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岁月

第六十三章 中国高校在“扶贫”

　　“金榜题名”，历来被认为是人生一大喜事。然而，当今学子在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喜悦之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及其家长也会为一下子凑足一笔为数不小的学费而犯愁……

　　是的，自1994年国家教委宣布在全国37所重点高校实行并轨收费制度，1995年又扩大到全国100所重点院校以来，“穷家的孩子读得起书吗？”一直是社会和国人所热切关注和议论的话题。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

　　穷家的孩子在读书，但读得很艰难

　　尽管国家近10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但毕竟百姓家庭还说不上富，多数家庭还是比较清贫的。对于城市里拿几个死工资的普通工薪家庭来说，完全自费送一个孩子上大学就已是一种不算轻的负担，更何况完全依赖“土里刨食”的农民家庭呢？

　　但是，送子读书、望子成龙，可谓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和美德。说是孔圣人“学而优则仕”的熏陶也好，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使然也罢，反正中国人从牙齿缝里挤，从勒紧的裤腰带里抠，再苦再难，送子读书也是心甘情愿的。

　　有这样一则让人闻之落泪的真实故事：湖南衡阳县尤弗村蒋本来夫妇，先后都因病住院动过较大的手术，可是这两副病弱的肩膀却支撑着全家6口人的吃饭、穿衣、读书。为了还清家中1万元的老债和送儿女们读书，他俩打听到卖血能赚钱，便从1985年起每月在2个血站卖两次血挣钱。卖血不补营养是不行的，况且他俩长期超限度献血。可是他俩却连一只鸡蛋也舍不得吃，最好的营养就是白米饭加白糖。1994年，蒋本来的大儿子考上了湖北黄石工业学校，要一次性交8800余元学费（委培）。这笔学费实在太昂贵了，而且还要一次性付清，盼子成才的蒋本来怎么承担得起呢？他把房子拆了，把圈里的猪宰了，把仓里的谷卖了，再向亲戚伸手借，可总也凑不够这个数呀！最后不得不把儿子9年寒窗换来的一个读书指标给废了……

　　像这样父母卖血供儿读书，到头来儿子考上学校却还是无法入校门的事，虽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在农村里靠东挪西借，甚至是变卖家产，供儿女上大学的事却不是少数。

　　--家在西北农村的陈鹏霄，拿到武汉水电大学的录取通知时，全村都沸腾了。可是，他的母亲却盯着学校的缴费单发愁。这位农村妇女狠心卖了房子，加上四处借来的钱，总算凑足3000元。

　　--“按我儿子的成绩考个名牌没问题，可是看到那几千元的收费标准，我只好让孩子报考师大。”江苏农民王林不无遗憾地说。为了供儿子读书，王林长年起早贪黑在田里劳作，不满13岁的女儿也辍学务农，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子。

　　--华东师大地理系学生赖才炎，是江西石城县的一个农家子，父母已经60多岁了，没能力供他读大学，全靠哥哥农闲时做民工的收入来维持。一个学期家里只能给四五百元钱，平时，他的钱主要用于吃饭，从来不乱花一分，别的同学出去玩，他就在屋里看书，不敢作半点“潇洒”之想。

　　--广东中山大学一些班级政治辅导员说，经济困难的学生最常见的是节食。每天开饭时候，正是同学们聚集聊天的快乐时分，而困难学生，却端起只有素菜不见荤腥的饭碗躲起来……

　　类似这样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在如今各地的高校中约占5%～10%左右。

　　据江西省教委统计资料表明，在全省32所普通高校中，有困难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0.5%，其中家庭完全丧失供养能力的特困学生约占5%。

　　据湖北省委高校工委1995年初的一份调查表明：约占40%的大学生，月生活费低于150元，其中约有10%的特困生，月生活费不足100元。

　　穷家儿读书如此艰难，自然在各高校乃至全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关注。“不能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已成为我国高校的实际行动。

　　贫困不能阻挡，爱在托举栋梁

　　有语道，“自古雄才多磨难”。对于学子来说，贫困并不是灾难，往往是最好的教师。

　　但是，从贫困家庭里走出来，经过9年寒窗苦读而进入大学校门的特困生，却需要真诚的帮助。

　　当今中国高校，救助特困生已成为国家日常工作的重要议题。许多高校采取了一系列解困措施，致力于建立和健全奖学金、无息贷款和生活补助相结合的助学制度，加强对特困生的建档管理，强化助学机能，认真做好特困生的扶助工作。

　　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限度的优厚奖学金及贷学金。学校每年拿出100多万元设置奖学金，一些基础学科，学生入学后即获得800元的奖学金。另外这些学科有20%的学生还可获得800元、500元、300元不等的年奖学金，各项常规奖学金总获奖面达70%。同时，对于贫困生，校方设立每年800元、500元、300元的三个等级贷款。

　　清华大学共设68种奖学金，实行收费后，还将把所收学费的30%左右投入奖学金、贷学金中，返回到学生身上。

　　北大负责人表示，北大将永远是收费最低的一个学校，北大每年农村生源占20%，绝不会因交不起学费，而使这部分学生不能进北大。该校1994年奖学金额约达120万元，学生获奖面由原来的30%提高到60%。此外，在该校还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北大一位物理学教授在甘肃招生时，听说浙江一农民的儿子何祥在全国物理竞赛中得了满分，便连夜乘飞机从兰州赶往杭州市，再转乘公共汽车，再坐手扶拖拉机，最后骑水牛到何祥家，把他接到北大来。

　　在江西，高校“扶贫”活动在省委书记吴官正的高度重视和直接关怀下开展得卓有成效。

　　1994年10月，江西新余市渝水区鹄山乡农民的儿子高小春刚刚踏进校门，就接到家里传来的噩耗：父亲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病逝。高小春赶到家里，在众乡亲的帮助下安葬了父亲，面对残疾多病的母亲和年幼失学的妹妹，他迈不动返校的双腿，家里再也不能缺少劳动力了。高小春想退学的消息传到学校，南昌大学哲学系就派出教师专门把系教职工自发捐助的1000多元送到了小春家，将他接了回来，他所在班级的同学也自觉行动起来，每人每月从仅有的23元生活费中拿出3元钱补贴他，有2个同学还挤出10元钱给他。

　　1995年3月23日，地处江西的华东交通大学校园内，又出现了一幕帮助贫困学生的动人情景：一位退休老教师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摸出100元人民币，向募捐箱走去，张副校长掏空了所有的口袋，才凑足50元捐献给毫无经济来源的机械系学生师学锋。同学、教师们纷纷解囊，你10元、我20元，募捐活动仅仅一天，华东交大师生就为师学锋捐资1100多元。

　　江西财经学院采取“奖、补、助”相结合的形式，帮助贫困学生渡过难关。1994年底，该校就对新入学的115名特困生（其中10名少数民族学生）分别实行了一、二等补助。自开始特困生扶助工作以来，该校每年发放寒衣的补助费用就有上万元。

　　据江西省24所高校统计，近两年来，接受减免学杂费的学生4297人次，减免金额932万元，发放生活补助162.47元，仅江西农大1993、1994两年间就资助特困生1300人次，金额10多万元，尽管该校农家子女占80%多，但仍无一人因经济困难辍学。

　　在全国各地的高校中，通过勤工助学资助贫困学生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北京、上海、武汉、陕西等地高校努力增设、开辟了大学生勤工助学劳动岗位。重庆大学、浙江大学提供岗位千余个。东北师大挖掘潜力使原有的250个岗位扩展到400个。各校提高了勤工助学的报酬，从1元/小时增加到1.5元/小时，有的学校规定，凡贫困学生参加勤工助学劳动，每小时还增加一倍补助费可达3元。1994年清华大学提供的科技、劳务等岗位180个，3.8万人次参加劳动，总支出达277万元。1994年暑假，西安交通大学4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勤工助学，他们从事油漆、粉刷、打扫卫生、修理桌凳等劳动，最高收入达1000元，切实缓解了开学后的经济负担。一位来自鄂西山区的大学生说，参加勤工助学劳动，我每月可得60元左右，再加上师范生助学金，自己能解决基本生活，不必再向父母要钱了。

　　1994年以来，为贫困学生尤其是特困生提供岗位，已成为湖北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武汉水电大学、武汉测绘大学等多所大学，尽可能精简冗员和临时工，腾出岗位让贫困生取而代之。在贫困生较为集中的华中农业大学，校领导深入校办农场和企业，逐一落实减员计划，安排贫困生上岗。据介绍，许多学校宿舍楼、教学楼、实验楼的门卫、清洁工作，已基本由贫困生承包下来。据武汉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湖北工学院统计，通过勤工助学这个助困“主渠道”，98%的贫困生得到不同程度的资助。

　　高校在“扶贫”，社会怎么办？

　　高校特困生，虽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但扶助特困生却并非是一朝一夕的易事，其根本出路在于全社会共同用爱心托举起跨世纪的栋梁。

　　就国家来说，一种政策和制度的推行，总是从宏观上考虑，总是从大多数人的承受力和利益而定的，想完完全全兼顾到每一个人和各方面的一切细枝末节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合理总是相对的，绝对合理的事情是没有的。国家实行高校收费的新制度也同样是如此。但是作为一种新制度的完善和补充，党和国家已经注意到了穷家儿自费上大学的困难现实，并已经采取了切实的措施。1994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拨出了1.2亿元专款，支持全国的有关重点高校建立勤工助学基金，用于帮助解决特困生自费上大学的困难。1995年4月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对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杂费有关事项的通知》，采取了对贫困生免除学费上学的特殊措施，保证了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解决好穷家的孩子读大学的问题。如1994年湖北省一次性拨专款300万元用于特困生的一次性补助；上海市拨出专款400万元两次向市属高校困难学生进行了补助；江西省财政也分别于1994年和1995年初两次拨出专款补助在校的特困学生。

　　解决穷家孩子上大学的问题，完全依赖于国家和高校的补助是不现实的，出路在于建立一种新的助学机制和全社会共同进行努力。

　　据报载，有关高校专家已经为此呼吁：尽快建立高校基金制度。认为，高校学生的经费不应由学生家长来独挑大梁，国家、社会、学生家长应共同负担起这个责任。目前，一种“联合舰队”式的办学思想正在酝酿，政府、教委、企业、高校4家单位以“联席董事会”形式联手办学的模式已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逐渐形成。

　　此外，提倡社会资助，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办校、设立奖学金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在江西，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起色。江西会计事务所成立10周年时不搞大庆，省出10万元用以设立扶助困难学生基金；蓝天消费优惠卡公司也表示拿出10万元用于特困生扶助。省新闻出版局熊向东局长，为江西师大1993级中文系学生肖溢浪每学期无偿捐款400元，直至他大学毕业。“希望工程”已延伸到大学校园。

　　江西各院校还积极吸引有名望的专家、学者设立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如全省医药院校雷大贞医学教育奖学金；师范院校王氏师范奖学金；江西农大王芷川奖学金和周蓄源奖学金；南昌大学陈香梅奖学金；等等。这些奖学金年总额达40万元，对好学上进、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特困生，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由于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一现象还将存在一段时间。但完全可以这样说，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有高校及社会各界的热心资助，在社会主义中国，穷家的孩子不仅能够读得起书，而且将能在困境中发奋，在发奋中成长、成熟，成为21世纪我国社会的栋梁。

　　原载1995年江西《教师博览》、湖北《改革纵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