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是我国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今年的经济工作能否开好头、起好步,对顺利实施“九五”计划乃至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国内外人士对我国今年的经济工作发展趋势都极为关注。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有关资料信息表明,1996年中国经济将大致按以下走势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将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改善和提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1995年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势头。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抑制,物价涨幅明显回落。农业获得较好收成,主要农产品全面增产。工业生产在结构调整中稳步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重点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财政金融形势保持平稳。国内市场持续繁荣活跃。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稳步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为1996年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1996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有关方面在综合1996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后,运用国民经济年度预测模型,模拟了1996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个方案。
方案一GDP增长8%。考虑8%的方案,主要着眼点在于调整结构,理顺经济关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而把增长速度适当降低一点,可以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供求环境。为此,必须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投资规模,把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在此方案下,银行贷款规模的增长速度要从去年的18%降到16.5%,新增贷款规模要控制在6155亿元以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22882亿元(包括利用外资,下同),增长14.2%,比上年的增幅降低8.2个百分点;工业受投资需求大幅回落的影响,将由17.8%下降到12.5%,回调5.3个百分点。此方案的优点在于需求降温以后,可以使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明显缓解,通货膨胀率也可以比1995年有明显回落。其弱点在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后,将使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进一步滑坡,从而影响到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另外,就业压力将更加突出,失业率有可能超过3%。
方案二GDP增长9%。其中第一产业增长4%,第二产业增长12.5%,第三产业增长7.5%;市场物价上涨10%;广义货币M2增长不低于18%。此方案既保持经济增长的连续性,又兼顾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需要。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依旧保持向下调整的格局,人民生活水平扣除物价因素后仍有所提高。投资增长速度为16%,投资率为35.4%,开始从高位回落。银行贷款规模增长17.8%,仍旧保持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失业率大体维持去年的水平。该方案偏重于经济发展的效益,限制无效益的产出,以较低的物价上涨获得改革的稳定环境;国民可支配收入规模相应较小,总投资规模也较小。缺点是开工不足的企业可能增多,现实的GDP可能小于潜在的GDP,国内资金充足的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方案三GDP增长10%。考虑到目前我国资金来源比较充足,外国仍继续看好中国,1996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部分“九五”大中型项目将动工兴建,保持1996年投资规模的适度增长既有需要也有可能。此方案下,投资总规模将达23640亿元左右,比1995年增长18%。其优点在于比较好地保证了经济发展与项目建设的连续性,国有企业在规模经济的效应下,经营状况会有所改善。财政收入的增长将快于支出的增长,财政赤字会小于前两个方案。其弱点在于通货膨胀仍将处于一个相对高位(在两位数附近),国家在价格改革与流通体制改革上回旋余地比较小,解决结构上的问题困难可能会多一些。经济增长需要动用一部分外汇库存来支持,加上1996年我国处于外债偿还高峰,将使外汇储备呈下降趋势。信贷规模增长也较快,使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较难得到消化。
三种方案各有利弊。但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不顾经济资源的现实条件,片面追求过高的经济速度,只会把经济推向过热状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被迫进行大的调整。因此,按照中央确定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这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同时也考虑到1996年结构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以及前几年累积起来的通货膨胀压力需要进一步消化,各方面的关系不宜绷得太紧,有关经济专家们一致建议经济增长率以按第二方案,即GDP增长9%来安排为好,以保持与国力和财力相适应的经济发展速度,切实把发展的重点放在经济效益的改善与提高上,以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飞跃,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积蓄后劲,奠定良好的基础。
财政将继续贯彻适度从紧政策,投资体制将在改革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八五”期间我国经济运行中令人忧虑的一个问题是财政收支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据有关资料表明,一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由“七五”期末的18.7%下降到“八五”期末的11.3%,平均每年下降约1.5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不断下降,使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减弱,作为三大宏观政策之一的财政政策,其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二是财政赤字扩张过快,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过大。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6%上升到近10%,这是经济低效运行与政府管理人员迅速膨胀并存的结果。三是债务收入逐年增加,借新债还旧债可能导致政府债务收支进入恶性循环。政府债务收入由1990年的375亿元猛增到1995年的1537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2.6%,几乎是每两年就翻一番。债务收入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2.1%上升到1995年的2.9%,逐步逼近国际公认的3%警戒线。
因此,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强调指出,1996年继续贯彻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他说,1996年财政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中央财政减收因素较多,实现压缩财政赤字的目标难度很大。地方财政各地也不平衡,拖欠工资等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少。各级财政都必须谨慎从事。要认真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完善省以下分税制体制,继续贯彻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要坚持依法征税,努力增收,既要关心地方税收,也要支持国税的征收。要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反对铺张浪费,努力完成压缩赤字的目标,为“九五”计划开好头、起好步。
投资体制关系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多年来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方面全社会的投资总规模不断膨胀,资金渠道混乱无序,越来越难以调控,但另一方面优化结构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又往往不能得到保证,各级承诺的投入到不了位。因此,投资体制必须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保证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
对此,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1996年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有六:一是要建立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合理规定各种行业的资本金比例。各种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首先都必须有一定的资本金,然后才能进行建设,资本金没有达到规定比例的,不得在资金市场进行项目筹资,审批项目的部门和单位不能批准立项。二是要正确发挥市场对优化资金配置的作用。大量的竞争性行业和部门要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主要由市场来配置资金,由企业自主决策投资。国家可以提出一些重点项目,通过招标竞争的方式,选择投资主体。三是要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积极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明确投资责任主体。建立项目必须先有法人,后进行投资,逐步建立银行贷款担保制度,强化银行贷款的风险责任和项目法人偿债责任。四是要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合理确定政府投资范围。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对基础性设施和公益性项目的投资,经营性项目不要干预。五是要改进投资计划管理方式,计划编制的重点由年度投资的工作量转向年度投资资金平衡,从源头入手加强对投资总量和结构的调控,统筹运用国家掌握的各级投资资金,规范和引导各类自筹资金。六是要加快培育投资市场服务体系,建立工程咨询设计施工的市场竞争机制,全面推进招标投标制,大力推进工程监理制,建立投资项目审计制度。
企业改革将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务求较大突破
据悉,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对1996年企业改革提出的总体要求是,企业改革要坚持“三改一加强”,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实行点面结合,增加试点内容,适时推广点上经验,在转机建制、加强管理、搞好大的、放开小的、调整结构、增资减债、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和进展,进一步搞好国有经济。围绕着实现企业改革的总体要求,王忠禹在全国经贸工作会议上就1996年的企业改革强调了四个方面的重点:
第一,集中力量切实抓好各项试点。1996年百户企业试点工作的目标是,初步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转换经营机制,通过“三改一加强”,盈利企业的效益有所提高,亏损企业扭亏或转化。试点企业要抓紧落实试点《实施方案》。在实践的基础上,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在面上推开。18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要增加新的试点内容,进一步推进56户企业集团试点和3户总公司进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把试点工作引向深入。从1996年起,18个试点城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中实行的政策措施在50个大中城市的范围内推开。
第二,搞好大企业,放活小企业,加大结构调整力度。1996年国家集中力量抓好1000户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改革和发展,推动机制转换,使它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要从实际出发,大体分三类指导,对其中生产经营正常、实力较强、效益较好、资产负债率水平合理的企业要采取有力措施,继续进一步壮大实力,实行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对生产经营基本正常,实力较强、效益比较好、资产负债率偏高的企业,要加大技改力度,加强管理,多渠道增资减债,为进入市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对生产经营困难、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要精心诊断,综合治理,采取必要的政策扶持措施。王忠禹说,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国有小企业的改革步伐。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积极制定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政策措施。要把搞好大的和放活小的结合起来,促进结构调整。王忠禹特别强调,重点搞好1000户大企业,也要搞好其他大企业,主要靠企业自身努力,主要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放活小企业,是要给其更灵活的政策,是为了把小企业搞得更好、更活,绝不是一放了之,撒手不管。
第三,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多渠道增加企业的资本金。增加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很重要的一条是认真贯彻执行“两则”,落实企业的理财权。允许有条件的企业合理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加速折旧。要在企业自补的同时,相应地建立国家资本金注入的正常渠道。探索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和国有企业从机制上实现增资减债的途径。
第四,加快面上企业改革步伐和搞好配套改革。要进一步贯彻好《转机条例》,不折不扣地落实企业经营权和责任。加快组织实施《监管条例》,在总结首批派出监事会经验的基础上,抓紧向1000户左右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企业派出监事会,普遍推行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所有企业都要加强内部管理,加速技术进步,要在建设好领导班子、建立新的经营机制、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提高职工素质方面下大功夫。与企业改革配套的改革,目前最需加快进行的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改革步伐。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职责分开,着手研究建立新型的工业管理体制。
抑制通货膨胀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物价涨幅将控制左右
近几年来,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在1994年物价涨幅过猛的情况下,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切实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物价上涨的势头,实现了1995年全国物价上涨总水平控制在15%以内的宏观调控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1996年要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展望课题组分析,1996年物价涨幅将可望控制在10%左右。其中,有3个百分点是1995年物价上涨滞后因素所致,另有3至4个百分点属市场自发上涨,因国家出台调价措施而促使价格上涨的因素只占3个百分点。
该课题组认为,有五个因素对1996年物价趋势将有重大影响,即:
--由于1995年部分企业、行业、地区己经出现经济增长的较大幅度回落,同时物价又仍在高位运行,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要求放松调控力度的呼声很高。
--成本推动因素仍不可忽视。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过高的农资价格势必增大今年的农产品成本,引发粮油价格的上升。二是去年以来,工业消费品价格相对比较平衡,而基础行业的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较多。这种价格的不平衡发展所形成的潜在涨价压力,可以在1996年表现出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价格调整的力度,仍将是决定1996年价格水平最直接的因素。由于从1994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央一直要求各地不出台任何调价措施,因此许多比价关系已在当前的通胀条件下受到扭曲,出现了新的价格矛盾。许多地方财力也已不堪各种明补、暗补的重负。取消各种用于物价的财政补贴,是各级政府都盼望的事情,但若处理不当,可能导致1996年物价上涨。
--各级政府对市场调控的力度,将直接影响1996年市场物价自发上涨的程度。1995年市场物价自发上涨的减弱,主要得益于各地方政府较为有力的市场调控,尤其是较多地使用限价等直接调控措施。1996年若放松对市场的直接调控,市场物价较大幅度的自发上涨便有可能发生。
--另外,农业的丰歉仍将是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价格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反映,如果能准确计算和预测货币流通速度,就可以大体确定货币发行的数量;如果能正确测算出产品商品化、理顺价格引起的价格上涨,就可以找出货币增发的合理数量,区别适度通货膨胀与过度通货膨胀。研究货币发行对物价上涨的量化界线,可以防止金融货币政策过紧过松、物价调控力度过大过小。因此,虽然存在以上五个方面影响物价走势的因素,但1996年价格发展的趋势,主导权仍然在各级政府手中。中国物价上涨虽然有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原因,但价格何时上涨、涨多少却与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1996年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幅度取决于1996年国家价格调整和经济管理的力度。只要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国务院将继续把控制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在计划控制目标内做好价格的管理、调整和疏导工作,1996年物价涨幅是完全有可能控制在10%左右的。
降低进口关税,人民币将不会大幅度贬值
1995年人民币汇率走出了上下起伏的曲线变化,年中一度升至8.32元人民币/美元,下半年基本在8.30和8.32之间徘徊。纵观全年,人民币汇率整体走势仍呈稳中趋升之势,由上年底的8.45元人民币/美元升至当前的8.31元人民币/美元左右,升幅达1.7%。有人预测今年人民币汇率受降低进口关税、取消部分进口许可证管理等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影响,将大幅度贬值,可能贬到10:1以上。但管涛在《中国改革报》上发表文章分析,降低关税,人民币将不会大幅度贬值,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1996年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其主要依据是:
--今年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奠定了国内外汇供求关系平衡、汇率稳定的基础。我国已明确提出,近期内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国内需求膨胀,维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健康增长,这将为我国国内外汇供求关系平衡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国家外汇储备充裕,增强了国家调节外汇供求关系、稳定汇率的能力。到1995年三季度末,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已接近7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位,对外支付能力和调节国际收支的能力得到较大的增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有能力对国际收支政策进行主动的调整。如果1996年出现外汇供不应求、汇率急剧波动的情况,中央银行有能力在其他宏观经济配套政策综合操作过程中,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平抑供求、稳定汇率。
--虽然出口增长后劲不足,但进口上升空间有限,外贸仍可望基本平衡。基于1995年我国外贸顺差积累过大,1996年我国外贸政策将有一系调整措施,如进一步降低出口退税比率、取消设备环节进口免税待遇、大幅度下调进口关税等。估计1996年我国外贸将会保持适度的增长,出口增长回落,进口增长有所上升,进出口规模继续扩大,但贸易收支将基本平衡,不会维持去年那样大的顺差规模。
--资本项目仍将保持净流入,但流入势头将减缓。我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大国,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已明确了“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的政策,进一步树立了我国坚定的对外形象,并以日益雄厚的外汇储备作为后盾,树立了良好的对外信誉,将鼓励外国资本的流入。但在外资流入持续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后劲减弱,1994年以来协议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数均有所下降。1996年我国外资政策仍将进行主动性调整,一是加强外债的计划管理或余额管理,进一步控制外债规模增长,减轻国家外债负担;二是取消设备环节进口的一切免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进口的免税政策,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对外商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三是提出“九五”期间实行国民待遇,用产业政策分鼓励、许可、限制、禁止四种况引导外商投资,外商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会取观望态度。另外,国内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国投资的过快增长。并且,国际金融市场最近动荡不安,也加剧了外国投资的风险,令国际资本流动减缓。但作为资本投入期,中国当前资本净流入的势头应不会有大的改变。
综上所述,管涛认为1996年我国的外汇供求仍应保持基本平衡,如果国际收支出现盈余,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顺差应都有所减少,国内外汇供大于求的压力将减轻,人民币汇率将在此基础上继续保持基本稳定。而从上述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作用大体参半来看,较可能在平衡、稳定中孕育着小幅波动。
外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实际利用外资可望达500亿美元
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1996年我国利用外资实际金额将继续增长,对外借款和外商投资均增长10%左右,分别达到110亿美元和399亿美元,利用外资实际规模将达到500亿美元左右。
据分析,对1996年我国利用外资情况的基本判断,是综合以下因素作出的:一是国内经济增长迅猛,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潜力。二是国际资本需求旺盛,但资金流量也有所增加。三是预计从1996年上半年开始,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量的前提下结构会有所松动,外资项目的国内配套资金将得到较好解决。四是政府利用外资政策方面有紧有松。在对外借款方面,针对近几年外债余额快速增长,特别是未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筹资大幅增加等问题,从1995年起政府对境外借款和筹资实行全口径计划管理,并将把境外借款、发债向国内几家资信度较高的金融机构相对集中。在外商投资方面,开放一批过去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五是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增强,近几年外商投资履约率逐年稳定增长。
据预测,在外商投资增长的同时,1996年我国利用外商投资的结构也将出现变化:
从地区结构上看,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一直集中于沿海地区。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开发重心的逐步西移,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热情开始上升。1991~1994年外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投资比重由92.5%下降到87.8%,预计l996年还将进一步下降到80%,为312亿美元,同时内地比重上升到20%,为78亿美元。
从资金来源上看,由于近几年港澳台对内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基本完成,因此其投资占外商投资的比重在不断下降,预计1996年将继续降到65%,为254亿美元;美国1996年将度过复苏高峰期,对外投资将相应增加,预计其所占比重将上升到10%,为40亿美元;日本关西大地震重建资金约需500亿美元,对中国投资的比重将相应下降到5%,为19亿美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比重约为20%,投资资金为77亿美元。
工业生产将更加讲求实实在在的速度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从总体上讲,1996年国民经济要在进一步实现软着陆的过程中,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主要任务将由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来完成。所以对工业来说,不仅需要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需要一个讲质量、讲效益,没有水分而有市场的实实在在的发展速度。
据有关部门从保持经济总量相对平衡和工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较大的实际情况考虑,工业增加值应增长12%左右,工业总产值则需增长15%,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与我国现有生产能力有较大矛盾。在前几年工业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约为70%,一些加工行业不足50%,大量生产能力放空,而结构调整进度又很缓慢,造成一部分企业限产压库或停产半停产,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经济效益和职工的工资收入、生活保障,对保持社会稳定极为不利。所以,只要宏观经济环境许可,企业的潜能就要充分发挥,工业发展速度的实际运行态势可能会更高一些。
有关专家认为,1996年工业增长率按计划执行或超计划运行,都面临着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十分艰难的问题。因此,对1996年工业发展,要按照党中央的建议精神,进一步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
1.在有质量、有市场、有效益的前提下,保持工业生产快速发展。要立足现有企业,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合理配置经济资源,充分发挥生产能力,注意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使我国工业有一个实实在在、区域协调的快速发展。
2.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确保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家确定重点发展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促使其加快发展,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3.在安排投资规模时,要立足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根据我国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低、许多行业生产过剩的实际情况,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兼并、联合、重组,组建大型集团性公司,促使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加大技改投资力度,增加技改投资比重,加快工艺设备更新,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形成一批具有优势的规模经济,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4.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搞好综合配套改革。特别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实现政企分开、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应在权衡多方面特别是国有企业承受能力的前提下,进行同步配套改革,以理顺产权关系确立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减轻企业的沉重负担,使国有企业面貌得到根本改观,真正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经济机制,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5.保持社会有效需求的适度增长,促进工业生产走上良性循环轨道。增加社会有效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工业生产增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内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应增加,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也是增强发展后劲、加快结构调整的需要。改善投资结构,把握投资力度,加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现有优势骨干企业更新改造的投资比重,采用先进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企业调整结构,上质量上水平,增加效益,提高产业和企业整体素质。
6.改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面向市场。居民生活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一样,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相应的经济体制过程中,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市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要搞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逐步做到由市场引导企业,适应供求变化,体现竞争原则。
7.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抓紧落实。各个方面要在深化体制改革中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有利于企业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外部环境,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结构优化、规模经济、科技进步、科学管理要效益,不断提高工业企业的投入产出水平。
农业不稳定因素多但将保持平稳发展态势,粮食生产将出现新的增长高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有着12亿人口需要吃饭穿衣的中国,农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1996年要切实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但是,农业又是弱质产业,不稳定因素很多。尽管1995年的农业在多灾之年获得较好的收成,但粮食增产只是恢复性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影响农民积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因此,1996年,中国农业的形势将会怎样,格外引人注目。
据国家农业部副部长洪绂曾透露,1996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是,紧紧围绕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两大目标,突出粮棉生产、菜篮子产品生产和乡镇企业三大重点,争取农业和农村经济有新的增长,为顺利实现“九五”计划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具体措施上,各级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加大耕地保护力度,稳定增加粮棉面积;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大力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增产技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稳定完善农村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严格执行“约法三章”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96年,我国粮食生产前景究竟如何呢?著名农业专家俞敬忠断言,我国粮食生产近期可能出现新的增长高峰。俞敬忠认为,任何事物总是波浪式向前发展的,粮食生产的规律也不例外。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低速徘徊,又有高速增长,徘徊中有积累,增长中有高峰,呈现周期性。他在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过6个粮食增长高峰的周期规律后得出结论,我国粮食生产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新一轮的增长高峰正在孕育之中。他说,目前农业形势最本质的特点是市场导向与国家要求趋向统一。粮食生产经过几年连续徘徊,现在全党上下对加强农业、发展粮食生产高度重视,认识统一。这就为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特别是近年来,中央为发展粮食生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在物价两位数上涨的情况下,果断决策,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建立宏观调控下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把粮食供求平衡的责任落实到地方,有利于促使销区提高粮食自给率,产区提高商品率,省与省之间主动挂钩,不等不靠,改变了长期以来“吃大锅饭”的状况,初步建立起既能实现国家调控下的粮食总量平衡,又能实现省(市)之间粮食区域平衡的新机制。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一方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又大幅度调高粮价,促进了粮食生产连上新的台阶;那么,现在同样是双管齐下,一手抓提高粮价,一手抓粮食省长负责制,执本驭末,这两大举措,即“调价+责任制”的双重效应,将又一次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形成新的增长高峰。
总之,1996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既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切实按照中央《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努力做好1996年经济建设的各项工作,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开好头、起好步!
原载1996年北京《中国信息导报》、青岛《沿海经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