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退却诱敌
1930年7月26日，红一方面军攻占长沙；10月4日，占领吉安，这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极度恐慌。蒋介石调集10余万兵力，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该怎么办？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陈家闹一家染布坊里召开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则提出“夹江而阵”。经过六天的激烈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红军东渡赣江向中央苏区腹地退却。
红军向苏区撤退过程中，总前委研究了战略退却的终点问题。毛泽东、朱德认为：退却终点即是反“围剿”的预定战场，预定战场的选择，必须在下列六种条件中具备两种以上方可。这就是：（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边缘区为好。”
根据这些条件，总前委认为，宁都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是红军最理想的退却终点。因为这里物产丰富，人口较多，村庄稠密，按康克清后来的话说是“有吃的，住得下”；而且西邻永丰、兴国，北靠乐安、宜黄，东接广昌、南丰，是毛泽东、朱德亲自开辟的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人民条件好；加之，这一带群山环绕，有优良的作战阵地，是歼敌的好战场。
12月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机关分驻黄陂中排、上排村；红一军团第四军和第十二军驻黄陂、洛口间，红三军驻黄陂；红三军团驻小布。
193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中排廖屋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等红一方面军前委委员，以及周以栗、李井泉、古柏、朱云卿、蔡会文、罗荣桓、罗炳辉、袁国平、何长工、邓乾元等军以上领导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公开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据谭震林回忆，毛泽东“更具体地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会议上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并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近在门口的不相信，离得很远的却很相信”。他还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会上，研究了战略反攻问题。据郭化若回忆：“到了‘罗坊会议’就基本解决了问题，只剩一些‘余波’，即有些人还不太相信‘诱敌深入’。‘黄陂会议’一是解决‘余波’问题，更主要是讨论怎样待机破敌，打好反‘围剿’的第一仗问题。这阶段是把军队集中起来，由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运动战），扩大革命根据地。”
会后，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向苏区军民印发了著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的宣传动员材料。这八大胜利条件是：（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是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的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同时，印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简明规定了作战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以及战场纪律、战场救护、后方工作和战后注意事项，在军事上为战略反攻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江西省行委和赣西行委在吉安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应敌工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通告和通令，动员根据地群众扩大红军，坚壁清野，加强赤色戒严，设立军事交通站，筹措经费，建立兵站，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配合红军歼敌。宁都各级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更是广泛动员群众，同红军一起积极开展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黄陂、小布地区普遍组织了向导队、侦察队、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问队。小布设立了临时兵站，负责转运支前物资、枪支弹药，接待支前人员。儿童团、少先队也全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根据地消息。黄陂、小布地区的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粮食方面，竭尽全力支援红军，4万主力红军的粮款供给得到了保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该怎么办？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陈家闹一家染布坊里召开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则提出“夹江而阵”。经过六天的激烈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红军东渡赣江向中央苏区腹地退却。
红军向苏区撤退过程中，总前委研究了战略退却的终点问题。毛泽东、朱德认为：退却终点即是反“围剿”的预定战场，预定战场的选择，必须在下列六种条件中具备两种以上方可。这就是：（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边缘区为好。”
根据这些条件，总前委认为，宁都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是红军最理想的退却终点。因为这里物产丰富，人口较多，村庄稠密，按康克清后来的话说是“有吃的，住得下”；而且西邻永丰、兴国，北靠乐安、宜黄，东接广昌、南丰，是毛泽东、朱德亲自开辟的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人民条件好；加之，这一带群山环绕，有优良的作战阵地，是歼敌的好战场。
12月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机关分驻黄陂中排、上排村；红一军团第四军和第十二军驻黄陂、洛口间，红三军驻黄陂；红三军团驻小布。
193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中排廖屋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等红一方面军前委委员，以及周以栗、李井泉、古柏、朱云卿、蔡会文、罗荣桓、罗炳辉、袁国平、何长工、邓乾元等军以上领导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公开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据谭震林回忆，毛泽东“更具体地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会议上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并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近在门口的不相信，离得很远的却很相信”。他还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会上，研究了战略反攻问题。据郭化若回忆：“到了‘罗坊会议’就基本解决了问题，只剩一些‘余波’，即有些人还不太相信‘诱敌深入’。‘黄陂会议’一是解决‘余波’问题，更主要是讨论怎样待机破敌，打好反‘围剿’的第一仗问题。这阶段是把军队集中起来，由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运动战），扩大革命根据地。”
会后，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向苏区军民印发了著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的宣传动员材料。这八大胜利条件是：（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是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的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同时，印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简明规定了作战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以及战场纪律、战场救护、后方工作和战后注意事项，在军事上为战略反攻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江西省行委和赣西行委在吉安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应敌工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通告和通令，动员根据地群众扩大红军，坚壁清野，加强赤色戒严，设立军事交通站，筹措经费，建立兵站，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配合红军歼敌。宁都各级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更是广泛动员群众，同红军一起积极开展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黄陂、小布地区普遍组织了向导队、侦察队、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问队。小布设立了临时兵站，负责转运支前物资、枪支弹药，接待支前人员。儿童团、少先队也全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根据地消息。黄陂、小布地区的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粮食方面，竭尽全力支援红军，4万主力红军的粮款供给得到了保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