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民俗

第四节 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个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是一定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行为模式、道德观念以及时尚等要素的总和，如尊老爱幼、乐善好施、尊师重教等。自然，社会败坏，政乱纲毁，风气也随之堕落，因此，古来贤人常常见此而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吉安的社会风气也是随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时代的变化虽然影响社会风气，但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品质，是不容易改变的。吉安号称文章节义并重、理学之邦，乡风民俗一直受传统思想熏陶，表现得雍雅大度，优美典雅。

　　孝顺。作为子女在成家之前自然是要孝顺的，成家之后也一样。所不同的，成家之后的子女开始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并要进而扩大家业，他们有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权，而更主要的反映在人伦关系上方面，有事长抚幼的义务。在吉安传统社会的家庭中，父母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这中间包括有实践父母的意愿，护理父母的身体，供俸父母的衣食，照料弟妹的成长，乃至父母百年之后的丧葬。民间曾广泛流传的托名张果老作的《劝孝歌》说：“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你若待他十足两，代代儿孙还一斤。千两黄金万两银，有钱难买父母身。在堂父母百年稀，生时不孝死休悲。勿要灵山烧圣香，只要堂前敬爷娘。蔬水承欢随时奉，确保儿孙世代芳。”

　　对男子来说，为了奉亲通常是“父母在，不远游”。当然，也并非呆板地恪守这一准则，为了仕进或经商，短期的外出同样是被允许的，父母的供养便由妻子承担。父母百年之后，儿子应守孝三年，以示怀念。如若在此之前，尚未婚配，或者曾丧偶而未娶，则三年内不得婚姻。

　　作为媳妇对公婆尽的孝道和儿子又不一样。媳妇百事都得顺从公婆，稍有忤逆，便认为是不孝，这种情况下，公婆往往强令儿子休妻。这在古礼中称之为“七去”或“七出”。“七去”最初是作为伦理规范出现在《大戴礼记本命》中。这七项条件是：不顺父母、无子、淫逸、妒嫉、恶疾、多言、盗窃，七项中有一项即可将媳妇赶出家门。这七项中，除淫逸、妒嫉、盗窃涉及个人品德外，其余都往往成为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即便是多言一项，也并非全是缺陷，结果也为礼法所不容。宋元话本中有一篇《快嘴李翠莲记》，其中就塑造了一位聪明灵巧而又心直口快的媳妇李翠莲的形象，而最终也是被休弃，为社会所不容，只好削发为尼，到青灯古佛旁去了此一生。其余五项中最重的是“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便会绝后，也就失去了婚姻的价值，这在以宗法血缘为中心的家庭模式中是不能容忍的。

　　忠义。吉安号“文章节义并重”之乡，自欧阳修以来，皆以忠义节气为尚，形成一种风气，两宋因有“五忠一节”之称，即指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文天祥与杨万里，后学以先贤为榜样，以至于家庭、家族教育也以忠义许身。文天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母常以忠义教诲儿子。父亲文仪，是一位乡儒，人称革斋先生，在住宅旁栽种许多篁竹，表达为人谦恭，清风君子，因曰“竹居”，也以此影响儿孙为人。文仪临死时对文天祥说：“我死，你要尽心报国。”母亲曾德慈，通文墨，知礼数，对文天祥以忠许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文天祥后来在诗中写道：“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

　　忠义是一种品质、气度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一千多年来，吉安民间以忠义为风尚，且形成一种乡俗。

　　贞节。贞节观是封建社会妇女生活的桎梏，不少妇女因此而失去生活的本色。但它却是一种社会风尚，时代要求，这种风尚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尤其民间非常重视女子的贞操。明代对女性贞节表现给予奖励，加上传统思想的推波助澜，即便士大夫家庭，也加入贞节观行列。洪武元年，太祖曾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从明代开始，吉安各地建贞节牌坊风行，这种风气蔓延至清代后期。这种社会风气主要表现在家谱中专篇列“贞节”，以记载节妇姓名、事迹，村落中建造的牌坊或祠宇，表现突出的呈报县、府，吉安府志、各县志也设专篇记载，加上免除差役，四五百年中，节妇烈女难以计数。

　　讼风。吉安历史上，社会风尚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好讼，这与整个江西好讼风气有关。《全唐诗》卷八七七载唐代民谣云：“筠袁赣吉，脑后插笔。”是说这些地方的人好打官司。脑后插笔本来是古代史官的作派，随时从脑后取笔记事，古代称笔簪。吉安普通的百姓也喜欢把笔插在脑后，遇事随时写状子，捍卫自己的利益。实际上这是外地人对江西人好讼的一种讥讽。江西的讼风，又以吉安为最盛。

　　吉安好讼，与水土、人的性格有关。吉安人生性好斗，争山争水争田地争竹木，有时为一些琐碎的事争吵甚至械斗，一千多年来，此俗风变易不大。唐会昌二年（842），李远作《送贺著作凭出宰永新序》称：“今永新之为邑也，僻在江南西道，吾闻牛僧孺之言，与荆楚为邻，其地有崇山叠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义而尚文，其小人力耕而喜斗。”南唐李建勋《送王郎中之官吉水》云：“南望庐陵郡，山连五岭长。吾君怜远俗，从事辍名郎。移户多无土，春蚕不满筐。惟应劳赞画，溪峒况强梁。”《十国春秋》卷二十二《王崇文传》载，王崇文为吉州刺史期间，“庐陵民尚气喜讼，以先止为怯，号难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贷，讼为衰息。”

　　绍兴七年（1137）九月朝廷文告称：“访闻虔吉等州，专有家学教习词诉，积久成风。”嘉定年间（1208-1224）新干知县黄幹向江西转运司报告说：“大抵江西建讼成风，砍一坟木则以发诉，男女争竟，则以强奸诉，指道旁病死之人为被杀，指夜半穿窬之人为强盗，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胡寅《斐然集》卷一四《李弥逊直宝文阁知吉州》中说：“庐陵之俗，喜争而嚣讼；赋税所入，乃甲于江西。”

　　成化四年（1468）七月，吉安知府许聪向朝廷报告吉安讼风之状，《明宪宗实录》卷五六载：“吉安地方虽广而耕作之田甚少，生齿虽繁而财谷之利未殷，文人贤士固多而强宗豪右亦不少。或相互争斗，或彼此侵渔，嚣讼大兴，刁风益肆。近则报词状于司府，日有八九百；远则致勘合于省台，发有三四千。往往连逮人众，少不下数十，多或至百千。其间负固不服者，经年行提不出；恃顽变诈者，累发问理不结。”

　　吉安好讼，与人繁地狭、故家世胄众多有关。这一点明代就暴露无遗。成化二十三年（1487），吉安知府张锐上疏：“江西多大家，往往招纳四方流移之人，结党为非。如吉安一府，健讼尤甚，囚犯监禁，常累至千人。缘官少不能决断，多致瘐死。今宜增设推官一员，专理词讼，不得以他事差遣。”这是国内罕见，为应付健讼，专设推官一职来处理，可见讼风之烈。

　　正德五年（1510），王守仁任庐陵知县，得知吉安讼风甚陋，积弊太多，决心移风易俗，在净居寺为庐陵士子开坛讲学的同时，还向百姓提出革弊要求，与百姓约法，撰写《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庐陵文献之地，而以健讼称，甚为吾民羞之……今与吾民约，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三十字。过是者不听，故违者有罚。县中父老谨厚知礼法者，其以吾言归告子弟，务在息争兴让。”王守仁的约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讼风稍减。由于王守仁的个人魅力影响，吉安从其学者以千计，风气得到改善。

　　旧时传言，绍兴出师爷，吉安出讼师。吉安人好争斗、好告状已经成为一个区域的个性特征，直至今日，此类陋习仍顽固流传。

　　§§第六章 民间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