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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代上海之资本家及资本家团体
一、资本家的来源与组成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将上海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被迫对外开放，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逐渐将上海作为其对华贸易的中心。到19世纪50年代，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华洋贸易中心，外商洋行纷纷在上海设立。上海口岸大幅增长的对外贸易带动了其工业的发展，外资船厂、缫丝厂、印刷厂开始出现，而甲午战争后，外商获得了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上海迎来了外商投资办厂的热潮。在外资企业投资兴办的同时，华资企业也纷纷出现，到20世纪初，上海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上海资本家群体的力量逐渐壮大。
以资方国籍为分类标准，可将上海资本家分为外国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两大类。
（一）外国资本家的来源和组成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的中心、长江的出口，水陆交通便利，经水运可达中国1/3的地区，又临近中国传统出口产品--丝茶产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在五口通商以后的20年内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也成为外国资本首选的投资重地。1843年，原驻广州的怡和、宝顺、仁记、义记等洋行即随同英国领事巴富尔迁往上海，到1852年，上海已有洋行41家。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随着对华贸易的增长，外商在经营商业企业的同时，开始在中国投资办厂。鸦片战争前，他们主要投资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工业和为外国人在中国立足的工业，前者如船舶修造、砖茶制造、缫丝和其他出口品加工、打包等；后者如食品、日用品、印刷等工厂和各埠租界的公用事业。上海最早的企业如墨海书馆、祥生船厂、耶松船厂等都由外商建立。最初，这些工厂仅集中于苏州河以北和黄浦江西岸，投资不多，规模不大。《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外商在中国设厂的限制被取消，为其资本的长驱直入打开了大门，从此，外资企业在上海工业产值中所占比例愈来愈高，而外国资本家也成为这个新兴城市的特殊权力阶层。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迅速发展为近代大都市，资本家群体的规模也日益拓展。1933年，上海外资工厂共有260多家，雇佣工人100605人。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外国资本家的来源
以投资人或创办者的身份为考察对象，外国资本家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外国侵略者。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被派遣到中国的侵略者增加，他们中的一些人来时虽不名一文，但靠对中国老百姓烧杀抢掠，迅速积累了可观财富，并以此为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或店铺，成为外国资本家。英国人埃凡（Henry Evans）1855年带着儿子来上海，父子俩参加戈登的军队镇压太平天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以此为本钱，开设了埃凡洋行，经营面包房和酿酒，没有几年就发了大财。《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1865年4月，英商汇丰银行在上海设分行。该行股东中的大亨都是长期在中国参与侵略活动、具有丰富经验的头面人物。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开行后，美国驻上海领事华尔考特、克雷斯伍德和著名的侵华能手金能亨都做过旗昌洋行的大班。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04页。
第二，大鸦片贩子。甲午战争前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以及美商旗昌洋行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最大，考察这三家洋行的发迹史发现，它们的创办者都是大鸦片贩子。怡和洋行，原名渣甸孖地臣公司，由英国鸦片贩子威廉渣甸和詹姆士孖地臣（该二人曾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大干鸦片走私）于1832年在澳门创办。1842年迁香港，翌年设上海分行，华名袭用广州行商伍怡和名号，称怡和洋行。19世纪末，怡和的业务开始向航运、保险、地产以至缫丝、棉纺等方面发展，成为在华外资企业中最大的托拉斯体系。宝顺洋行原称颠地洋行，由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该洋行拥有水妖、奥米卡等鸦片快船，总吨位甚至超过怡和。鸦片战争后，颠地是随同英领事巴富尔来上海的四大英商之一，1843年在上海建行，华名改称宝顺。宝顺长期从事中国远洋贸易和口岸贸易，获利丰厚。旗昌洋行也是一家以鸦片走私起家的大洋行。旗昌早期走私鸦片，拥有鸦片快船多艘，仅次于怡和和宝顺。1843年上海开埠，旗昌于1846年在上海开行。旗昌主要经营轮船运输、缫丝等产业。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5页。
第三，外国工商业者。上海开埠以后，大大小小的外国商人涌入中国，他们中有怀着对中国天方夜谭式的幻想来上海掘金的外国小商人，如英商美查洋行的创办者美查，他原是一个小茶商，一度濒临破产，后因办美查洋行发了大财，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拥有美查肥皂厂、燧昌火柴厂等6家企业，资本达27.5万两白银。《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但这些外国商人主要是大公司和大企业的经理、大班、总管。中国市场丰厚的利润吸引着外国大公司纷纷到中国投资办厂，英美烟公司、日资纱厂、上海电力公司、法商水电公司，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上海著名的外资企业都由海外母公司设立。19世纪后期，在投机者、冒险家、侵略者大量到中国淘金的同时，一些大型外国企业也纷纷到中国开办分厂或设立分支机构以便拓展业务、抢占市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出现了一批以外资企业经理、大班、总管组成的外国资本家，他们在上海经济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外国资本家的组成
上海开埠以后，各色外国人纷纷到上海淘金，随着他们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上海逐渐形成了一支由各国人组成的外国资本家群体，他们中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据统计，到1894年，上海的外资工业企业已有45家，其中36家由英国人开办，2家由美国人开办，3家由德国人开办，2家由法国人开办，葡萄牙人和日本人各有1家，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英国资本在上海的外国资本中独占鳌头。20世纪初期，日资企业开始大规模进驻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日本抓住欧洲列强忙于战争的机会，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上海是日本对华投资的重点城市，随着日资企业在上海的迅速发展，它很快成为欧美企业的劲敌。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了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外资企业，欧美资本家、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经济领域中占有独特地位。
（1）欧美资本家。欧美资本家是老牌殖民势力的代表，他们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进入上海。开埠之初，他们主要把上海作为倾销商品的基地，因而，纷纷在上海开设贸易洋行，经营进出口业务。随着外国轮船频繁进港和外国人在租界的聚集，为进出口贸易服务和为租界居民消费服务的工商业逐渐发展，在商店、旅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医院、诊所开业的同时，船舶修造厂、砖茶制造厂、缫丝厂、食品工厂、日用品工厂和印刷厂也开始出现。1843年，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机器印刷厂，拉开了欧美机器生产在上海的序幕。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随后，欧美资本家开设的船舶修造厂、印刷厂、缫丝厂、化工厂纷纷出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美日德等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轻工业工厂就有69家，涉及13个行业，其中英商最多，有40家，占58%；美商次之，有15家，占21%。《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美国与日本一道，趁机在中国大肆渗透。在大战爆发后的几年，美国人在上海开办了14家工厂，其中1917年开设的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垄断了上海的电气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资本家卷土重来，上海又迎来了欧洲资本输入的高峰。外资企业的数目大幅增加，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上海的轻工外资企业就有142家，其中英国32家，美国35家，两者占总数的47.18%；其他欧洲国家38家，占26.76%。在企业数目增多的同时，其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一批大型的托拉斯企业。1925年，英商英美烟公司资本总额增至国币17804万元，比1902年开设时增加了848倍，职工总数达2万余人，增加了118倍，原料、生产、收购、复烤、印刷、机械、卷制、包装、运输、仓储、信托等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烟草托拉斯，垄断了中国市场。英国利华兄弟肥皂托拉斯开办的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生产的祥茂牌洗衣皂、力士牌香皂，占上海肥皂总产量的2/3以上。瑞典火柴托拉斯在上海开设的美光火柴公司的产量占上海火柴总产量的30%～40%。《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欧美企业因资本来源与本国的大公司有密切联系，且依靠租界当局的支持，获得了绝对有利的发展机会，在整个上海经济中地位独特。
（2）日本资本家。日本资本家进入上海的时间虽晚于欧美资本家，但他们后来居上，迅速在上海经济领域中独树一帜。上海日资大型企业基本上为棉纺织企业。1902年，日本在上海投资的第一家大型企业--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一厂建立，3年后，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二厂投产。1908年，三井洋行以两家厂为基础组建了新的企业，此后，该厂迅速发展成为日商在上海与英商匹敌的大企业。此后，日本企业加速在上海投资办厂，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棉纺织业的八大系统都在上海设有工厂，1925年，内外棉、日华、上海、同兴、丰田、大日本、钟渊、东洋等纺织株式会社在上海共设厂32家，构成庞大的工厂联盟。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89、160-162页。除了规模宏大的棉纺织企业外，日本资本家还在印刷、皮革、印染、化学、食品、造纸、五金、电器等各行各业投资创办了大量中小型企业。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工业企业开始全面进入上海，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速发展，1912年和1917年分别达到11家和15家。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没有造成日本投资新办工厂的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可能与当时抵制日货运动的矛头仅仅指向从日本进口的货物有关。1922年日本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为摆脱市场萧条和资本过剩的困难局面，日本工业资本家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因而，这一年上海的日资新办企业又达到一个高峰。1923年以后，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断，对日厂的打击不断增大，日商对沪投资的热潮也因此起伏不定。从1929年开始，国际银价下跌和中国政府准备实行新关税政策，造成日本对华商品出口面临极大困难，日商纷纷选择投资中国本土，在避免高关税的同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原料以赚取高额利润，因而，1929-1931年连续3年，日商投资上海的企业都比较多，1930年更达到了30年中的最大值。可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加剧，中国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发起了持续的抵制日货运动，日资企业在上海蓬勃发展的势头也戛然而止。
（二）民族资本家的来源与组成
在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求强”活动中，清末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求强”必须“求富”，其“求富”的手段为发展近代民用企业。19世纪70年代，一批近代民用企业陆续筹备投产，近代企业的投资者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甲午战争后，随着对外国人投资兴办企业禁令的取消，清政府放开了对中国人投资兴办企业的限制，作为中国重要通商口岸的上海迎来了民族企业创办的首次高潮。1895-1911年，上海先后开办的华资民营工厂至少有112家，其中1911年依然存在的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工厂尚有90余家。张忠民：《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法规，实业救国思潮风行国内，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种种因素促成了民族资本的大发展。1914-1928年的15年中，平均每年新开办的工厂数骤增至80余家。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版，第63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民族资本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据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1929年包含雇工10人以下的工厂在内，上海工厂的总数为2300余家；1933-1934年间，雇工5人以上的工厂总数已超过5000家。虽然前后调查统计的口径不一致，但仅四五年间工厂增加的数量至少在2000家以上。如按《工厂法》的规定，“凡用发动机之工厂，平时雇佣工人在30人以上”的合法工厂数量统计，1929年有699家，1933年增至1186家。谭熙鸿：《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26页。
1.民族资本家的来源
几代人的努力促进了上海经济的繁荣，考察民族企业投资人或创办者的身份，基本能弄清民族资本家的来源。
第一，买办或外国企业的高级雇员。
自鸦片战争以来，买办逐渐由为外国商船采购食物、用品，为外国商馆管理内部事务，为行商制度所允许从事居间买卖的商人发展成为外国公司、行号、银行、工厂的华人经理或经销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和外国对华资本输出的不断增多，买办以佣金、回扣、买卖差价及投机等方式从外国资本家的余利中获取了高额回报。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这为他们创办企业提供了数量可观的资金。而长期作为外国工商企业的雇员或代理人，他们对近代先进的工商管理体系、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比较熟悉，初步具备经营近代企业的能力、方法和社会关系，对工商企业巨额利润的向往使他们纷纷投资近代企业。
买办最早投资的是洋务企业，19世纪70年代的官督商办工业、航运业的创办资金，有很大份额来自买办资本。1873年，曾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曾任英商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接办轮船招商局，立即大量招募商股，扩大资本。在该局100万两资本中，至少有徐润投资的24万两，唐廷枢投资的10万两，陈树棠（买办出身）投资的10万两，此外，琼记洋行买办刘绍宗、郑观应等均有投资。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版，第148-149页。洋务派创办的另一重要民用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也有大量买办的投资，其中郑观应（曾任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买办）和徐润各投资5万两，庚和隆茶庄老板唐汝霖、太古洋行买办卓培芳作为该局帮办，也都有股份。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20世纪前期，买办出身的资本家声名鹊起，许多买办成为大型民族企业的投资者，虞洽卿、周宗良、刘鸿生等人为其典型代表。虞洽卿，曾历任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稍后一段时间，逐渐积累资本，仅在航运业中的投资就有450万元。他拥有宁绍、三北等轮船公司，控制四明银行，开设惠通银号及其他企业，成为宁波金融集团首领之一。周宗良，曾历任德商谦信洋行、德孚洋行买办，号称“颜料大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颜料价格飞涨中获巨利，控制着遍布全国的谦和颜料号，投资水、电、银行等企业，购置大量房地产，据称集资达400万美元（约合法币1000万元）。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0-771页。刘鸿生，从1911年起任开滦煤矿买办，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北航运困难所造成的高额地区差价，租船包运包销煤炭，10年多时间集资180万两，先后创设煤球、火柴、毛纺、搪瓷、水泥、煤矿等企业，1931年投资总额达745万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页。
在买办投资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一些洋商企业的高级职员，也将其学到的西方技术、管理经验加以移植，自己集资创办企业。1911年，曾在美商高德洋行当过职员的张士德、刘致祥等人筹资开设精益眼镜公司，这是国内第一家采用西方验光技术及机器磨制技术制作镜片的企业。《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据统计，甲午战争以后，上海有30多家五金商店的投资人曾在外国洋行任过职。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第二，官员。
自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企业开始，官员就以政府的名义创办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总局、华盛纺织总厂等著名企业在上海相继诞生。在这些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商股逐渐超过官股，而考察这些商股的来源，有很大部分为官员的投资。如轮船招商局初办时，李鸿章即投资5万两。1873年唐廷枢为总办后，大量招收商股，新股中除了买办有大量投资外，著名的洋务派官员盛宣怀亦投资4万两。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页。80年代后，一些官员甚至直接以商办的名义开设近代企业，1880年，官僚曹子撝集资15万两，经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准，开设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局。《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到民国以后，不管是北洋军阀官僚集团还是南京国民党官僚集团，都利用自己对资源的控制、对信息的独占，为谋取私利而投资创办近代工商企业，成为新的官僚资本家。历史证明官僚私人企业在发展方面比普通私营企业更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来自政治方面的保护；二是可以减少旧体制的阻碍；三是获得一些优惠和特权；四是信息的灵通；五是官僚的影响大，号召力强，便于吸引投资。因此，官僚创办的企业往往从一开始就规模大、技术比较先进。从清末张謇、盛宣怀等创办的企业到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企业都可以得到证明。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上海的官僚资本主要集中于金融业，其他产业的官僚资本较少。
第三，商人。
近代上海是一个因商而兴的新兴城市，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的商业首先繁荣，一些传统商人看到销售洋货利润可观，纷纷兼售或专售洋货，批发或零售洋货的店铺迅速增多。以棉布业为例，由于早期洋布商所需资本不太多，一般一两千两，最多一万两就可以开业，且商业利润优厚，往往在短期内就能积累起雄厚资本，因而，吸引了各色人物投资，其中商人所占比例很大。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料，1850-1858年开办的15家清洋布店的投资人中身份可查者8人，其中绅董4人，钱商、茶商、药商各1人，绅董为地主向商人转变者，钱商、茶商、药商为旧式商人，可见近代新式商业的投资者中商人所占比例很大。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页。
洋务运动以后，随着投资兴办民用工业的兴起，刚转型的一些商人又与官僚、买办一起投资近代企业。据不完全统计，1895-1911年，棉纺织、肥皂、轧花、染织、缫丝、面粉、榨油、卷烟、造纸等行业中新设的50多家工业企业，“除少数几家是属于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外，其余全系民办，投资人中虽有少数是买办和退职官员，但大部分却是商人”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20世纪初，在本地商人投资兴办企业的同时，一些海外华侨也看准国内商机，回国投资兴办实业，上海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投资基地。1906年，南洋华侨王拔如把国外的罐头制作技术引进国内，在沪开设泰丰公司，生产肉类、鱼类、蔬菜等罐头食品，兼制饼干、糖果，是上海华商开办的第一家现代罐头食品厂。1910年，旅美华侨梁楠在上海开设香港广生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生产双妹牌花露水、雪花膏等。《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而上海最著名的华侨投资企业当属永安公司。1918年，澳大利亚华侨郭乐、郭顺兄弟在上海创办永安百货公司，以经营环球百货为主，附设旅馆、酒楼、茶室、游乐场及营业部。到30年代，永安公司跃居上海各大百货公司之首。
第四，手工业作坊主。
外商在中国投资办厂获得的高额利润和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刺激了中国传统手工业主改善设备的热情，一些传统手工业作坊和修配工场陆续转向近代工业企业。1861年，前店后工场起家的老庙香粉局，成为最早生产和经销香粉（鹅蛋粉）、花露水的化妆品企业。钟表商孙梅堂最早在宁波设立工场，罗致能工巧匠造时钟，民国元年（1912年），迁至上海杨树浦建立美华利钟厂，3年后迁闸北天通庵镇添购设备，规模扩大，制造插屏钟、天文钟、落地钟等时钟，尤其以造建筑物上大钟见长，工人多达300多人，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造钟厂。《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手工业工场向近代工厂过渡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和机器制造业。外商在中国修建船坞，除雇佣中国铜铁工人和工头外，也由中国铜铁作坊代锻、代制机器零件以及锚链等物。有些作坊业务扩大，具有了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它们进而添置车床，就使它们的工艺具有了近代性质。当资金和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船舶修造厂再进一步添置锅炉和蒸汽引擎，就变成使用机械动力的近代企业了。上海最早的民族机器厂发昌机器厂是这类企业的典型。该厂原是以打铁为业的方举赞和孙英德在1866年合伙设立的一家打铁作坊，因专为虹口外商老船坞打制修配船用零件，逐渐改善设备，到80年代发展为一家小有名气的机器制造厂。与发昌经历相似的还有建昌、合昌、运昌、张万祥、史恒茂等机器制造厂。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1、464页。
不过，就上海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言，由手工业工场发展为近代新式企业的情况比较少见，买办、官僚、商人或因资金雄厚，或因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经验，或因掌握国家权力或兼而有之，更具投资兴办近代企业的优势，这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除了以上四类以外，还有一些工厂的伙友、普通职员通过积累资金投资兴办了一些企业，其中甚至不乏规模较大的企业，著名的如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三友实业社。该厂最初由一名蜡烛店学徒和两名纸烟店伙友创办，创办资本仅数百元，以经营棉线烛芯起家。仅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到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上海著名的棉织企业，每年盈余数十万元，到30年代初，已在上海和杭州两地均有厂区。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64页。
可见，上海民族企业的早期投资人主要来自于买办、官僚、商人和作坊主，由于旧式官僚和作坊主所占比例较大，导致中国民族资本家缺乏代际相传的资本家群体。投资近代工商业大多为产业投资收益所吸引，自身缺乏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因此，大部分重投资轻管理，致使一些著名企业也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著名沙船世家出身的朱志尧在1904年创办了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为当时最大的华商机器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颇有发展。但因经营不善，欠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巨款，于1918年以51.2万两出盘给法商。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1页。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成归国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不断充实到民族资本家的行列，虽使民族资本家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毕竟杯水车薪，难以改变民族资本家的整体价值取向。
2.民族资本家的组成
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其工业、商业、金融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上海民族资本家的队伍也在逐渐成长和壮大。
民国政府成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设的工厂多种多样，除原有的棉纺织、面粉、卷烟等重要工业继续设立新厂外，一大批制造新兴工业品的工厂出现，如“肥皂、火柴、毛巾、袜子、皮革、纸张、汽水、绳索、玻璃、针织品、糖果、饼干、草帽、毡帽、罐头食品、蛋制品、保险箱、天平、钟、搪瓷品、油漆、伞、化妆品、人造冰、唱机、唱片、钢琴、风琴、纽扣、线、胶片、镜子、针等等。此外，还有印刷设备等等，不胜枚举”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经济社会发展概论（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电池、电器用具、电机制造、染料、热水瓶、调味品等新兴工厂不断涌现，酸碱、酒精等基础化学工业也开始在上海滩安家落户。至此，上海开始形成比较发达的近代工业体系，多数工业部门拥有全国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大多数行业的大型企业几乎全部汇集上海。在上海工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同时，其工厂管理水平和工人技术水平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商业和服务业的现代转型--行业增多、经营逐渐专业化。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拥有棉毛丝呢、五金钢铁、建材、衣着、百货、文教、食品、饮食、酿造、日用杂品、烟皂火柴、南北货土产、运输仓储、租赁服务等23大商业服务类，其中不少门类的增值直接与工业产品进入流通市场相关。朱国栋、王国章：《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30年代，上海的商业不仅门类齐全，店铺户数也非常可观。1933年，上海已有大小商业店铺7.2万户，其中公共租界2.28万户，法租界1.12万户，华界3.8万户。1934年，全市商业店铺更增至86639户。而令人关注的是，30年代，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大型百货公司迅速崛起。张忠民：《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工商业的互相促进，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1895年前，上海仅有少数几个外国银行和传统钱庄票号。随着工业的发展，华资银行迅速壮大并超过外资银行。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银行机构182个，信托公司11家，汇划钱庄48家，储蓄会3个，另外还有1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上海已从一个传统市镇一跃成为工业文明的现代都市，上海资本家阶级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到20世纪其人数已较为可观，虽然其具体数字难以确定，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证明上海资本家队伍已经形成。丁日初等人根据各种企业组织形式应有资本家的最低数字进行计算，认为1919年上海资本家有13160人。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465页。此后20年间，上海经济有过繁荣和发展的势头，资本家人数当有较快增长。杜恂诚对30年代上海资本家的总数进行过推算，认为1933年上海有7.15万名企业主，其中2/3，即4.77万人为小企业主，其余1/3，即2.38万人为大中企业主。而这2.38万人中，大企业主包括华人企业主、商人、银行家、买办、投资人、掮客等在内，大约有5800人左右，另外的1.8万人属中等工商业者。杜恂诚：《1933年上海城市阶层收入分配的一个估算》，《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由于发展速度太快，大多数资本家还不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因而，不能迅速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大多数劳动者也未能迅速适应现代化的工作方式，加之政府在社会调控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各方对现代城市的转型准备不足导致劳资争议成为上海城市生活中难以规避的普遍现象。
二、资本家的经济实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其工业化是在外力的刺激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工业中心上海的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一直处于激烈竞争之中，二者构成了上海经济的两大基石，虽然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同日而语。
就资本总额而言，外资企业经济实力明显比民族企业雄厚。据统计，1928年上海外资企业资本总额达2.27亿元，而民族资本总额约1.04亿元，不足外资的一半。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作为重要通商口岸，上海有比较完善的租界体制，为外国资本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因而备受外资青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上海进行了大量投资。“1930年列强对上海之投资占其对华投资总额的比例：英国76%，美国64%，法国40%；日本则占其对中国本部投资总额的66%。”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07页。1931年，外国对上海投资达11.1亿美元，占在华投资总额的34.3%。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2-53页。作为著名的自由经济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僚资本还很少选择上海作为投资重地。1925年，上海的9个主要行业--棉纺织、缫丝、毛纺织、面粉、卷烟、造纸、火柴、制药、机器等行业中，官僚资本的产值仅为367万元，只占总产值41232.2万元的0.89%，1936年，官僚资本也只有500万元，占总产值的0.70%。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上海民族资本大多由商人、手工业者、买办等投资，除了买办资本比较雄厚以外，其余商人、手工业者一般都资力薄弱。
就行业而言，外资主要集中于资本需求高且在城市经济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行业，如棉纺、卷烟、船舶制造、电力等行业。上海棉纺织业的外资企业主要为日本企业和英国企业，二者几乎占有上海第一大产业2/3的产值。1925年，上海最重要的行业--棉纺业的工业产值17887.8万元，占上海工业总产值58903.1万元的30.4%，其中外资为11238.8万元，民族资本为6649.0万元。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342页。1929年上海民族纱厂的纱锭数为776388个，而外资企业则有1163320个，多出近40万个。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上海之工业》（第一编），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5页。在上海第三大产业--卷烟业中，英美烟公司处于霸主地位。自1902年在沪设厂以来，该公司飞速发展，到1919年，其在华资本已达到12497万元，较其最初投资增加了590多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上海为英美烟公司总部所在地，公司在上海设有3家卷烟厂，雇佣男女童工超万人，产量远超上海民族卷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几乎控制了上海卷烟产量的一半。在能源通信业中占有垄断地位的是美国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德士古石油公司、福特汽车、西屋电气等跨国公司相继来到上海。根据美国人的调查，1930年，美国对华企业投资的65%集中在上海，其中尤以跨国企业最为突出，仅美孚和德士古两大公司的投资就占美国在华财产总额的38%，他们几乎垄断了上海的电力、电信、石油等行业。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与资金雄厚的外资企业相比，民族资本资金少、经营分散，无法进入基础行业，只能在一些投资小、见效快的轻工行业取得发展。因此，上海的民族企业基本集中于面粉、缫丝、造纸、火柴等行业，且企业规模大多较小。据统计，1933年，上海合乎《工厂法》的工厂（使用动力设备、平时雇佣工人30人以上的企业）为1186家；资本在10万元以下、雇工在10～30人的工厂企业约一千四五百家；规模更小、雇工仅5～10人的微型工厂则达到3000家左右。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49页。
与工业资本家相比，上海商业资本家的经济实力更弱。除了少数资本雄厚者外，绝大多数商业企业主都是资本较少甚至资本微薄者。上海商业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环球百货公司、华洋杂货批发业、华洋杂货零售商。环球百货公司资本雄厚，但只有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丽华等屈指可数的几家，这些公司初创时的资本都在200万元以上，以后又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永安公司的资本在1936年甚至增长到1464.8万元。上海百货公司等：《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华洋杂货批发店的资本远远少于以上几家环球公司，据《经济半月刊》的报道，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华人经营玩具兼杂货批发店约十余家，其中资本五至十万者，惟居少数，大抵不过五千至一万元”《国内经济消息》，《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5期，1928年3月。华洋杂货零售商的资本则更少，据上海市百货商店业同业公会的统计，1934年2月，“上海之百货商店已加入同业公会者计一百零二家，中以广东帮和宁波帮最占势力。总资本额为二百五十万元，会员中最大资本为十万元，约占会员总数的10%，最小为一千元，约占会员总数20%，普通资本为二万元，约占会员总数70%。其全年营业额为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元，会员店最大营业额为八十万元，约占会员总数10%，最小营业额五千元，约占会员总数20%，普遍营业额为十万元，约占70%”《上海之百货商店业》，《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5期，1934年3月。当年参加百货同业公会的只有102家，而实际经营此业者远远不止此数。据1934年《申报年鉴》记述，当时“上海南北百货商店，共有七百家，如烟纸店之带售百货而论，当在千家以上……”这些没有参加同业公会的五六百家小百货店（烟纸店不计），规模更小，一般资本不过数百元，全年营业额亦只有两三千，大多是夫妻家庭店或仅有个别学徒。上海百货公司等：《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资本微薄、设备落后的工业企业和只有一两千元甚或几百元资本的商店占上海民族企业的绝大多数，这种小企业的利润有限，其生存之道除了斤斤计较、锱铢必争外，似乎难以表现大方。在这种企业中谋生的工人自然辛苦而又工资菲薄，劳资之间在工资、工时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并进而发展成劳资争议自属正常。
三、企业的管理方式
近代上海的企业管理经历了从“工头制”到“科学管理”的变迁。
工头制是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实行的一种劳动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由工头招雇，并由工头统率参加劳动；工人的进退和管理均操之于工头，与资本家无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产物。清末民初，外国资本家纷纷到中国投资办厂，由于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外国资本家无法也不愿意直接管理中国工人，他们把“工头制”引入中国，由工头包揽工人招募、管理、解雇、工资发放等事情，企业只在每个月的月末按照产品数量把相当全体工人工资的钱付给工头，再由工头按照工人平日的巧拙勤惰分发。
到20世纪初，西方各国已经废弃了工头制度，但各国在华企业仍然沿用，并且被中国民族企业所效仿。中国民族企业的投资者多为官僚、商人、买办，只有少部分为手工业作坊主，因此，早期民族企业的创办者大多为高额利润所吸引，并无多少企业管理知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方显廷教授对华资纱厂创办者的评价反映了大多数民族资本家的基本情况：“纱厂之创办者，多属无经验之人，仅鉴于欧战期间中国纱厂获利独多，乃为大利所诱，起而办纱厂。”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77页。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民族企业只得借用外资企业的工头制、包工制管理方式，并以中国传统习俗加以改造。以担当中国棉纺、面粉两大行业领头羊的荣家企业为例，该企业长期采用“文场”“武场”并行、以工头管理为主、极具传统色彩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是在每厂的经理下设总管，总管下设文场和武场。
文场负责行政工作，包括各车间的运输管理以及人事、工资、领料、记工和统计产品数量等。其管理人员多由股东推荐、介绍，或由总办、经理聘请而来。文场实行双领班制，即甲、乙班（即日、夜班）各一人，双领班之下是各部门、车间的领班，领班下有专管女工的拿摩温、专管童工的童工头。一般情况下，领班不直接接触工人，而必须通过拿摩温、童工头管理。
武场负责技术工作，包括机器安装、维修、保全、试验等，负责人称为总工头（总头脑），总工头以下是各部门的机工头目（头脑），各机工头目之下再按生产过程分设机工小头目，又称值班，直接管理机工的生产劳动。总工头统管各部门的头脑，以遥控方式决定、指挥和干预企业的生产。
在同一个生产单位中出现了衣钵相承、以实践经验见长的机匠组成的“武场”和不懂技术、只管事务性工作的管理人员组成的“文场”，二者相互对立，互不统属。由于文职管理人员不懂生产技术，因此，在企业内形成了武场强悍于文场，工头独霸、垄断管理及工人对工头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曾在车间工作的工人反映：“武场头脑的权力是很大的，机工的进出与工资的多少都由头脑掌握；同时厂里生产技术管理也操在头脑之手，如车速的快慢，原料、成品的质量检验等全由武场头脑管，文场职员是管不到的”，“车间里生产技术，如调牙齿、操作方法等等的改变，都归机匠头脑掌握；至于人事方面，任用或解雇工人，也要通过机匠头脑。头脑手上有一批人，别人不好随便进厂工作。文场领班是厂方任用的职员，但他们只管些记账、统计等事务工作，生产实权则操在机匠头脑手里，领班是不能过问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6-138页。
在工头制、包工制下，工人往往与工头有帮会关系、师徒关系、亲戚关系、家族关系等人身依附关系。大小工头通过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以传统方式对工人进行控制和管理。工头将自己管理的范围和工人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工人也形成对工头负责而不对公司负责的观念和行为。这样，同一企业的各部门往往以工头为中心自成体系，形成地方性的帮派势力。为维护自己的技术权威和对工人的控制，工头往往操纵工人反对厂方的技术改革和管理改革；而各帮派之间也或为生存或为更好的工作机会，常常互相倾轧、排挤。这些争端不仅阻碍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而且很容易酿成劳资冲突，有时甚至演变为罢工。
取消工头制，改成以职业经理及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管理体制，既减少新技术推行的阻力，增强企业人事管理的能力，又降低工人对工头的人身依附，减少因工头的原因引起的劳资冲突，成为近代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当时世界上流行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企业改革管理体制提供了理论指导。早在1916年，著名实业家、留美归国硕士穆藕初便将科学管理理论鼻祖泰罗的《科学管理》一书翻译出版，并在自己创办的德大、厚生纱厂中首先运用，对旧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方面：(1)逐步取消工头的生产管理权，建立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工头为辅的生产管理体系。全厂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下分设科室、车间，各科室、车间由工程师、技术人员担任领导。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负责生产的调度和管理，他们制定原材料消耗指标和各种操作规范，对生产操作，设备、工具的使用和维修进行指导。工头在工程技术人员的领导下组织生产，每天以各种报表形式向总经理汇报生产的进度情况。在工头了解各项生产技术的操作工序后，他们也改变了以经验指导工作的习惯。新的生产管理制度既实现了管理职能专业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将工头置于工程技术人员的管理之下，避免了两套管理系统互不统属的弊病，减少了工头与技术人员的矛盾，既使生产管理有条不紊，也降低了劳资冲突发生的频率。(2)建立严格规范的人事管理制度。制定详细的厂规、厂纪作为任用赏罚的客观标准，工厂雇佣工人须经考核（工头可推荐人选，但也须通过厂方考核），解雇工人也须依厂规行事，工头不得任意解雇工人。将人事管理置于统一的、客观的规章制度之下，改变了工头制下工头任意挑选、支配、解雇工人的状况，逐渐瓦解了工人与工头的依附关系刘云虹：《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企业管理之特色》，《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
这种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以工头为辅的新管理体制推行后，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有的甚至走得更远。荣家企业的改革就是很好的一例。从1924年起，荣家企业从申新三厂开始，尝试改革工头制。荣德生先后聘请一批原在日商纱厂工作过或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到申新三厂从事技术工作，但遭到了一直对机匠的生产技术进行传授和管理的武场工头的强烈反对。为让反对者心服口服，荣德生采取了新老两派分头管理的办法，将生产效率较高的英制纱机交由工头按原来的体制进行管理，而将生产效率较低的美制纱机交由新进厂的工程师、技术员管理，并从行政到技术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其结果是后者的生产效率赶上并大大超过了前者的效率。于是，改革的阻力减小，申新各厂将文场、武场分设的组织形式一律取消，建立了由技术人员负责的保全部、考工部和实验室等新的管理机构，实行行政、技术统一领导。各厂直至各车间都实现了由工程师、技术员负责组织生产、管理工人的管理制度，取消了工头制，统一了行政、技术管理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5-157页。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许多华资企业基本完成了从工头制向工程师制转变的管理改革工作。
四、资方团体
资方团体一般称为雇主组织，由雇主即资本家组成。资方团体旨在维护雇主利益，并努力调整雇主与雇员，以及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关系。程延园：《劳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近代上海的资方团体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商会和同业公会。
（一）商会
商会是由商人组建，以维护会员权益、促进工商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上海总商会是上海商会类资方团体的代表，它起源于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世纪中叶，在上海进行经济活动的各国商人，为了随时修改经营活动中对己不利的规则，组成各自的商会，使其成为该国的代言人。英、美、法、日等国的商人不仅有自己的商会，还联合其他缔约国的商人共同成立了和明商会。遇到修订商约时，各国驻上海的商会活动频繁，集商人之智，纷纷向本国特使提供商税行船等经济情报，提出攫利建议。与此相比，以敦乡谊、定行规为核心的上海各会馆公所难以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甲午战争之后，在重要商埠设立商会的言论充斥朝野。1898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商务总局，可是，官办的商务机构与商人的期望相去甚远，商人自办商会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02年，清政府工部左侍郎、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奉令与各国专使修订商约。会谈中，英方由于事先征询过本国商会和在沪的和明商会的意见，因而，在谈判中事事领先，提出了一揽子修约方案；而没有商会提供情报的清政府谈判代表则因茫无头绪而着着落后，难以提出系统意见。有鉴于此，盛宣怀授意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筹建华商自己的总会，以便采择众议，为修订商约提供咨询。1902年2月22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
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强调恤商之策，并拟订了《商会简明章程》26条，劝导各商埠兴办商会。根据部颁章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4年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1911年上海光复后，一批江浙籍绅商集议，认为上海商务总会系清商部立案，应予取消，决议设立上海商务公所。1911年11月16日，召开各业会员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商务公所，并公举朱葆三为会长。上海商务公所的出现，使它与上海商务总会成为两个对峙的商会。经双方议董多次切磋后，达成共识，决定合并改组，重新组建为上海总商会。1912年2月底，上海总商会公告成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即着手接收商会、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中。4月26日，国民党上海临时分会第八次会议以总商会会董系傅筱庵一手操纵而非选举产生为由，下令解散此届会董。5月，奉令接收总商会的钱新之（永铭）等人召集会员临时紧急会议，宣布组建总商会临时委员会。同年11月，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发出通告，认为“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拟应撤废”。上海总商会联合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等商人组织提出不应撤废商会的理由，并于12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商会联合大会，得到各地商会的支持。撤废商会的声音暂时平息。
然而，仅仅一年多后，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上海代表陈德征、潘公展又提出了“请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的议案，与此同时，国民党操纵下的商民协会也屡次发表撤销旧商会的主张。4月，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救国会以向总商会借地开会为借口，暴力冲击总商会。由于总商会与政府之间存在矛盾，又与其他团体发生争执，国民党指派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来沪调查。叶楚伧与虞洽卿多次商议，认为非统一组织无以平息纠纷。5月，国民党中央三届七次会议决定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随后成立了由虞洽卿、王晓籁等34人组成的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商整会）。6月，商整会接管了上海总商会。其后，上海总商会完全处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社会局的监督之下，并于1930年6月21日组成新的上海市商会。
与总商会同时存在的新式商会组织还有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等。
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南市各业领袖聚议，拟在南市设立分机构，以便就近开会商讨各有关事宜。1906年商部批准成立沪南商务分所。1909年，沪南商务分所更名为沪南商务分会。1912年一度改名为沪南商会，1913年初，确定名称为上海南商会。1916年3月31日，会董特别大会认为，依据《商会法》和《商会法施行细则》，本会名称不符合法定要求，议决将上海南商会改名为上海县商会。1929年1月19日，县商会接上海特别市市政府训令，由县商会执委会议决，将县商会改称为上海特别市沪南商会，并在市社会局登记。至5月25日，与总商会同时被商整会接收。它是与上海总商会并存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的商会组织。
1919年11月，闸北商界组建了闸北商业公会，公推沈联芳为会长，王彬彦为副会长，各行业代表徐永青、钱梅生等27人被推为公会董事。1921年会董李广珍建议：闸北已经工厂林立，商业繁盛，与南市县商会的联络被公共租界阻隔，极为不便，为保护闸北商业免受种种窒碍，应遵照《商会法》第二条，将本会改组为闸北商会。提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并且依照《商会法》第六条所列资格，公会会董作为商会的发起人进行改组工作。可是，北京政府农商部虽然批准了闸北商会成立，但因闸北商业公会未在农商部备案，因此，不准由公会直接改组，要求由发起人另组商会。由于闸北屡遭兵灾，闸北商会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到1926年才完成，王晓籁当选为闸北商会会长。1929年5月，闸北商会被商整会接收。
五四时期，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小商人基于原有的商会系统难以给自己提供有效保护，纷纷筹组马路商联会。这是一种以商业街区为活动区域的新型地域性商人团体，它们或由同一街道的商号组成，或以某一街道商号为主体、同时吸收未设商界联合会的马路商店为会员，或同时由几条马路的商界联合设立。随着各马路商联会的组建，成立中小商人全市性组织的时机成熟，1919年10月，各马路商联会合组了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
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沿岸后，上海还出现了沪商协会、商民协会、上海商业联合会等工商社团。
（二）同业公会
同业公会为行业组织，它与传统行会组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又不具有行会组织的劳资混合特征。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新兴的行业组织，其产生途径有二：一为传统行业性质的会馆、公所转变而来，二为新兴行业自主组建。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大多由会馆和公所改组、分化或合并而来。上海开埠以后，新兴行业不断出现，行业成员间的业务纠纷、矛盾、冲突增多，为矫正营业弊害、维护同业共同利益，部分工商行业和金融业的上层革新人士改革传统会馆和公所，使其适合新时代的需要。1918年4月，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施行办法》，为新型工商同业组织的建设提供了可以依循的法规，同业公会建立首次步入规范化时期。此后，传统的会馆、公所纷纷改用同业公会的名称，如上海钱业公会原为南北钱业总公所，1921年改为钱业公会；此外如棉布业、土布业、煤炭业、书业、绸缎业等，也纷纷由行会公所演变为同业公会。
少数行业未经传统行会阶段，直接组建同业公会。1917年，华商纱厂为反对增加关税而组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它是一个跨地域的新式同业联合体；1918年，中国、交通、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等7家银行发起组织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成为新式银行业的同业组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原有的公所、行会以及会馆之类的工商各业团体，必须在一年内改组设立同业公会。1930年起，全市各业会馆、公所、行会、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等相继改组成立了同业公会。据上海市商会的统计，1930年全市170个同业公会中，由改组得来者140个，由合并得来者23个，新组织者7个。《上海市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概况》，《商业月报》第10卷第7号，1930年7月。
作为行业组织，同业公会具有明显的资本家团体组织特征：
第一，它拒绝行会的劳资混合，是单纯的雇主组织。各同业公会章程都将同业中的业主、经理人确定为同业公会的基本会员，上海震巽木业公会规定，“在震巽公所注册同业之经理人为基本会员，凡在上海同业之总协理愿入本会者，由会员二人介绍，按照规定缴纳会费，经董事会议决，认为会员”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震巽木业公会章程》，全宗号S145-1-7.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公会也规定会员代表“以工厂之主体人、经理人或代表厂主行使业务上、人事上管理权之职员充任之”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市机器染织工业同业公会章程》，全宗号S33-1-7.1929年成立的上海丝厂同业公会也规定，“本会基本会员，以厂为本位，即每一丝厂为一会员，其出席代表，以厂主或经理人任之”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2辑《上海之商业》，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第二，它以资本主义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取代行会的原始民主，即根据缴纳会费的多少划分会员等级。如上海书业公所以入会费和月捐费为标准，将会员分为六级，不同等级的会员享受不同的选举权数。
第三，突破传统行会的地域色彩，形成跨地域甚至全国性的同业组织。如江浙皖丝茧公所、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烟酒联合会等组织，以上海为中心，联合上海周边省份的同行或全国同行，形成互通声气、互相帮助的同业组织。
可见，同业公会具有了纯资方团体的性质。1930年6月，上海所有会馆公所、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完成改组，成立各业的同业公会，实现了行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
对上海商会和同业公会基本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自清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人团体经历会馆、公所到商会、同业公会的逐渐演进，上海资方团体已较为发达。这些资方团体代表资本家的利益和意志，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一方面抵御外来资本的侵略，为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争取空间；一方面遏制工会发展和工潮蔓延，争取资方在劳资关系中的优势地位。
§§第三章 上海劳资争议概况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将上海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被迫对外开放，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逐渐将上海作为其对华贸易的中心。到19世纪50年代，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华洋贸易中心，外商洋行纷纷在上海设立。上海口岸大幅增长的对外贸易带动了其工业的发展，外资船厂、缫丝厂、印刷厂开始出现，而甲午战争后，外商获得了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上海迎来了外商投资办厂的热潮。在外资企业投资兴办的同时，华资企业也纷纷出现，到20世纪初，上海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上海资本家群体的力量逐渐壮大。
以资方国籍为分类标准，可将上海资本家分为外国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两大类。
（一）外国资本家的来源和组成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的中心、长江的出口，水陆交通便利，经水运可达中国1/3的地区，又临近中国传统出口产品--丝茶产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在五口通商以后的20年内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也成为外国资本首选的投资重地。1843年，原驻广州的怡和、宝顺、仁记、义记等洋行即随同英国领事巴富尔迁往上海，到1852年，上海已有洋行41家。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随着对华贸易的增长，外商在经营商业企业的同时，开始在中国投资办厂。鸦片战争前，他们主要投资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工业和为外国人在中国立足的工业，前者如船舶修造、砖茶制造、缫丝和其他出口品加工、打包等；后者如食品、日用品、印刷等工厂和各埠租界的公用事业。上海最早的企业如墨海书馆、祥生船厂、耶松船厂等都由外商建立。最初，这些工厂仅集中于苏州河以北和黄浦江西岸，投资不多，规模不大。《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外商在中国设厂的限制被取消，为其资本的长驱直入打开了大门，从此，外资企业在上海工业产值中所占比例愈来愈高，而外国资本家也成为这个新兴城市的特殊权力阶层。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迅速发展为近代大都市，资本家群体的规模也日益拓展。1933年，上海外资工厂共有260多家，雇佣工人100605人。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外国资本家的来源
以投资人或创办者的身份为考察对象，外国资本家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外国侵略者。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被派遣到中国的侵略者增加，他们中的一些人来时虽不名一文，但靠对中国老百姓烧杀抢掠，迅速积累了可观财富，并以此为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或店铺，成为外国资本家。英国人埃凡（Henry Evans）1855年带着儿子来上海，父子俩参加戈登的军队镇压太平天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以此为本钱，开设了埃凡洋行，经营面包房和酿酒，没有几年就发了大财。《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1865年4月，英商汇丰银行在上海设分行。该行股东中的大亨都是长期在中国参与侵略活动、具有丰富经验的头面人物。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开行后，美国驻上海领事华尔考特、克雷斯伍德和著名的侵华能手金能亨都做过旗昌洋行的大班。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04页。
第二，大鸦片贩子。甲午战争前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以及美商旗昌洋行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最大，考察这三家洋行的发迹史发现，它们的创办者都是大鸦片贩子。怡和洋行，原名渣甸孖地臣公司，由英国鸦片贩子威廉渣甸和詹姆士孖地臣（该二人曾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大干鸦片走私）于1832年在澳门创办。1842年迁香港，翌年设上海分行，华名袭用广州行商伍怡和名号，称怡和洋行。19世纪末，怡和的业务开始向航运、保险、地产以至缫丝、棉纺等方面发展，成为在华外资企业中最大的托拉斯体系。宝顺洋行原称颠地洋行，由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该洋行拥有水妖、奥米卡等鸦片快船，总吨位甚至超过怡和。鸦片战争后，颠地是随同英领事巴富尔来上海的四大英商之一，1843年在上海建行，华名改称宝顺。宝顺长期从事中国远洋贸易和口岸贸易，获利丰厚。旗昌洋行也是一家以鸦片走私起家的大洋行。旗昌早期走私鸦片，拥有鸦片快船多艘，仅次于怡和和宝顺。1843年上海开埠，旗昌于1846年在上海开行。旗昌主要经营轮船运输、缫丝等产业。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5页。
第三，外国工商业者。上海开埠以后，大大小小的外国商人涌入中国，他们中有怀着对中国天方夜谭式的幻想来上海掘金的外国小商人，如英商美查洋行的创办者美查，他原是一个小茶商，一度濒临破产，后因办美查洋行发了大财，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拥有美查肥皂厂、燧昌火柴厂等6家企业，资本达27.5万两白银。《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但这些外国商人主要是大公司和大企业的经理、大班、总管。中国市场丰厚的利润吸引着外国大公司纷纷到中国投资办厂，英美烟公司、日资纱厂、上海电力公司、法商水电公司，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上海著名的外资企业都由海外母公司设立。19世纪后期，在投机者、冒险家、侵略者大量到中国淘金的同时，一些大型外国企业也纷纷到中国开办分厂或设立分支机构以便拓展业务、抢占市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出现了一批以外资企业经理、大班、总管组成的外国资本家，他们在上海经济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外国资本家的组成
上海开埠以后，各色外国人纷纷到上海淘金，随着他们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上海逐渐形成了一支由各国人组成的外国资本家群体，他们中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据统计，到1894年，上海的外资工业企业已有45家，其中36家由英国人开办，2家由美国人开办，3家由德国人开办，2家由法国人开办，葡萄牙人和日本人各有1家，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英国资本在上海的外国资本中独占鳌头。20世纪初期，日资企业开始大规模进驻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日本抓住欧洲列强忙于战争的机会，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上海是日本对华投资的重点城市，随着日资企业在上海的迅速发展，它很快成为欧美企业的劲敌。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了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外资企业，欧美资本家、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经济领域中占有独特地位。
（1）欧美资本家。欧美资本家是老牌殖民势力的代表，他们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进入上海。开埠之初，他们主要把上海作为倾销商品的基地，因而，纷纷在上海开设贸易洋行，经营进出口业务。随着外国轮船频繁进港和外国人在租界的聚集，为进出口贸易服务和为租界居民消费服务的工商业逐渐发展，在商店、旅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医院、诊所开业的同时，船舶修造厂、砖茶制造厂、缫丝厂、食品工厂、日用品工厂和印刷厂也开始出现。1843年，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机器印刷厂，拉开了欧美机器生产在上海的序幕。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随后，欧美资本家开设的船舶修造厂、印刷厂、缫丝厂、化工厂纷纷出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美日德等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轻工业工厂就有69家，涉及13个行业，其中英商最多，有40家，占58%；美商次之，有15家，占21%。《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美国与日本一道，趁机在中国大肆渗透。在大战爆发后的几年，美国人在上海开办了14家工厂，其中1917年开设的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垄断了上海的电气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资本家卷土重来，上海又迎来了欧洲资本输入的高峰。外资企业的数目大幅增加，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上海的轻工外资企业就有142家，其中英国32家，美国35家，两者占总数的47.18%；其他欧洲国家38家，占26.76%。在企业数目增多的同时，其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一批大型的托拉斯企业。1925年，英商英美烟公司资本总额增至国币17804万元，比1902年开设时增加了848倍，职工总数达2万余人，增加了118倍，原料、生产、收购、复烤、印刷、机械、卷制、包装、运输、仓储、信托等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烟草托拉斯，垄断了中国市场。英国利华兄弟肥皂托拉斯开办的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生产的祥茂牌洗衣皂、力士牌香皂，占上海肥皂总产量的2/3以上。瑞典火柴托拉斯在上海开设的美光火柴公司的产量占上海火柴总产量的30%～40%。《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欧美企业因资本来源与本国的大公司有密切联系，且依靠租界当局的支持，获得了绝对有利的发展机会，在整个上海经济中地位独特。
（2）日本资本家。日本资本家进入上海的时间虽晚于欧美资本家，但他们后来居上，迅速在上海经济领域中独树一帜。上海日资大型企业基本上为棉纺织企业。1902年，日本在上海投资的第一家大型企业--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一厂建立，3年后，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二厂投产。1908年，三井洋行以两家厂为基础组建了新的企业，此后，该厂迅速发展成为日商在上海与英商匹敌的大企业。此后，日本企业加速在上海投资办厂，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棉纺织业的八大系统都在上海设有工厂，1925年，内外棉、日华、上海、同兴、丰田、大日本、钟渊、东洋等纺织株式会社在上海共设厂32家，构成庞大的工厂联盟。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89、160-162页。除了规模宏大的棉纺织企业外，日本资本家还在印刷、皮革、印染、化学、食品、造纸、五金、电器等各行各业投资创办了大量中小型企业。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工业企业开始全面进入上海，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速发展，1912年和1917年分别达到11家和15家。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没有造成日本投资新办工厂的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可能与当时抵制日货运动的矛头仅仅指向从日本进口的货物有关。1922年日本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为摆脱市场萧条和资本过剩的困难局面，日本工业资本家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因而，这一年上海的日资新办企业又达到一个高峰。1923年以后，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断，对日厂的打击不断增大，日商对沪投资的热潮也因此起伏不定。从1929年开始，国际银价下跌和中国政府准备实行新关税政策，造成日本对华商品出口面临极大困难，日商纷纷选择投资中国本土，在避免高关税的同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原料以赚取高额利润，因而，1929-1931年连续3年，日商投资上海的企业都比较多，1930年更达到了30年中的最大值。可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加剧，中国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发起了持续的抵制日货运动，日资企业在上海蓬勃发展的势头也戛然而止。
（二）民族资本家的来源与组成
在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求强”活动中，清末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求强”必须“求富”，其“求富”的手段为发展近代民用企业。19世纪70年代，一批近代民用企业陆续筹备投产，近代企业的投资者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甲午战争后，随着对外国人投资兴办企业禁令的取消，清政府放开了对中国人投资兴办企业的限制，作为中国重要通商口岸的上海迎来了民族企业创办的首次高潮。1895-1911年，上海先后开办的华资民营工厂至少有112家，其中1911年依然存在的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工厂尚有90余家。张忠民：《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法规，实业救国思潮风行国内，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种种因素促成了民族资本的大发展。1914-1928年的15年中，平均每年新开办的工厂数骤增至80余家。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版，第63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民族资本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据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1929年包含雇工10人以下的工厂在内，上海工厂的总数为2300余家；1933-1934年间，雇工5人以上的工厂总数已超过5000家。虽然前后调查统计的口径不一致，但仅四五年间工厂增加的数量至少在2000家以上。如按《工厂法》的规定，“凡用发动机之工厂，平时雇佣工人在30人以上”的合法工厂数量统计，1929年有699家，1933年增至1186家。谭熙鸿：《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26页。
1.民族资本家的来源
几代人的努力促进了上海经济的繁荣，考察民族企业投资人或创办者的身份，基本能弄清民族资本家的来源。
第一，买办或外国企业的高级雇员。
自鸦片战争以来，买办逐渐由为外国商船采购食物、用品，为外国商馆管理内部事务，为行商制度所允许从事居间买卖的商人发展成为外国公司、行号、银行、工厂的华人经理或经销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和外国对华资本输出的不断增多，买办以佣金、回扣、买卖差价及投机等方式从外国资本家的余利中获取了高额回报。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这为他们创办企业提供了数量可观的资金。而长期作为外国工商企业的雇员或代理人，他们对近代先进的工商管理体系、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比较熟悉，初步具备经营近代企业的能力、方法和社会关系，对工商企业巨额利润的向往使他们纷纷投资近代企业。
买办最早投资的是洋务企业，19世纪70年代的官督商办工业、航运业的创办资金，有很大份额来自买办资本。1873年，曾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曾任英商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接办轮船招商局，立即大量招募商股，扩大资本。在该局100万两资本中，至少有徐润投资的24万两，唐廷枢投资的10万两，陈树棠（买办出身）投资的10万两，此外，琼记洋行买办刘绍宗、郑观应等均有投资。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版，第148-149页。洋务派创办的另一重要民用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也有大量买办的投资，其中郑观应（曾任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买办）和徐润各投资5万两，庚和隆茶庄老板唐汝霖、太古洋行买办卓培芳作为该局帮办，也都有股份。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20世纪前期，买办出身的资本家声名鹊起，许多买办成为大型民族企业的投资者，虞洽卿、周宗良、刘鸿生等人为其典型代表。虞洽卿，曾历任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稍后一段时间，逐渐积累资本，仅在航运业中的投资就有450万元。他拥有宁绍、三北等轮船公司，控制四明银行，开设惠通银号及其他企业，成为宁波金融集团首领之一。周宗良，曾历任德商谦信洋行、德孚洋行买办，号称“颜料大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颜料价格飞涨中获巨利，控制着遍布全国的谦和颜料号，投资水、电、银行等企业，购置大量房地产，据称集资达400万美元（约合法币1000万元）。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0-771页。刘鸿生，从1911年起任开滦煤矿买办，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北航运困难所造成的高额地区差价，租船包运包销煤炭，10年多时间集资180万两，先后创设煤球、火柴、毛纺、搪瓷、水泥、煤矿等企业，1931年投资总额达745万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页。
在买办投资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一些洋商企业的高级职员，也将其学到的西方技术、管理经验加以移植，自己集资创办企业。1911年，曾在美商高德洋行当过职员的张士德、刘致祥等人筹资开设精益眼镜公司，这是国内第一家采用西方验光技术及机器磨制技术制作镜片的企业。《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据统计，甲午战争以后，上海有30多家五金商店的投资人曾在外国洋行任过职。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第二，官员。
自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企业开始，官员就以政府的名义创办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总局、华盛纺织总厂等著名企业在上海相继诞生。在这些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商股逐渐超过官股，而考察这些商股的来源，有很大部分为官员的投资。如轮船招商局初办时，李鸿章即投资5万两。1873年唐廷枢为总办后，大量招收商股，新股中除了买办有大量投资外，著名的洋务派官员盛宣怀亦投资4万两。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页。80年代后，一些官员甚至直接以商办的名义开设近代企业，1880年，官僚曹子撝集资15万两，经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准，开设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局。《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到民国以后，不管是北洋军阀官僚集团还是南京国民党官僚集团，都利用自己对资源的控制、对信息的独占，为谋取私利而投资创办近代工商企业，成为新的官僚资本家。历史证明官僚私人企业在发展方面比普通私营企业更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来自政治方面的保护；二是可以减少旧体制的阻碍；三是获得一些优惠和特权；四是信息的灵通；五是官僚的影响大，号召力强，便于吸引投资。因此，官僚创办的企业往往从一开始就规模大、技术比较先进。从清末张謇、盛宣怀等创办的企业到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企业都可以得到证明。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上海的官僚资本主要集中于金融业，其他产业的官僚资本较少。
第三，商人。
近代上海是一个因商而兴的新兴城市，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的商业首先繁荣，一些传统商人看到销售洋货利润可观，纷纷兼售或专售洋货，批发或零售洋货的店铺迅速增多。以棉布业为例，由于早期洋布商所需资本不太多，一般一两千两，最多一万两就可以开业，且商业利润优厚，往往在短期内就能积累起雄厚资本，因而，吸引了各色人物投资，其中商人所占比例很大。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料，1850-1858年开办的15家清洋布店的投资人中身份可查者8人，其中绅董4人，钱商、茶商、药商各1人，绅董为地主向商人转变者，钱商、茶商、药商为旧式商人，可见近代新式商业的投资者中商人所占比例很大。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页。
洋务运动以后，随着投资兴办民用工业的兴起，刚转型的一些商人又与官僚、买办一起投资近代企业。据不完全统计，1895-1911年，棉纺织、肥皂、轧花、染织、缫丝、面粉、榨油、卷烟、造纸等行业中新设的50多家工业企业，“除少数几家是属于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外，其余全系民办，投资人中虽有少数是买办和退职官员，但大部分却是商人”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20世纪初，在本地商人投资兴办企业的同时，一些海外华侨也看准国内商机，回国投资兴办实业，上海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投资基地。1906年，南洋华侨王拔如把国外的罐头制作技术引进国内，在沪开设泰丰公司，生产肉类、鱼类、蔬菜等罐头食品，兼制饼干、糖果，是上海华商开办的第一家现代罐头食品厂。1910年，旅美华侨梁楠在上海开设香港广生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生产双妹牌花露水、雪花膏等。《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而上海最著名的华侨投资企业当属永安公司。1918年，澳大利亚华侨郭乐、郭顺兄弟在上海创办永安百货公司，以经营环球百货为主，附设旅馆、酒楼、茶室、游乐场及营业部。到30年代，永安公司跃居上海各大百货公司之首。
第四，手工业作坊主。
外商在中国投资办厂获得的高额利润和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刺激了中国传统手工业主改善设备的热情，一些传统手工业作坊和修配工场陆续转向近代工业企业。1861年，前店后工场起家的老庙香粉局，成为最早生产和经销香粉（鹅蛋粉）、花露水的化妆品企业。钟表商孙梅堂最早在宁波设立工场，罗致能工巧匠造时钟，民国元年（1912年），迁至上海杨树浦建立美华利钟厂，3年后迁闸北天通庵镇添购设备，规模扩大，制造插屏钟、天文钟、落地钟等时钟，尤其以造建筑物上大钟见长，工人多达300多人，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造钟厂。《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手工业工场向近代工厂过渡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和机器制造业。外商在中国修建船坞，除雇佣中国铜铁工人和工头外，也由中国铜铁作坊代锻、代制机器零件以及锚链等物。有些作坊业务扩大，具有了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它们进而添置车床，就使它们的工艺具有了近代性质。当资金和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船舶修造厂再进一步添置锅炉和蒸汽引擎，就变成使用机械动力的近代企业了。上海最早的民族机器厂发昌机器厂是这类企业的典型。该厂原是以打铁为业的方举赞和孙英德在1866年合伙设立的一家打铁作坊，因专为虹口外商老船坞打制修配船用零件，逐渐改善设备，到80年代发展为一家小有名气的机器制造厂。与发昌经历相似的还有建昌、合昌、运昌、张万祥、史恒茂等机器制造厂。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1、464页。
不过，就上海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言，由手工业工场发展为近代新式企业的情况比较少见，买办、官僚、商人或因资金雄厚，或因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经验，或因掌握国家权力或兼而有之，更具投资兴办近代企业的优势，这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除了以上四类以外，还有一些工厂的伙友、普通职员通过积累资金投资兴办了一些企业，其中甚至不乏规模较大的企业，著名的如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三友实业社。该厂最初由一名蜡烛店学徒和两名纸烟店伙友创办，创办资本仅数百元，以经营棉线烛芯起家。仅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到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上海著名的棉织企业，每年盈余数十万元，到30年代初，已在上海和杭州两地均有厂区。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64页。
可见，上海民族企业的早期投资人主要来自于买办、官僚、商人和作坊主，由于旧式官僚和作坊主所占比例较大，导致中国民族资本家缺乏代际相传的资本家群体。投资近代工商业大多为产业投资收益所吸引，自身缺乏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因此，大部分重投资轻管理，致使一些著名企业也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著名沙船世家出身的朱志尧在1904年创办了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为当时最大的华商机器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颇有发展。但因经营不善，欠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巨款，于1918年以51.2万两出盘给法商。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1页。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成归国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不断充实到民族资本家的行列，虽使民族资本家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毕竟杯水车薪，难以改变民族资本家的整体价值取向。
2.民族资本家的组成
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其工业、商业、金融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上海民族资本家的队伍也在逐渐成长和壮大。
民国政府成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设的工厂多种多样，除原有的棉纺织、面粉、卷烟等重要工业继续设立新厂外，一大批制造新兴工业品的工厂出现，如“肥皂、火柴、毛巾、袜子、皮革、纸张、汽水、绳索、玻璃、针织品、糖果、饼干、草帽、毡帽、罐头食品、蛋制品、保险箱、天平、钟、搪瓷品、油漆、伞、化妆品、人造冰、唱机、唱片、钢琴、风琴、纽扣、线、胶片、镜子、针等等。此外，还有印刷设备等等，不胜枚举”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经济社会发展概论（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电池、电器用具、电机制造、染料、热水瓶、调味品等新兴工厂不断涌现，酸碱、酒精等基础化学工业也开始在上海滩安家落户。至此，上海开始形成比较发达的近代工业体系，多数工业部门拥有全国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大多数行业的大型企业几乎全部汇集上海。在上海工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同时，其工厂管理水平和工人技术水平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商业和服务业的现代转型--行业增多、经营逐渐专业化。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拥有棉毛丝呢、五金钢铁、建材、衣着、百货、文教、食品、饮食、酿造、日用杂品、烟皂火柴、南北货土产、运输仓储、租赁服务等23大商业服务类，其中不少门类的增值直接与工业产品进入流通市场相关。朱国栋、王国章：《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30年代，上海的商业不仅门类齐全，店铺户数也非常可观。1933年，上海已有大小商业店铺7.2万户，其中公共租界2.28万户，法租界1.12万户，华界3.8万户。1934年，全市商业店铺更增至86639户。而令人关注的是，30年代，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大型百货公司迅速崛起。张忠民：《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工商业的互相促进，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1895年前，上海仅有少数几个外国银行和传统钱庄票号。随着工业的发展，华资银行迅速壮大并超过外资银行。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银行机构182个，信托公司11家，汇划钱庄48家，储蓄会3个，另外还有1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上海已从一个传统市镇一跃成为工业文明的现代都市，上海资本家阶级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到20世纪其人数已较为可观，虽然其具体数字难以确定，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证明上海资本家队伍已经形成。丁日初等人根据各种企业组织形式应有资本家的最低数字进行计算，认为1919年上海资本家有13160人。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465页。此后20年间，上海经济有过繁荣和发展的势头，资本家人数当有较快增长。杜恂诚对30年代上海资本家的总数进行过推算，认为1933年上海有7.15万名企业主，其中2/3，即4.77万人为小企业主，其余1/3，即2.38万人为大中企业主。而这2.38万人中，大企业主包括华人企业主、商人、银行家、买办、投资人、掮客等在内，大约有5800人左右，另外的1.8万人属中等工商业者。杜恂诚：《1933年上海城市阶层收入分配的一个估算》，《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由于发展速度太快，大多数资本家还不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因而，不能迅速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大多数劳动者也未能迅速适应现代化的工作方式，加之政府在社会调控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各方对现代城市的转型准备不足导致劳资争议成为上海城市生活中难以规避的普遍现象。
二、资本家的经济实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其工业化是在外力的刺激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工业中心上海的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一直处于激烈竞争之中，二者构成了上海经济的两大基石，虽然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同日而语。
就资本总额而言，外资企业经济实力明显比民族企业雄厚。据统计，1928年上海外资企业资本总额达2.27亿元，而民族资本总额约1.04亿元，不足外资的一半。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作为重要通商口岸，上海有比较完善的租界体制，为外国资本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因而备受外资青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上海进行了大量投资。“1930年列强对上海之投资占其对华投资总额的比例：英国76%，美国64%，法国40%；日本则占其对中国本部投资总额的66%。”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07页。1931年，外国对上海投资达11.1亿美元，占在华投资总额的34.3%。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2-53页。作为著名的自由经济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僚资本还很少选择上海作为投资重地。1925年，上海的9个主要行业--棉纺织、缫丝、毛纺织、面粉、卷烟、造纸、火柴、制药、机器等行业中，官僚资本的产值仅为367万元，只占总产值41232.2万元的0.89%，1936年，官僚资本也只有500万元，占总产值的0.70%。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上海民族资本大多由商人、手工业者、买办等投资，除了买办资本比较雄厚以外，其余商人、手工业者一般都资力薄弱。
就行业而言，外资主要集中于资本需求高且在城市经济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行业，如棉纺、卷烟、船舶制造、电力等行业。上海棉纺织业的外资企业主要为日本企业和英国企业，二者几乎占有上海第一大产业2/3的产值。1925年，上海最重要的行业--棉纺业的工业产值17887.8万元，占上海工业总产值58903.1万元的30.4%，其中外资为11238.8万元，民族资本为6649.0万元。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342页。1929年上海民族纱厂的纱锭数为776388个，而外资企业则有1163320个，多出近40万个。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上海之工业》（第一编），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5页。在上海第三大产业--卷烟业中，英美烟公司处于霸主地位。自1902年在沪设厂以来，该公司飞速发展，到1919年，其在华资本已达到12497万元，较其最初投资增加了590多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上海为英美烟公司总部所在地，公司在上海设有3家卷烟厂，雇佣男女童工超万人，产量远超上海民族卷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几乎控制了上海卷烟产量的一半。在能源通信业中占有垄断地位的是美国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德士古石油公司、福特汽车、西屋电气等跨国公司相继来到上海。根据美国人的调查，1930年，美国对华企业投资的65%集中在上海，其中尤以跨国企业最为突出，仅美孚和德士古两大公司的投资就占美国在华财产总额的38%，他们几乎垄断了上海的电力、电信、石油等行业。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与资金雄厚的外资企业相比，民族资本资金少、经营分散，无法进入基础行业，只能在一些投资小、见效快的轻工行业取得发展。因此，上海的民族企业基本集中于面粉、缫丝、造纸、火柴等行业，且企业规模大多较小。据统计，1933年，上海合乎《工厂法》的工厂（使用动力设备、平时雇佣工人30人以上的企业）为1186家；资本在10万元以下、雇工在10～30人的工厂企业约一千四五百家；规模更小、雇工仅5～10人的微型工厂则达到3000家左右。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49页。
与工业资本家相比，上海商业资本家的经济实力更弱。除了少数资本雄厚者外，绝大多数商业企业主都是资本较少甚至资本微薄者。上海商业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环球百货公司、华洋杂货批发业、华洋杂货零售商。环球百货公司资本雄厚，但只有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丽华等屈指可数的几家，这些公司初创时的资本都在200万元以上，以后又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永安公司的资本在1936年甚至增长到1464.8万元。上海百货公司等：《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华洋杂货批发店的资本远远少于以上几家环球公司，据《经济半月刊》的报道，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华人经营玩具兼杂货批发店约十余家，其中资本五至十万者，惟居少数，大抵不过五千至一万元”《国内经济消息》，《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5期，1928年3月。华洋杂货零售商的资本则更少，据上海市百货商店业同业公会的统计，1934年2月，“上海之百货商店已加入同业公会者计一百零二家，中以广东帮和宁波帮最占势力。总资本额为二百五十万元，会员中最大资本为十万元，约占会员总数的10%，最小为一千元，约占会员总数20%，普通资本为二万元，约占会员总数70%。其全年营业额为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元，会员店最大营业额为八十万元，约占会员总数10%，最小营业额五千元，约占会员总数20%，普遍营业额为十万元，约占70%”《上海之百货商店业》，《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5期，1934年3月。当年参加百货同业公会的只有102家，而实际经营此业者远远不止此数。据1934年《申报年鉴》记述，当时“上海南北百货商店，共有七百家，如烟纸店之带售百货而论，当在千家以上……”这些没有参加同业公会的五六百家小百货店（烟纸店不计），规模更小，一般资本不过数百元，全年营业额亦只有两三千，大多是夫妻家庭店或仅有个别学徒。上海百货公司等：《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资本微薄、设备落后的工业企业和只有一两千元甚或几百元资本的商店占上海民族企业的绝大多数，这种小企业的利润有限，其生存之道除了斤斤计较、锱铢必争外，似乎难以表现大方。在这种企业中谋生的工人自然辛苦而又工资菲薄，劳资之间在工资、工时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并进而发展成劳资争议自属正常。
三、企业的管理方式
近代上海的企业管理经历了从“工头制”到“科学管理”的变迁。
工头制是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实行的一种劳动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由工头招雇，并由工头统率参加劳动；工人的进退和管理均操之于工头，与资本家无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产物。清末民初，外国资本家纷纷到中国投资办厂，由于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外国资本家无法也不愿意直接管理中国工人，他们把“工头制”引入中国，由工头包揽工人招募、管理、解雇、工资发放等事情，企业只在每个月的月末按照产品数量把相当全体工人工资的钱付给工头，再由工头按照工人平日的巧拙勤惰分发。
到20世纪初，西方各国已经废弃了工头制度，但各国在华企业仍然沿用，并且被中国民族企业所效仿。中国民族企业的投资者多为官僚、商人、买办，只有少部分为手工业作坊主，因此，早期民族企业的创办者大多为高额利润所吸引，并无多少企业管理知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方显廷教授对华资纱厂创办者的评价反映了大多数民族资本家的基本情况：“纱厂之创办者，多属无经验之人，仅鉴于欧战期间中国纱厂获利独多，乃为大利所诱，起而办纱厂。”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77页。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民族企业只得借用外资企业的工头制、包工制管理方式，并以中国传统习俗加以改造。以担当中国棉纺、面粉两大行业领头羊的荣家企业为例，该企业长期采用“文场”“武场”并行、以工头管理为主、极具传统色彩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是在每厂的经理下设总管，总管下设文场和武场。
文场负责行政工作，包括各车间的运输管理以及人事、工资、领料、记工和统计产品数量等。其管理人员多由股东推荐、介绍，或由总办、经理聘请而来。文场实行双领班制，即甲、乙班（即日、夜班）各一人，双领班之下是各部门、车间的领班，领班下有专管女工的拿摩温、专管童工的童工头。一般情况下，领班不直接接触工人，而必须通过拿摩温、童工头管理。
武场负责技术工作，包括机器安装、维修、保全、试验等，负责人称为总工头（总头脑），总工头以下是各部门的机工头目（头脑），各机工头目之下再按生产过程分设机工小头目，又称值班，直接管理机工的生产劳动。总工头统管各部门的头脑，以遥控方式决定、指挥和干预企业的生产。
在同一个生产单位中出现了衣钵相承、以实践经验见长的机匠组成的“武场”和不懂技术、只管事务性工作的管理人员组成的“文场”，二者相互对立，互不统属。由于文职管理人员不懂生产技术，因此，在企业内形成了武场强悍于文场，工头独霸、垄断管理及工人对工头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曾在车间工作的工人反映：“武场头脑的权力是很大的，机工的进出与工资的多少都由头脑掌握；同时厂里生产技术管理也操在头脑之手，如车速的快慢，原料、成品的质量检验等全由武场头脑管，文场职员是管不到的”，“车间里生产技术，如调牙齿、操作方法等等的改变，都归机匠头脑掌握；至于人事方面，任用或解雇工人，也要通过机匠头脑。头脑手上有一批人，别人不好随便进厂工作。文场领班是厂方任用的职员，但他们只管些记账、统计等事务工作，生产实权则操在机匠头脑手里，领班是不能过问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6-138页。
在工头制、包工制下，工人往往与工头有帮会关系、师徒关系、亲戚关系、家族关系等人身依附关系。大小工头通过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以传统方式对工人进行控制和管理。工头将自己管理的范围和工人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工人也形成对工头负责而不对公司负责的观念和行为。这样，同一企业的各部门往往以工头为中心自成体系，形成地方性的帮派势力。为维护自己的技术权威和对工人的控制，工头往往操纵工人反对厂方的技术改革和管理改革；而各帮派之间也或为生存或为更好的工作机会，常常互相倾轧、排挤。这些争端不仅阻碍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而且很容易酿成劳资冲突，有时甚至演变为罢工。
取消工头制，改成以职业经理及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管理体制，既减少新技术推行的阻力，增强企业人事管理的能力，又降低工人对工头的人身依附，减少因工头的原因引起的劳资冲突，成为近代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当时世界上流行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企业改革管理体制提供了理论指导。早在1916年，著名实业家、留美归国硕士穆藕初便将科学管理理论鼻祖泰罗的《科学管理》一书翻译出版，并在自己创办的德大、厚生纱厂中首先运用，对旧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方面：(1)逐步取消工头的生产管理权，建立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工头为辅的生产管理体系。全厂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下分设科室、车间，各科室、车间由工程师、技术人员担任领导。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负责生产的调度和管理，他们制定原材料消耗指标和各种操作规范，对生产操作，设备、工具的使用和维修进行指导。工头在工程技术人员的领导下组织生产，每天以各种报表形式向总经理汇报生产的进度情况。在工头了解各项生产技术的操作工序后，他们也改变了以经验指导工作的习惯。新的生产管理制度既实现了管理职能专业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将工头置于工程技术人员的管理之下，避免了两套管理系统互不统属的弊病，减少了工头与技术人员的矛盾，既使生产管理有条不紊，也降低了劳资冲突发生的频率。(2)建立严格规范的人事管理制度。制定详细的厂规、厂纪作为任用赏罚的客观标准，工厂雇佣工人须经考核（工头可推荐人选，但也须通过厂方考核），解雇工人也须依厂规行事，工头不得任意解雇工人。将人事管理置于统一的、客观的规章制度之下，改变了工头制下工头任意挑选、支配、解雇工人的状况，逐渐瓦解了工人与工头的依附关系刘云虹：《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企业管理之特色》，《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
这种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以工头为辅的新管理体制推行后，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有的甚至走得更远。荣家企业的改革就是很好的一例。从1924年起，荣家企业从申新三厂开始，尝试改革工头制。荣德生先后聘请一批原在日商纱厂工作过或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到申新三厂从事技术工作，但遭到了一直对机匠的生产技术进行传授和管理的武场工头的强烈反对。为让反对者心服口服，荣德生采取了新老两派分头管理的办法，将生产效率较高的英制纱机交由工头按原来的体制进行管理，而将生产效率较低的美制纱机交由新进厂的工程师、技术员管理，并从行政到技术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其结果是后者的生产效率赶上并大大超过了前者的效率。于是，改革的阻力减小，申新各厂将文场、武场分设的组织形式一律取消，建立了由技术人员负责的保全部、考工部和实验室等新的管理机构，实行行政、技术统一领导。各厂直至各车间都实现了由工程师、技术员负责组织生产、管理工人的管理制度，取消了工头制，统一了行政、技术管理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5-157页。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许多华资企业基本完成了从工头制向工程师制转变的管理改革工作。
四、资方团体
资方团体一般称为雇主组织，由雇主即资本家组成。资方团体旨在维护雇主利益，并努力调整雇主与雇员，以及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关系。程延园：《劳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近代上海的资方团体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商会和同业公会。
（一）商会
商会是由商人组建，以维护会员权益、促进工商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上海总商会是上海商会类资方团体的代表，它起源于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世纪中叶，在上海进行经济活动的各国商人，为了随时修改经营活动中对己不利的规则，组成各自的商会，使其成为该国的代言人。英、美、法、日等国的商人不仅有自己的商会，还联合其他缔约国的商人共同成立了和明商会。遇到修订商约时，各国驻上海的商会活动频繁，集商人之智，纷纷向本国特使提供商税行船等经济情报，提出攫利建议。与此相比，以敦乡谊、定行规为核心的上海各会馆公所难以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甲午战争之后，在重要商埠设立商会的言论充斥朝野。1898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商务总局，可是，官办的商务机构与商人的期望相去甚远，商人自办商会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02年，清政府工部左侍郎、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奉令与各国专使修订商约。会谈中，英方由于事先征询过本国商会和在沪的和明商会的意见，因而，在谈判中事事领先，提出了一揽子修约方案；而没有商会提供情报的清政府谈判代表则因茫无头绪而着着落后，难以提出系统意见。有鉴于此，盛宣怀授意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筹建华商自己的总会，以便采择众议，为修订商约提供咨询。1902年2月22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
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强调恤商之策，并拟订了《商会简明章程》26条，劝导各商埠兴办商会。根据部颁章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4年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1911年上海光复后，一批江浙籍绅商集议，认为上海商务总会系清商部立案，应予取消，决议设立上海商务公所。1911年11月16日，召开各业会员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商务公所，并公举朱葆三为会长。上海商务公所的出现，使它与上海商务总会成为两个对峙的商会。经双方议董多次切磋后，达成共识，决定合并改组，重新组建为上海总商会。1912年2月底，上海总商会公告成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即着手接收商会、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中。4月26日，国民党上海临时分会第八次会议以总商会会董系傅筱庵一手操纵而非选举产生为由，下令解散此届会董。5月，奉令接收总商会的钱新之（永铭）等人召集会员临时紧急会议，宣布组建总商会临时委员会。同年11月，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发出通告，认为“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拟应撤废”。上海总商会联合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等商人组织提出不应撤废商会的理由，并于12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商会联合大会，得到各地商会的支持。撤废商会的声音暂时平息。
然而，仅仅一年多后，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上海代表陈德征、潘公展又提出了“请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的议案，与此同时，国民党操纵下的商民协会也屡次发表撤销旧商会的主张。4月，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救国会以向总商会借地开会为借口，暴力冲击总商会。由于总商会与政府之间存在矛盾，又与其他团体发生争执，国民党指派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来沪调查。叶楚伧与虞洽卿多次商议，认为非统一组织无以平息纠纷。5月，国民党中央三届七次会议决定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随后成立了由虞洽卿、王晓籁等34人组成的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商整会）。6月，商整会接管了上海总商会。其后，上海总商会完全处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社会局的监督之下，并于1930年6月21日组成新的上海市商会。
与总商会同时存在的新式商会组织还有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等。
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南市各业领袖聚议，拟在南市设立分机构，以便就近开会商讨各有关事宜。1906年商部批准成立沪南商务分所。1909年，沪南商务分所更名为沪南商务分会。1912年一度改名为沪南商会，1913年初，确定名称为上海南商会。1916年3月31日，会董特别大会认为，依据《商会法》和《商会法施行细则》，本会名称不符合法定要求，议决将上海南商会改名为上海县商会。1929年1月19日，县商会接上海特别市市政府训令，由县商会执委会议决，将县商会改称为上海特别市沪南商会，并在市社会局登记。至5月25日，与总商会同时被商整会接收。它是与上海总商会并存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的商会组织。
1919年11月，闸北商界组建了闸北商业公会，公推沈联芳为会长，王彬彦为副会长，各行业代表徐永青、钱梅生等27人被推为公会董事。1921年会董李广珍建议：闸北已经工厂林立，商业繁盛，与南市县商会的联络被公共租界阻隔，极为不便，为保护闸北商业免受种种窒碍，应遵照《商会法》第二条，将本会改组为闸北商会。提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并且依照《商会法》第六条所列资格，公会会董作为商会的发起人进行改组工作。可是，北京政府农商部虽然批准了闸北商会成立，但因闸北商业公会未在农商部备案，因此，不准由公会直接改组，要求由发起人另组商会。由于闸北屡遭兵灾，闸北商会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到1926年才完成，王晓籁当选为闸北商会会长。1929年5月，闸北商会被商整会接收。
五四时期，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小商人基于原有的商会系统难以给自己提供有效保护，纷纷筹组马路商联会。这是一种以商业街区为活动区域的新型地域性商人团体，它们或由同一街道的商号组成，或以某一街道商号为主体、同时吸收未设商界联合会的马路商店为会员，或同时由几条马路的商界联合设立。随着各马路商联会的组建，成立中小商人全市性组织的时机成熟，1919年10月，各马路商联会合组了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
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沿岸后，上海还出现了沪商协会、商民协会、上海商业联合会等工商社团。
（二）同业公会
同业公会为行业组织，它与传统行会组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又不具有行会组织的劳资混合特征。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新兴的行业组织，其产生途径有二：一为传统行业性质的会馆、公所转变而来，二为新兴行业自主组建。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大多由会馆和公所改组、分化或合并而来。上海开埠以后，新兴行业不断出现，行业成员间的业务纠纷、矛盾、冲突增多，为矫正营业弊害、维护同业共同利益，部分工商行业和金融业的上层革新人士改革传统会馆和公所，使其适合新时代的需要。1918年4月，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施行办法》，为新型工商同业组织的建设提供了可以依循的法规，同业公会建立首次步入规范化时期。此后，传统的会馆、公所纷纷改用同业公会的名称，如上海钱业公会原为南北钱业总公所，1921年改为钱业公会；此外如棉布业、土布业、煤炭业、书业、绸缎业等，也纷纷由行会公所演变为同业公会。
少数行业未经传统行会阶段，直接组建同业公会。1917年，华商纱厂为反对增加关税而组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它是一个跨地域的新式同业联合体；1918年，中国、交通、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等7家银行发起组织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成为新式银行业的同业组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原有的公所、行会以及会馆之类的工商各业团体，必须在一年内改组设立同业公会。1930年起，全市各业会馆、公所、行会、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等相继改组成立了同业公会。据上海市商会的统计，1930年全市170个同业公会中，由改组得来者140个，由合并得来者23个，新组织者7个。《上海市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概况》，《商业月报》第10卷第7号，1930年7月。
作为行业组织，同业公会具有明显的资本家团体组织特征：
第一，它拒绝行会的劳资混合，是单纯的雇主组织。各同业公会章程都将同业中的业主、经理人确定为同业公会的基本会员，上海震巽木业公会规定，“在震巽公所注册同业之经理人为基本会员，凡在上海同业之总协理愿入本会者，由会员二人介绍，按照规定缴纳会费，经董事会议决，认为会员”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震巽木业公会章程》，全宗号S145-1-7.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公会也规定会员代表“以工厂之主体人、经理人或代表厂主行使业务上、人事上管理权之职员充任之”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市机器染织工业同业公会章程》，全宗号S33-1-7.1929年成立的上海丝厂同业公会也规定，“本会基本会员，以厂为本位，即每一丝厂为一会员，其出席代表，以厂主或经理人任之”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2辑《上海之商业》，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第二，它以资本主义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取代行会的原始民主，即根据缴纳会费的多少划分会员等级。如上海书业公所以入会费和月捐费为标准，将会员分为六级，不同等级的会员享受不同的选举权数。
第三，突破传统行会的地域色彩，形成跨地域甚至全国性的同业组织。如江浙皖丝茧公所、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烟酒联合会等组织，以上海为中心，联合上海周边省份的同行或全国同行，形成互通声气、互相帮助的同业组织。
可见，同业公会具有了纯资方团体的性质。1930年6月，上海所有会馆公所、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完成改组，成立各业的同业公会，实现了行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
对上海商会和同业公会基本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自清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人团体经历会馆、公所到商会、同业公会的逐渐演进，上海资方团体已较为发达。这些资方团体代表资本家的利益和意志，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一方面抵御外来资本的侵略，为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争取空间；一方面遏制工会发展和工潮蔓延，争取资方在劳资关系中的优势地位。
§§第三章 上海劳资争议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