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劳资争议研究
> 第一节 近代上海之工人及工人团体
第一节 近代上海之工人及工人团体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将上海列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开始了上海从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工商业城市发展的进程，上海的贸易迅速发展，工业随之起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发展成为远东重要工商业中心、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工业化在推动上海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着其社会秩序和社会机构。忻平先生曾对1927-1937年的上海城市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将当时上海社会各阶层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而资产阶级属于上层，工人阶级属于下层。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10、149页。工人和资本家不仅在经济地位和家庭收入上存在重大差别，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劳资两方的重大差异使劳资关系存在内在的紧张与对立，当双方以团体力量进行对话时，劳资冲突在所难免，其对抗水平与各自的团体力量、技术水平密切相关。
本书在研究上海劳资争议之前，先对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进行分析，此分析从两个方面展开：(1)工人的基本状况及工人组织的发展状况；(2)资本家的组成状况及雇主协会的发展状况。
本书将工人限定于就业组织中的工作者，它是“就业组织中，本身不具有经营决策权力并从属于这种决策权力的工作者”程延园：《劳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现代产业中的第二、第三产业的绝大多数就业者都属于工人这一范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人数已相当巨大，成为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会群体。
一、工人队伍的地缘分布与职业分布
1.庞大的工人队伍
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上海因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首批通商口岸之一。廉价的外国商品依靠商船源源不断地输往上海，随着航运业的迅速发展，船舶修造业成为获利甚巨的行业。善于抓住商机的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立船舶修造厂，并开始招募当地人为其服务。随着外国船舶修造业以及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打包业，为外国侨民服务的制药业、食品业的兴起，19世纪50年代，上海首批产业工人诞生。此后，在清政府官办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中，产生了上海第二批产业工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已有工业企业77家，工人约3.7万人，占当时全国工业工人总数的40%，加上中外资本在上海开设的轮船公司以及码头、旅栈业和商业金融业中的船员、苦力、店员，上海已有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约5万人的职工队伍。
1895年后，上海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产业工人队伍得到了几次大规模发展：
第一次发展是在甲午战争发生后的几年，外国资本在上海投资所设工厂数量激增。1895年到1913年，外国资本在上海开设的工厂有43家，其中不乏规模较大的企业。据统计，1910年，雇佣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外资企业即有18家，工人36030人。在外资企业发展的同时，上海民族工业也获得初步发展。新设的缫丝、面粉、卷烟、造纸、棉纺等工厂达91家，虽然中国企业的规模小于外资企业，但其中雇佣工人500人以上的也有28家，工人40021人。总体而言，到1913年，上海工厂工人达到14～15万，其中500人以上工厂的工人达76051人，占全市工厂工人总数的一半。
接下来的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和日本、美国资本的大量输入，上海工业企业激增，工人队伍迅速扩大。至1919年，上海已有工业工人181485人，其中近60%的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大厂里工作。
第三次发展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也在曲折中发展，新的工业行业陆续创设，行业规模逐渐形成。上海职工人数逐步增加，到1936年，全市工厂总数达5500多家，产业工人46.4万人。
在产业工人队伍壮大的同时，商业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店职员，服务于交通运输业的工人、苦力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职工人数也随着各项近代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到1936年，上海已拥有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产业构成和地区分布比较集中、总人数达到111.7万人的工人阶级队伍。《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8-82页。
2.工人的地缘分布
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1852年，该市人口仅50余万，1949年增加到500多万。新增的人口绝大部分为外来人口，据统计，1927-1937年，上海年均增加人口在12万以上，其中非本地人7.8万，几乎占到新增人口的2/3.在这些非本地人中，外来劳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在1930-1936年上海华界增长的452982人之中，有产业工人210707人，占人口增长总数的46.5%，另有39000人进入剩余劳动力市场（即无业人口），两者总数占人口增长总数的55.1%。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118页。
上海飞速发展的工商业对各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据《上海县续志》记载，随着上海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市政建筑的兴盛，各地“耕夫织妇尽弃其业，而趋工场”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造就了一支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上海工人阶级队伍，其来源大致有三个：(1)广东工匠。开埠初期，上海新开的船舶修理厂需要工匠，往来轮船需要水手，而上海本地当时缺乏这些技术人才，这种状况为广州工匠们提供了就业的好机会，成千上万的广州人--大多为水手和造船工人--来到上海，到这个新兴工商业中心从事其老本行。[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2)宁波及其周边地区的手工业者、农民。1861年，宁波落入太平军之手，惊恐万状的地主和商人纷纷涌入上海避乱，其带来的财富部分投资新式企业，部分投资传统手工业，如珠宝业和木作业等。由于有8个世纪的对外贸易经验，加上其家乡比邻上海，宁波商人在上海市场上很快超过了其广东竞争者。宁波雇主最喜欢雇佣男性亲属，其次是同村或同镇人，再次是同县人，最后才是宁波地区其他地方的人。这种雇佣嗜好为宁波地区的手工业者、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3)最大的来源为苏北、华北及其他各地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无业游民。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给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大量居民背井离乡，流入上海寻求生计。其中除了少数江南富裕地主（来自苏州和无锡者居多），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苏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的贫苦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以及无业可就者。[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6页。
由于近代上海各行各业的招工大多靠包工头和把头，他们一般都习惯于从自己的家乡招募工人，因此，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工人的地缘性差异比较明显。广州木匠、宁波铜匠和盐城人力车夫成为人们熟悉的近代上海劳工世界的形象。其实，除了行业差异以外，即使同一行业、同一企业，不同工种工人的来源也是有重大差异的。比如纺织行业，江南女工分布于纺纱间和织布间，苏北女工则只能在粗纱间干活；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再比如福新面粉厂，轧面车间雇佣的都是宁波籍工人，包装车间雇佣的都是无锡和常州人，而在户外装卸小麦的则是苏北人。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页。
该日商纱厂工人来源于苏北、苏南、上海本地、安徽、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区，其中苏北人最多，苏南人、上海本地人和安徽人居其后，其他地区的人所占比例很小。后人总结上海工人的地缘性分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商纱厂工人主要来自苏北、安徽；华商纱厂、面粉厂工人以无锡和上海本地人居多；丝织业工人则大多来自浙北和苏南；码头、运输业的苦力主要来自苏北；市政公用事业工人则大多来自湖北、河北。《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劳工的分化逐渐清晰，来自南方的熟练工匠掌握着稳定的、报酬高的工作，而来自北方的农民则以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缫丝工人、纺纱工人等职业为归宿，报酬仅能糊口。
来自相同地域、从事相同职业的工人们往往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思维方式，这些因素往往构成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愿意定居在同一地区……原籍相同者集中居住，导致特种风格的茶馆、饭馆、娱乐场所纷纷建立，以迎合该社区的绝大多数顾客。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同乡人聚会谈天、传播消息、增进乡谊的场所，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制造麻烦的温床、与不同籍贯者发生冲突械斗时的集合地。”[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近代以来，上海劳资冲突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业性发动，同时也具有地域性发动的特色。
早在1902年，上海耶松船厂就出现广州籍木匠罢工而宁波籍工匠照常上班的情况。几年后这种情况又一次出现，当时在中国和外国船厂工作的上千名广州木工举行罢工，要求工资增加20%。而同在几家工厂做工的宁波木匠，却拒不参加罢工，尽管其工资比广州人低1/3.[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资冲突的地域性特征依然比较明显。梳理上海远昌机器厂解雇案始末，能清晰地看出这一情况：1928年3月，远昌机器厂资方以木业第三分会白帮工头李保记营私舞弊为由，将其停歇，并把原有白帮工人一并辞退，另招第一分会红帮工人承做，遭到白帮工人极力反对，遂引起劳劳纠纷和劳资纠纷。
原来上海木业工人共有三个分会：第一、二分会为红帮木业工人所组织，专做船上的一切大件木工；第三分会为白帮木业工人所组织，专做陆上建筑部分的木工。红帮工人的第一分会为浙宁帮，所有会员均为宁波人；第二分会为广帮，所有工人均为广东人。白帮工人即第三分会工人均为上海本地人。此次事件导致的纠纷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红帮工人与白帮工人的纠纷。第三分会（白帮）对于第一分会（红帮）接手其工作非常不满，认为此举会导致其工人失业。第一分会则认为船上木工向来为红帮工作范围，白帮工人本不善于水上木工作业，承做远昌船上木工，显然是无视行规，侵占红帮工作，第一分会派人到远昌厂接替工作实际是按行规行事。
第二，浙宁帮和广帮工人的纠纷。第二分会（广帮）对第一分会（浙宁帮）接手远昌厂的工作不满。其理由是，1927年红帮两分会就曾约定，广帮厂商所属各厂，包括远昌厂在内，共26家，为第二分会工作范围；浙宁帮造船厂30余家，为第一分会工作范围。今第一分会到远昌厂工作，是违背协约，侵夺第二分会范围内工作。第一分会却认为1927年第一、二分会与各工头新订的条件中并没有严格划清两分会的工作界限，当时约定：“广帮）各厂各轮船公司及各工头雇佣工友，先用广帮木业第二分会工人，人数不够者，可叫浙宁木业第一分会工作，浙宁帮亦然，俾互相雇佣。”所以远昌厂的工作不是第二分会（广帮）的专利，既然远昌厂资方信任第一分会（浙宁帮），第一分会承担其工作并无不当之处。
第三，第三分会与远昌厂的劳资纠纷。远昌厂资方认为，第三分会工人均为工头李保记的下属，解雇了此工头，厂方对依附于此工头的工人也难以信任，所以一并解雇，况且厂方自有自己的用人权，不能由劳方规定应由何方来承做其工作。第三分会则认为，远昌木工部工作向来归白帮工人承做，且工价比红帮工人低。自成立工会后，遵照第一、二分会成例，提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条件，遭到厂主的记恨，因而停歇工人。退一步说，即使因故撤换工头李保记，也不能以一工头的缘故而牵累全体无辜工人。邱培豪：《上海市内劳资纠纷的几个实际问题》，析自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上海特别市十七年罢工统计报告》，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
工人拘泥于自己的地缘性而忽视全体工人的整体利益，可能使工人在劳资争议发生时难以形成合力，制约了工人整体力量的发挥。
3.工人的职业分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聚集地。1919年，上海工人总数达到51万人，其中工业工人18.1万，交通运输业工人11.6万，手工业工人21.3万。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据估计，1927年，上海工业工人增加到22.4万，交通运输业工人增加到15万，手工业工人队伍变化不大，仍为20万左右，商业职工则不到20万，教育、文化、娱乐、科研机构，医疗卫生部门，新闻出版系统职工约一两万人。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2-493页。
由以上数据可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已颇为庞大，占到全市职工人数的四成多，商业金融业店职员队伍有所扩大，手工业工人人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人数基本持平，以前一直缺乏统计的苦力工人队伍终于有了较为确切的人数--14万，科教文卫职员虽然人数较少，但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相比，其队伍也扩大了1～2倍。
以下就对各类工人队伍情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
（1）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近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直接产物，他们发展快、人数多，是上海工人阶级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产业工人包括工厂工人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工人，其中，工厂工人是指在现代企业中从事体力劳动或半体力劳动的工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需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技术培训，才能掌握生产操作规范、工厂规章制度与行为准则。在培训和工作过程中，产业工人被要求在紧密配合的基础上，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因此，产业工人的组织起点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信心感和效能感。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3页。因而，产业工人是近代工人阶级的核心、推动近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产业工人队伍的发展情况向来受人关注。
上海产业工人主要分布于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资本相对集中的棉纺、缫丝、棉织、烟草、印刷、轮船、铁路、汽车运输等行业。相对而言，这些行业的社会化程度较高，工人在工作中必须紧密配合，工作任务的完成必须建立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些行业的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明显高于其他行业。此外，这些行业不乏资本雄厚、动辄雇佣成千上万工人的大企业，如英美烟草公司、日本内外棉集团、申新纺织集团、福新面粉集团都是雇佣工人近万人的大企业。大量工人的聚集无疑增加了工人的团体力量--一厂或一业工人共同的利益诉求推动着团体的集结，唤醒了工人的团体意识，使劳资关系由个体逐渐转向团体，劳资关系的契约化在工人与资本家的多次博弈中酝酿、产生和发展。
（2）店员。在开埠以前，作为东南商业重镇的上海就有一支为数众多的店员队伍。开埠之后，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五金、棉布、百货等各种新式商业行业迅速发展，商店店员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虽然店员是近代中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和中国城市史研究者的兴趣几乎都集中于以企业经营者和地方精英为主的资产阶级以及作为民众运动承担者的工人的身上，对店员阶层的关注较少。仅存的少数对店员阶层有所关注的研究成果也将其纳入职员的范畴，如朱邦兴等人合编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二十四章《上海各业职员》将金融、保险、洋行、海关、百货店等的职员、店员统统归入调查的范围。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社会处1941年末的职员阶层调查对象包括行政机关、公用事业、教育、交通运输、金融、商品批发业、制造业、零售业、教会中的工作人员和医生、律师、会计师、记者等自由职业者。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包罗万象的统计方式，可能与职员和店员工作的分散性、组织性不强存在较多关联。
笔者以为，商店店员与金融、保险、洋行、海关的职员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难以纳入职员阶层，而行政机关、公用事业、教育机构以及自由职业者与店员的差异更大，根本不能归入同一阶层。因此，本书将店员作为一个阶层单独列出进行分析。除了永安、先施、大新、新新、中国国货等大型百货公司外，大多数店员分布于旧式商店。
据朱邦兴等人估计，抗战前上海约有旧式商店店员13～14万，以行业分布而言，他们主要分布于以下各业：(1)衣料贩卖业，包括棉花业、棉纱棉布业、绸缎丝茧业、针织棉织业、衣料零售业、西服军服业等；(2)食料贩卖业，包括粮食业、茶叶业、地货业、南货业、酱园业、药材及参燕业、饮食业（酒馆、饭馆、茶食等）、烟丝业等；(3)建筑及装置用品贩卖业，包括木材业、五金业、电料业、木器业等；(4)其他，包括柴炭煤业、日用品（牙刷、化妆品等）业、钟表眼镜业、印刷业、文具书籍业、旅馆业、照相业及照相材料业等。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2-703页。除了永安、先施、大新、新新、中国国货等大型百货公司外，近代上海的大多数商店规模都很小。除了大百货公司雇佣的职工较多外，大多数旧式商店都只雇佣较少店员。据统计，1934年上海旧式商业系统包括62业9391家字号，平均每家店雇佣的职员只有8.8人。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5页。
以经营方式而言，旧式商店店员又可分为批发业和零售业。零售商店的店员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其工资多则每月10余元，少则每月两三元，遇到生意好加上年底分红，中等职员平均每月所得不会超过二三十元，小职员有一二十元就已经很好了。至于生意差的时候，除了微薄得可怜的薪水以外，其他则什么都没有。职员的膳宿多数由店内供给，膳食多半很差，睡觉大多是摊地铺。批发商店的店员劳动条件相对较好、营业时间相对较短。营业范围很大的批发店家（如棉纱布业、粮食业等）赚钱多的时候，职员有时可以得到相当多的分红，但这类店家在旧式商店中只占极少部分。
就文化层次而言，大多数店员仅仅初通文墨，接受学校教育者极少。据不完全统计，在衣料零售业职员中，高小未毕业者占80%～90%，初中毕业的占1%～2%，未受新式学校教育的占10%左右。由于大多数店员要经过“学徒”这一阶段，因此店员与经理老板之间存在着“师生”名分，不仅仅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还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3-705页。
行业分散、社会化程度低造成店员阶层的组织性、纪律性较差，店员与雇主形式上的师徒关系使得其雇佣关系主要依靠行规和习俗维护，与产业工人相比，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劳资争议相对较少。但产业工人通过行业抗争获得团体利益的事例有时也会激起店员的效仿，到20世纪20年代末，传统行业中的店员与店主之争逐渐增多。
（3）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为受雇于已经转化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或手工作坊的劳动者，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劳动者和家庭手工生产者不属于此范畴。近代上海的机器工业生产水平虽然在全国居首位，但由于机器价格昂贵和劳动力价格低廉，加上某些手工生产的技艺无法用机器替代，所以手工劳动在上海依然大量存在。
上海开埠后，出现了一批加工皮革、羽毛、茶叶等出口商品的手工作坊，以及为外国轮船修理机器、配置零件的机修工场。这些手工作坊、机修工场通常雇佣10名左右工人，有些稍多一些。甲午战争后，新式手工业发展较快，有些行业出现了雇佣工人数百名的手工工场。如有的手工织布工场，就有脚踏或手拉织布机300多台，雇佣三四百名女工。《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以后，在历次抵制外货运动的影响下，国货畅销，棉织、针织、抽纱、花边、刺绣、皮革、制伞、电池、灯泡等生产手工工艺品和日用品的行业都有所发展。但随着行业的发展，某些积聚资本稍多的企业逐渐采用机器生产，成为现代产业，其中的手工业工人也相应转化为产业工人。
由于手工业工人一直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其人数一直维持在20万人左右。1920年以前，手工业工人是工人人数最多的部门，据估计，当时全市手工业工人有21万多人。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此后，手工业工人队伍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反而有缩小的趋势。1937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全市手工业工场进行了调查，发现其雇佣的总人数为20.9万。《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和店员一样，手工业工人的分布也相当分散。据上海市社会局1935年对闸北、南市和公共租界5874家手工工场的调查，雇佣职工在15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只有178家，占3%；雇佣职工在15人以下的有5696家，占97%。《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队伍不稳固且散处各工场的手工业工人与店员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其与工场主之间的劳资争议也不如产业工人多。
（4）苦力。苦力一般指在城市里从事重体力劳动而无固定工作的血汗工人。王清彬等人在1928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中指出，“我国工人，大多数恃筋肉劳动为主，除少数有技能者外，概可称为苦力”，而社会上一般所称苦力，“系指无规定工作之负力工人而言”。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625页。奔走于城市各个角落的人力车夫、码头装卸工、搬运工、清道夫、挑水夫、粪夫等都属于苦力。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也指出：“都市苦力工人……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对苦力人数的统计最早见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登载了一篇《上海劳动状况》的文章，对上海各业工人人数进行了初步估算。文章指出“上海黄浦江两岸，从十六铺抵杨树浦十多华里的地方，差不多尽是轮船码头”，这些码头上有很多为轮船“起货、背包、扛棒”的码头小工，“约略计算起来，这类小工在3万以下”；上海租界和华界“专在市面上运送”客人为业的人力车，共约11800辆，人力车夫“总计共有35000人上下”，另外还有包月车工15000人，两种车夫合计，共约5万人；上海南北市及租界共有运粪的清洁夫5000余人；公共租界工部局雇有清扫马路及园林的工人600余人。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据此推算，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约有8.5万苦力。
此后，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胀，上海苦力人数有不断增长的趋势。1927年，上海苦力上升到12万人左右，其中各种人力车夫8万余人，码头装卸工人近3万人，其他各种挑夫、肩夫等苦力近万人。1936年，苦力总数又上升到14万人。《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苦力既无技术又无文化，职业极不稳定，随时都有新人加入，随时都有旧人退出，流动性大，队伍不断变动，工作场所不固定，工作中协作性不强，种种原因使得苦力的组织性不强，“劳资关系不如工厂明显”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4页。虽然他们也有反抗现实和改变自身处境的愿望，但他们要么采取逃离这一行业的办法，要么通过帮会帮口进行活动。通过帮会帮口活动时，他们也往往将对抗的矛头指向不同地缘的同行或包工头而非资本家，其劳劳纠纷甚至超过劳资纠纷。
4.产业工人的行业分布与厂籍分布
工人集中程度较高的行业往往比较容易发生劳资争议，对近代中国历史较为熟悉者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产业工人与资方的冲突较多，而中国机器工业最发达的上海，其产业工人的抗争更可称为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典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上海产业工人的行业分布集中和厂籍分布集中密切相关。
（1）行业分布。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纺织工业，占有上海产业工人的大多数。全市28.57万产业工人中，纺织工人就有20.54万，将近占总数的72%，其中棉纺工人11万多，棉织工人2.9万多，棉纺织工人总数达到14万多，几乎占上海产业工人的一半；其次为缫丝业工人，总数为5万多，将近占产业工人总数的18%。上海市社会局1928年的调查反映出同样的结果，全市22.2万多工人中，纺织工业即占17万多人，占全部产业工人的76.58%，其中棉纺织业10.3万多人，缫丝业5.2万多人。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上），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第17-18页。棉纺织业和缫丝业以外，工人比较集中的为烟草业和印刷业。1929年烟草业工人2.4万多人，印刷业1.3万多人，分别占产业工人总数的8.5%和4.67%。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上），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第19页。
不管是华商纱厂还是外商纱厂，绝大多数企业的用工人数都在千人以上，用工人数在两三千之间者只能算中等，某些企业的用工人数甚至达到了六七千人的规模。另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童工委员会的调查，1924年，上海美庆丝厂、瑞华丝厂、永泰丝厂、永余丝厂、豫丰丝厂、瑞纶丝厂、上海丝厂等雇工都在1000人以上，其中永泰的两个分厂和瑞纶丝厂雇工甚至超过2000人。烟草业中以英美烟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最负盛名，1924年，英美烟公司在上海的3个厂共雇佣工人6421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雇佣工人4930人。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179、192页。
如此众多的工人聚集，自然比较有利于工人以集体的名义与资方抗争。据统计，1895-1913年上海共发生罢工116次，其中产业工人80次，产业工人罢工主要集中于缫丝业和棉纺织业，分别达到39次和15次。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42-353页。1918-1936年上海共发生罢工1504次，其中纺织工业553次，交通运输业154次，造纸印刷业120次，饮食业100次，其余各业均低于100次，大多数行业不足50次。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近四年来上海的罢工停业》，《国际劳工通讯》第5卷第5期，1938年，第21页。可见，纺织业的劳资争议明显多于其他行业。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纺织业工人高度集中，相似的处境、共同的经历很容易使他们形成统一的目标，并采取统一行动去实现目标。
（2）厂籍分布。这里所说的厂籍是指企业资方的国籍。考察上海近现代史能发现，首先在上海投资办厂的是外国资本家，上海第一批产业工人也诞生于外资企业，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企业工人人数一直超过民族企业。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上海共有工业企业77家，工人约3.7万人，其中外资企业45家，工人1.9万，民族企业32家，工人1.8万。甲午战争后，上海的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快速发展，其中不乏投资多、规模大的企业。到1910年，上海500人以上的46家大企业共雇佣工人76051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一半，其中外资企业18家，雇佣工人36030人，平均每家2000人；民族企业28家，雇佣工人40021人，平均每家1400人。《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企业虽有飞速发展，但外资企业工人人数依然可观。据上海总工会报告，1925年6月，上海英日帝国主义企业中罢工人数总计136000人，将近14万人。刘明逵、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而在棉纺、卷烟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外资企业雇工人数甚至远远超过华资企业。1927年，上海34家外资纱厂共有工人74613人，大大超过23家华资纱厂49998人的规模。同年，英美烟公司一家就雇佣工人7000人左右，而华资67家卷烟厂的总人数也不过15781人。方宪堂：《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291页。在公用事业中，外资6家大企业雇工8000多人，占全行业职工总数的80%以上。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页。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不断遭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伴随政治、军事侵略而来的是经常性的经济侵略，随着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不断增加，外国企业在中国越办越多。如上文所述，作为外资企业聚集的重要地区，上海聚集了大量外企工人。当外国人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到上海时，其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工人非其本国同胞，外国资本家在对中国工人予取予求时，少了一些顾忌和犹疑，多了一些贪婪和果断。为了争取自身权益，为了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中国工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868年10月，上海英商耶松船厂的广东籍工人就为反对资方降低工资举行了罢工，这是上海产业工人第一次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举行的罢工。5个月后，即1869年3月，《上海晚报》的排字工人又因资方拖欠工资而罢工，导致3月31日的报纸停刊。此后，不断发生外企工人的罢工斗争，自上海开埠到五四运动前夕，上海共发生60次产业工人针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51-52、340-362页。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反帝意识开始觉醒，而1925年的“五卅运动”更将反帝运动推向了高潮，外资企业的劳资争议也因此连绵不断。据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1918年至1932年15年间，上海1121起罢工停业案件中，有34%发生于外国厂号，其中又以日英两国的工厂争执最多，前者共159起，约占总数的14%，后者136起，约占总数的12%。在19家多事的厂号中，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位列第一，英商英美烟公司位列第二。外资厂号劳资争议较为集中的原因，除了这里工人较为集中，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以外，与中国人民的反帝意识觉醒也有一定的关系。当年的研究者也认为：“外籍厂号中发生的案件，除了纯粹的经济冲突外，颇多由于因劳资间种族的歧异而引起的私人恶感、国家观念。譬如在日籍厂号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同情罢工事件，一厂中发生了风潮，极易引起其他日厂工人的援助，而采同一的步骤。”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6页。可见，外资企业的劳资争议往往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二、工人的经济地位
1.收入状况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工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工业中心上海的工人更因其代表性而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对上海工人收入状况进行较详细调查和统计的则是上海市社会局。
第一，工人总体收入偏低。统计表中30个行业的大部分工人月均收入在20元以下。缫丝、棉纺、针织、玻璃、油漆、火柴、搪瓷、化妆品、造纸、毛织、制革等11个行业工人的月收入为10～15元，锯木、电机、水泥砖瓦、皂烛、棉织、面粉、榨油、制蛋、调味罐头、冷饮食品等10个行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为15～20元，翻砂、漂染、烟草等3个行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为20～25元，机械、造船、电气、自来水、丝织等5个行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为25～30元，只有印刷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在30元以上。可见，月平均收入在20元以下者有21个行业，即70%的行业工人月平均收入在20元以下。如果结合各业人口的分布情况更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在20元以下。
第二，行业间的收入差异大。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很大，这在技术行业和非技术行业表现更为明显。如上文所述，印刷、机械、造船、电气、自来水、丝织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工人月平均工资一般都在20元以上，而缫丝、棉纺、火柴、毛织等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工人月平均工资一般都在15元以下。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间的平均工资相差很大，收入最高的印刷业工人平均月入39.37元，而收入最低的缫丝业工人月入仅11.92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
第三，收入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明显。年龄和性别往往是造成工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男工的收入明显高于女工和童工。在棉纺、电机、火柴、制革、烟草、造纸等既有男工又有女工和童工的行业，前者的收入都明显高于后两者。除了棉纺业外，其他4个行业男工的工资都在女工和童工的两倍左右。在其他男工和女工并存的行业，男工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女工，男工的工资一般都在女工工资的1.5～2倍之间。大多数行业男工的月平均收入都在20元以上，而女工的月平均收入除了印刷、针织和丝织外，其余各行业的收入没有超过15元者，童工的收入和女工相似。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与其他阶层特别是中上阶层相比，上海工人的收入明显偏低，而即使是偏低的收入，也存在行业差异和性别、年龄差异。这种收入的高低悬殊是引发劳资争议的重要原因。根据社会学原理，社会成员不满或者对抗社会的直接原因是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往往源自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比较，即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它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而形成的心理感受。从这一角度考察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它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由于有大量的比较系存在，例如官员、资本家、职员阶层、技术工人以及其他高收入行业的存在，生活在当时全国生活水平最高的上海的工人，仍然感觉不公平和不满足，从而引发对社会和资本家的不满，劳资冲突因而不断涌现。
2.生活状况
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既可以从各项生活费用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反映出来，也可以从工人家庭衣食住行的实际情况中反映出来。上海市社会局曾在1929年4月至1930年3月对本市305户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用逐日记账的方式对上海工人的收入情况和生活支出情况进行了详细登记，得到了上海工人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这305户工人家庭的职业分布状况为：纺织业占60.26%，机器建筑业占9.54%，食品业占7.79%，化工业占6.35%，水电印刷业占4.45%，运输小贩占11.61%。区域分布为：沪东占21%，沪西占42.3%，沪南占18%，沪北占5.9%，浦东占12.8%。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352页。在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上都非常有代表性，因此，本书主要以此为依据，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工人的基本生活状况。
305户工人家庭年户均支出454.38元，其中食物费241.54元，占53.2%；房租37.83元，占8.3%；衣着费34.01元，占7.5%；燃料费29.00元，占6.4%；杂项费112.00元，占24.6%。虽然各收入组工人家庭衣、食、住等各项家庭支出的比例稍有不同，但差别不大。总体而言，食物、房租、衣着、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在每年支出中占3/4，其他费用为1/4.
德国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恩格尔曾经总结出消费结构变化的规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其主要内容为：(1)食物费用的比重随着收入的增高而递减；(2)房租、衣着与燃料费用的比重，不随收入的增减而变动；(3)杂项费用的比重随收入的增高而递增。我们发现：(1)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物费在家庭开支中的比例逐渐减少，基本符合恩格尔定律第一条；(2)燃料费的比例随收入的递增而递减，但幅度极小，房租费的比例在各组中起伏不定，衣着费用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增，但幅度也很小，这些与恩格尔定律第二条基本符合；(3)杂项费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与恩格尔定律第三条相符。不过，虽然各项消费支出在不同收入组中有不同的比例，但就总体而言，食物所占比例都较高，而房租、衣着、燃料等所占比例都较低，可见，上海工人的总体生活水平是比较低下的。
调查报告中对工人衣、食、住的各项细致描述给我们更清晰地展示了上海工人的生活状况。
第一，食物支出中米面所占比例过大。食物支出在305户工人家庭中占大头，每户年均241.54元，占53.2%。其中，米面占食物总支出的53.4%，尤以米为主，食粳米家庭占90%，食籼米家庭占68%，兼食者占58%。豆类蔬菜占食物支出的17.5%。鱼肉禽蛋占食物支出的16.5%，其中尤以鲜猪肉为多，平均每家每年消费40.97斤，鱼类消费量也较大，平均每家一年购买各种鱼类的总量约为38.15斤，这与上海滨海沿江水产丰富而民众喜食之习惯有关。调味品支出占10.5%，主要是油、盐、醋、酱油、白糖与料酒等。其他费用占2.1%，以南货干果（花生、瓜子、红枣、桂圆、糖果）与水果为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375页。
根据营养学理论，成年人每日需热量3400～4150卡路里。但从上海工人膳食营养结构来看，成年男子每日摄取蛋白质82.5克，脂肪48.8克，碳水化合物559.8克，合计热量仅3008卡路里。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动物蛋白与脂肪摄入量较少，生理所需热量十之七八来自谷类食物，“无机盐类中的铁虽足用，钙和磷则患不足”，维生素也有“缺乏之虞”。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8、393页。
第二，住房非常拥挤。305户家庭中，住一间房的145家，占47.6%；住两间的130家，占42.6%；住三间及三间以上者30家，占9.8%。平均每家居住1.65间，以每家4.62人或3.28个等成年男子计算，平均每间约住2～2.8个等成年男子民国时期社会学家们为了将大小不等的家庭进行对比，往往将其折合成若干单位，比较通用的做法是将家庭成员折算成等成年男子。其计算方法一般是根据中国人的生理需要，从医学或经济方面，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折算。如陶孟和等人调查北平郊外48户人家，得到220个人的数据，按照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消费食物的不同，折算为162.1个等成年男子。（参见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平社会调查部1926年版，第19-20页）。时人对日商纱厂工人生活环境的描绘使我们能更直观地了解上海工人住房的拥挤程度，“工人所住房屋，除本地人自有房屋可以居住外，客地工人都赁屋而居”。赁屋而居者多住于工房，“工房为平房式，开间狭小，房屋比连，窗户不足，空气不通，无卫生防火等设备；其最大缺点，为自来水之不足，计40间工房，每屋平均居人15名，而自来水龙头只有6个，水源不足，何能敷3600余人之消费。其在平时已感不足，如遇火警惟有束手待毙耳”。还有很多工人根本无房可居，“或搭竹棚，或架草屋，或生活于船上。此种居处，一至天热，蚊蝇臭虫，往往传带病疫，故死亡率最高”。由于工人“生殖亦繁”，“每见矮棚之中，赤身露体之孩童，匍匐于淤泥之中”。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391页。
第三，衣着类支出极少。305家平均每家衣着支出34.01元，或平均每个等成年人10.37元，“只够中上层社会的人购买皮鞋一双”。因此，购成衣者很少，大部分家庭都选购廉价的棉布请裁缝缝制衣服或自己动手做衣服，这从布匹费占衣着费的54%可见一斑。购成衣的家庭不过十之一二，且所购成衣多为单短衫裤、卫生衫裤，汗衫、小孩衣裤之类。上海市社会局曾抽样调查了其中24个家庭，每家的人口均在4人或4人以上，据估计，全家衣着品总值仅116.64元，其中衣服85.822元，占73.6%；被褥19.435元，占16.7%；其他11.387元，占9.7%。有蚊帐的仅17家，有枕头的仅8家。平均每家只有棉袍1.8件，棉袄2件，棉裤1.9条，夹袍0.8件，夹袄2件，夹裤1.9条，单长衫1.5件，单短衫8.1件，单裤7.8条。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412页。如做平均计算，则四口之家人均仅1件棉衣、2件短衫、2条单裤。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家庭成员养成了衣服互换共穿之习惯。因而，一般工人“衣着不周”也就司空见惯了，时人甚至留下了如此记录：“工人所穿衣服都用老布，在女工中亦有沾染都市风气，购置一二身洋布衣服者，然极为少数。近年以来，百物昂贵，布价亦大涨，劳动者欲添置一二袭衣服，颇不容易，故往往鹑衣百结，无以蔽体。”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391页。
上海工人家庭的平均生活费高于其他地方农工家庭一倍以上，食物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例最低，其衣、食、住等各项开支都高于其他对照组。即使考虑各地物价差异的因素，上海工人的消费水平仍然高于他处。以衣食两项为例，上海工人平均每家衣着添置费34.01元，食物开支平均每家241.54元，平均每月20元。参照1930年上海市场商品零售价，34元衣着购置费可购棉花10斤、细布10丈、线呢5丈，还剩下3元作裁缝的工钱，如果自家缝制，则3元购买针线纽扣绰绰有余。一月20元的食物费可购100斤米，10斤猪肉（蔬菜不计），5斤豆油、2斤猪油，5斤煤油，糖、盐、肥皂、香烟各1斤（块、条）。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0页。这种生活水平比内地其他都市高得多。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对国内各大城市劳工生活程度调查后认为：“上海工人的衣着比北平人好得多，每家每年的衣服费平均36.70元，高出北平2.5倍。”陶孟和：《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中国太平洋学会1932年版，第57页。在食物消费中，上海工人家庭年均购肉、鱼、蛋等荤菜39.86元，年均购鲜猪肉40.97斤，鲜牛肉8.58斤，咸猪肉5.9斤，牛奶、奶粉若干。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而抽样调查的48家北平工人家庭半年内平均每家购肉的费用仅1.6元，48家半年内购蛋的仅7家，购鱼的1家，购买牛奶的一家也没有。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可见，上海工人生活水平在本市虽属低下，在国内同行中却属前列。
上海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吸引了国内其他地方的劳工，带着美好的期望，大量劳工涌入上海，上海工人队伍迅速壮大。但在上海生活一旦长久，工人们比对的参照物自然发生了改变，他们将自己的生活与周围其他居民，特别是与其雇佣者--资本家的生活进行对比时，心中原来的平静被打破，对改善待遇、提高收入的期望迅速增强，于是，劳资之间关于工资待遇问题的争执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演变为劳资冲突，激烈者甚至导致全行业罢工。
三、工人团体
（一）近代上海工会的发展历程
辛亥革命以前，上海本无近代工会组织，可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和各种社会力量对组织工人重要性的认识，上海的工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可是，当它发展到顶峰时，政局的变化使其迅速跌入低谷。
1.近代工人的早期组织
在近代工会诞生以前，工人中帮派林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手工业行帮和苦力帮。
手工业行帮虽包括一些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但主要是雇工。随着雇佣关系的扩大，雇工取得人身自由，他们开始组织行帮。行帮虽以雇佣关系的扩大为条件，但它又是工商业还不够发达、雇工不够普遍的产物。我国从来没有像18世纪欧洲某些国家那样出现城市劳动力不足，要把农民赶进手工工场的情况，而经常是劳动力有余，城市就业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手工业者都需要自卫，都害怕外部的和内部的竞争，而这也是行帮出现的直接原因。
雇工的行帮与业主的组织是两码事，但两者又有共同之处。在行帮中，地域、乡土关系十分重要，在有外籍工匠的行业中，多半是按地域分帮，这一点与商人会馆一致。有些则直接受业主的影响，业主按乡籍分帮，雇工也按乡籍分帮，“各归主顾”。“祀神祇、办义举”是商人创建会馆的基本口号，也是雇工建立行帮的基本口号，他们以此为依据向雇工收取一定的费用，甚至向业主收取一定的捐助。其实，祀神和义举不仅是一种口号，也是团结同行、保持控制的有力工具和生活接济必需的措施。
行帮是雇工的组织，其目的自然是维护雇工的利益。不过，他们所要维护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甚至也不是整个行业的雇工利益，而是狭小的、多半是按乡土观念组织的小集团的利益。行帮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和斗争，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或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和斗争。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14页。
苦力帮，亦称地方帮，为纯粹劳动者之团体，并带有一种同乡会之性质，因其成员多为无一技之长、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苦力，故称为苦力帮。苦力帮与手工帮迥异，内部没有师傅徒弟之分，为纯粹具有同一资格之劳动者所组织。其范围甚广，特以搬运业之苦力帮最为发达。每帮有一头目，为帮之代表。一帮之人数，少则十人，多则数百人。凡苦力均得入帮，其地位全然平等。有时头目层级甚多，常有一大头目指挥许多小头目者，尤以码头苦力为最多。
苦力帮之主要任务为对外问题：(1)领域内营业之保护。领域之保护，非常严格。其领域内，不准他帮苦力在其中帮运物品，不得已而越界时，亦须先报告管辖此领域之苦力头。(2)与企业主或其代理人交涉。苦力头作为代表，与企业主或其代理人交涉工资、劳动条件或其他问题，与企业起争端而举行罢工者时有之。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2-3页。
2.近代工会的萌芽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出现了带有工会性质的工人团体。1911年7月，法租界法兴印字馆排字工人曾组建“西字团体社”，并组织该馆工人进行了以增加工资为目的的罢工。民国初年，大批工人团体脱颖而出。其中影响较大者有：
（1）制造工人同盟会。该会正式成立于1912年7月7日，以江南制造局工人为基本会员，其他各地制造工人也多有参加。会长俞惠民在成立大会上声明“制造工人同盟会，系纯全制造工人所发起”，其工作目标“以尊重工人道德为前提，副之以爱国之热忱”。《制造工人同盟会成立大会纪事》，《民立报》1912年7月8日。虽然制造工人同盟会以倡导劳资合作为宣传语，但当时的沪军都督却对其性质做出了如此判断：“核其立会宗旨，并非研究制造理法……其演说之词，则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比资本家，劳动家须脱离资本家之钳制……因之竟有枪厂工人结团要挟，希冀罢工。”《制造局来函》，《申报》1912年7月1日。此判断明确了其工人团体的性质。
（2）银楼业工会，亦称饰业团。这是由上海金银首饰业工人于1912年组织的手工业工会。是年12月，饰业团设立事务所，散发传单，派人到工人中活动，领导了一次“实际上扩大到上海的整个一个行业的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禁止资方雇佣非工会成员的要求，“迫使雇主答应大大提高工人的工资”。当时外国著名媒体《捷报》评论此次罢工，“非常强烈地体现了工会主义精神”，“这或者是上海中国工人按照工会原则办事的第一炮”。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1、742页。
（3）工界青年会，亦称工界青年励志会。成立于1913年春，由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人建立。该会设有演说部、运动部、音乐部、藏书室、娱乐部等，举办夜校，发行杂志，编演爱国新剧，是一个带有俱乐部性质的工人团体。《时报》1914年9月7日、11月11日，1915年4月12日。
（4）集成同志社。民国五六年间（1916-1917年），商务印书馆中文排字部工人杨昌元等人“因目击资方之压迫，工友生活之痛苦，遂毅然联络同志者数十人，以谋解放之策”，在中华民国工党韩辉等人的帮助下，组建集成同志社。为反对资方克扣华字部工人工资，集成同志社在1917年组织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创立以来之第一次罢工风潮”。集成同志社的性质与现代工会十分接近，后来的商务印书馆工会将其视为“今日商务印书馆工会之窠臼”，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樊国人等：《商务印书馆工会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5）焱盈社和均安水手公所。1914年，上海的广东籍火舱海员即轮船上的生火工人和加油工人，为了维护内部团结，保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焱盈社，参加人数达6000余人。均安水手公所成立于1918年，由水手钱孝裕、朱宝庭等发起组织，会员4000余人，大部分为宁波籍，它是上海海员水手中第一个有力的组织。公所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水手进行福利救济。他们组织水手上船就业时捐款，失业时贷款，并负责给水手介绍工作，反对包工头的中间剥削。对遇难的水手还发放葬仪费，帮助家属解决困难。介绍水手免费看病，开办工人子弟学校，资助穷孩子上学。焱盈社和均安水手公所都是按地域、职业结成的类似于职业工会的团体，它们已经不同于旧式组织，但也算不上现代工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带有过渡性质的工人团体。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576页。
到五四运动前夕，上海工人自发组织的带有工会性质的团体逐渐增多，其特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工人性质比较明显。这些团体的领导大多是工人或工人利益的代表，如上海制造工人同盟会的负责人俞惠民是一位同情工人的留日学生，集成同志社以杨昌元为领袖的几位负责人都是商务印书馆中文排字部的工友，均安水手公所的钱孝裕、朱宝庭都是水手。这些组织成立后，不是发动工人罢工，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就是制定章程、措施，保护或扩大工人已经争得的利益，开展工人之间的团结和互助。
第二，大多为技术工人组建，职业性、地域性较为明显。制造工人同盟会是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工人组建，银楼业工会的参加者都是掌握一定技术的手工业工人，集成同志社和工界青年会均由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组成，均安水手公所由掌握航行技术的水手们组成。这说明，一些具有一技之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方面的要求。但他们的眼界还非常有限，难以超出自己的职业范围和乡土范围，因此，他们组建的团体还限于某一个职业或某一个地域。以上列举的工人团体都是单一的职业团体，水手团体中还因地域的不同有焱盈社和均安水手公所之分。
第三，毕竟属于新生事物，这些团体大多处境艰难，难以生存。在这些工人组织诞生以前，中国工人大多依附于雇主和公所行会的领头人，很少有独立的组织。当工人们独立组建自己的团体时，他们面对的是封建军阀的严厉镇压和中外资本家的破坏，因此，大多处境艰难，很快夭折，真正能够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的极少。成立于1912年的制造工人同盟会在1913年被北洋军阀勒令解散。集成同志社被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视为“宛如蛇蝎”，一方面“贿买流氓，殴打社员”，另一方面将社员纷纷开除，使集成同志社“难以支持”，该社领袖杨昌元因愤恨和忧郁而吐血身亡，集成同志社遂“无形解散”。樊国人等：《商务印书馆工会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3.近代工会的曲折发展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两年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上海工人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工人经过“六三”罢工的洗礼，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公所、行会、同乡帮口等组织产生了怀疑，希望组建新的团体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在工人本身寻求新组织的同时，其他社会力量也密切关注着工人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不俗表现，知识分子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资产阶级在“实业救国”的旗号下增加了劳资协调的内容，国民党将发动和组织工人赞助其革命作为重要议题，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明确将自己定性为工人阶级政党，将组织和发动工人作为自己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会组织有了飞速发展，而作为工人最集中的工业中心，上海的工会组织发展迅速，很快超过广东成为中国工人团体最集中的地方。
从1919年夏天开始，上海与其他重要城市一样，大规模组建工会，工会数量增长较快。1922年2月，《民国日报》曾公布过一份联合通讯社调查所得的上海工会名单，共得到48个工会的基本情况，并申言此次结果只是“大略调查”所得，“尚有未悉者甚多”。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564页。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6月份成立的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劳动界组织团体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据1925年8月10日总工会呈请官厅立案的名单，截至1925年7月28日，上海已有工会117个，工会会员217804人。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65页。
既然工人仅仅视组织工会为获得经费援助的一种手段，并未将其视为自己的组织，当遭遇国民党政府镇压之时，解散工会、退出工会必然成为大多数工人保护自己的首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受党派关系的影响，各工会的活动时而公开，时而保密，因此，全市工会的数量无准确的统计，只有几家不太权威的统计报告，或可窥见当时上海工会发展的情况。据1928年2月8日的《大公报沪讯》，上海工会计沪南140所，浦东60所，闸北135所，特别区119所，共454所。同年4月，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根据民心社采自工人总会的报告，宣布该市工会数为408所。同年2月至7月，该局举行失业工人调查，统计出全市共有工会429所，会员男144686人，女50842人，童11964人，共计207492人。为加强对工人的控制，防止共产党的渗透，自1928年9月开始，由农工商局改组的社会局，开始对工会进行重新改组和注册，自此至1930年7月，先后到社会局注册的工会共249个。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第40页。可见，随着国民党对工会控制的加紧，上海工会的数量显著减少。而《工会法》和《工会法实施法》公布后，国民党政府对工会的控制更严。据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到1931年3月，全市58业只有85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也仅为133797人，不及1927年工人运动极盛时的1/6.其原因在于：(1)人力车夫、茶房等过去可以组织工会，新法不许组织。(2)过去有大量店员加入工会，新法则规定店员不得有工会之组织，而须加入同业公会。(3)童工人数不少，但因受《工会法》的年龄限制，不得加入工会。(4)有许多工会因法律上之地位未经确定，或因主管机关不属于上海，未至社会局登记。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6-17页。
对五四运动后上海工会数量和工会会员数量的梳理可以发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近代工会开始大量涌现，到1927年3月发展到顶峰，此后迅速降温，工会数量和会员人数均大幅减少，到3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工会控制的加强，上海工会的发展跌入低谷。
（二）上海近代工会的分类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中西交流重镇，上海聚集了各种政治力量，每种政治力量都试图影响工人运动的走向，导致上海工会发展呈多元倾向。按照其理念和行动模式，可将上海工会分为依附型工会、稳健型工会和激进型工会三大类。这三类工会在20世纪20年代相继出现于上海政治舞台，依附型工
本书在研究上海劳资争议之前，先对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进行分析，此分析从两个方面展开：(1)工人的基本状况及工人组织的发展状况；(2)资本家的组成状况及雇主协会的发展状况。
本书将工人限定于就业组织中的工作者，它是“就业组织中，本身不具有经营决策权力并从属于这种决策权力的工作者”程延园：《劳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现代产业中的第二、第三产业的绝大多数就业者都属于工人这一范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人数已相当巨大，成为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会群体。
一、工人队伍的地缘分布与职业分布
1.庞大的工人队伍
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上海因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首批通商口岸之一。廉价的外国商品依靠商船源源不断地输往上海，随着航运业的迅速发展，船舶修造业成为获利甚巨的行业。善于抓住商机的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立船舶修造厂，并开始招募当地人为其服务。随着外国船舶修造业以及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打包业，为外国侨民服务的制药业、食品业的兴起，19世纪50年代，上海首批产业工人诞生。此后，在清政府官办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中，产生了上海第二批产业工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已有工业企业77家，工人约3.7万人，占当时全国工业工人总数的40%，加上中外资本在上海开设的轮船公司以及码头、旅栈业和商业金融业中的船员、苦力、店员，上海已有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约5万人的职工队伍。
1895年后，上海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产业工人队伍得到了几次大规模发展：
第一次发展是在甲午战争发生后的几年，外国资本在上海投资所设工厂数量激增。1895年到1913年，外国资本在上海开设的工厂有43家，其中不乏规模较大的企业。据统计，1910年，雇佣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外资企业即有18家，工人36030人。在外资企业发展的同时，上海民族工业也获得初步发展。新设的缫丝、面粉、卷烟、造纸、棉纺等工厂达91家，虽然中国企业的规模小于外资企业，但其中雇佣工人500人以上的也有28家，工人40021人。总体而言，到1913年，上海工厂工人达到14～15万，其中500人以上工厂的工人达76051人，占全市工厂工人总数的一半。
接下来的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和日本、美国资本的大量输入，上海工业企业激增，工人队伍迅速扩大。至1919年，上海已有工业工人181485人，其中近60%的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大厂里工作。
第三次发展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也在曲折中发展，新的工业行业陆续创设，行业规模逐渐形成。上海职工人数逐步增加，到1936年，全市工厂总数达5500多家，产业工人46.4万人。
在产业工人队伍壮大的同时，商业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店职员，服务于交通运输业的工人、苦力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职工人数也随着各项近代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到1936年，上海已拥有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产业构成和地区分布比较集中、总人数达到111.7万人的工人阶级队伍。《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8-82页。
2.工人的地缘分布
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1852年，该市人口仅50余万，1949年增加到500多万。新增的人口绝大部分为外来人口，据统计，1927-1937年，上海年均增加人口在12万以上，其中非本地人7.8万，几乎占到新增人口的2/3.在这些非本地人中，外来劳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在1930-1936年上海华界增长的452982人之中，有产业工人210707人，占人口增长总数的46.5%，另有39000人进入剩余劳动力市场（即无业人口），两者总数占人口增长总数的55.1%。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118页。
上海飞速发展的工商业对各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据《上海县续志》记载，随着上海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市政建筑的兴盛，各地“耕夫织妇尽弃其业，而趋工场”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造就了一支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上海工人阶级队伍，其来源大致有三个：(1)广东工匠。开埠初期，上海新开的船舶修理厂需要工匠，往来轮船需要水手，而上海本地当时缺乏这些技术人才，这种状况为广州工匠们提供了就业的好机会，成千上万的广州人--大多为水手和造船工人--来到上海，到这个新兴工商业中心从事其老本行。[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2)宁波及其周边地区的手工业者、农民。1861年，宁波落入太平军之手，惊恐万状的地主和商人纷纷涌入上海避乱，其带来的财富部分投资新式企业，部分投资传统手工业，如珠宝业和木作业等。由于有8个世纪的对外贸易经验，加上其家乡比邻上海，宁波商人在上海市场上很快超过了其广东竞争者。宁波雇主最喜欢雇佣男性亲属，其次是同村或同镇人，再次是同县人，最后才是宁波地区其他地方的人。这种雇佣嗜好为宁波地区的手工业者、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3)最大的来源为苏北、华北及其他各地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无业游民。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给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大量居民背井离乡，流入上海寻求生计。其中除了少数江南富裕地主（来自苏州和无锡者居多），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苏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的贫苦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以及无业可就者。[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6页。
由于近代上海各行各业的招工大多靠包工头和把头，他们一般都习惯于从自己的家乡招募工人，因此，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工人的地缘性差异比较明显。广州木匠、宁波铜匠和盐城人力车夫成为人们熟悉的近代上海劳工世界的形象。其实，除了行业差异以外，即使同一行业、同一企业，不同工种工人的来源也是有重大差异的。比如纺织行业，江南女工分布于纺纱间和织布间，苏北女工则只能在粗纱间干活；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再比如福新面粉厂，轧面车间雇佣的都是宁波籍工人，包装车间雇佣的都是无锡和常州人，而在户外装卸小麦的则是苏北人。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页。
该日商纱厂工人来源于苏北、苏南、上海本地、安徽、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区，其中苏北人最多，苏南人、上海本地人和安徽人居其后，其他地区的人所占比例很小。后人总结上海工人的地缘性分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商纱厂工人主要来自苏北、安徽；华商纱厂、面粉厂工人以无锡和上海本地人居多；丝织业工人则大多来自浙北和苏南；码头、运输业的苦力主要来自苏北；市政公用事业工人则大多来自湖北、河北。《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劳工的分化逐渐清晰，来自南方的熟练工匠掌握着稳定的、报酬高的工作，而来自北方的农民则以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缫丝工人、纺纱工人等职业为归宿，报酬仅能糊口。
来自相同地域、从事相同职业的工人们往往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思维方式，这些因素往往构成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愿意定居在同一地区……原籍相同者集中居住，导致特种风格的茶馆、饭馆、娱乐场所纷纷建立，以迎合该社区的绝大多数顾客。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同乡人聚会谈天、传播消息、增进乡谊的场所，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制造麻烦的温床、与不同籍贯者发生冲突械斗时的集合地。”[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近代以来，上海劳资冲突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业性发动，同时也具有地域性发动的特色。
早在1902年，上海耶松船厂就出现广州籍木匠罢工而宁波籍工匠照常上班的情况。几年后这种情况又一次出现，当时在中国和外国船厂工作的上千名广州木工举行罢工，要求工资增加20%。而同在几家工厂做工的宁波木匠，却拒不参加罢工，尽管其工资比广州人低1/3.[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资冲突的地域性特征依然比较明显。梳理上海远昌机器厂解雇案始末，能清晰地看出这一情况：1928年3月，远昌机器厂资方以木业第三分会白帮工头李保记营私舞弊为由，将其停歇，并把原有白帮工人一并辞退，另招第一分会红帮工人承做，遭到白帮工人极力反对，遂引起劳劳纠纷和劳资纠纷。
原来上海木业工人共有三个分会：第一、二分会为红帮木业工人所组织，专做船上的一切大件木工；第三分会为白帮木业工人所组织，专做陆上建筑部分的木工。红帮工人的第一分会为浙宁帮，所有会员均为宁波人；第二分会为广帮，所有工人均为广东人。白帮工人即第三分会工人均为上海本地人。此次事件导致的纠纷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红帮工人与白帮工人的纠纷。第三分会（白帮）对于第一分会（红帮）接手其工作非常不满，认为此举会导致其工人失业。第一分会则认为船上木工向来为红帮工作范围，白帮工人本不善于水上木工作业，承做远昌船上木工，显然是无视行规，侵占红帮工作，第一分会派人到远昌厂接替工作实际是按行规行事。
第二，浙宁帮和广帮工人的纠纷。第二分会（广帮）对第一分会（浙宁帮）接手远昌厂的工作不满。其理由是，1927年红帮两分会就曾约定，广帮厂商所属各厂，包括远昌厂在内，共26家，为第二分会工作范围；浙宁帮造船厂30余家，为第一分会工作范围。今第一分会到远昌厂工作，是违背协约，侵夺第二分会范围内工作。第一分会却认为1927年第一、二分会与各工头新订的条件中并没有严格划清两分会的工作界限，当时约定：“广帮）各厂各轮船公司及各工头雇佣工友，先用广帮木业第二分会工人，人数不够者，可叫浙宁木业第一分会工作，浙宁帮亦然，俾互相雇佣。”所以远昌厂的工作不是第二分会（广帮）的专利，既然远昌厂资方信任第一分会（浙宁帮），第一分会承担其工作并无不当之处。
第三，第三分会与远昌厂的劳资纠纷。远昌厂资方认为，第三分会工人均为工头李保记的下属，解雇了此工头，厂方对依附于此工头的工人也难以信任，所以一并解雇，况且厂方自有自己的用人权，不能由劳方规定应由何方来承做其工作。第三分会则认为，远昌木工部工作向来归白帮工人承做，且工价比红帮工人低。自成立工会后，遵照第一、二分会成例，提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条件，遭到厂主的记恨，因而停歇工人。退一步说，即使因故撤换工头李保记，也不能以一工头的缘故而牵累全体无辜工人。邱培豪：《上海市内劳资纠纷的几个实际问题》，析自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上海特别市十七年罢工统计报告》，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
工人拘泥于自己的地缘性而忽视全体工人的整体利益，可能使工人在劳资争议发生时难以形成合力，制约了工人整体力量的发挥。
3.工人的职业分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聚集地。1919年，上海工人总数达到51万人，其中工业工人18.1万，交通运输业工人11.6万，手工业工人21.3万。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据估计，1927年，上海工业工人增加到22.4万，交通运输业工人增加到15万，手工业工人队伍变化不大，仍为20万左右，商业职工则不到20万，教育、文化、娱乐、科研机构，医疗卫生部门，新闻出版系统职工约一两万人。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2-493页。
由以上数据可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已颇为庞大，占到全市职工人数的四成多，商业金融业店职员队伍有所扩大，手工业工人人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人数基本持平，以前一直缺乏统计的苦力工人队伍终于有了较为确切的人数--14万，科教文卫职员虽然人数较少，但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相比，其队伍也扩大了1～2倍。
以下就对各类工人队伍情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
（1）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近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直接产物，他们发展快、人数多，是上海工人阶级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产业工人包括工厂工人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工人，其中，工厂工人是指在现代企业中从事体力劳动或半体力劳动的工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需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技术培训，才能掌握生产操作规范、工厂规章制度与行为准则。在培训和工作过程中，产业工人被要求在紧密配合的基础上，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因此，产业工人的组织起点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信心感和效能感。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3页。因而，产业工人是近代工人阶级的核心、推动近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产业工人队伍的发展情况向来受人关注。
上海产业工人主要分布于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资本相对集中的棉纺、缫丝、棉织、烟草、印刷、轮船、铁路、汽车运输等行业。相对而言，这些行业的社会化程度较高，工人在工作中必须紧密配合，工作任务的完成必须建立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些行业的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明显高于其他行业。此外，这些行业不乏资本雄厚、动辄雇佣成千上万工人的大企业，如英美烟草公司、日本内外棉集团、申新纺织集团、福新面粉集团都是雇佣工人近万人的大企业。大量工人的聚集无疑增加了工人的团体力量--一厂或一业工人共同的利益诉求推动着团体的集结，唤醒了工人的团体意识，使劳资关系由个体逐渐转向团体，劳资关系的契约化在工人与资本家的多次博弈中酝酿、产生和发展。
（2）店员。在开埠以前，作为东南商业重镇的上海就有一支为数众多的店员队伍。开埠之后，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五金、棉布、百货等各种新式商业行业迅速发展，商店店员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虽然店员是近代中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和中国城市史研究者的兴趣几乎都集中于以企业经营者和地方精英为主的资产阶级以及作为民众运动承担者的工人的身上，对店员阶层的关注较少。仅存的少数对店员阶层有所关注的研究成果也将其纳入职员的范畴，如朱邦兴等人合编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二十四章《上海各业职员》将金融、保险、洋行、海关、百货店等的职员、店员统统归入调查的范围。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社会处1941年末的职员阶层调查对象包括行政机关、公用事业、教育、交通运输、金融、商品批发业、制造业、零售业、教会中的工作人员和医生、律师、会计师、记者等自由职业者。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包罗万象的统计方式，可能与职员和店员工作的分散性、组织性不强存在较多关联。
笔者以为，商店店员与金融、保险、洋行、海关的职员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难以纳入职员阶层，而行政机关、公用事业、教育机构以及自由职业者与店员的差异更大，根本不能归入同一阶层。因此，本书将店员作为一个阶层单独列出进行分析。除了永安、先施、大新、新新、中国国货等大型百货公司外，大多数店员分布于旧式商店。
据朱邦兴等人估计，抗战前上海约有旧式商店店员13～14万，以行业分布而言，他们主要分布于以下各业：(1)衣料贩卖业，包括棉花业、棉纱棉布业、绸缎丝茧业、针织棉织业、衣料零售业、西服军服业等；(2)食料贩卖业，包括粮食业、茶叶业、地货业、南货业、酱园业、药材及参燕业、饮食业（酒馆、饭馆、茶食等）、烟丝业等；(3)建筑及装置用品贩卖业，包括木材业、五金业、电料业、木器业等；(4)其他，包括柴炭煤业、日用品（牙刷、化妆品等）业、钟表眼镜业、印刷业、文具书籍业、旅馆业、照相业及照相材料业等。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2-703页。除了永安、先施、大新、新新、中国国货等大型百货公司外，近代上海的大多数商店规模都很小。除了大百货公司雇佣的职工较多外，大多数旧式商店都只雇佣较少店员。据统计，1934年上海旧式商业系统包括62业9391家字号，平均每家店雇佣的职员只有8.8人。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5页。
以经营方式而言，旧式商店店员又可分为批发业和零售业。零售商店的店员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其工资多则每月10余元，少则每月两三元，遇到生意好加上年底分红，中等职员平均每月所得不会超过二三十元，小职员有一二十元就已经很好了。至于生意差的时候，除了微薄得可怜的薪水以外，其他则什么都没有。职员的膳宿多数由店内供给，膳食多半很差，睡觉大多是摊地铺。批发商店的店员劳动条件相对较好、营业时间相对较短。营业范围很大的批发店家（如棉纱布业、粮食业等）赚钱多的时候，职员有时可以得到相当多的分红，但这类店家在旧式商店中只占极少部分。
就文化层次而言，大多数店员仅仅初通文墨，接受学校教育者极少。据不完全统计，在衣料零售业职员中，高小未毕业者占80%～90%，初中毕业的占1%～2%，未受新式学校教育的占10%左右。由于大多数店员要经过“学徒”这一阶段，因此店员与经理老板之间存在着“师生”名分，不仅仅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还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3-705页。
行业分散、社会化程度低造成店员阶层的组织性、纪律性较差，店员与雇主形式上的师徒关系使得其雇佣关系主要依靠行规和习俗维护，与产业工人相比，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劳资争议相对较少。但产业工人通过行业抗争获得团体利益的事例有时也会激起店员的效仿，到20世纪20年代末，传统行业中的店员与店主之争逐渐增多。
（3）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为受雇于已经转化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或手工作坊的劳动者，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劳动者和家庭手工生产者不属于此范畴。近代上海的机器工业生产水平虽然在全国居首位，但由于机器价格昂贵和劳动力价格低廉，加上某些手工生产的技艺无法用机器替代，所以手工劳动在上海依然大量存在。
上海开埠后，出现了一批加工皮革、羽毛、茶叶等出口商品的手工作坊，以及为外国轮船修理机器、配置零件的机修工场。这些手工作坊、机修工场通常雇佣10名左右工人，有些稍多一些。甲午战争后，新式手工业发展较快，有些行业出现了雇佣工人数百名的手工工场。如有的手工织布工场，就有脚踏或手拉织布机300多台，雇佣三四百名女工。《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以后，在历次抵制外货运动的影响下，国货畅销，棉织、针织、抽纱、花边、刺绣、皮革、制伞、电池、灯泡等生产手工工艺品和日用品的行业都有所发展。但随着行业的发展，某些积聚资本稍多的企业逐渐采用机器生产，成为现代产业，其中的手工业工人也相应转化为产业工人。
由于手工业工人一直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其人数一直维持在20万人左右。1920年以前，手工业工人是工人人数最多的部门，据估计，当时全市手工业工人有21万多人。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此后，手工业工人队伍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反而有缩小的趋势。1937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全市手工业工场进行了调查，发现其雇佣的总人数为20.9万。《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和店员一样，手工业工人的分布也相当分散。据上海市社会局1935年对闸北、南市和公共租界5874家手工工场的调查，雇佣职工在15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只有178家，占3%；雇佣职工在15人以下的有5696家，占97%。《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队伍不稳固且散处各工场的手工业工人与店员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其与工场主之间的劳资争议也不如产业工人多。
（4）苦力。苦力一般指在城市里从事重体力劳动而无固定工作的血汗工人。王清彬等人在1928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中指出，“我国工人，大多数恃筋肉劳动为主，除少数有技能者外，概可称为苦力”，而社会上一般所称苦力，“系指无规定工作之负力工人而言”。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625页。奔走于城市各个角落的人力车夫、码头装卸工、搬运工、清道夫、挑水夫、粪夫等都属于苦力。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也指出：“都市苦力工人……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对苦力人数的统计最早见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登载了一篇《上海劳动状况》的文章，对上海各业工人人数进行了初步估算。文章指出“上海黄浦江两岸，从十六铺抵杨树浦十多华里的地方，差不多尽是轮船码头”，这些码头上有很多为轮船“起货、背包、扛棒”的码头小工，“约略计算起来，这类小工在3万以下”；上海租界和华界“专在市面上运送”客人为业的人力车，共约11800辆，人力车夫“总计共有35000人上下”，另外还有包月车工15000人，两种车夫合计，共约5万人；上海南北市及租界共有运粪的清洁夫5000余人；公共租界工部局雇有清扫马路及园林的工人600余人。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据此推算，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约有8.5万苦力。
此后，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胀，上海苦力人数有不断增长的趋势。1927年，上海苦力上升到12万人左右，其中各种人力车夫8万余人，码头装卸工人近3万人，其他各种挑夫、肩夫等苦力近万人。1936年，苦力总数又上升到14万人。《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苦力既无技术又无文化，职业极不稳定，随时都有新人加入，随时都有旧人退出，流动性大，队伍不断变动，工作场所不固定，工作中协作性不强，种种原因使得苦力的组织性不强，“劳资关系不如工厂明显”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4页。虽然他们也有反抗现实和改变自身处境的愿望，但他们要么采取逃离这一行业的办法，要么通过帮会帮口进行活动。通过帮会帮口活动时，他们也往往将对抗的矛头指向不同地缘的同行或包工头而非资本家，其劳劳纠纷甚至超过劳资纠纷。
4.产业工人的行业分布与厂籍分布
工人集中程度较高的行业往往比较容易发生劳资争议，对近代中国历史较为熟悉者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产业工人与资方的冲突较多，而中国机器工业最发达的上海，其产业工人的抗争更可称为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典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上海产业工人的行业分布集中和厂籍分布集中密切相关。
（1）行业分布。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纺织工业，占有上海产业工人的大多数。全市28.57万产业工人中，纺织工人就有20.54万，将近占总数的72%，其中棉纺工人11万多，棉织工人2.9万多，棉纺织工人总数达到14万多，几乎占上海产业工人的一半；其次为缫丝业工人，总数为5万多，将近占产业工人总数的18%。上海市社会局1928年的调查反映出同样的结果，全市22.2万多工人中，纺织工业即占17万多人，占全部产业工人的76.58%，其中棉纺织业10.3万多人，缫丝业5.2万多人。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上），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第17-18页。棉纺织业和缫丝业以外，工人比较集中的为烟草业和印刷业。1929年烟草业工人2.4万多人，印刷业1.3万多人，分别占产业工人总数的8.5%和4.67%。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上），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第19页。
不管是华商纱厂还是外商纱厂，绝大多数企业的用工人数都在千人以上，用工人数在两三千之间者只能算中等，某些企业的用工人数甚至达到了六七千人的规模。另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童工委员会的调查，1924年，上海美庆丝厂、瑞华丝厂、永泰丝厂、永余丝厂、豫丰丝厂、瑞纶丝厂、上海丝厂等雇工都在1000人以上，其中永泰的两个分厂和瑞纶丝厂雇工甚至超过2000人。烟草业中以英美烟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最负盛名，1924年，英美烟公司在上海的3个厂共雇佣工人6421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雇佣工人4930人。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179、192页。
如此众多的工人聚集，自然比较有利于工人以集体的名义与资方抗争。据统计，1895-1913年上海共发生罢工116次，其中产业工人80次，产业工人罢工主要集中于缫丝业和棉纺织业，分别达到39次和15次。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42-353页。1918-1936年上海共发生罢工1504次，其中纺织工业553次，交通运输业154次，造纸印刷业120次，饮食业100次，其余各业均低于100次，大多数行业不足50次。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近四年来上海的罢工停业》，《国际劳工通讯》第5卷第5期，1938年，第21页。可见，纺织业的劳资争议明显多于其他行业。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纺织业工人高度集中，相似的处境、共同的经历很容易使他们形成统一的目标，并采取统一行动去实现目标。
（2）厂籍分布。这里所说的厂籍是指企业资方的国籍。考察上海近现代史能发现，首先在上海投资办厂的是外国资本家，上海第一批产业工人也诞生于外资企业，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企业工人人数一直超过民族企业。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上海共有工业企业77家，工人约3.7万人，其中外资企业45家，工人1.9万，民族企业32家，工人1.8万。甲午战争后，上海的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快速发展，其中不乏投资多、规模大的企业。到1910年，上海500人以上的46家大企业共雇佣工人76051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一半，其中外资企业18家，雇佣工人36030人，平均每家2000人；民族企业28家，雇佣工人40021人，平均每家1400人。《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企业虽有飞速发展，但外资企业工人人数依然可观。据上海总工会报告，1925年6月，上海英日帝国主义企业中罢工人数总计136000人，将近14万人。刘明逵、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而在棉纺、卷烟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外资企业雇工人数甚至远远超过华资企业。1927年，上海34家外资纱厂共有工人74613人，大大超过23家华资纱厂49998人的规模。同年，英美烟公司一家就雇佣工人7000人左右，而华资67家卷烟厂的总人数也不过15781人。方宪堂：《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291页。在公用事业中，外资6家大企业雇工8000多人，占全行业职工总数的80%以上。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页。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不断遭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伴随政治、军事侵略而来的是经常性的经济侵略，随着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不断增加，外国企业在中国越办越多。如上文所述，作为外资企业聚集的重要地区，上海聚集了大量外企工人。当外国人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到上海时，其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工人非其本国同胞，外国资本家在对中国工人予取予求时，少了一些顾忌和犹疑，多了一些贪婪和果断。为了争取自身权益，为了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中国工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868年10月，上海英商耶松船厂的广东籍工人就为反对资方降低工资举行了罢工，这是上海产业工人第一次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举行的罢工。5个月后，即1869年3月，《上海晚报》的排字工人又因资方拖欠工资而罢工，导致3月31日的报纸停刊。此后，不断发生外企工人的罢工斗争，自上海开埠到五四运动前夕，上海共发生60次产业工人针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51-52、340-362页。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反帝意识开始觉醒，而1925年的“五卅运动”更将反帝运动推向了高潮，外资企业的劳资争议也因此连绵不断。据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1918年至1932年15年间，上海1121起罢工停业案件中，有34%发生于外国厂号，其中又以日英两国的工厂争执最多，前者共159起，约占总数的14%，后者136起，约占总数的12%。在19家多事的厂号中，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位列第一，英商英美烟公司位列第二。外资厂号劳资争议较为集中的原因，除了这里工人较为集中，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以外，与中国人民的反帝意识觉醒也有一定的关系。当年的研究者也认为：“外籍厂号中发生的案件，除了纯粹的经济冲突外，颇多由于因劳资间种族的歧异而引起的私人恶感、国家观念。譬如在日籍厂号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同情罢工事件，一厂中发生了风潮，极易引起其他日厂工人的援助，而采同一的步骤。”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6页。可见，外资企业的劳资争议往往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二、工人的经济地位
1.收入状况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工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工业中心上海的工人更因其代表性而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对上海工人收入状况进行较详细调查和统计的则是上海市社会局。
第一，工人总体收入偏低。统计表中30个行业的大部分工人月均收入在20元以下。缫丝、棉纺、针织、玻璃、油漆、火柴、搪瓷、化妆品、造纸、毛织、制革等11个行业工人的月收入为10～15元，锯木、电机、水泥砖瓦、皂烛、棉织、面粉、榨油、制蛋、调味罐头、冷饮食品等10个行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为15～20元，翻砂、漂染、烟草等3个行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为20～25元，机械、造船、电气、自来水、丝织等5个行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为25～30元，只有印刷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在30元以上。可见，月平均收入在20元以下者有21个行业，即70%的行业工人月平均收入在20元以下。如果结合各业人口的分布情况更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在20元以下。
第二，行业间的收入差异大。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很大，这在技术行业和非技术行业表现更为明显。如上文所述，印刷、机械、造船、电气、自来水、丝织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工人月平均工资一般都在20元以上，而缫丝、棉纺、火柴、毛织等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工人月平均工资一般都在15元以下。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间的平均工资相差很大，收入最高的印刷业工人平均月入39.37元，而收入最低的缫丝业工人月入仅11.92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
第三，收入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明显。年龄和性别往往是造成工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男工的收入明显高于女工和童工。在棉纺、电机、火柴、制革、烟草、造纸等既有男工又有女工和童工的行业，前者的收入都明显高于后两者。除了棉纺业外，其他4个行业男工的工资都在女工和童工的两倍左右。在其他男工和女工并存的行业，男工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女工，男工的工资一般都在女工工资的1.5～2倍之间。大多数行业男工的月平均收入都在20元以上，而女工的月平均收入除了印刷、针织和丝织外，其余各行业的收入没有超过15元者，童工的收入和女工相似。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与其他阶层特别是中上阶层相比，上海工人的收入明显偏低，而即使是偏低的收入，也存在行业差异和性别、年龄差异。这种收入的高低悬殊是引发劳资争议的重要原因。根据社会学原理，社会成员不满或者对抗社会的直接原因是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往往源自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比较，即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它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而形成的心理感受。从这一角度考察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它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由于有大量的比较系存在，例如官员、资本家、职员阶层、技术工人以及其他高收入行业的存在，生活在当时全国生活水平最高的上海的工人，仍然感觉不公平和不满足，从而引发对社会和资本家的不满，劳资冲突因而不断涌现。
2.生活状况
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既可以从各项生活费用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反映出来，也可以从工人家庭衣食住行的实际情况中反映出来。上海市社会局曾在1929年4月至1930年3月对本市305户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用逐日记账的方式对上海工人的收入情况和生活支出情况进行了详细登记，得到了上海工人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这305户工人家庭的职业分布状况为：纺织业占60.26%，机器建筑业占9.54%，食品业占7.79%，化工业占6.35%，水电印刷业占4.45%，运输小贩占11.61%。区域分布为：沪东占21%，沪西占42.3%，沪南占18%，沪北占5.9%，浦东占12.8%。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352页。在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上都非常有代表性，因此，本书主要以此为依据，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工人的基本生活状况。
305户工人家庭年户均支出454.38元，其中食物费241.54元，占53.2%；房租37.83元，占8.3%；衣着费34.01元，占7.5%；燃料费29.00元，占6.4%；杂项费112.00元，占24.6%。虽然各收入组工人家庭衣、食、住等各项家庭支出的比例稍有不同，但差别不大。总体而言，食物、房租、衣着、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在每年支出中占3/4，其他费用为1/4.
德国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恩格尔曾经总结出消费结构变化的规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其主要内容为：(1)食物费用的比重随着收入的增高而递减；(2)房租、衣着与燃料费用的比重，不随收入的增减而变动；(3)杂项费用的比重随收入的增高而递增。我们发现：(1)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物费在家庭开支中的比例逐渐减少，基本符合恩格尔定律第一条；(2)燃料费的比例随收入的递增而递减，但幅度极小，房租费的比例在各组中起伏不定，衣着费用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增，但幅度也很小，这些与恩格尔定律第二条基本符合；(3)杂项费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与恩格尔定律第三条相符。不过，虽然各项消费支出在不同收入组中有不同的比例，但就总体而言，食物所占比例都较高，而房租、衣着、燃料等所占比例都较低，可见，上海工人的总体生活水平是比较低下的。
调查报告中对工人衣、食、住的各项细致描述给我们更清晰地展示了上海工人的生活状况。
第一，食物支出中米面所占比例过大。食物支出在305户工人家庭中占大头，每户年均241.54元，占53.2%。其中，米面占食物总支出的53.4%，尤以米为主，食粳米家庭占90%，食籼米家庭占68%，兼食者占58%。豆类蔬菜占食物支出的17.5%。鱼肉禽蛋占食物支出的16.5%，其中尤以鲜猪肉为多，平均每家每年消费40.97斤，鱼类消费量也较大，平均每家一年购买各种鱼类的总量约为38.15斤，这与上海滨海沿江水产丰富而民众喜食之习惯有关。调味品支出占10.5%，主要是油、盐、醋、酱油、白糖与料酒等。其他费用占2.1%，以南货干果（花生、瓜子、红枣、桂圆、糖果）与水果为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375页。
根据营养学理论，成年人每日需热量3400～4150卡路里。但从上海工人膳食营养结构来看，成年男子每日摄取蛋白质82.5克，脂肪48.8克，碳水化合物559.8克，合计热量仅3008卡路里。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动物蛋白与脂肪摄入量较少，生理所需热量十之七八来自谷类食物，“无机盐类中的铁虽足用，钙和磷则患不足”，维生素也有“缺乏之虞”。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8、393页。
第二，住房非常拥挤。305户家庭中，住一间房的145家，占47.6%；住两间的130家，占42.6%；住三间及三间以上者30家，占9.8%。平均每家居住1.65间，以每家4.62人或3.28个等成年男子计算，平均每间约住2～2.8个等成年男子民国时期社会学家们为了将大小不等的家庭进行对比，往往将其折合成若干单位，比较通用的做法是将家庭成员折算成等成年男子。其计算方法一般是根据中国人的生理需要，从医学或经济方面，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折算。如陶孟和等人调查北平郊外48户人家，得到220个人的数据，按照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消费食物的不同，折算为162.1个等成年男子。（参见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平社会调查部1926年版，第19-20页）。时人对日商纱厂工人生活环境的描绘使我们能更直观地了解上海工人住房的拥挤程度，“工人所住房屋，除本地人自有房屋可以居住外，客地工人都赁屋而居”。赁屋而居者多住于工房，“工房为平房式，开间狭小，房屋比连，窗户不足，空气不通，无卫生防火等设备；其最大缺点，为自来水之不足，计40间工房，每屋平均居人15名，而自来水龙头只有6个，水源不足，何能敷3600余人之消费。其在平时已感不足，如遇火警惟有束手待毙耳”。还有很多工人根本无房可居，“或搭竹棚，或架草屋，或生活于船上。此种居处，一至天热，蚊蝇臭虫，往往传带病疫，故死亡率最高”。由于工人“生殖亦繁”，“每见矮棚之中，赤身露体之孩童，匍匐于淤泥之中”。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391页。
第三，衣着类支出极少。305家平均每家衣着支出34.01元，或平均每个等成年人10.37元，“只够中上层社会的人购买皮鞋一双”。因此，购成衣者很少，大部分家庭都选购廉价的棉布请裁缝缝制衣服或自己动手做衣服，这从布匹费占衣着费的54%可见一斑。购成衣的家庭不过十之一二，且所购成衣多为单短衫裤、卫生衫裤，汗衫、小孩衣裤之类。上海市社会局曾抽样调查了其中24个家庭，每家的人口均在4人或4人以上，据估计，全家衣着品总值仅116.64元，其中衣服85.822元，占73.6%；被褥19.435元，占16.7%；其他11.387元，占9.7%。有蚊帐的仅17家，有枕头的仅8家。平均每家只有棉袍1.8件，棉袄2件，棉裤1.9条，夹袍0.8件，夹袄2件，夹裤1.9条，单长衫1.5件，单短衫8.1件，单裤7.8条。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412页。如做平均计算，则四口之家人均仅1件棉衣、2件短衫、2条单裤。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家庭成员养成了衣服互换共穿之习惯。因而，一般工人“衣着不周”也就司空见惯了，时人甚至留下了如此记录：“工人所穿衣服都用老布，在女工中亦有沾染都市风气，购置一二身洋布衣服者，然极为少数。近年以来，百物昂贵，布价亦大涨，劳动者欲添置一二袭衣服，颇不容易，故往往鹑衣百结，无以蔽体。”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391页。
上海工人家庭的平均生活费高于其他地方农工家庭一倍以上，食物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例最低，其衣、食、住等各项开支都高于其他对照组。即使考虑各地物价差异的因素，上海工人的消费水平仍然高于他处。以衣食两项为例，上海工人平均每家衣着添置费34.01元，食物开支平均每家241.54元，平均每月20元。参照1930年上海市场商品零售价，34元衣着购置费可购棉花10斤、细布10丈、线呢5丈，还剩下3元作裁缝的工钱，如果自家缝制，则3元购买针线纽扣绰绰有余。一月20元的食物费可购100斤米，10斤猪肉（蔬菜不计），5斤豆油、2斤猪油，5斤煤油，糖、盐、肥皂、香烟各1斤（块、条）。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0页。这种生活水平比内地其他都市高得多。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对国内各大城市劳工生活程度调查后认为：“上海工人的衣着比北平人好得多，每家每年的衣服费平均36.70元，高出北平2.5倍。”陶孟和：《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中国太平洋学会1932年版，第57页。在食物消费中，上海工人家庭年均购肉、鱼、蛋等荤菜39.86元，年均购鲜猪肉40.97斤，鲜牛肉8.58斤，咸猪肉5.9斤，牛奶、奶粉若干。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而抽样调查的48家北平工人家庭半年内平均每家购肉的费用仅1.6元，48家半年内购蛋的仅7家，购鱼的1家，购买牛奶的一家也没有。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析自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可见，上海工人生活水平在本市虽属低下，在国内同行中却属前列。
上海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吸引了国内其他地方的劳工，带着美好的期望，大量劳工涌入上海，上海工人队伍迅速壮大。但在上海生活一旦长久，工人们比对的参照物自然发生了改变，他们将自己的生活与周围其他居民，特别是与其雇佣者--资本家的生活进行对比时，心中原来的平静被打破，对改善待遇、提高收入的期望迅速增强，于是，劳资之间关于工资待遇问题的争执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演变为劳资冲突，激烈者甚至导致全行业罢工。
三、工人团体
（一）近代上海工会的发展历程
辛亥革命以前，上海本无近代工会组织，可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和各种社会力量对组织工人重要性的认识，上海的工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可是，当它发展到顶峰时，政局的变化使其迅速跌入低谷。
1.近代工人的早期组织
在近代工会诞生以前，工人中帮派林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手工业行帮和苦力帮。
手工业行帮虽包括一些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但主要是雇工。随着雇佣关系的扩大，雇工取得人身自由，他们开始组织行帮。行帮虽以雇佣关系的扩大为条件，但它又是工商业还不够发达、雇工不够普遍的产物。我国从来没有像18世纪欧洲某些国家那样出现城市劳动力不足，要把农民赶进手工工场的情况，而经常是劳动力有余，城市就业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手工业者都需要自卫，都害怕外部的和内部的竞争，而这也是行帮出现的直接原因。
雇工的行帮与业主的组织是两码事，但两者又有共同之处。在行帮中，地域、乡土关系十分重要，在有外籍工匠的行业中，多半是按地域分帮，这一点与商人会馆一致。有些则直接受业主的影响，业主按乡籍分帮，雇工也按乡籍分帮，“各归主顾”。“祀神祇、办义举”是商人创建会馆的基本口号，也是雇工建立行帮的基本口号，他们以此为依据向雇工收取一定的费用，甚至向业主收取一定的捐助。其实，祀神和义举不仅是一种口号，也是团结同行、保持控制的有力工具和生活接济必需的措施。
行帮是雇工的组织，其目的自然是维护雇工的利益。不过，他们所要维护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甚至也不是整个行业的雇工利益，而是狭小的、多半是按乡土观念组织的小集团的利益。行帮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和斗争，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或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和斗争。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14页。
苦力帮，亦称地方帮，为纯粹劳动者之团体，并带有一种同乡会之性质，因其成员多为无一技之长、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苦力，故称为苦力帮。苦力帮与手工帮迥异，内部没有师傅徒弟之分，为纯粹具有同一资格之劳动者所组织。其范围甚广，特以搬运业之苦力帮最为发达。每帮有一头目，为帮之代表。一帮之人数，少则十人，多则数百人。凡苦力均得入帮，其地位全然平等。有时头目层级甚多，常有一大头目指挥许多小头目者，尤以码头苦力为最多。
苦力帮之主要任务为对外问题：(1)领域内营业之保护。领域之保护，非常严格。其领域内，不准他帮苦力在其中帮运物品，不得已而越界时，亦须先报告管辖此领域之苦力头。(2)与企业主或其代理人交涉。苦力头作为代表，与企业主或其代理人交涉工资、劳动条件或其他问题，与企业起争端而举行罢工者时有之。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2-3页。
2.近代工会的萌芽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出现了带有工会性质的工人团体。1911年7月，法租界法兴印字馆排字工人曾组建“西字团体社”，并组织该馆工人进行了以增加工资为目的的罢工。民国初年，大批工人团体脱颖而出。其中影响较大者有：
（1）制造工人同盟会。该会正式成立于1912年7月7日，以江南制造局工人为基本会员，其他各地制造工人也多有参加。会长俞惠民在成立大会上声明“制造工人同盟会，系纯全制造工人所发起”，其工作目标“以尊重工人道德为前提，副之以爱国之热忱”。《制造工人同盟会成立大会纪事》，《民立报》1912年7月8日。虽然制造工人同盟会以倡导劳资合作为宣传语，但当时的沪军都督却对其性质做出了如此判断：“核其立会宗旨，并非研究制造理法……其演说之词，则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比资本家，劳动家须脱离资本家之钳制……因之竟有枪厂工人结团要挟，希冀罢工。”《制造局来函》，《申报》1912年7月1日。此判断明确了其工人团体的性质。
（2）银楼业工会，亦称饰业团。这是由上海金银首饰业工人于1912年组织的手工业工会。是年12月，饰业团设立事务所，散发传单，派人到工人中活动，领导了一次“实际上扩大到上海的整个一个行业的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禁止资方雇佣非工会成员的要求，“迫使雇主答应大大提高工人的工资”。当时外国著名媒体《捷报》评论此次罢工，“非常强烈地体现了工会主义精神”，“这或者是上海中国工人按照工会原则办事的第一炮”。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1、742页。
（3）工界青年会，亦称工界青年励志会。成立于1913年春，由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人建立。该会设有演说部、运动部、音乐部、藏书室、娱乐部等，举办夜校，发行杂志，编演爱国新剧，是一个带有俱乐部性质的工人团体。《时报》1914年9月7日、11月11日，1915年4月12日。
（4）集成同志社。民国五六年间（1916-1917年），商务印书馆中文排字部工人杨昌元等人“因目击资方之压迫，工友生活之痛苦，遂毅然联络同志者数十人，以谋解放之策”，在中华民国工党韩辉等人的帮助下，组建集成同志社。为反对资方克扣华字部工人工资，集成同志社在1917年组织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创立以来之第一次罢工风潮”。集成同志社的性质与现代工会十分接近，后来的商务印书馆工会将其视为“今日商务印书馆工会之窠臼”，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樊国人等：《商务印书馆工会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5）焱盈社和均安水手公所。1914年，上海的广东籍火舱海员即轮船上的生火工人和加油工人，为了维护内部团结，保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焱盈社，参加人数达6000余人。均安水手公所成立于1918年，由水手钱孝裕、朱宝庭等发起组织，会员4000余人，大部分为宁波籍，它是上海海员水手中第一个有力的组织。公所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水手进行福利救济。他们组织水手上船就业时捐款，失业时贷款，并负责给水手介绍工作，反对包工头的中间剥削。对遇难的水手还发放葬仪费，帮助家属解决困难。介绍水手免费看病，开办工人子弟学校，资助穷孩子上学。焱盈社和均安水手公所都是按地域、职业结成的类似于职业工会的团体，它们已经不同于旧式组织，但也算不上现代工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带有过渡性质的工人团体。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576页。
到五四运动前夕，上海工人自发组织的带有工会性质的团体逐渐增多，其特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工人性质比较明显。这些团体的领导大多是工人或工人利益的代表，如上海制造工人同盟会的负责人俞惠民是一位同情工人的留日学生，集成同志社以杨昌元为领袖的几位负责人都是商务印书馆中文排字部的工友，均安水手公所的钱孝裕、朱宝庭都是水手。这些组织成立后，不是发动工人罢工，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就是制定章程、措施，保护或扩大工人已经争得的利益，开展工人之间的团结和互助。
第二，大多为技术工人组建，职业性、地域性较为明显。制造工人同盟会是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工人组建，银楼业工会的参加者都是掌握一定技术的手工业工人，集成同志社和工界青年会均由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组成，均安水手公所由掌握航行技术的水手们组成。这说明，一些具有一技之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方面的要求。但他们的眼界还非常有限，难以超出自己的职业范围和乡土范围，因此，他们组建的团体还限于某一个职业或某一个地域。以上列举的工人团体都是单一的职业团体，水手团体中还因地域的不同有焱盈社和均安水手公所之分。
第三，毕竟属于新生事物，这些团体大多处境艰难，难以生存。在这些工人组织诞生以前，中国工人大多依附于雇主和公所行会的领头人，很少有独立的组织。当工人们独立组建自己的团体时，他们面对的是封建军阀的严厉镇压和中外资本家的破坏，因此，大多处境艰难，很快夭折，真正能够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的极少。成立于1912年的制造工人同盟会在1913年被北洋军阀勒令解散。集成同志社被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视为“宛如蛇蝎”，一方面“贿买流氓，殴打社员”，另一方面将社员纷纷开除，使集成同志社“难以支持”，该社领袖杨昌元因愤恨和忧郁而吐血身亡，集成同志社遂“无形解散”。樊国人等：《商务印书馆工会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3.近代工会的曲折发展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两年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上海工人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工人经过“六三”罢工的洗礼，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公所、行会、同乡帮口等组织产生了怀疑，希望组建新的团体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在工人本身寻求新组织的同时，其他社会力量也密切关注着工人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不俗表现，知识分子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资产阶级在“实业救国”的旗号下增加了劳资协调的内容，国民党将发动和组织工人赞助其革命作为重要议题，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明确将自己定性为工人阶级政党，将组织和发动工人作为自己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会组织有了飞速发展，而作为工人最集中的工业中心，上海的工会组织发展迅速，很快超过广东成为中国工人团体最集中的地方。
从1919年夏天开始，上海与其他重要城市一样，大规模组建工会，工会数量增长较快。1922年2月，《民国日报》曾公布过一份联合通讯社调查所得的上海工会名单，共得到48个工会的基本情况，并申言此次结果只是“大略调查”所得，“尚有未悉者甚多”。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564页。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6月份成立的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劳动界组织团体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据1925年8月10日总工会呈请官厅立案的名单，截至1925年7月28日，上海已有工会117个，工会会员217804人。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65页。
既然工人仅仅视组织工会为获得经费援助的一种手段，并未将其视为自己的组织，当遭遇国民党政府镇压之时，解散工会、退出工会必然成为大多数工人保护自己的首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受党派关系的影响，各工会的活动时而公开，时而保密，因此，全市工会的数量无准确的统计，只有几家不太权威的统计报告，或可窥见当时上海工会发展的情况。据1928年2月8日的《大公报沪讯》，上海工会计沪南140所，浦东60所，闸北135所，特别区119所，共454所。同年4月，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根据民心社采自工人总会的报告，宣布该市工会数为408所。同年2月至7月，该局举行失业工人调查，统计出全市共有工会429所，会员男144686人，女50842人，童11964人，共计207492人。为加强对工人的控制，防止共产党的渗透，自1928年9月开始，由农工商局改组的社会局，开始对工会进行重新改组和注册，自此至1930年7月，先后到社会局注册的工会共249个。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第40页。可见，随着国民党对工会控制的加紧，上海工会的数量显著减少。而《工会法》和《工会法实施法》公布后，国民党政府对工会的控制更严。据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到1931年3月，全市58业只有85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也仅为133797人，不及1927年工人运动极盛时的1/6.其原因在于：(1)人力车夫、茶房等过去可以组织工会，新法不许组织。(2)过去有大量店员加入工会，新法则规定店员不得有工会之组织，而须加入同业公会。(3)童工人数不少，但因受《工会法》的年龄限制，不得加入工会。(4)有许多工会因法律上之地位未经确定，或因主管机关不属于上海，未至社会局登记。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6-17页。
对五四运动后上海工会数量和工会会员数量的梳理可以发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近代工会开始大量涌现，到1927年3月发展到顶峰，此后迅速降温，工会数量和会员人数均大幅减少，到3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工会控制的加强，上海工会的发展跌入低谷。
（二）上海近代工会的分类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中西交流重镇，上海聚集了各种政治力量，每种政治力量都试图影响工人运动的走向，导致上海工会发展呈多元倾向。按照其理念和行动模式，可将上海工会分为依附型工会、稳健型工会和激进型工会三大类。这三类工会在20世纪20年代相继出现于上海政治舞台，依附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