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早怀赤心寄翰墨 晚于青史识苍凉
早年程应镠一直有着成为文学家的梦想，且写了不少文学作品，后来身不由己才从事历史研究。
对新政权的诞生，程应镠当时是由衷高兴的，有《闻解放军云集江岸喜成一绝》。1949年5月，程应镠仍在光华大学和法政学院任教，还担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他后来被任命为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过组织委员会的副主委，积极参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动。例如，7月15日纪念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大会，他不但参与了筹备工作，还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自7月底8月初起，他担任《展望》周刊的编辑部主任。
1949年9月，上海市高教处指定程应镠担任光华大学的政治教授，同时，上海市军管会中教处派他前往高桥中学任校长。次年年初，他辞去《展望》的编辑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专任高桥中学校长。他平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办刊物，二是办学校。出掌高桥中学，满足了他办学的夙愿。他本来就有一套办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桥中学，便把这些主张付诸实践。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之下，他从办公费中节减款项，购置图书。其后几年，图书购置经费成倍增加，学生已能在图书室里阅读到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他努力贯彻“教学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标准。到任不久，他还抓了学生劳动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短短数年，高桥中学就成为闻名沪上的浦东名校。
1951年2月，在仍任高桥中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的同时，教育局一度命程应镠兼任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秘书长，负责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在暑假后就辞去这一兼职。这年冬天，教育局组织部分中学的行政负责人和教师去安徽宿县参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县王堂村工作了一个多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他辞去了原先兼任的光华大学的教职。这年，他参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学习，通过以后，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桥中学的高中政治教员。思想改造运动，是新政权成立以后第一次触及旧知识分子灵魂的政治运动，树立了执政党的绝对权威。程应镠感到自己不是党员，不适宜做行政领导工作，几次向教育局辞职，打算回高等院校搞教学和科研，都未获准。
1954年暑假，他从高桥中学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历史科主任。在其后三年间，他代理过一年教务主任，担任过校工会主席，但主要负责历史学科的建设工作。在各种会议上，他总是强调必须尊重教师，认为师专既然是高校，就应当从速确立学衔，不能都是一般教师。他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室的建设，添置了像《明实录》《册府元龟》这样的重要典籍。他还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实物，向学校建议筹办文物陈列室。在争取到资金以后，他致函委托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在京代为收购故宫博物院不收购的文物。文物陆续运达上海，他捐赠了自己所藏乾隆宫纸和数种丝织物。还趁沈从文以政协委员身份视察之便，邀请他来校对文物陈列室作具体指导。1957年，文物陈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现已改建为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成立，程应镠出任历史系主任。这年，他当选为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当“双百”方针提出时，程应镠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主张来诠释这一方针。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解使他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不久，他自己也被上海的那位“好学生”点名划为右派。他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和某些党员干部相处不好，只是个性脾气，绝不是反党。从7月份起，他被免去历史系主任的职务，入资料室工作，等待所谓处理结论。即便如此，为历史系的建设，他仍然不计一己之荣辱，主动提议整理文物陈列室所购置的碑帖。他利用“交代检讨”的间隙，白天赴上海图书馆查核有关资料，入夜则伏案运思，挥毫作跋。在这个急风暴雨般的仲夏，他将历史系收藏的全部碑帖研究了一遍，对每一通碑帖都撰写了一篇见识精到的跋语，交系备用。
1960年9月，程应镠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正式授课。他感到作为教师还必须有点真才实学，于是从1961年秋天开始，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如何重理旧业，掌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只要一有余暇，他就埋头于史学研究，尽管当时没有学术刊物会发表他的文章，但他还是陆续完成了《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魏晋南北朝民族略论》和《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等论文。他有一首诗反映了在政治运动的夹缝里偷闲治史的情景：
少逐声名翰墨场，晚于青史识苍凉。
九年蝶梦迷归路，三斛纯灰净秽肠。
绿色侵帘瓜豆蔓，好风穿户午荫长。
夜窗卧看星河落，清露无声枕簟凉。
由于周游和吴晗的促成，出版社约程应镠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写《南北朝史话》。1963年，他写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他：“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写作过程中，吴晗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吴晗都明确表示了意见。1964年春，《南北朝史话》完稿，不久看了三校样。终因政治大气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他以为吴晗的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也希望是个学术问题，但在表示意见时，却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能再犯错误。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晗与胡适》，他不仅感到吴晗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预感到又一场阶级斗争风暴的来临。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能够保住平安，被迫把吴晗1963年的来信交给了历史系党总支。
风暴终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他每次去看大字报时，总是担心大字报会集中揭露自己的问题。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他主动交代了和吴晗、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师院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图书和诗稿，还准备烧毁文物陈列室的珍贵藏品，把他与魏建猷和张家驹等人挂牌游斗。沉重的铁质游斗牌压坏了他的颈椎神经。他认为红卫兵全面地否定过去的文化“太过分”，也“不合法”。运动初期的惊涛骇浪过去以后，他作为牛鬼蛇神被送到学校附近的桂林二队劳动改造。每天，他送蔬菜去市场，到梅陇镇去拉砖瓦，去七宝镇运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宝路上拉粪车……这期间，他与亲朋好友都断绝了往来。晚饭后，和妻子一灯相对，唯一可以排闷的，便是读书。从中学便已熟读的《资治通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伴侣。他常常是坐在破沙发上，翻到哪里，就读下去，时而沉浸在历史之中，忘记了一切，时而古今对读，发出会心的苦笑。
1968年元旦，程应镠是在写检查交代中度过的。这年5月，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也没完没了地写交代，现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的“罪行交代”约25000字；三天后，续写“我的交代”，约万言。当月，写了十余份“交代”。1969年2月，他一度被隔离审查。4月12日写了长达20页后被“解放”。5月，参加“教育改革探索小分队”，赴横沙岛。连年的揪斗关押，让他惊魂不定，面对横沙岛上的风雨怒涛和雁月夜窗，他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海上涛来云似墨，天边雁字月如霜。
夜窗犹忆惊风雨，老眼婆娑泪万行。
大约从这年岁末起，程应镠转到松江佘山劳动。1970年5月，转赴江苏大丰“五七干校”，继续那种无休无止的改造和学习。
1971年4月，工宣队发还抄家取去的书物，而程应镠所珍爱的诗稿本却不见踪影，于是他凭借着记忆默录出部分旧作。10月2日，他为默录的诗稿写了一段跋语：龆龄学诗，至今四十余年。自二十五岁至五十岁，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取去。当时窃惟革命人们可以据此审查我的一生，因其中颇有与时事有关者，即友朋答赠的篇什，也可见交游。这种东西，本来是应当烧掉的。为了使儿女从这里取得一些教训，则还有可以保存的理由。我这个人自幼读孔孟之书，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润。在洛阳，虽有忧愤，但仍幻想改良。在昆明，忧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灭了，却仍然拒绝到工农兵中去。‘北去南来’、‘东行西上’，固实有所指，但也不过是对朱颜失去的怅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写实，仍旧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过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但跋语强调”读其诗，想见其为人重录了这些东西，不免和它们一同回到了过去的日子，肯定诗草对了解其人其事的价值。这些诗草与他在1949年以前的小说、散文、报道、杂感和政论，后来大都收入《流金集诗文编》。
从1972年起，程应镠结束了在大丰“五七干校”的劳动，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二十四史标点组，先后参与标点了《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标校完毕。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标点组开始标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
十年动乱中，程应镠私下里只与魏建猷、张家驹仍有往还，患难之中保持着十分感人的友谊。1973年，他们三人还结伴携妻出游苏州，成为那黯淡的岁月中鲜见的亮色。1976年春天，天安门事件的消息传来，他有《丙辰清明偶成》，表达了对政治阴晴的密切关注和乐观情绪：
日里几番晴雨晦，夜来月色暗还明。
黄梅时节江南客，头白昏昏醉复醒。
10月，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也有诗纪其事：
谁知覆雨翻云手，搅得周天阵阵寒。
易直果能当大事，未须甲兵即平安。
易直是宋代大臣吕端的字，他一向被视为“大事不糊涂”的名相。程应镠谙熟宋史，他预感到一个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即将过去。
1977年，程应镠仍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该标点组后来改为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月，他应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为十余年前的旧稿《南北朝史话》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华已经21年，见到阔别已久的师友，抚今追昔，既感慨，又高兴。在北京的50天里，他往往上午校改书稿，下午去访寻古迹，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约有两次去小羊宜宾胡同探访沈从文。他还去探望了吴晗的遗孤，吴晗是促成他写《南北朝史话》的师友之一。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他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吴晗的诗：
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
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寂寞待春归。
诗的意思很明白，但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当时，他还不敢轻易示人。
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首届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入学，程应镠不仅为他们制定了教学计划，还亲自担任了《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工作。这年岁末改正右派错划，他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为历史系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同时，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兼职也日渐增多。1979年，程应镠被选为新一届的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成为全国第一批恢复招生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这年3月，他在为即将出版的《南北朝史话》所作的后记里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还应当在我的晚年为我国史学作出一点什么来。”他确实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的，迎来了自己学术和事业的最后收获期。写完后记，他赶赴成都参加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宋史研究会，并推北京大学邓广铭、暨南大学陈乐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郦家驹和上海师范学院程应镠组成筹备小组，责成上海师院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2月，他去天津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会议，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同被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主编。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决定分卷出1980年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前身古籍整理研究室教师和研究生的合影。前排左起：吴绍烈、徐光烈、程应镠、陈光贴（兼职教授）、颜克述、秦英、陈九思、马茂元、吴邦彦；后排左起：陈仲达、萧鲁阳、顾吉辰、朱杰人、俞宗宪、吕友仁、杨立扬、许沛藻、王松龄、李伟国、金圆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希望宋史卷能作为断代史的第一部在1983年出书。会后，他全力投入《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的组织工作。10月，他与邓广铭、陈乐素发起组织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成立大会。会上，他代表筹备小组介绍了宋史研究会的筹备经过，并被选为秘书长，主持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工作。这年，他开始为撰写《范仲淹新传》作前期准备。
1981年，程应镠完全摆脱学校里的工作，夜以继日地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审稿、定稿。1982年4月，他被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疗，但梦牵魂绕的却是尽量夺回十年浩劫损失的时光，为史学研究多做贡献。
1983年，程应镠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长，并把上海师院的古籍整理专业建设成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点学科之一。10月，他赴昆明参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并与妻子重游昆明、贵阳等旧地，返沪后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参加纪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西南之行，故地重游，令他感慨和兴奋，为此他写了一组《重游西南杂事诗》。江西是他的故乡，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欧阳修和陈寅恪，以“气节文章堪继往，江山人物自开颜”的诗句来颂往勉今。他频繁地参加各种重要的学术活动，人们难以相信他是一个癌症初愈、年近七旬的病人。这年秋天，他开始写作《范仲淹新传》。写作之前，他对怎样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考虑了很久。上海师院校庆，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10月去贵阳，在贵州大学又讲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的征文约稿函，便写了《谈历史人物的研究》。《范仲淹新传》的写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论述思想的一次实践。
1985年7月，《范仲淹新传》完稿。1986年4月，他赴杭州大学参加国际宋史讨论会。月末，赴贵阳参加清华中学恢复旧名活动。10月，《范仲淹新传》出版，又着手《司马光新传》的写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名誉所长。1987年9月，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被增补为副会长，仍兼秘书长。1991年8月，《司马光新传》出版。1994年7月25日，程应镠病逝于上海寓所。
对新政权的诞生，程应镠当时是由衷高兴的，有《闻解放军云集江岸喜成一绝》。1949年5月，程应镠仍在光华大学和法政学院任教，还担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他后来被任命为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过组织委员会的副主委，积极参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动。例如，7月15日纪念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大会，他不但参与了筹备工作，还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自7月底8月初起，他担任《展望》周刊的编辑部主任。
1949年9月，上海市高教处指定程应镠担任光华大学的政治教授，同时，上海市军管会中教处派他前往高桥中学任校长。次年年初，他辞去《展望》的编辑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专任高桥中学校长。他平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办刊物，二是办学校。出掌高桥中学，满足了他办学的夙愿。他本来就有一套办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桥中学，便把这些主张付诸实践。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之下，他从办公费中节减款项，购置图书。其后几年，图书购置经费成倍增加，学生已能在图书室里阅读到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他努力贯彻“教学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标准。到任不久，他还抓了学生劳动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短短数年，高桥中学就成为闻名沪上的浦东名校。
1951年2月，在仍任高桥中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的同时，教育局一度命程应镠兼任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秘书长，负责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在暑假后就辞去这一兼职。这年冬天，教育局组织部分中学的行政负责人和教师去安徽宿县参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县王堂村工作了一个多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他辞去了原先兼任的光华大学的教职。这年，他参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学习，通过以后，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桥中学的高中政治教员。思想改造运动，是新政权成立以后第一次触及旧知识分子灵魂的政治运动，树立了执政党的绝对权威。程应镠感到自己不是党员，不适宜做行政领导工作，几次向教育局辞职，打算回高等院校搞教学和科研，都未获准。
1954年暑假，他从高桥中学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历史科主任。在其后三年间，他代理过一年教务主任，担任过校工会主席，但主要负责历史学科的建设工作。在各种会议上，他总是强调必须尊重教师，认为师专既然是高校，就应当从速确立学衔，不能都是一般教师。他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室的建设，添置了像《明实录》《册府元龟》这样的重要典籍。他还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实物，向学校建议筹办文物陈列室。在争取到资金以后，他致函委托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在京代为收购故宫博物院不收购的文物。文物陆续运达上海，他捐赠了自己所藏乾隆宫纸和数种丝织物。还趁沈从文以政协委员身份视察之便，邀请他来校对文物陈列室作具体指导。1957年，文物陈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现已改建为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成立，程应镠出任历史系主任。这年，他当选为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当“双百”方针提出时，程应镠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主张来诠释这一方针。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解使他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不久，他自己也被上海的那位“好学生”点名划为右派。他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和某些党员干部相处不好，只是个性脾气，绝不是反党。从7月份起，他被免去历史系主任的职务，入资料室工作，等待所谓处理结论。即便如此，为历史系的建设，他仍然不计一己之荣辱，主动提议整理文物陈列室所购置的碑帖。他利用“交代检讨”的间隙，白天赴上海图书馆查核有关资料，入夜则伏案运思，挥毫作跋。在这个急风暴雨般的仲夏，他将历史系收藏的全部碑帖研究了一遍，对每一通碑帖都撰写了一篇见识精到的跋语，交系备用。
1960年9月，程应镠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正式授课。他感到作为教师还必须有点真才实学，于是从1961年秋天开始，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如何重理旧业，掌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只要一有余暇，他就埋头于史学研究，尽管当时没有学术刊物会发表他的文章，但他还是陆续完成了《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魏晋南北朝民族略论》和《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等论文。他有一首诗反映了在政治运动的夹缝里偷闲治史的情景：
少逐声名翰墨场，晚于青史识苍凉。
九年蝶梦迷归路，三斛纯灰净秽肠。
绿色侵帘瓜豆蔓，好风穿户午荫长。
夜窗卧看星河落，清露无声枕簟凉。
由于周游和吴晗的促成，出版社约程应镠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写《南北朝史话》。1963年，他写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他：“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写作过程中，吴晗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吴晗都明确表示了意见。1964年春，《南北朝史话》完稿，不久看了三校样。终因政治大气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他以为吴晗的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也希望是个学术问题，但在表示意见时，却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能再犯错误。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晗与胡适》，他不仅感到吴晗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预感到又一场阶级斗争风暴的来临。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能够保住平安，被迫把吴晗1963年的来信交给了历史系党总支。
风暴终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他每次去看大字报时，总是担心大字报会集中揭露自己的问题。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他主动交代了和吴晗、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师院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图书和诗稿，还准备烧毁文物陈列室的珍贵藏品，把他与魏建猷和张家驹等人挂牌游斗。沉重的铁质游斗牌压坏了他的颈椎神经。他认为红卫兵全面地否定过去的文化“太过分”，也“不合法”。运动初期的惊涛骇浪过去以后，他作为牛鬼蛇神被送到学校附近的桂林二队劳动改造。每天，他送蔬菜去市场，到梅陇镇去拉砖瓦，去七宝镇运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宝路上拉粪车……这期间，他与亲朋好友都断绝了往来。晚饭后，和妻子一灯相对，唯一可以排闷的，便是读书。从中学便已熟读的《资治通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伴侣。他常常是坐在破沙发上，翻到哪里，就读下去，时而沉浸在历史之中，忘记了一切，时而古今对读，发出会心的苦笑。
1968年元旦，程应镠是在写检查交代中度过的。这年5月，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也没完没了地写交代，现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的“罪行交代”约25000字；三天后，续写“我的交代”，约万言。当月，写了十余份“交代”。1969年2月，他一度被隔离审查。4月12日写了长达20页后被“解放”。5月，参加“教育改革探索小分队”，赴横沙岛。连年的揪斗关押，让他惊魂不定，面对横沙岛上的风雨怒涛和雁月夜窗，他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海上涛来云似墨，天边雁字月如霜。
夜窗犹忆惊风雨，老眼婆娑泪万行。
大约从这年岁末起，程应镠转到松江佘山劳动。1970年5月，转赴江苏大丰“五七干校”，继续那种无休无止的改造和学习。
1971年4月，工宣队发还抄家取去的书物，而程应镠所珍爱的诗稿本却不见踪影，于是他凭借着记忆默录出部分旧作。10月2日，他为默录的诗稿写了一段跋语：龆龄学诗，至今四十余年。自二十五岁至五十岁，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取去。当时窃惟革命人们可以据此审查我的一生，因其中颇有与时事有关者，即友朋答赠的篇什，也可见交游。这种东西，本来是应当烧掉的。为了使儿女从这里取得一些教训，则还有可以保存的理由。我这个人自幼读孔孟之书，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润。在洛阳，虽有忧愤，但仍幻想改良。在昆明，忧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灭了，却仍然拒绝到工农兵中去。‘北去南来’、‘东行西上’，固实有所指，但也不过是对朱颜失去的怅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写实，仍旧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过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但跋语强调”读其诗，想见其为人重录了这些东西，不免和它们一同回到了过去的日子，肯定诗草对了解其人其事的价值。这些诗草与他在1949年以前的小说、散文、报道、杂感和政论，后来大都收入《流金集诗文编》。
从1972年起，程应镠结束了在大丰“五七干校”的劳动，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二十四史标点组，先后参与标点了《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标校完毕。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标点组开始标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
十年动乱中，程应镠私下里只与魏建猷、张家驹仍有往还，患难之中保持着十分感人的友谊。1973年，他们三人还结伴携妻出游苏州，成为那黯淡的岁月中鲜见的亮色。1976年春天，天安门事件的消息传来，他有《丙辰清明偶成》，表达了对政治阴晴的密切关注和乐观情绪：
日里几番晴雨晦，夜来月色暗还明。
黄梅时节江南客，头白昏昏醉复醒。
10月，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也有诗纪其事：
谁知覆雨翻云手，搅得周天阵阵寒。
易直果能当大事，未须甲兵即平安。
易直是宋代大臣吕端的字，他一向被视为“大事不糊涂”的名相。程应镠谙熟宋史，他预感到一个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即将过去。
1977年，程应镠仍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该标点组后来改为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月，他应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为十余年前的旧稿《南北朝史话》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华已经21年，见到阔别已久的师友，抚今追昔，既感慨，又高兴。在北京的50天里，他往往上午校改书稿，下午去访寻古迹，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约有两次去小羊宜宾胡同探访沈从文。他还去探望了吴晗的遗孤，吴晗是促成他写《南北朝史话》的师友之一。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他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吴晗的诗：
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
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寂寞待春归。
诗的意思很明白，但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当时，他还不敢轻易示人。
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首届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入学，程应镠不仅为他们制定了教学计划，还亲自担任了《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工作。这年岁末改正右派错划，他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为历史系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同时，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兼职也日渐增多。1979年，程应镠被选为新一届的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成为全国第一批恢复招生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这年3月，他在为即将出版的《南北朝史话》所作的后记里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还应当在我的晚年为我国史学作出一点什么来。”他确实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的，迎来了自己学术和事业的最后收获期。写完后记，他赶赴成都参加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宋史研究会，并推北京大学邓广铭、暨南大学陈乐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郦家驹和上海师范学院程应镠组成筹备小组，责成上海师院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2月，他去天津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会议，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同被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主编。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决定分卷出1980年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前身古籍整理研究室教师和研究生的合影。前排左起：吴绍烈、徐光烈、程应镠、陈光贴（兼职教授）、颜克述、秦英、陈九思、马茂元、吴邦彦；后排左起：陈仲达、萧鲁阳、顾吉辰、朱杰人、俞宗宪、吕友仁、杨立扬、许沛藻、王松龄、李伟国、金圆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希望宋史卷能作为断代史的第一部在1983年出书。会后，他全力投入《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的组织工作。10月，他与邓广铭、陈乐素发起组织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成立大会。会上，他代表筹备小组介绍了宋史研究会的筹备经过，并被选为秘书长，主持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工作。这年，他开始为撰写《范仲淹新传》作前期准备。
1981年，程应镠完全摆脱学校里的工作，夜以继日地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审稿、定稿。1982年4月，他被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疗，但梦牵魂绕的却是尽量夺回十年浩劫损失的时光，为史学研究多做贡献。
1983年，程应镠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长，并把上海师院的古籍整理专业建设成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点学科之一。10月，他赴昆明参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并与妻子重游昆明、贵阳等旧地，返沪后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参加纪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西南之行，故地重游，令他感慨和兴奋，为此他写了一组《重游西南杂事诗》。江西是他的故乡，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欧阳修和陈寅恪，以“气节文章堪继往，江山人物自开颜”的诗句来颂往勉今。他频繁地参加各种重要的学术活动，人们难以相信他是一个癌症初愈、年近七旬的病人。这年秋天，他开始写作《范仲淹新传》。写作之前，他对怎样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考虑了很久。上海师院校庆，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10月去贵阳，在贵州大学又讲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的征文约稿函，便写了《谈历史人物的研究》。《范仲淹新传》的写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论述思想的一次实践。
1985年7月，《范仲淹新传》完稿。1986年4月，他赴杭州大学参加国际宋史讨论会。月末，赴贵阳参加清华中学恢复旧名活动。10月，《范仲淹新传》出版，又着手《司马光新传》的写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名誉所长。1987年9月，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被增补为副会长，仍兼秘书长。1991年8月，《司马光新传》出版。1994年7月25日，程应镠病逝于上海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