼓”的笔会，与会的还有陶坛泰斗王瑶先生等学界名流。转眼间，又将应约参加贵专栏30周年华诞的盛会。岁月倥偬，冯唐易老，物是人非，感慨良多。

　　三十是人生而立之年，刊物亦复如此，标志着从青年到中年的过渡，开始进入鼎盛的发展阶段，锦绣前程，可喜可贺。

　　三十年来，笔者见证了专栏的沧桑变迁和茁壮成长。作为一个视推动陶学发展为己任、并且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服务陶学研究的专栏，三十年如一日地为陶坛同仁智慧的流布呕心沥血、辛勤运转，自觉地承担起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担当意识和大无畏勇气，的确难能可贵。

　　三十年来，专栏的业绩与20世纪50年代国家级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组织的陶渊明问题讨论及其结集《陶渊明论集》的巨大影响，不仅是前后辉映、相得益彰，而且就其规模、声势和持续时间之长而言，已是后来居上，不可同日而语。多年来，专栏结交了无数作者和读者，为陶学的崛起和繁荣聚集了强大的正能量，在国内期刊界具有显著的名牌特征和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创名牌难，守住名牌更难。如何把专栏办得越发有声有色，为陶学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是很多陶坛同仁的共同话题，对此笔者也有过些许思考，特提出以资抛砖引玉，并就正于方家。

　　一、马列导引，坚定不移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9页。当代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大量需要用理论思维才能解决的问题，陶学也不例外。因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指导思想，是时代赋予我辈的历史使命。众所周知，陶学的健康发展，不仅要有动力，首先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一个先进的文学观和陶学观，才能保证陶学向着科学、进步的方向发展，将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陶学研究来说是第一位重要的，也是最为现实可行的。我们这一代学人，绝大多数生长在五星红旗下，均程度不等地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正规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血肉联系，对其许多基本常识和名言警句多有耳熟能详、引领陶坛再创新辉煌记忆犹新的亲切感受。大半个世纪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始终引领着时代，也引领着文学批评和陶学研究，广大陶坛同仁继承、发扬鲁迅等前辈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典文学的光荣传统，奋力拼搏，取得系列引人注目的新成果。但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角力一直未曾止息，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多年前曾经提及：“马克思主义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遭到怀疑和鄙薄，许多基本原理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蔑之为‘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坚持就是保守和僵化，是极‘左’思潮余毒的反映，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庸俗社会学混为一谈，完全等同。”钟优民，《望乡诗人庾信》，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暗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仍不时涌动，同样往往打着反极“左”思潮、反“庸俗社会学”的旗号，诋毁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等基本原理，宣扬右比“左”好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动摇、不信马列信鬼神者还是为数有限的，大多数文学批评和陶学研究者仍能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底线，不为某些所谓“先驱”者的花言巧语所诱惑。到党的十八大进一步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明确提出既反对走因循守旧的老路，又反对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呼唤国人保持高度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让我们陶坛同仁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和陶学观，将陶学研究的主动权、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应对国内外各种极端思潮的严峻挑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无数事实早已证明，谁若背离、淡化或唱衰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和陶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谁就很有可能会走到邪路上去。在攸关方向的根本问题上，强化底线思维是十分必要的。

　　二、历史评说，客观公正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古典文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陶学发展史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予以公正客观的评说，取得丰硕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和重要作用，却不时遭到歪曲和抵制，有论者公然为这种噪音鼓掌叫好，说什么“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统治数十年的唯物史观被褫夺了神圣的独尊地位，恢复其作为思想学术家派的身份。”张燕瑾、吕薇芬、吴云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4页。将唯物史观在古典文学领域主导地位的被淡化、被贬损，赞之为“被褫夺了神圣的独尊地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革故鼎新。对这类倡导人们似乎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从中更可以反证当今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话语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它与宣扬英雄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截然不同，特别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陶学研究，开始重视人民群众与陶渊明诗文的内在联系的挖掘，这种努力理应得到称许与鼓励，可是有的论者对持这种历史观的陶学家的著作却加以非议，认为“唯物史观已经成为本书撰写的主线，遂使得本书中难免有一些机械唯物论的影响，如强调‘陶诗的人民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由于他经历了穷困和劳动’也‘歌颂过劳动和劳动人民’”等张燕瑾、吕薇芬、吴云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3页；参见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作家出版社，1956年。这种关于坚持唯物史观难免走向机械唯物论的推论似过于武断，难以令人首肯，而将强调人民性、歌颂劳动人民与机械唯物论的影响相联系，更是牵强附会，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唯物史观以人为本、人民为大的观念与机械唯物论的影响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唯物史观认为评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必须将其放在它的历史形态中去考察，严格地结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设身处地予以具体分析，有的论者却认为陶学批评联系社会背景是一种过时的观念，是庸俗社会学的反映。前几年论坛上关于陶诗“静穆”说的再起论争，论争的一方就完全脱离了20世纪30、40年代那种血雨腥风的特定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完全剥离了鲁迅、朱光潜争论时特定的历史语境，无视陶学家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功过和是非，最后自然会得出鲁迅和朱光潜在那场争论中两者皆对，“静穆”与“平和”是“语异而意同”那种貌似折中、持平，实则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高见”，完全脱离客观的历史条件，纯粹以论者个人特有心态随心所欲地对陶学史上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评判和解读，既不能还原历史真相，还将会造成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对陶学发展史认知的模糊和混乱，似须尽量予以避免。

　　三、海纳百川，方法多元

　　在当今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文化多元而又趋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陶学研究还须进一步树立国际视野，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坚持研究理论批评视角的多元走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方法论已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大潮的推动下，文学新方法的实践引发了文学界人士思维方式的蜕变，与此同时，传统方法经过新时代思潮的洗礼而焕发出新的活力，出现了新旧方法相辅相成、各竞优长的喜人局面，陶学坛坫亦不例外。各种方法论的视角，在陶学领域均多有呈现。诸如伦理道德、社会学、审美、文化学、心理学、哲学、比较文学、接受美学、意象批评、原型批评、阐释学、系统论、语言学、修辞学等不同视角，均曾产生过相关专论专著。这是陶学发展的主流，而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新方法的吸收与运用，绝非一蹴而就，而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方法的运用，既有成功的尝试，也有差强人意的实验。某些标榜新观念、新方法的陶学论文，对其所探讨的问题并无新发现，难免被读者讥之为“豆腐一碗”变成“一碗豆腐”，虽然盛豆腐的“碗”的花色品种有所不同，这种做法对推动陶学发展似无太大补益。借鉴外来新方法需要大力倡导，但又切忌生搬硬套，满足于将新方法、新名词，仅作为一种装饰品镶嵌在论著的表层，而要吸取其精髓，以改进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强各种方法的互动互融，完善多元参照系的整合，方能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再创陶学新的辉煌。

　　四、群策群力，共襄盛举

　　当今陶学的崛起与繁荣，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盛事，成为吸引读者眼球的一大亮点，让它星光璀璨的亮照长盛不衰是广大陶坛同仁的共同愿景。怎样才能保持它的长盛不衰，无疑有赖于进一步集聚人才，群策群力。对此，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建安文学的繁荣，其所凭借就是当时形成了一个“俊才云蒸”（刘勰《文心雕龙》）、“盖将百计”（钟嵘《诗品》）的邺下文学集团，“建安时代悲壮雄伟的交响乐正是汇集了众多俊才的宏声绝唱而演奏出来的，建安文坛的异彩正是聚合了颗颗明星的奇光艳色而放射出来的。”钟优民，《钟优民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令人欣慰的是当今陶坛亦出现类似局面，就是中国陶渊明研究会成立以来，由它独立或参与举办的一系列有关纪念陶渊明、研究陶渊明的学术活动，大大地增进了国内外陶渊明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无形中集聚了一大批热衷陶学的仁人志士，较为充分地发挥出推动陶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日后，以中国陶渊明研究会为纽带，以“陶渊明研究”专栏为平台，进一步加强陶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建设，吸引更多陶坛同仁用智慧、勤劳和汗水浇灌出更多佳作杰构，再创陶学新的辉煌，让我们共有地使陶学成为21世纪的国际“显学”的中国梦早日实现，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