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岁月

第六十一章 企业破产：一个沉重的话题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有不少企业诞生，也同样有不少企业死亡。在国外，企业破产早已见怪不怪了，而这原本十分自然正常的事情，至今在我国企业界仍可谓是第一难事。

　　国家背不起沉重的包袱，希望建立优胜劣汰的破产机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度里，所有企业都是“长生不老”的，企业从生产到经营都由政府包下来，每一家企业都有滋有味地躺在国家怀抱里吃着“大锅饭”。这一直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也活络了中国人的头脑。1986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然而，自《破产法》颁布至1993年底的7年间，全国只有1000多家企业破产，而且绝大多数是集体或乡镇的小企业，国有企业步入破产行列的仅占破产企业的1/10.同时，国有企业亏损越来越严重，在这些亏损的企业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陷入了资不抵债和难以起死回生的绝境，国家不得不靠“输血供氧”来维持这些拯救无望的亏损企业。

　　沉重的包袱，既使国家原本十分紧张的资金不得不大量流入毫无回报的企业亏损“无底洞”，还使存量资金难以流动，使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成为一句空话。国有企业该活的活不好，该死的又死不了。

　　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看到一份分析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文件后，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建议严格执行《破产法》，并对《破产法》实行不顺利的原因进行研究。朱镕基副总理看到信后，立即做了批示，并转给国家有关部门。

　　1993年9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法制局会同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等单位联合组成调查组，奔赴辽宁、湖北、江西、四川等地，就企业亏损问题和破产难的原因和对策进行调查研究，并形成了调查报告。此后，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审计署、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法制局、劳动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等10个部门就调查报告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并将讨论结果及调查报告呈送朱镕基同志。朱镕基同志看过后立即批示：印发有关部门会商，并尽快搞出一个实施办法。

　　于是，有关部门选定在上海、重庆等18个城市进行以企业破产为主要内容之一的试点。与此同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4年4～5月，《关于企业实施破产的若干规定》初稿拟定，并由经贸委组织在重庆召开了有18个试点城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参加的破产研讨会，对《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此后，《规定》经国务院办公会议原则同意，待研究修订后，将由国务院部署出台。

　　国家希望，以破产为手段，让少部分“该死”的企业“死去”，而让大部分活着的企业活得更好，从而建立起优胜劣汰机制，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减少国有资产的浪费和无效占用，进而搞活多数企业。

　　银行经不起收贷无望的折腾，更害怕企业宣告破产

　　谁在破产？乍一听来，这似乎是个幼稚得不能再幼稚的问题。但是，其答案并不幼稚--由于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靠国家银行贷款支持起来的，而企业破产，按照法律，资不抵债的空额将不予清偿，银行的贷款就等于打了个“水漂”。尽管不实施破产，银行的贷款也收不回，但这些呆账、死账总还在账面上存在，“厂不死债不烂”，而“厂死”则“债烂”。所以，企业破产最倒霉的就是银行。

　　吉林省1992年有32家企业破产，32家企业破产债务21795.8万元，破产财、资总共是6762.5万元，资不抵债空额达1.5亿元，其中80%是贷款。也就是说，银行亏空额达1.2亿元，差不多是这32家破产企业财产额的2倍。辽宁抚顺玻璃厂宣告破产后，最大的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抚顺支行得知1100万元本、息只能按6.3%的比例偿还时，毅然站出来提出抗议。省工商银行副行长王策说，抚顺玻璃厂破产，忘记了银行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债权人，它是国家的，银行的钱大部分是老百姓的，破产破了银行，无论如何讲不通。全国都照此办理，银行就该关门了。

　　1993年7月，华北某市爆出一条新闻。该市工商行信贷科长和市二轻局局长在谈工作时先是争论不休，继而大吵大闹，再后则大打出手。两人是因该市二轻系统下属的副食加工厂而动口动手的。该厂1973年建厂，先是制作醋、酱油、粉条，后来转养奶牛，以后又转产作沙发，每次转产当地工商行都少不了投放十几万元贷款，几经折腾，屡战屡败，到最后，银行投放的140多万元贷款本息变成了副食加工厂无人问津的十几间破厂房和十几口盛醋用的大缸。工商行急了，多次找企业主管部门二轻局商谈该厂银行债务落实问题，均无下文。1993年二轻局在全系统搞企业破产试点，先拿副食加工厂开刀。工商行不依，于是便发生了银行与二轻局两家大打出手的一幕。

　　安徽省一皮革厂欠银行贷款1700多万元，早已亏损停产，银行对其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既不催收，也未硬扣。该厂申请破产时银行慌了手脚，行长亲自出面给省、市写信，呼吁对该企业网开一面，绝不能让其破产，一破产，1700多万元就泥牛入海，到时候，“无法也无颜向上级行交待”。

　　对于银行来说，企业“活”着比“死去”好。因为银行没有冲销企业亏空债务的资金。虽然银行方面明知许多资不抵债的企业有朝一日还贷是一句空话，但宁肯一分钱收不回，也不希望其破产。没有钱还有账，挂账就看不出银行亏空，倘若企业一旦真正破了产，债务灰飞烟灭，企业的窟窿就变成了银行的窟窿。

　　厂长、经理基于不同的考虑，对企业破产心态各异

　　企业破产，对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来说无疑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基于不同的考虑，厂长、经理们的心态也是不尽相同的。

　　厂破人散，有的企业家感到愧对职工，愿卧薪尝胆，以图再起。作为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厂长、经理肩负着向国家负责和向企业职工负责的双重责任，在企业面临着倒闭的命运时，他们当然也承受着“无法向上交代”和“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双重心理煎熬。他们想强撑危局，企望在国家的扶助和全厂职工的共同支持奋斗下使企业起死回生。

　　有的企业家认为好死不如赖活，企求靠国家不断“输血供氧”来维持企业生计。他们既不愿背上败家子骂名，又感到难以重振企业，而只想躺在国家怀里吃“大锅饭”，赖在位上“吃企业”。这些人从内心来讲也不愿企业破产，但他们既不是考虑职工的生活出路，也不是考虑如何振兴企业，减轻国家的负担，而是首先想到企业破产自己不仅脸上无光，而且将会失权、失位。以至于一些亏损厂子用贷款给干部发福利，厂长进出依然都是坐豪华高级车。

　　一些“精明”的企业家希望“厂死债烂”，置厂于死地而后生。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在苦苦“钻研”《破产法》后，竟也生出不少“灵性”来，他们只想早“死”，想通过破产甩掉银行贷款债务，在金蝉脱壳中获得新生。

　　四川一家靠国家贷款扶持起来的中型食品厂，至破产前实有资产1167万元，负债总额1981万元。为了摆脱银行债务，企业申请破产获准。破产清偿时，优先偿付了欠缴的各项税金、职工的保险统筹金等等之后，国家贷款1376万元无力偿还。然而，该厂破产不久，政府就组织在原厂基础上另起炉灶，新厂只负担相当于427万元一年期贷款利息的“租赁费”，就获得了原企业全部资产设备的使用权和生产经营权，而1000多万元债务则在这一“死”一“生”中巧妙地甩掉了。某市动力设备厂是50年代建厂的老牌国有企业。由于设备陈旧、经营无方，企业债务包袱日渐沉重，欠银行贷款达2000多万元，企业根本无法偿还。于是，他们来了个“大厂死而小厂生”之逃债妙法：原厂破产，而原厂下属的5个车间却在原来基础上新生出5个新厂，分别在其他银行开户。如此这般，无法清偿的银行债务只得永远“悬空”。

　　破产，对于厂长、经理来说，无论出于何种心态，都终归不是一件好事。尽管重庆针织总厂破产4个月后，被重庆海外实业发展总公司买下，重新成立了重庆海外针织总厂，并迅速扭亏为盈，成为“兴也机制，衰也机制”的典型。但当原重针厂厂长罗素明缓缓拿起笔在法院裁定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与书记刘畅分别领着124元和112元的待业救济金，如同全厂3000名职工一样惶惶度日待业时，真是个千般情愫、万般滋味。

　　职工不愿破产失业，但“赖活”并不比“好死”强

　　企业破产强烈震撼着一直接受“以厂为家、厂兴我荣、厂衰我耻”教育的职工们，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破产的残酷现实，宁愿企业放长假拿折扣工资也不愿看到厂子倒闭。

　　重庆针织总厂的破产申请刚刚提出，焦虑不安的工人们两次聚集起来，走上街头，高喊“我们要重针”、“我们要吃饭要工作要生活”、“坚决要求收回破产申请”……

　　徐州一家体育器材厂被依法宣告破产后，职工宁可借钱度日也不肯去劳动局领取救济金。有的职工说：“我们有企业，我们干活挣工资，为什么让我们去劳动局领钱？”劳动局想了个办法，把钱拨给主管部门代为发放，职工还是齐心不领，说：“我们拿了钱不就等于承认企业破产了？”如此僵持数月，最后，市政府只好让步，找了一家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一半行政命令、一半给予优惠条件地塞给人家兼并了，破产“闹剧”才以职工的“胜利”而告结束。

　　但是，“赖活”并不比“好死”强。

　　济南围巾厂是1957年建厂的老企业，有职工628人，退休职工380人，拥有72台织布机，多是60年代被淘汰的设备。作为全国四大围巾厂之一的济南围巾厂也曾一度辉煌过，然而陈旧的设备、过时的产品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1987年，企业开始出现亏损，到1993年底已欠外债近1700万元。在厂坚持上班的56人连续6个月没拿工资了，在家待工的职工也连续7个月未见分文，职工医药费已有4个年头没有报销。在这之前，济南纺织局曾让济南国棉一厂对国巾厂进行领导帮带，后又划归齐鲁化纤企业集团，先后投入资金350万元。终因包袱太重，没有启动起来，职工利益大受影响。

　　中煤第三建设公司共有在册职工18298人，离退休职工5836人，职工家属及其子女近5万人。由于企业陷入困境，职工收入大幅度下降，有的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无法维持。全公司6000多名职工没有活干，1万多名职工连续2～5个月没有开过工资，全公司拖欠职工工资1580万，拖欠退休人员工资462万元；5451户职工没住房，挤在临时仓库和临时工棚里，1200多户职工住在50年代建的危房中，职工有病没钱进医院。该公司有3个处已连续2年没有报销医药费，其中有个处发生了4起因生活所迫无钱看病，而服药自杀、悬梁身亡事件。现在，全公司已欠职工医药费268.05万元。有的职工四处乞讨要饭，有的职工子女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甚至出现被迫卖淫事件……

　　“赖活”着的企业职工活得如此艰难沉重。那么，已“死去”的企业职工的境况又是怎样呢？对于濒临破产的企业来说，面临的正是这样一场生与死的煎熬。宣布破产并不是故事的完结，而往往是走向新生的开端。

　　沈阳防爆器材厂是共和国开天辟地第一个宣布破产的企业。原厂长石永阶后来自办起沈阳市皇姑区振兴电器开关厂。他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企业破产了，大伙全失业了，后退一步天地宽，有邓小平他老人家给的政策，没工作自己找。那70多人有一半搞了个体，都发家致富了，剩下的一半也都找到了单位，干得都不错。当年，我们这些人怨气冲天，恨“破产”，现在，大伙全都说当年破产破对了。要不，我们守着那个破厂子苦熬，哪能像今天过得这样开心啊！

　　重庆针织总厂破产后，很快被重庆海外实业开发公司买下，改换门庭易名为重庆海外针织总厂。一个月后，“海针厂”的第一批产品就运到香港，转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全年的生产任务被广交会订满，1993年的产品全部销往国外，其“海王星”针棉织品设计已经得到世界市场认可。过去重针厂一年最高销售收入4500多万元，现在海针厂8个月就能达到；过去职工月最高工资200多元，人均100元，而现在月最高工资可拿750元，人均近400元。

　　死亡，原本是生物界物质转换的一个过程，唯有在它移植到经济学中的时候，人们赋予它一层超脱本意的意义：死即是生。事实证明，“好死”并不比“赖活”差，而“赖活”已经确实不比“好死”强。尽管破产是痛苦的，也是职工的极不愿意面临的“厄运”，但“厄运”中也许正孕育着好运和活路。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存在着生与死的辩证法，一些企业兴旺发展，另一些企业可能会淘汰消亡。企业有生有死，优胜劣汰，这既是市场竞争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搞活国有企业、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必由之路。

　　原载1995年海南《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