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漫记

第二节 西域故事

　　西王母娘娘是中国古典神话中很有影响的诸神之一，直到现在，新疆人民仍流传着关于天池和西王母蟠桃盛会的传说。

　　据说，西王母居于昆仑山，《山海经》上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胜，虎齿，有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原来，西王母的原型是西羌的母虎图腾，有史学家考证，西王母实际上是新疆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领袖的象征。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解放后在新疆很多地方都有发现：哈密地区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雅尔湖、辛格尔，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天山北麓的木垒、奇台、吉木要萨尔、伊吾、巴里坤及伊犁河谷，天山南麓的库车、巴楚、柯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博斯腾湖沿岸，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下塔里森盆地南缘的且末、民丰、于阗、皮山等地。

　　新疆的新石器文化从石器的形制、打磨技术、用途及陶器色彩和花纹看，与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等地的石器文化有密切联系。当时人民的生活因居住地方自然条件的不同，有的以狩猎、游牧为主，随水草迁徙，居无定所；有的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相对稳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已有分工，产品交换已经出现，人们过着氏族社会的生活，先是母系氏族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在晚期渐渐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对于新疆古代居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都有研究。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中西交流的一条通道，也是历史上各色种族、民族迁徙角逐和交汇融合的地方。由于自然、社会或战争的原因，一些种族、民族迁入、游牧、定居于新疆，繁衍生息；又因同样的原因，他们或者迁往他处，或者被征服，或者部分留下来与后来的种族、民族融合同化，成为新疆的种族、民族，就这样东来西往，南迁北移，形成了新疆古代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

　　从人种方面讲，具有西方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居民，在体质上有与地中海东支人类型接近的成分，以短颅为特征的西方人种成分和蒙古人种成分都是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起源。从民族上讲，小月氏、羌族、氐族、塞人、大月氏人、乌孙人都与新疆古代居民有血缘关系。另外，这期间活动在天山南北的还有匈奴人、丁雪人、乌揭人和阿尔泰人。

　　人面虎身的西王母是人们对氏族领袖的神化，然而，中国人造神又始终保持着人气，于是西王母被神化后又被人格化。她和周穆王的相会就是典型的例证。先秦有书记载，西周第六代君主姬满（周穆王）在位时突发奇想，依靠马匹西巡昆仑。《列子》上载：“周穆王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吕，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瑶，王和之。”这次会面，不仅浪漫，更象征着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日益密切的联系。

　　除了周穆王与西王母瑶池相会这个传说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可以作为秦汉以前的西域与中原地区相互交往的佐证。

　　考古学家在罗布泊地区古墓葬中，发现了一种用海菊贝壳制成的随葬饰珠。这种海菊贝壳只产于东南沿海一带，能在新疆发现，无疑是从内地传过来的，虽然新疆正式列入中国版图，是以公元前60年汉在西域设都护府为标志，但中原和西域在那以前的大量交往中，已经使得西域与中原成为日益不可分割的整体。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际上就开始关注西域，汉武帝励精图治，遣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张骞奉诏出使西域，率领一个一百多人的使团，从陇西出发，经匈奴去大月氏，被匈奴捉到逃出来后，取道天山南麓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从那里穿过沟通天山南北的重要交通孔道，进入焉耆，再从焉耆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龟兹、疏勒等地，翻越葱岭，到达大宛（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一路上跋山涉水，备尝艰辛，密切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西汉初期，也就是汉武帝以前，我国北方的匈奴游牧在蒙古高原上，后来发展起来，经常越过河套进入内地骚扰，汉武帝用谋略发兵把匈奴打败。公元前60年的时候，匈奴老单于死，内部发生纷争，日逐王先贤掸归附汉朝，汉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管南北二道各地。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轮台东北）。西域都护府管辖的范围，东起阳关、玉门关，西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北抵巴尔喀什湖，南括葱岭山区。西域五十五国中，除罽宾、乌戈山离、大月氏、康居、安息等国“绝远”暂不属都护外，其余五十国，都在西域都护府管辖之下。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汉朝，成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汉朝的西域统一大业，自张骞始到郑吉止，终于完成了。

　　如果说张骞是西域具有影响的人物，到了东汉，为巩固多民族的国家，班超的功劳算是盖世了。

　　班超系出名门，其父亲是东汉儒学大家，兄、妹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班超本人也有出色的文才。他从小有大志，时刻保持高昂的斗志，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当时，东汉王朝的西北边患十分严重，本已稳固的西域到王莽篡权后又变得动乱不断。公元9年，王莽登基后，派人到匈奴宣布他做皇帝的消息，并改换单于的印，由“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这样一来，单于的地位就与王莽的臣下毫无差别，所以匈奴对王莽很不满。与此同时，王莽将西域诸王一律改为侯，也引起西域各地的普遍反抗。

　　面对这种局面，在东汉朝廷上，首先提出反击北匈奴的是大臣耿秉，他认为中国虚弱、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应以战去战。汉明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准备发兵西征。

　　久居京都、整天写文牍的班超听到此事后，大为兴奋，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言罢毅然投笔从戎，加入窦固将军的部队，向天山进发。

　　班超在窦固军中任假司马之职。汉军出发后，在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与匈奴大军相遇，汉军大败匈奴，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而班超在这次战役中因表现非常突出而立功。窦固看到他智勇双全，颇富才干，令他率领一支小部队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招抚西域各国，使它们摆脱了匈奴的控制。

　　班超以一支人数极为有限的分遣队伍，发挥了千军万马的作用，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成功地从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驱逐了匈奴的势力，为东汉在天山南北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班超完成的任务不啻为一个军事奇迹，汉永平十七年（74），汉朝又重新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任命西域都护，并在东师后部金满城（今吉木萨尔）进行屯田，使自王莽后中断六十余年的中原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复。

　　公元75年，即汉章帝即位初年，中原连年灾荒，社会动荡不安，匈奴又趁机控制了天山南北诸城。东汉统治者惊慌失措，章帝下诏，驻西域汉军皆撤出，班超也奉命撤离。临行前，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说罢拔刀自刎。班超行至于阗，于阗王侯竭力挽留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拦马不肯放行。班超深受感动，不惜违抗圣旨，决心留驻西域，故又折回到疏勒。

　　回疏勒后，班超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团结联合西域各地反匈奴力量，将匈奴势力逐出，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军事力量。班超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平定战乱后，才向中央详报在西域所采取的措施和当时的形势。章帝看到班超奏折后，深受感动，并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所折服，不仅收回了从西域撤兵的成命，还派人前往增援。班超得援后，继续出击，横扫匈奴残余，使西域尽归东汉，班超也因此受命担任西域都护，同时因功被封为定远侯。

　　唐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进一步巩固了在西域的统治，促进了边疆社会生产的进步，为民族团结繁荣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公元623年，唐朝统一中原的事业基本完成，边疆的问题日益明显。当时，由于突厥不断入侵，有人曾对唐高祖建议说：“突厥之所以屡次进攻关中，是因为妇女儿童、金银财宝都在长安，要是把长安烧了，不再作为首都，那游牧部落的入侵就会停止。”高祖觉得有道理。李世民听到之后，认为这是绝对错误的。他劝说其父说：“北方部族劫掠中原的事，自古以来就没有断过。皇上刚刚建立基业，统一中原，精兵百万，所向无敌，怎么可以轻易迁都示弱呢？想当年霍去病不过是一员将军，却可以消灭匈奴，何况我现在是作为一个王子，希望您能给我几年的时间，我要把匈奴的颉利可汗作为俘虏抓起来献给您。如果做不到，那时再迁都也不迟。”

　　唐高祖采纳了李世民的意见，放弃了迁都的想法。

　　公元626年6月，唐朝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杀了哥哥李元吉，被立为太子，掌握了实权。8月，唐高祖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公元629年8月，唐太宗李世民下决心对北突厥用兵。是年隆冬，唐太宗令兵部尚书李靖统率10万大军消灭了盘踞在北方草原的北突厥汗国及其他反抗势力，活捉颉利可汗，大漠以南全部成了唐朝疆域。

　　唐朝消灭北突厥的战争在周边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震动。公元630年3月，周边各国国王、酋长云集长安，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即共同的盟主。

　　唐朝平定了西突厥之后，在其地各级设军政机关，都护以下设置镇军和守备。如安西都护府在龟兹、于阗、疏勒和碎叶四军镇。分驻三万多兵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至此，唐朝已完全统一了西域。唐对西域的统一和管制都比汉代强，终于在汉亡几百年后，又在西域创出一片更加辉煌的天地。

　　到了武则天时期，公元679年10月开始，被安置在漠南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突厥降部就断断续续叛乱，被唐军镇压下去。武则天励精图治，很有一番作为。公元707年，武则天在庭州（今吉木萨尔北）设立北庭都府。

　　唐以后，从五代到宋朝经元明到清朝近一千一百年的时间内，中原政权几经易手，变化很大，而此时的西域也同祖国内地一样，风云变幻。在这变幻动荡的年代里，西域各个民族之间虽然不断变化发展融合，但始终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来到十八世纪。自十八世纪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渐显颓势，已踏上了衰亡之路。而这时，欧美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对外实行野蛮疯狂的殖民掠夺，安分富庶的中国很快就成为西方列强和沙俄劫掠的对象。新疆这片祖国西北的宝地，也成为列强掠夺的对象。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先后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危难中挺身而出，高举革命大旗，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斗争遍布全国各地，革命风暴愈演愈烈。新疆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纷纷起来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和全国各地的反抗者、革命者紧密联系，相互支持，并有一批革命党人来到新疆，如杨缵绪、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刘先俊等。

　　中国共产党对新疆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解放的斗争始终是关心和支持的。早在1939年就派党的早期代表、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作为中共驻新疆的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负责人来到新疆，组织和领导新疆人民反帝反封建和开展抗日斗争，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后来党还派来毛泽民、林基路等大批干部，对新疆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有力的支持。1949年10月10日，解放军第二军、第六军在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进军新疆。接着王恩茂率领第二军各部，张贤约率领第六军各部进驻新疆。1949年12月17日，第一兵团部队与“三区”民族军和平起义的部队在迪化会师，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检阅部队。同日，新疆军区和新疆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为第一副司令员，陶峙岳为第三副司令员，赛福鼎为第二副司令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为包尔汉，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伟大胜利，使新疆的社会经济免遭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损失，为解放后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此，生活在166万多万平方公里上的新疆各族人民摆脱苦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