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浙皖赣四省边界的三年游击战争
张伊闽
浙皖赣边界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赣南、闽西等游击根据地相映同辉。它是我党领导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一个光辉范例。它为江南抗日劲旅--新四军输送了数千名英勇善战的健儿，它为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游击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未被史学家所重视。我们认为，探讨和研究闽浙皖赣四省边界游击战争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很有必要。现将我们所知情况叙述如下，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史学界及有关部门的关注。
游击根据地的概况
闽浙皖赣游击根据地，有赣东北、皖南、闽北、浙西南四块基本地区，后合为皖浙赣、闽赣、浙西南三大块。主要活动区域，东至大海，南扼闽江，西临鄱湖，北倚长江，乃闽浙皖赣四省襟带之地。加之地处华南丘陵，山多地偏，交通不便。黄山、天目山、怀玉山、武夷山、洞宫山等交接相连，构成道道天然屏障，进可出击，退可隐伏，直接威胁宁沪杭--当时反动统治的中心区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第五次反“围剿”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闽浙赣苏区逐渐被国民党分割、占领。面对敌人疯狂残暴的“清剿”、血腥野蛮的镇压，根据地的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各地的党组织和部队，在失去与中央联系、失去统一领导的情况下，独立地坚持斗争。他们出入于山川发动群众，保存自己；游击于平地，打击敌人，宣传抗日。党的影响日益增长，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到四省边界的60余县和地区。连蒋介石的老家奉化也有游击队的足迹，严重影响蒋家王朝赖以生存的江浙财团老巢的安全，犹如“后园之火”“心腹之患”，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疯狂破坏。三年间，敌人调动了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对这一地区进行多次大规模的“围剿”，然而，终不得如愿。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经过三年游击烽火洗礼的闽浙皖赣的3000余名英勇的战士，分别在江西的瑶里、石塘，浙江的平阳，福建的福安改编为新四军，成为其重要的一部，肩负着抗日救国的重任，奔赴新的战场。
坚持党对游击战争的绝对领导
1934年11月，红军主力离开赣东北苏区北上抗日后，根据地被敌分割、占领。各地之间的党组织和部队失去了统一领导，联系被隔断，情况十分艰苦。他们“不知道整个的形势，天天打，天天跑，部队本身的思想情况一时也很混乱，一部分在平时称为坚决的革命者，在此时却看到情况严重而逃跑了，也有少数的人像倪宝树之流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而无耻叛变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仍然抱着一颗为牺牲先烈复仇，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的心，顽强的坚持着”。他们由于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受到党的长期教育，认识到“流寇主义”的危害性，因而主动地将武装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积极寻找上级组织，求得统一的领导。
1934年底，江天辉奉方志敏指示，带领一部分人与谭家桥战斗失散的部队取得联系后，次年初在山历崌山遇王丰庆、匡龙海部。随后逃出包围圈，转战到安徽贵池、东流、秋浦一带，又与江从新、倪南山部会合，并于1935年6月建立中共江边特委。由于有了统一的领导，开辟了游击根据地，部队迅速发展到七八百人，成立了独立团，接着打了两三次漂亮的战斗。由于有了党的统一领导，加上军事上的胜利，大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巩固了群众的胜利信心，从而加速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皖浙赣边的各游击根据地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他们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一面坚持斗争，一面积极寻找省委。1936年初各路会集鄣公山，找到了省委。1936年4月，“为了统一和加强各个根据地的党的领导，结束一年多来分散坚持斗争的局面”，决定成立皖浙赣省委。从此，分散在赣东北、皖南两地的大小部队，聚集在新省委的领导之下，开展了新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在闽东、闽北、浙西南，相继成立了浙闽边临时省委和闽赣省委，加强了边界游击战争的领导。
三个省委的建立，并没有减轻他们对失掉与党中央联系所感到的痛苦，他们犹如久离父母的孩童、断了线的风筝。
1936年底，闽北派吴华友（过去曾在太平洋海员工会工作）带了报告到上海、香港一带找党的关系。吴华友在上海没找到，在香港找到了又不敢认。最后还是1937年4月通过美国共产党才得到中央的“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同志们如获至宝，认真地学习讨论，认为中央指示精神完全正确，明确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闽东、浙江等因靠近沪、港，较早地找到了中央的关系。而地处偏僻山区的皖浙赣省委却联系不便，消息闭塞。西安事变后，省委对新形势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必须积极寻找中央关系，接受中央的及时指示，才能避免政治上犯错误，避免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省委决定率独立团到浙西南找刘英，估计刘英处有电台与中央联系。虽然这个决定反映出省委对当时敌人“清剿”的残酷性估计不足，将主力调离根据地，使革命事业遭到一定损失，但他们在革命策略和政策转变的重要关头，千方百计地与中央联系，取得领导，力争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充分表现出他们高度的党性观念。
活动在赣东北一带的杨文翰游击队失败的教训，从反面证明，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发生转变的时候，失去和党的联系，又不积极去争取党的领导，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政策转变，就会在敌人的“清剿”面前迷失方向，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为保证党的战斗力，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各地党组织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重视并加强了党的建设。“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皖浙赣省委在游击战争中仍然十分珍视这个宝贵的经验，他们在部队中，坚持贯彻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团有总支部，连队有支部，政治委员不仅独立团、营以上都有，而且各独立连也有”；“部队政治工作以党支部为核心，根据每一时期的政治任务，针对部队思想情况进行”，并且“坚持党的生活制度，只要有时间，就召开小组会，进行政治思想和工作上的检讨”。党的建设加强，不仅保证了部队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并得到了巩固和很大发展。整个地区的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
皖浙赣省委在发展党员、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方面作了一些规定，做出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党的教育、提高和培训干部方面。他们抓紧点滴时间，在部队和地方进行党的教育、党章的宣传。“注意党的小组会和支部生活会，并把及时反映当地政治情况作为支部生活会重要内容之一，这样，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反映到党支部”，传到最高领导层，便于掌握情况，更好地开展游击。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的素质极为重要，是执行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省委在莒莙山开办短期的干部训练班，每期20人，时间5天，主要是进行革命信仰和群众观念的教育。
刘英、粟裕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在建立党组织，发展、壮大党的力量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当挺进师1935年到浙江时，除浙东有零星党组织外，几乎都是白区，均无党组织。政委会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首先创建了松溪、政和、庆元、泰顺等地的党组织，1935年10月又建龙泉等县党组织，并正式建立浙西南等特委。
到1937年和平谈判前后，党员数量已达4000余人，这个速度是极其迅速的，成绩也是很显著的。省委书记刘英说：“在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中，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表明着自己的先进和能够随机应变以及独当一面的艰苦奋斗精神，他不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扩大了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了自己有生力量，在某些地区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创立了成为今天抗战的主要支点之一，浙闽边数百万群众对我党的拥护同情和爱戴，是普遍而又深入的现象。”这段话虽是在1940年对浙西南游击斗争所做的评价，其实也是四省边此时的真实反映。党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从实际出发，实现游击战争时期的政策转变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闽浙皖赣边界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游击战争初期，各支部队怀着对敌人残酷“围剿”的仇恨，只注意对敌人的复仇，敢于斗争，但是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制定适应新形势的策略，未加十分重视，不能善于斗争，因而使游击战争的发展遭到一些挫折。“由于策略上仍然采取苏维埃运动时的一套，部队还没有脱离打硬仗的旧办法，贵秋东根据地起义后不到半年又失败了。”“浙西南起义后不久，声势浩大，直接威胁敌人的心脏，加之当时根据地的政策仍然采取苏维埃时期的一套，所以国民党调集其精锐部队罗卓英部展开对浙西南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到处大烧大杀，群众开始发生某些动摇。根据地的坚持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说：“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党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适合党的现有力量，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得到最大成绩的一切斗争手段，党都是承认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211页）严峻的现实斗争教育了各级党组织，他们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和人民的力量，采取了新的斗争手段。
1935年初，闽北苏区在敌人四个师、一个旅、两个省的保安部队共10多万兵力的围攻下，主动撤离了大安圩，转入游击战争。敌人到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移民并村，大肆屠杀，建碉堡群、建保甲制，组织民团、大刀会，实行法西斯统治。在此情况下，闽北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新的政策：
第一，在军事上放弃打硬仗，攻碉堡，守阵地的错误办法，进行游击战争，争取群众。
第二，在经济上放弃分田废债，改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为筹款。
第三，允许和教育群众实行‘白皮红心’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进行争取保甲长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四，由过去的打大刀会，改为又打又拉争取大刀会的政策。
政策上的正确转变，顺乎民心，使党群关系更加密切。不管敌人用“张开大网来捉鱼”的碉堡政策，还是用“抽干塘水来捉鱼”的移民并村，闽北党和游击队没有被困死，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游击队。“红军没有饭吃，群众就你一把我一把的凑集拢来，晚上用绳子偷偷吊在围墙外面给红军。红军没有鞋子穿，群众就你买一双我买一双，自己打赤脚，送给红军穿。”就这样，闽北党在1935年敌人“围剿”最残酷、环境最紧张最艰苦的形势下，站稳了脚跟，保存了力量发展了游击战争。
挺进师在进入浙西南初期，提出“彻底分配土地”，“彻底的将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财产分发给广大工农群众”的口号，对保甲长的统战注意不够。特别是“广大群众及各地下党因遭受敌人长期的烧杀抢等而要求特委有计划的组织红心白皮的联甲，以应付环境时，浙南特委有人说，组织了联甲和壮丁队的统统都是反动派，一概要杀，结果使广大群众进退两难”。由于政策“左”，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红心白皮”是方志敏在你强我弱的形势下，倡导的一种保存自己、应付敌人的好策略。后来，政策一转变，“我们几百人的部队，住在任何一地，有五六里，甚至数十里的联甲‘剿共义勇军’，代我们放哨，而且群众假借清乡，禁止通行，消息封锁的异常严密”。“我们在敌人身边，他也不知道，甚至问我们的哨兵，此地有没有红军？”
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向着当时的主要目标进攻。
建立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运用，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进行统战的工作中，当时我各游击根据地，对待保甲长采取教育为主，打击其中个别坏的，教育争取大多数为我工作，允许他们做“两面派”。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他们愿为我们提供情报，代购一些群众难以买到的东西，有时还利用他们的身份掩护我们的同志。对土豪，除民愤极大有直接血债的予以镇压外，一般不杀，采取筹款办法。土豪们为了保命，不得不接受罚款和我们提出的一些条件。对城市商人，利用他们唯利是图的特点，允许他们到根据地或游击区做生意，他们也就愿意为我们打听消息，代购书报、文具、药品等，但绝不允许他们进行任何破坏活动。
闽北党组织，争取林熙明的大刀会，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典范之一。
大刀会是一种有反抗意识的封建性的会道组织，在闽北几乎村村都有。当时一般都被国民党所利用。开始由于“犯了一种仇视和把个别的当作整个一律看待的错误观点，而不知从政治上去瓦解争取乡保甲长与大刀会”，部队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大刀会打仗，是开展游击活动，在新区站稳脚跟的第一个难题。1935年冬，闽北独立师主力一部在黄立贵、饶守坤等率领下来到建阳、松溪、政和一带，他们调查了解到在这一带的以抗捐抗税为名的林熙明大刀会，基本上是代表农民意识的，决定加强和他联合，“经过打击和争取两方面的努力”，“最后与黄立贵等同志喝了鸡血酒称兄道弟起来了。通过林熙明争取了绝大多数的大刀会”。这样，独立师在建、松、政很快站住了脚，工作得到发展，开辟了新游击区。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疯狂地对南方各游击队进行空前、绝望的围攻，妄图消灭游击队。闽浙皖赣边的各省委，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准备，严阵以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卑劣伎俩，宣传抗日，争取人们的拥护。例如，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发出快邮代电，中心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在与敌人谈判时，也做好了两手准备，在蒋介石发出“停抚进剿”手令时，“我们的主力由整化零组织了大批的赤色武装工作团，挺进到敌后方及侧翼去了，并发出《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而告各界人士书》，5月间继续发出和平谈判通电，6月中续发《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这些做法深得民心，政治上占了主动，同时也为当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正确制定游击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
闽浙皖赣三年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确地制定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积极地发展游击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的战略方针。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共产党的地位和革命的胜利。当革命处于低潮，有人弃枪而逃、出卖灵魂、背叛革命时，闽浙皖赣各支部队都紧握枪杆，坚持武装斗争，用行动表明党的主张，鼓励人民的斗争信心。“辗转不停的游击战争，发动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扩大了党和苏维埃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证明根据地是武装斗争的依托，斗争的实践，也使他们“深感没有地方党和根据地，供给和安放伤员等问题，都难以解决，就想创立新的根据地”。
1934年底，皖南特委书记王弼叛变，特委遭到破坏。刘毓标等率独立团一营，历尽千辛万苦，在德兴广财山找到省委。关英说，要遵照方志敏交代的任务，以黄山为中心，开展皖南游击战争，但要尽量避免打消耗战，尽量保存有生力量。
刘毓标等在返回皖南途中，有意挑选地点，建立根据地。当他们经过婺源、浮梁、祁门、休宁四县交界的鄣公山、莒莙山、休宁石屋坑等地时，看到这里地形险要，山大林密，群众条件又好，就决定在此一带活动。他们“在群众中积极宣传我党我军宗旨，宣传穷富对立原因，号召大家只有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抗捐抗税、反对抽丁，才能获得解放。取得了群众的支持，于是就落下了脚”。他们还开展组织工作，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团、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并重视对妇女、儿童的教育，搞了一系列根据地建设的工作。后来这里发展成为皖浙赣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根据地。
以军事行动作掩护，是当时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方法。“我们许多新区工作，差不多都是首先经过部队的行动，向群众进行宣传，然后留下工作人员再进行组织工作搞起来的。”例如上、下浙皖特委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更能说明这一特点。
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初到浙江就取得了庆元县“斋郎之役”的胜利，群众深受鼓舞，我军也得以立足。
1935年5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急议调集7个保安团和11个保安大队，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企图在龙泉、遂昌一带的九龙山，将我军围而歼之。“为了开展宽广的游击区域，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决定以一、二纵队和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在龙泉、云和、遂昌一带进行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和各种革命组织，为建立游击根据地而斗争，三、四纵队在刘英、粟裕领导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龙游、汤溪、金华、武义一线进发。
这次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三个半月的行动中，占领了浙江中部和东南部不下五个市镇，袭击了十九个县城，占领了龙泉、衢州等城市，巩固和占据了碧湖、住溪、王村口等中心市镇”，“地方工作发展到纵横近二百里，扩大新战士四百余名”，“得现款数万元”。并且迫使敌人将南线兵力按我军计划北调，保证了创建浙西南根据地工作的顺利开展。
各游击根据地在敌人重兵的围攻下，并不是消极隐蔽、躲藏，而是积极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他们适时地创造了许多适应游击特点的新战术，例如“打回马枪”“8字形”“S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击”“奇袭夜袭”等等。
“拖垮周志群，痛揍郭子举”是新战术灵活运用的一次战例。1935年底，闽北特委了解到敌人后方十分空虚，主力都集中在苏区，许多重要城镇都只有少数保安部队驻守，于是决定部队全力向外出击。部队进入敌后，一个月连续打下了建瓯的玉山圩、东峰等重要城镇，解决了给养，开辟了新区。敌人自然不可能再造封锁线，只得改变办法，采取跟踪追击和分进合击的方法。
黄立贵率领的独立师一团，从1936年1月起把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周志群部的1500人，整整拖了3个月。“我们有时跟敌人兜圈子，今天你追上我，一个晚上我走八十里，明天你又不知道我究竟到哪里去了，等到你再跟上，老子已经休息了两天或三天，又可以再同你兜一个圈子了。”游击队就像“叫花子打狗”，边拖边打，“更主要的是一路选择好的地形揍他，无好的地形不打，有了好地形狠狠地揍他一顿，打了就跑”。在建阳界首附近一次伏击，“足足打掉他五百多，打断了他的脚骨”。1936年7月，在崇安、铅山根据地的游击队，乘敌各路收兵之际，集中力量在上饶甘溪附近的金钟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郭子举两个连。
“我们就这样靠两条腿，依靠群众，采取以拖对追，有条件打他一顿，以分散对集中，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办法坚持了三年，保存了力量。”
皖浙赣独立团夜袭开化、奔袭沱川、伏击牛鼻岭的胜利，正是因为运用了灵活的战略战术方针。
挺进师政治委员会明文规定：“在敌进攻时，应绝对的避免正面的战斗和对峙局面，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奇袭夜袭，埋伏与侧击，另一方面用声东击西的方法，突然的袭击敌人后方，发动广大群众，彻底的破坏敌人的进攻路线或必须转移地区的交通要道。”
由于战术运用得当，游击区域更加宽广，“差不多温、台、处、巨各属及杭州以南以至蒋介石家里的奉化附近也有红军的足迹，这不仅震动了整个浙江的敌人，而且震动了整个统治阶级”。《东南日报》就曾惊恐疾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仅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
正因为他们坚持了有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制定了适应游击环境的战略方针，在三年艰苦斗争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扩大了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
闽浙皖赣四省边界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在革命遭受到极大挫折时的自卫求生战争。它不仅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的火种，而且为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它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英雄史诗和宝贵的实践经验，它是党领导人民谱写的又一曲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凯歌。它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同样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3年02期）
浙皖赣边界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赣南、闽西等游击根据地相映同辉。它是我党领导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一个光辉范例。它为江南抗日劲旅--新四军输送了数千名英勇善战的健儿，它为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游击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未被史学家所重视。我们认为，探讨和研究闽浙皖赣四省边界游击战争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很有必要。现将我们所知情况叙述如下，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史学界及有关部门的关注。
游击根据地的概况
闽浙皖赣游击根据地，有赣东北、皖南、闽北、浙西南四块基本地区，后合为皖浙赣、闽赣、浙西南三大块。主要活动区域，东至大海，南扼闽江，西临鄱湖，北倚长江，乃闽浙皖赣四省襟带之地。加之地处华南丘陵，山多地偏，交通不便。黄山、天目山、怀玉山、武夷山、洞宫山等交接相连，构成道道天然屏障，进可出击，退可隐伏，直接威胁宁沪杭--当时反动统治的中心区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第五次反“围剿”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闽浙赣苏区逐渐被国民党分割、占领。面对敌人疯狂残暴的“清剿”、血腥野蛮的镇压，根据地的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各地的党组织和部队，在失去与中央联系、失去统一领导的情况下，独立地坚持斗争。他们出入于山川发动群众，保存自己；游击于平地，打击敌人，宣传抗日。党的影响日益增长，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到四省边界的60余县和地区。连蒋介石的老家奉化也有游击队的足迹，严重影响蒋家王朝赖以生存的江浙财团老巢的安全，犹如“后园之火”“心腹之患”，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疯狂破坏。三年间，敌人调动了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对这一地区进行多次大规模的“围剿”，然而，终不得如愿。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经过三年游击烽火洗礼的闽浙皖赣的3000余名英勇的战士，分别在江西的瑶里、石塘，浙江的平阳，福建的福安改编为新四军，成为其重要的一部，肩负着抗日救国的重任，奔赴新的战场。
坚持党对游击战争的绝对领导
1934年11月，红军主力离开赣东北苏区北上抗日后，根据地被敌分割、占领。各地之间的党组织和部队失去了统一领导，联系被隔断，情况十分艰苦。他们“不知道整个的形势，天天打，天天跑，部队本身的思想情况一时也很混乱，一部分在平时称为坚决的革命者，在此时却看到情况严重而逃跑了，也有少数的人像倪宝树之流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而无耻叛变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仍然抱着一颗为牺牲先烈复仇，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的心，顽强的坚持着”。他们由于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受到党的长期教育，认识到“流寇主义”的危害性，因而主动地将武装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积极寻找上级组织，求得统一的领导。
1934年底，江天辉奉方志敏指示，带领一部分人与谭家桥战斗失散的部队取得联系后，次年初在山历崌山遇王丰庆、匡龙海部。随后逃出包围圈，转战到安徽贵池、东流、秋浦一带，又与江从新、倪南山部会合，并于1935年6月建立中共江边特委。由于有了统一的领导，开辟了游击根据地，部队迅速发展到七八百人，成立了独立团，接着打了两三次漂亮的战斗。由于有了党的统一领导，加上军事上的胜利，大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巩固了群众的胜利信心，从而加速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皖浙赣边的各游击根据地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他们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一面坚持斗争，一面积极寻找省委。1936年初各路会集鄣公山，找到了省委。1936年4月，“为了统一和加强各个根据地的党的领导，结束一年多来分散坚持斗争的局面”，决定成立皖浙赣省委。从此，分散在赣东北、皖南两地的大小部队，聚集在新省委的领导之下，开展了新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在闽东、闽北、浙西南，相继成立了浙闽边临时省委和闽赣省委，加强了边界游击战争的领导。
三个省委的建立，并没有减轻他们对失掉与党中央联系所感到的痛苦，他们犹如久离父母的孩童、断了线的风筝。
1936年底，闽北派吴华友（过去曾在太平洋海员工会工作）带了报告到上海、香港一带找党的关系。吴华友在上海没找到，在香港找到了又不敢认。最后还是1937年4月通过美国共产党才得到中央的“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同志们如获至宝，认真地学习讨论，认为中央指示精神完全正确，明确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闽东、浙江等因靠近沪、港，较早地找到了中央的关系。而地处偏僻山区的皖浙赣省委却联系不便，消息闭塞。西安事变后，省委对新形势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必须积极寻找中央关系，接受中央的及时指示，才能避免政治上犯错误，避免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省委决定率独立团到浙西南找刘英，估计刘英处有电台与中央联系。虽然这个决定反映出省委对当时敌人“清剿”的残酷性估计不足，将主力调离根据地，使革命事业遭到一定损失，但他们在革命策略和政策转变的重要关头，千方百计地与中央联系，取得领导，力争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充分表现出他们高度的党性观念。
活动在赣东北一带的杨文翰游击队失败的教训，从反面证明，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发生转变的时候，失去和党的联系，又不积极去争取党的领导，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政策转变，就会在敌人的“清剿”面前迷失方向，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为保证党的战斗力，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各地党组织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重视并加强了党的建设。“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皖浙赣省委在游击战争中仍然十分珍视这个宝贵的经验，他们在部队中，坚持贯彻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团有总支部，连队有支部，政治委员不仅独立团、营以上都有，而且各独立连也有”；“部队政治工作以党支部为核心，根据每一时期的政治任务，针对部队思想情况进行”，并且“坚持党的生活制度，只要有时间，就召开小组会，进行政治思想和工作上的检讨”。党的建设加强，不仅保证了部队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并得到了巩固和很大发展。整个地区的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
皖浙赣省委在发展党员、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方面作了一些规定，做出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党的教育、提高和培训干部方面。他们抓紧点滴时间，在部队和地方进行党的教育、党章的宣传。“注意党的小组会和支部生活会，并把及时反映当地政治情况作为支部生活会重要内容之一，这样，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反映到党支部”，传到最高领导层，便于掌握情况，更好地开展游击。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的素质极为重要，是执行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省委在莒莙山开办短期的干部训练班，每期20人，时间5天，主要是进行革命信仰和群众观念的教育。
刘英、粟裕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在建立党组织，发展、壮大党的力量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当挺进师1935年到浙江时，除浙东有零星党组织外，几乎都是白区，均无党组织。政委会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首先创建了松溪、政和、庆元、泰顺等地的党组织，1935年10月又建龙泉等县党组织，并正式建立浙西南等特委。
到1937年和平谈判前后，党员数量已达4000余人，这个速度是极其迅速的，成绩也是很显著的。省委书记刘英说：“在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中，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表明着自己的先进和能够随机应变以及独当一面的艰苦奋斗精神，他不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扩大了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了自己有生力量，在某些地区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创立了成为今天抗战的主要支点之一，浙闽边数百万群众对我党的拥护同情和爱戴，是普遍而又深入的现象。”这段话虽是在1940年对浙西南游击斗争所做的评价，其实也是四省边此时的真实反映。党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从实际出发，实现游击战争时期的政策转变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闽浙皖赣边界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游击战争初期，各支部队怀着对敌人残酷“围剿”的仇恨，只注意对敌人的复仇，敢于斗争，但是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制定适应新形势的策略，未加十分重视，不能善于斗争，因而使游击战争的发展遭到一些挫折。“由于策略上仍然采取苏维埃运动时的一套，部队还没有脱离打硬仗的旧办法，贵秋东根据地起义后不到半年又失败了。”“浙西南起义后不久，声势浩大，直接威胁敌人的心脏，加之当时根据地的政策仍然采取苏维埃时期的一套，所以国民党调集其精锐部队罗卓英部展开对浙西南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到处大烧大杀，群众开始发生某些动摇。根据地的坚持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说：“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党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适合党的现有力量，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得到最大成绩的一切斗争手段，党都是承认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211页）严峻的现实斗争教育了各级党组织，他们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和人民的力量，采取了新的斗争手段。
1935年初，闽北苏区在敌人四个师、一个旅、两个省的保安部队共10多万兵力的围攻下，主动撤离了大安圩，转入游击战争。敌人到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移民并村，大肆屠杀，建碉堡群、建保甲制，组织民团、大刀会，实行法西斯统治。在此情况下，闽北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新的政策：
第一，在军事上放弃打硬仗，攻碉堡，守阵地的错误办法，进行游击战争，争取群众。
第二，在经济上放弃分田废债，改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为筹款。
第三，允许和教育群众实行‘白皮红心’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进行争取保甲长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四，由过去的打大刀会，改为又打又拉争取大刀会的政策。
政策上的正确转变，顺乎民心，使党群关系更加密切。不管敌人用“张开大网来捉鱼”的碉堡政策，还是用“抽干塘水来捉鱼”的移民并村，闽北党和游击队没有被困死，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游击队。“红军没有饭吃，群众就你一把我一把的凑集拢来，晚上用绳子偷偷吊在围墙外面给红军。红军没有鞋子穿，群众就你买一双我买一双，自己打赤脚，送给红军穿。”就这样，闽北党在1935年敌人“围剿”最残酷、环境最紧张最艰苦的形势下，站稳了脚跟，保存了力量发展了游击战争。
挺进师在进入浙西南初期，提出“彻底分配土地”，“彻底的将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财产分发给广大工农群众”的口号，对保甲长的统战注意不够。特别是“广大群众及各地下党因遭受敌人长期的烧杀抢等而要求特委有计划的组织红心白皮的联甲，以应付环境时，浙南特委有人说，组织了联甲和壮丁队的统统都是反动派，一概要杀，结果使广大群众进退两难”。由于政策“左”，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红心白皮”是方志敏在你强我弱的形势下，倡导的一种保存自己、应付敌人的好策略。后来，政策一转变，“我们几百人的部队，住在任何一地，有五六里，甚至数十里的联甲‘剿共义勇军’，代我们放哨，而且群众假借清乡，禁止通行，消息封锁的异常严密”。“我们在敌人身边，他也不知道，甚至问我们的哨兵，此地有没有红军？”
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向着当时的主要目标进攻。
建立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运用，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进行统战的工作中，当时我各游击根据地，对待保甲长采取教育为主，打击其中个别坏的，教育争取大多数为我工作，允许他们做“两面派”。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他们愿为我们提供情报，代购一些群众难以买到的东西，有时还利用他们的身份掩护我们的同志。对土豪，除民愤极大有直接血债的予以镇压外，一般不杀，采取筹款办法。土豪们为了保命，不得不接受罚款和我们提出的一些条件。对城市商人，利用他们唯利是图的特点，允许他们到根据地或游击区做生意，他们也就愿意为我们打听消息，代购书报、文具、药品等，但绝不允许他们进行任何破坏活动。
闽北党组织，争取林熙明的大刀会，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典范之一。
大刀会是一种有反抗意识的封建性的会道组织，在闽北几乎村村都有。当时一般都被国民党所利用。开始由于“犯了一种仇视和把个别的当作整个一律看待的错误观点，而不知从政治上去瓦解争取乡保甲长与大刀会”，部队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大刀会打仗，是开展游击活动，在新区站稳脚跟的第一个难题。1935年冬，闽北独立师主力一部在黄立贵、饶守坤等率领下来到建阳、松溪、政和一带，他们调查了解到在这一带的以抗捐抗税为名的林熙明大刀会，基本上是代表农民意识的，决定加强和他联合，“经过打击和争取两方面的努力”，“最后与黄立贵等同志喝了鸡血酒称兄道弟起来了。通过林熙明争取了绝大多数的大刀会”。这样，独立师在建、松、政很快站住了脚，工作得到发展，开辟了新游击区。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疯狂地对南方各游击队进行空前、绝望的围攻，妄图消灭游击队。闽浙皖赣边的各省委，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准备，严阵以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卑劣伎俩，宣传抗日，争取人们的拥护。例如，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发出快邮代电，中心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在与敌人谈判时，也做好了两手准备，在蒋介石发出“停抚进剿”手令时，“我们的主力由整化零组织了大批的赤色武装工作团，挺进到敌后方及侧翼去了，并发出《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而告各界人士书》，5月间继续发出和平谈判通电，6月中续发《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这些做法深得民心，政治上占了主动，同时也为当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正确制定游击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
闽浙皖赣三年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确地制定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积极地发展游击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的战略方针。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共产党的地位和革命的胜利。当革命处于低潮，有人弃枪而逃、出卖灵魂、背叛革命时，闽浙皖赣各支部队都紧握枪杆，坚持武装斗争，用行动表明党的主张，鼓励人民的斗争信心。“辗转不停的游击战争，发动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扩大了党和苏维埃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证明根据地是武装斗争的依托，斗争的实践，也使他们“深感没有地方党和根据地，供给和安放伤员等问题，都难以解决，就想创立新的根据地”。
1934年底，皖南特委书记王弼叛变，特委遭到破坏。刘毓标等率独立团一营，历尽千辛万苦，在德兴广财山找到省委。关英说，要遵照方志敏交代的任务，以黄山为中心，开展皖南游击战争，但要尽量避免打消耗战，尽量保存有生力量。
刘毓标等在返回皖南途中，有意挑选地点，建立根据地。当他们经过婺源、浮梁、祁门、休宁四县交界的鄣公山、莒莙山、休宁石屋坑等地时，看到这里地形险要，山大林密，群众条件又好，就决定在此一带活动。他们“在群众中积极宣传我党我军宗旨，宣传穷富对立原因，号召大家只有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抗捐抗税、反对抽丁，才能获得解放。取得了群众的支持，于是就落下了脚”。他们还开展组织工作，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团、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并重视对妇女、儿童的教育，搞了一系列根据地建设的工作。后来这里发展成为皖浙赣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根据地。
以军事行动作掩护，是当时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方法。“我们许多新区工作，差不多都是首先经过部队的行动，向群众进行宣传，然后留下工作人员再进行组织工作搞起来的。”例如上、下浙皖特委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更能说明这一特点。
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初到浙江就取得了庆元县“斋郎之役”的胜利，群众深受鼓舞，我军也得以立足。
1935年5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急议调集7个保安团和11个保安大队，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企图在龙泉、遂昌一带的九龙山，将我军围而歼之。“为了开展宽广的游击区域，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决定以一、二纵队和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在龙泉、云和、遂昌一带进行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和各种革命组织，为建立游击根据地而斗争，三、四纵队在刘英、粟裕领导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龙游、汤溪、金华、武义一线进发。
这次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三个半月的行动中，占领了浙江中部和东南部不下五个市镇，袭击了十九个县城，占领了龙泉、衢州等城市，巩固和占据了碧湖、住溪、王村口等中心市镇”，“地方工作发展到纵横近二百里，扩大新战士四百余名”，“得现款数万元”。并且迫使敌人将南线兵力按我军计划北调，保证了创建浙西南根据地工作的顺利开展。
各游击根据地在敌人重兵的围攻下，并不是消极隐蔽、躲藏，而是积极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他们适时地创造了许多适应游击特点的新战术，例如“打回马枪”“8字形”“S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击”“奇袭夜袭”等等。
“拖垮周志群，痛揍郭子举”是新战术灵活运用的一次战例。1935年底，闽北特委了解到敌人后方十分空虚，主力都集中在苏区，许多重要城镇都只有少数保安部队驻守，于是决定部队全力向外出击。部队进入敌后，一个月连续打下了建瓯的玉山圩、东峰等重要城镇，解决了给养，开辟了新区。敌人自然不可能再造封锁线，只得改变办法，采取跟踪追击和分进合击的方法。
黄立贵率领的独立师一团，从1936年1月起把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周志群部的1500人，整整拖了3个月。“我们有时跟敌人兜圈子，今天你追上我，一个晚上我走八十里，明天你又不知道我究竟到哪里去了，等到你再跟上，老子已经休息了两天或三天，又可以再同你兜一个圈子了。”游击队就像“叫花子打狗”，边拖边打，“更主要的是一路选择好的地形揍他，无好的地形不打，有了好地形狠狠地揍他一顿，打了就跑”。在建阳界首附近一次伏击，“足足打掉他五百多，打断了他的脚骨”。1936年7月，在崇安、铅山根据地的游击队，乘敌各路收兵之际，集中力量在上饶甘溪附近的金钟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郭子举两个连。
“我们就这样靠两条腿，依靠群众，采取以拖对追，有条件打他一顿，以分散对集中，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办法坚持了三年，保存了力量。”
皖浙赣独立团夜袭开化、奔袭沱川、伏击牛鼻岭的胜利，正是因为运用了灵活的战略战术方针。
挺进师政治委员会明文规定：“在敌进攻时，应绝对的避免正面的战斗和对峙局面，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奇袭夜袭，埋伏与侧击，另一方面用声东击西的方法，突然的袭击敌人后方，发动广大群众，彻底的破坏敌人的进攻路线或必须转移地区的交通要道。”
由于战术运用得当，游击区域更加宽广，“差不多温、台、处、巨各属及杭州以南以至蒋介石家里的奉化附近也有红军的足迹，这不仅震动了整个浙江的敌人，而且震动了整个统治阶级”。《东南日报》就曾惊恐疾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仅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
正因为他们坚持了有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制定了适应游击环境的战略方针，在三年艰苦斗争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扩大了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
闽浙皖赣四省边界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在革命遭受到极大挫折时的自卫求生战争。它不仅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的火种，而且为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它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英雄史诗和宝贵的实践经验，它是党领导人民谱写的又一曲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凯歌。它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同样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3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