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
一反“围剿”的胜利，让历史再次聚焦宁都。全国苏区党、军、团最高领导机构先后在这里成立，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在这里最终解决，毛泽东“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在这里提出，标志着中央苏区正式形成，宁都成为中央苏区前期的革命中心。
1930年夏，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苏维埃区域迅速扩大，已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十多万人。但是，由于各根据地地处偏远的山区，而中共中央却远在上海，再加上战争和国民党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等原因，“广大苏维埃区域的政权，始终零散而不统一”，中共中央很难与之沟通，各路红军也没有统一的指挥。为使“零散的苏维埃区域与各部红军，得到统一的指导而求得密切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区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为此，1930年8月26日和10月3日、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三次决议，确定江西苏区为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亦称“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因周恩来当时需留在上海筹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书记一职暂由项英代理。
1931年1月10日，项英来到小布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小布赤坎龚氏宗祠正式成立。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名单未定）、少共中央1人（名单未定）为委员，书记周恩来（未到职），代理书记项英，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当天项英签署发布苏区中央局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职能是“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以后全国各苏区红军中的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这就是说，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行撤销。但因当时实际在任的苏区中央局委员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而毛泽东、朱德主要负责红一方面军的军政工作，曾山则主要负责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所以苏区中央局负实际工作的只有项英一人，其内设的组织部、宣传部名义上成立了，却无专人负责。
为加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1931年2月6日、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1人共7人为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4人为常委。具体分工为：项英代理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王稼祥负责宣传，毛泽东负责军事。
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4月15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来到宁都青塘，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会合。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青塘河背新屋召开（黄陂山堂第一次扩大会议续会），会上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同志，参加中央局为委员，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但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会议和工作”。
1931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对苏区中央局的职能进行了调整。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对苏区中央局的管辖范围也重新作了明确规定：“江西苏区的中央局，他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在有些苏区省委（如湘鄂赣，赣东北）还没与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须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导该区省委工作或直接归中央指导。”简言之，就是将苏区中央局改为中央的派出机构，指导的也只能是江西、闽粤赣、湘东南、湘鄂赣、赣东北五个省委的工作，其领导成员只能由中央指定，而不能由地方选举产生。正是基于此，中央一直没有批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
1931年8月下旬，任弼时等苏区中央局委员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而项英“工作魄力不够”，在军事行动上“犹豫不决”、“领导战争能力弱”，在解决富田事变上“完全错误”、“丧失信仰”，提议改由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决议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电请中共临时中央批准，同时再次提议增加苏区中央局委员人数，要求中央批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委员。1931年10月底，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明确答复了两点：一是同意“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二是“中央局成份无扩大之必要”。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合，赴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瑞金后，为便于了解、熟悉工作，毛泽东仍主持了一段时间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期间，在苏区中央局讨论研究中共临时中央要红军攻打赣州的指令时，毛泽东从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同意立即打赣州，当时就有人扬言：“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因毛泽东谈话时没说到日本占领中国是为了进攻苏联，也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话，项英、任弼时等人当即便尖锐地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等。毛泽东对此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会议陷入僵局，中途更换主持人。同月下旬，毛泽东便卸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退隐瑞金叶坪东华山养病。同时，周恩来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
1932年7月中旬，为便于干预前方红军的军事行动，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苏区中央局决定委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亲赴前线，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后方工作由任弼时和项英负责主持。
1933年1月中、下旬，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先后抵达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合后，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张闻天等为常委，博古为书记，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和秘书处。组织部长任弼时，1933年5月后为罗迈（李维汉）；宣传部长张闻天，后来潘汉年担任过副部长；秘书长先为严重（严仲），后为邓湘君，长征前又改为王首道。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原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撤销，中共中央局对外发文多数时候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有时也称中共中央局或“沪中央”。此时的中共中央局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33年夏，中共中央局内成立中共中央组织局。这是一个负责中共中央局日常工作的机构。中央组织局主任为李维汉（罗迈），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潘汉年列席参加会议。分工为：李维汉负责组织兼管妇女工作，并联系江西、粤赣、赣南省委；陈云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兼管白区工作；张闻天负责宣传工作，并侧重负责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联系闽赣和福建省委。中央组织局名义上由李维汉负责，但多数时候由张闻天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博古也参加。讨论查田问题时，毛泽东也出席过。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后，对外改以中共中央名义领导工作。中共中央各工作部门作了调整，各部门负责人为：组织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长张闻天，妇女部长李坚贞，秘书长邓颖超，原来的中央组织局仍保留。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时为止。
1930年夏，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苏维埃区域迅速扩大，已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十多万人。但是，由于各根据地地处偏远的山区，而中共中央却远在上海，再加上战争和国民党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等原因，“广大苏维埃区域的政权，始终零散而不统一”，中共中央很难与之沟通，各路红军也没有统一的指挥。为使“零散的苏维埃区域与各部红军，得到统一的指导而求得密切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区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为此，1930年8月26日和10月3日、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三次决议，确定江西苏区为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亦称“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因周恩来当时需留在上海筹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书记一职暂由项英代理。
1931年1月10日，项英来到小布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小布赤坎龚氏宗祠正式成立。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名单未定）、少共中央1人（名单未定）为委员，书记周恩来（未到职），代理书记项英，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当天项英签署发布苏区中央局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职能是“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以后全国各苏区红军中的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这就是说，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行撤销。但因当时实际在任的苏区中央局委员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而毛泽东、朱德主要负责红一方面军的军政工作，曾山则主要负责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所以苏区中央局负实际工作的只有项英一人，其内设的组织部、宣传部名义上成立了，却无专人负责。
为加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1931年2月6日、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1人共7人为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4人为常委。具体分工为：项英代理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王稼祥负责宣传，毛泽东负责军事。
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4月15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来到宁都青塘，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会合。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青塘河背新屋召开（黄陂山堂第一次扩大会议续会），会上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同志，参加中央局为委员，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但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会议和工作”。
1931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对苏区中央局的职能进行了调整。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对苏区中央局的管辖范围也重新作了明确规定：“江西苏区的中央局，他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在有些苏区省委（如湘鄂赣，赣东北）还没与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须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导该区省委工作或直接归中央指导。”简言之，就是将苏区中央局改为中央的派出机构，指导的也只能是江西、闽粤赣、湘东南、湘鄂赣、赣东北五个省委的工作，其领导成员只能由中央指定，而不能由地方选举产生。正是基于此，中央一直没有批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
1931年8月下旬，任弼时等苏区中央局委员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而项英“工作魄力不够”，在军事行动上“犹豫不决”、“领导战争能力弱”，在解决富田事变上“完全错误”、“丧失信仰”，提议改由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决议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电请中共临时中央批准，同时再次提议增加苏区中央局委员人数，要求中央批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委员。1931年10月底，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明确答复了两点：一是同意“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二是“中央局成份无扩大之必要”。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合，赴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瑞金后，为便于了解、熟悉工作，毛泽东仍主持了一段时间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期间，在苏区中央局讨论研究中共临时中央要红军攻打赣州的指令时，毛泽东从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同意立即打赣州，当时就有人扬言：“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因毛泽东谈话时没说到日本占领中国是为了进攻苏联，也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话，项英、任弼时等人当即便尖锐地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等。毛泽东对此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会议陷入僵局，中途更换主持人。同月下旬，毛泽东便卸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退隐瑞金叶坪东华山养病。同时，周恩来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
1932年7月中旬，为便于干预前方红军的军事行动，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苏区中央局决定委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亲赴前线，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后方工作由任弼时和项英负责主持。
1933年1月中、下旬，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先后抵达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合后，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张闻天等为常委，博古为书记，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和秘书处。组织部长任弼时，1933年5月后为罗迈（李维汉）；宣传部长张闻天，后来潘汉年担任过副部长；秘书长先为严重（严仲），后为邓湘君，长征前又改为王首道。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原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撤销，中共中央局对外发文多数时候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有时也称中共中央局或“沪中央”。此时的中共中央局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33年夏，中共中央局内成立中共中央组织局。这是一个负责中共中央局日常工作的机构。中央组织局主任为李维汉（罗迈），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潘汉年列席参加会议。分工为：李维汉负责组织兼管妇女工作，并联系江西、粤赣、赣南省委；陈云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兼管白区工作；张闻天负责宣传工作，并侧重负责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联系闽赣和福建省委。中央组织局名义上由李维汉负责，但多数时候由张闻天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博古也参加。讨论查田问题时，毛泽东也出席过。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后，对外改以中共中央名义领导工作。中共中央各工作部门作了调整，各部门负责人为：组织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长张闻天，妇女部长李坚贞，秘书长邓颖超，原来的中央组织局仍保留。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时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