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凡
作者简介:李志凡,上饶铁路中学教师。中共上饶地委组织编写的《方志敏传》(以下简称《方传》)以传记体的文学形式、朴素无华的语言,真实地在读者面前再现了方志敏的光辉形象。它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说明方志敏和许多无产阶级的卓越领袖人物一样,是生活孕成的英才,非上天降下的神灵。其智慧、胆识、才干,都有一个发芽、生长、开花与结果的过程。
(一)
《方传》把方志敏的成长“过程”置于一定的历史范畴与一定的社会环境里,置于他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旋涡中。
与方志敏发生血肉关系的革命团体“九区青年社”“改造社”“读书会”“SY”“农民革命团”……它们成了他走向革命、投入中国共产党怀抱的一座座“里程碑”。
与方志敏志同道合、同舟共济的战友:毛泽东、彭湃、赵醒侬、邵式平、邹努、袁玉冰、黄道等等,成了他的良师益友。
做方志敏后盾的则是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他们给了方志敏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编者从各方面具体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揭示了赣东北地区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满怀激情地叙述了“点燃农运火种”“漆工暴动与大闹‘上清官’”“弋横暴动”“周坊暴动”“奇袭景德镇”等震天撼地的大事件,通过它们构成了一部革命斗争的雄浑史诗。
(二)
列宁说: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如果“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列宁选集》第4卷第206页)。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在《方传》中有机地结成一体。
《方传》中的方志敏,是人民的领袖、同志和亲人。他,站得高,但不是“腾云驾雾”;他,看得远,但没有什么“火眼金睛”。他与人民群众似鱼水情深,常常深入群众调查,谈心交朋友,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他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迫切要求与强烈愿望,因而获得群众的真情保护与衷心爱戴,以至敌人认为他“神通广大”,摸不透、吃不准、抓不到。
《方传》记载:军委会住在群众家里。一次,警卫员劝群众晚上不要舂米,怕“咿呀咿呀”的碓米声影响首长们的工作与休息。方志敏知道后立即指示:“不能叫群众关掉水碓。水碓停了,群众拿什么舂米?”
另一次,红军独立团打仗回来,一些战士从田里穿过,踩倒了一片油菜。方志敏十分气愤,在大会上严厉指出:“群众用血汗辛勤种出来的油菜,踩死多可惜!我们工农红军是工农子弟,处处要爱护工农利益。”
方志敏战斗到哪里,就受到哪里群众的保护。一次,敌人跟踪追捕他,情况十分危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挺身而出,带他穿山越岭,巧妙地摆脱了追兵。又一次,方志敏刚进横峰霞阳村就被白军包围了,眼看要被敌人追上,突然,跑在前面的几个白军发现路边许多白闪闪的银洋,便立刻像饿狗见了新鲜屎一样忙着抢,后面的也追上来争夺。结果方志敏得以脱身。原来是群众把土豪那里没收的几箱银圆倒在路上的。方志敏的伟大,也正是因为他懂得人民的伟大。
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方志敏不断地追求真理、勇于实践。
当他感觉到马列主义这闪耀的旭光时,便毫不犹豫地去觅寻、去研究、去宣传;当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与宗旨时,便奋不顾身地去亲近、去加入、去为之献身。
早在1922年,他就由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把全部热情投入革命的实践,创办“南昌文化书社”“黎明中学”“明星书店”,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1924年3月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赵醒侬、邓鹤鸣一道创建江西党组织,继而领导赣东北的革命斗争,创建红十军与闽浙皖赣根据地……
方志敏堪称追求真理、勇于实践验证真理的模范。这是他成长为一代英才的又一原因。
1927年3月,方志敏在武汉以极大兴趣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文中的观点倍加赞赏,返回江西后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反击国民党右派的伟大斗争中,之后便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为了革命,方志敏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宁可大义灭亲。他有个五叔,叫方高雨,是个暴发地主,气焰十分嚣张,方志敏便亲自率领群众把他抓起来,使家乡的减租减息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方传》在充分地叙述方志敏的“杰出才干”“惊人胆识”“非凡思维”的同时,也充分地叙述了他的实践活动的支持者、参与者--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领袖人物的实践活动只能是“天方夜谭”。
(三)
《方传》自始至终把方志敏写成“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服五谷、有七情”的人。对他的伟大,字里行间恰如其分,没有牵强附会、任意拔高的痕迹。编者抓住了“情”,实质上就是写人的心灵、胸怀、意识、目的,是真实地表现历史,是“以实激情”“以情动人”。
编者用了一些非常生动的细节来叙述方志敏的“人之常情”,方志敏与爱人缪敏在东湖泛舟相爱,情意绵绵。当方志敏率领红军从皖南返回,在八磜受阻,几经血战,部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时,他望着身边倒在血泊里的战友,想到未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心痛如刀割,在极度悲愤之中,几次想拿起手枪对准自己的脑壳一扳了事。这是方志敏自己说的。将这样的情节写进《方传》,会损害方志敏的伟大形象吗?并不会。
写“情”,就离不开写“人”的个性、爱憎以及他的“不足”、他的挫折。撰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村里人亲昵地叫少年时的方志敏为“书痴子”“痴果仂”。方志敏母亲积忧成疾,父亲叫志敏沐浴斋戒,携带香纸蜡烛及供品到高桥庙去焚香许愿,祈祷菩萨大发慈悲。幼年方志敏不仅没有反对,而是去了。再如“初出茅庐”的方志敏与老奸巨猾的劣绅张大纲斗争时一再受挫。而历数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的余巡官,将他的劣迹向江西省警察厅提出控告,亦属“头脑简单,阅历不深的学生们的稚气”,后来回忆起,他也不禁哑然失笑。
即使是成熟后的方志敏,撰者也没有把他描写成“无所不能”“无所不料”“无往不胜”的。当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方志敏曾委派专人到贵溪没收张“天师”的财产,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张闻讯潜逃。革命者张朝燮惨遭杀害,方志敏听完烈士妹妹垂泪哭诉后,立即挥毫致函江西省政府要求严惩凶犯。而这时主持省政府工作的朱培德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反动家伙。
方志敏早有武装农民的思想,但还来不及在各地普遍发展,江西形势就急趋恶化。朱培德迟早要反动,这虽在方志敏的意料之中,但“反动”得这么快,却是始料不及。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后,身为暴动总指挥的方志敏根据葛源一路的暴动领导人程伯谦的报告,误认为驻守葛源的敌军人数不多,于是调动了六路农民军共上万人会攻葛源,结果中敌埋伏,严重受挫。
立三路线开始传到赣东北时,方志敏曾坚决反对过,但方志敏说当时“我们反对那种错误,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性,不过多半是觉得在实际上行不通罢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特委在万年县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立三路线。会上斗争十分激烈,方志敏坚决反对进攻九江,但是赞同他的意见的同志居少数。中央纠正了立三路线后,又来了王明路线,方志敏也与其进行过斗争。但他回忆说:“我们当时是认识了他们错误的危险性,与他们做了坚决斗争的,并用政府的命令,制止他们的逃跑思想,可是由于我们理论上的幼稚,不能从理论上正确地说服他……”(《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方志敏率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连战连捷。但在汤口休整后,被某些人借口“没有时间”而放松政治工作,对一些违犯军纪的行为也没及时处理,加上身为军团长的刘畴西指挥失策,以至又惨遭挫折。但撰者并没有因为全军最高负责人是方志敏而回避这一笔。
总之,《方志敏传》的路子是对头的,值得肯定。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