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方志敏（传记片断）
杨华履 柯爱珍
1935年1月29日下午，方志敏被押送到驻在陇首的敌军第四十三旅第七二七团团部。敌人早就有悬赏告示：捉拿方志敏赏洋8万块，捉拿刘畴西赏洋3万块，捉拿王如痴赏洋2万块。得到了方志敏，敌团长觉得升宫发财的机会到了，装出一副笑脸相迎，说了些虚伪的恭维话，方志敏只是笑，默不作声。晚上，他们要求方志敏写点什么，企图捞一点抗日先遣队的情况。为了避免敌人问东问西，方志敏挥笔疾书，写下了一篇259个字的“自述”。“自述”在简介了参加革命的经历后，着重说明：“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寥寥数语把这位共产主义战士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
30日，方志敏被捆绑押至玉山县城大水坑敌第四十三旅旅部驻地。敌旅长刘振清伙同玉山县伪县长王振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柯常琳等头面人物出场“接待”，妄想捞一点什么。方志敏断然表示：用不着敌人的宽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敌人顿时凶相毕露，叫当地照相馆的老板给方志敏拍照，然后将方志敏推上汽车，在玉山县城游街示众。面对敌人残酷的折磨，方志敏毫不动摇，坚定地说：“我绝不会做背叛国家民族利益的事。”
31日，方志敏被戴上10斤重的脚镣，从玉山押解到上饶国民党赣浙皖闽四省剿匪司令部。参加“审讯”方志敏的是四省剿匪司令兼第八军军长赵观涛和专程从南昌赶来的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像变戏法一样，时而威胁，时而利诱。方志敏早就决意为革命牺牲，没有做过别的考虑，在敌人面前理直气壮地阐述我党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敌人恼羞成怒，第二天出动大批军警，在上饶城里金龙岗体育场，召开所谓“庆祝生擒方刘大会”，由匪兵将戴上重镣的方志敏背上台“示众”。方志敏昂然挺立在台口，睁大眼睛注视着台下的群众。“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这里是指无产阶级的道德），何所愧而不能见人。”群众见方志敏临危不惧，许多人黯然落泪。
2月2日上午7时，敌人出动了4辆装甲车和5辆卡车，由赵观涛、俞伯庆“陪送”，将方志敏解往南昌。途经弋阳县城时，敌人想重演所谓“庆祝大会”的那套把戏，但车到弋阳时已聚集了3000多群众，敌人怕群众闹事难收场，只停留了几分钟，便夺路而去。方志敏到达南昌后，被关押在蒋介石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是法西斯审判机关，“罪犯”都要经过它的审讯和判决，并有权核准各县县长兼军法官杀人的呈报，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被敌人杀害在这里。监狱分优待号、二等号和三等号三种。三等号专门囚禁共产党员或共产嫌疑分子，以及被俘的红军战上，所以条件最差。方志敏同被俘的35名红十军干部，都囚禁在三等号子里，和方志敏同囚室的有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三人。他们吃的是最下等的霉烂的米，饭色发黄，一股腐气，冲人欲呕，每天两餐，菜食都是清水白菜汤；水每天只供应两次，没有衣服换，也无水洗，全身脏臭；囚室人挤人，空气的污浊程度到了极点，臭虫、虱子生长率极高，除之不尽，捉之不绝；精神上尤其苦闷，不准看书、看报，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唱歌哼曲。大家在这样非人的环境里生活着，患病的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敌人为了扩大影响，2月7日下午，在南昌豫章公园召开了所谓“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
方志敏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赢得人民的无限崇敬。反动派适得其反，此后再也不玩弄“庆祝大会”“游街示众”之类的把戏了。
反动派为了劝方志敏投降，不择手段进行威逼利诱。一方面在生活上稍加改善，把每日两餐改为三餐，喝水不加限制，甚至还送了20元零花钱；另一方面，物色了一批反动党政军要员，网罗了方志敏的几个同乡同学，轮流探监，假献殷勤，充当说客。他们中有方志敏在弋阳高小和南伟烈学校的同学，还有弋阳县伪县长张抡元、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王冠英、李中襄，就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也亲自出马劝降。但方志敏对他们的回答是：“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一天晚上，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亲自上阵劝方志敏。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假惺惺慢慢地申明，今天不是提审，而是告诉方志敏一个消息：缪敏组织了一支“赴难军”，大概有一两千人，已冲到铅山方向，拆了国方一些碉堡。这件事对方志敏的案子不利。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方志敏，从钱协民的“消息”里得知闽浙赣红军还在战斗，内心感到快慰，对钱耍的鬼花招报之冷笑，淡淡地说：
“那倒没有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妻子，决不能带兵”，“大家不会拿她来号召。共产党是有完全领导红军的力量的。”
钱协民见阴谋被戳穿，又转过话题问方志敏是否愿意见夫人？与夫人的爱情可好？有几个孩子？方志敏说：
“我共有五个孩子，都很小，我与我妻的爱情不坏，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但我已到了这个地步，妻和儿子那还能顾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钱协民说：“那倒不必，妻和孩子，是不能而且不应该抛下的。你愿不愿写封信去找你的夫人前来？”
方志敏说：“找她来，做什么？”
钱协民说：“找她来，当然有益于你，这就表示你已倾向于我们了。”
方志敏心里想：“妈的，倾向于你们这些狗？”他托词推拒：“不能够的，我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地方。”
钱协民说：“我想向你进一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尽着固执，到国方来做事好了。”
钱协民碰了钉子的怒气，进一步威逼道：“不然杀了多多少少你们那方的人，何以还留到你们不杀呢！老实说，上面要用你们啦，收拾残局，要用你们啦！”
方志敏坚定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要知道，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久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
钱协民露出奸笑，接过话题说：“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还要得五百年。”“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拼命呢？”他又以所谓的人生处世哲学告诫方志敏：“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事人必要的本领……”
方志敏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
钱协民黔驴技穷，竟捧出叛徒孔荷宠来，再次劝说道：“他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有五百元的薪金！”
方志敏怒火中烧，严正地说：“他是个无耻的东西！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钱协民使出浑身解数，仍劝降无效，脸突然变了色，警告方志敏说：“你如果不投降，马上就是一枪！”
方志敏坦然地说：“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但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有走死的一条路。”
方志敏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方志敏态度之强硬，一如平常”；“方志敏反对一切提议，态度非常强硬，看他到死也不会动摇的”；“关于红军现状的一切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由于方志敏平常对看守兵的接近和教育，有的看守便对他产生了同情和敬仰。有一天，一个看守兵偷偷告诉方志敏，在钱协民与他谈话之后，他们呈了一封公文上去，说你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毙。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二字。方志敏考虑，自己的案子可能一时解决不了。入狱之初他认为敌人马上就会枪毙他。“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性与赴死如归的牺牲心。”现在敌人不打算马上下手，“是不是还是袖着手等死呢？”当然不能。方志敏在狱中写道：“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来达到越狱的目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是的，应该决定！就是这样决定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我应该告诉他们，要他们一致来行动吧！”方志敏将这想法告诉了刘畴西、王如痴和曹仰山。王如痴认为越狱毫无把握，刘畴西觉得越狱并非不可能，不过须争取外援。当时大家感到最痛苦的就是与党组织联系不上，不能把狱中情况报告党，以请求党的援救。刘畴西还考虑到自己身负重伤，曹仰山病情很重，不能行动，越狱易被敌人发觉，要方志敏和王如痴两人越狱。方志敏则提出：“要越狱一齐出去，生死存亡在一起！”曹仰山主张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三人打出去，组织一个暴动。方志敏认为：“越狱是万死中去求一生，否则万死就是万死！不管成败如何，生一天就得努力一天！”为了越狱，方志敏在对敌斗争方法上相机作了一些改变，例如：对国民党要员的谈话，多抱不答不理，不作争辩态度；对看守和卫兵等下层人员，不放弃一点机会进行宣传教育，极力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对被俘的同志，不时指导他们的狱中斗争。正如他自己所说，为了越狱，“天天在暗中努力着……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他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在南昌军法处，同被囚押的有红十军团干部35人。方志敏利用一切机会，教育鼓励他们保持高度的革命气节，忠于党，忠于人民，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
在一次放风的时候，方志敏发现同监的红十军团第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他知道这是对革命事业一贯忠实可靠的同志。晚上，方志敏便给乔信明写下了三次条子。
后来，经过乔信明等同志的努力，在狱中建立了共产党支部，经常对被俘同志进行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并发展了一批在敌人面前表现很好的同志入党。抗日战争爆发时，这个支部已拥有30余名党员。党组织营救他们出狱后，他们参加了新四军，重新奔赴抗日的战场，实现了方志敏的遗愿。
4月初，军法处为了劝降，将方志敏强行移入所谓优待室。“优待室”较其他号子宽敞，每室只住一至二人，有玻璃窗，空气和光线都较好，有桌子和竹椅，其他用具也较齐全，“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室”。关押在优待室的囚人，大都是犯了“罪”，在政治上又有地位或有资产的人，他们除不能自由走出大门外，其他方面都很方便，比如：在看守所围墙内散步、打球游戏，在室内自由谈话、读书看报；雇用“公用兵”来服侍，并可借“公用兵”之手与外界通讯、递送物品；可以由饭馆包饭，可以饮酒吸烟；各人的太太、少爷小姐可到室内玩半天一天；有的还用钱找来妓女，冒充太太到室内开心作乐。
方志敏进了“优待室”后，失去了和刘畴西、王如痴等人面谈的机会，感到十分寂寞。他平素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只爱读书。
进入“优待室”，方志敏可以经常接触的，只有看守人员和反动当局派来充当说客的特殊囚犯。方志敏不放过一切机会和他们谈心，做他们的教育转化工作。有些人后来和方志敏交上了朋友，心甘情愿为方志敏充当狱中“通讯员”，为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看守所文书高易鹏，通过方志敏的教育，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同情政治犯，表示要离开看守所，另谋生活出路。他平时为方志敏借书送报，买东西，在经济上给以小量的接济，还为配合方志敏越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方志敏狱中遗著，有一部分就是高易鹏从狱中带出，然后通过他当时的女友程全昭，送往上海党组织的。看守所书记、代理所长凌凤梧，是管方志敏的。方志敏坦率地劝他，不要醉心官场，应该去当个教员或做点学问，为人民做好事。凌凤梧在方志敏的感召下，认识到为反动派卖命没有前途，曾为方志敏减轻过脚镣，传递过消息，借过一些钱给方志敏零用。因凌凤梧与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有矛盾，加上凌凤梧和方志敏接触较多，钱协民怀疑凌凤梧和方志敏的越狱计划有关，不久便将凌凤梧作为“政治嫌疑犯”投入了监狱。
“优待室”的囚人胡逸民，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曾担任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中央军人监狱长等要职，拥有大量资产，属国民党上层人士，后因“袒共嫌疑”而被关押在优待室。起初，他充当“说客”，由所长引见方志敏。胡逸民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说了一些同情方志敏的话。方志敏也赞扬他追随孙中山干革命，同时为他坐牢鸣不平，并经常向他借些书看。随着接触增多，他们亲如故友，无话不说。胡逸民妻子送吃的东西到监狱来，胡逸民也拿些给方志敏，并介绍妻子与方志敏认识。
有一天，蒋介石派一头目来看守所，要胡逸民劝说方志敏自首，让他将功赎罪。胡逸民便坦率地告诉方志敏：“上面叫我做说客，官厅正想重用你……我是知道你的为人的，你不是那号人。不过表面上做说客，实际可借这个题目和你多谈谈天，你得原谅我。”
方志敏在与胡逸民较长时间的接触中，感到胡逸民的确倾向进步，同情革命，对自己态度真诚，于是，就义前将一部分文稿托付给他，恳切地对他说：“胡先生，你一定会获得释放，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拜托你，出狱后将这些我写的东西，送交上海四川路一位鲁迅先生。”
方志敏殉难前，还给胡逸民夫妇留下遗书。方志敏壮烈牺牲后，胡逸民非常悲痛，写了首七言律诗《悼方君》，诗的最后四句是：
江山变色灵光减，
草木同悲陌上遗；
最晚逢君偏易别，
泪痕犹洒白杨枝。
胡逸民出狱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将方志敏托付给他的文稿，亲手交给了上海党组织，完成了烈士的遗愿。
方志敏陷身囹圄，心却日夜思念党，惦念工农群众和战友。为了革命事业，“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无论是在三等号还是在“优待室”，方志敏都利用敌人要他“写点东西”的纸和笔，在昏暗的牢房里挥笔疾书。方志敏早年染有肺病，入狱以来，脚戴重镣，备受苦刑，身体虚弱极了，写作时间稍长，头就发晕，全身无力，他就咬着牙，紧靠桌子坚持写，或者拖着铁镣在室内移动几步，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在床上躺一会，起来再干，还要时刻防备敌人的搜查。在这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和《遗信》等11篇约13万字的文稿和信件，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
在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文稿中，方志敏热情地讴歌了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讴歌了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回顾了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崇高品德。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继而集中力量向北挺进。革命形势越好，敌人越是凶残！蒋介石统治集团此时不但不出兵抗日，反而更加紧对北上抗日的红军进行堵截，疯狂杀害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志士。对于宁死不屈的方志敏，敌人更是痛恨，最后终于露出了凶相，蒋介石密令驻赣绥靖公署，将方志敏“秘密处死”。
1935年8月6日凌晨，南昌城天色昏暗，细雨蒙蒙。一群全副武装的匪兵将方志敏从狱中押出。
方志敏预料敌人对他下毒手的时候到了。“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么稀奇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会得成功吗？为党为苏维埃流血，这我是十分情愿的。”他拖着沉重的镣铐，挺着胸膛，毫无惧色，边走边用坚定的目光向难友告别。步出囚室，敌人把方志敏架上一辆卡车，向城北驶去。马路两旁岗哨林立、军警密布、戒备森严，一路不见车辆、行人。刑车快到下沙窝的地方，由于路面狭窄，在一口水井边停了下来。方志敏意识到刑场到了，下车后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响亮的呼声使敌人惊恐万状，慌忙弄了一团棉花塞进方志敏口里，又用一条白布把他的嘴巴紧紧扎住，然后将方志敏推向刑场。年仅36岁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终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烈士的鲜血，犹如灿烂的朝阳，映红了祖国的大地。烈士的丰功伟绩和高贵品德，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里。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方志敏给予了崇高的评价。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出版了《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发表悼念文章，表彰他的英雄业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和北京曾无比惋惜地说：“方志敏同志牺牲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王明路线把好多同志都断送了。像方志敏、何叔衡、刘伯坚等好多好同志，都是王明路线下牺牲的。这真是血的代价，惨痛的教训！”1964年，毛泽东同志为方志敏烈士题写了墓碑。1977年8月6日，是方志敏烈士牺牲42周年纪念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南昌隆重举行安放方志敏烈士遗骨仪式。红色丝绒布包着的遗骨安放在汉白玉棺内，灵柩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由江西省、南昌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和福州部队以及群众代表1000多人护送至南昌城郊梅岭。长达三十多华里的公路两旁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怀着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的心情，肃立默哀。墓前竖立着花岗岩石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题字“方志敏烈士之墓”。为了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学习方志敏，研究党的历史，1983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编辑出版《方志敏文集》，1984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8年06期）
1935年1月29日下午，方志敏被押送到驻在陇首的敌军第四十三旅第七二七团团部。敌人早就有悬赏告示：捉拿方志敏赏洋8万块，捉拿刘畴西赏洋3万块，捉拿王如痴赏洋2万块。得到了方志敏，敌团长觉得升宫发财的机会到了，装出一副笑脸相迎，说了些虚伪的恭维话，方志敏只是笑，默不作声。晚上，他们要求方志敏写点什么，企图捞一点抗日先遣队的情况。为了避免敌人问东问西，方志敏挥笔疾书，写下了一篇259个字的“自述”。“自述”在简介了参加革命的经历后，着重说明：“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寥寥数语把这位共产主义战士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
30日，方志敏被捆绑押至玉山县城大水坑敌第四十三旅旅部驻地。敌旅长刘振清伙同玉山县伪县长王振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柯常琳等头面人物出场“接待”，妄想捞一点什么。方志敏断然表示：用不着敌人的宽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敌人顿时凶相毕露，叫当地照相馆的老板给方志敏拍照，然后将方志敏推上汽车，在玉山县城游街示众。面对敌人残酷的折磨，方志敏毫不动摇，坚定地说：“我绝不会做背叛国家民族利益的事。”
31日，方志敏被戴上10斤重的脚镣，从玉山押解到上饶国民党赣浙皖闽四省剿匪司令部。参加“审讯”方志敏的是四省剿匪司令兼第八军军长赵观涛和专程从南昌赶来的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像变戏法一样，时而威胁，时而利诱。方志敏早就决意为革命牺牲，没有做过别的考虑，在敌人面前理直气壮地阐述我党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敌人恼羞成怒，第二天出动大批军警，在上饶城里金龙岗体育场，召开所谓“庆祝生擒方刘大会”，由匪兵将戴上重镣的方志敏背上台“示众”。方志敏昂然挺立在台口，睁大眼睛注视着台下的群众。“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这里是指无产阶级的道德），何所愧而不能见人。”群众见方志敏临危不惧，许多人黯然落泪。
2月2日上午7时，敌人出动了4辆装甲车和5辆卡车，由赵观涛、俞伯庆“陪送”，将方志敏解往南昌。途经弋阳县城时，敌人想重演所谓“庆祝大会”的那套把戏，但车到弋阳时已聚集了3000多群众，敌人怕群众闹事难收场，只停留了几分钟，便夺路而去。方志敏到达南昌后，被关押在蒋介石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是法西斯审判机关，“罪犯”都要经过它的审讯和判决，并有权核准各县县长兼军法官杀人的呈报，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被敌人杀害在这里。监狱分优待号、二等号和三等号三种。三等号专门囚禁共产党员或共产嫌疑分子，以及被俘的红军战上，所以条件最差。方志敏同被俘的35名红十军干部，都囚禁在三等号子里，和方志敏同囚室的有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三人。他们吃的是最下等的霉烂的米，饭色发黄，一股腐气，冲人欲呕，每天两餐，菜食都是清水白菜汤；水每天只供应两次，没有衣服换，也无水洗，全身脏臭；囚室人挤人，空气的污浊程度到了极点，臭虫、虱子生长率极高，除之不尽，捉之不绝；精神上尤其苦闷，不准看书、看报，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唱歌哼曲。大家在这样非人的环境里生活着，患病的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敌人为了扩大影响，2月7日下午，在南昌豫章公园召开了所谓“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
方志敏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赢得人民的无限崇敬。反动派适得其反，此后再也不玩弄“庆祝大会”“游街示众”之类的把戏了。
反动派为了劝方志敏投降，不择手段进行威逼利诱。一方面在生活上稍加改善，把每日两餐改为三餐，喝水不加限制，甚至还送了20元零花钱；另一方面，物色了一批反动党政军要员，网罗了方志敏的几个同乡同学，轮流探监，假献殷勤，充当说客。他们中有方志敏在弋阳高小和南伟烈学校的同学，还有弋阳县伪县长张抡元、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王冠英、李中襄，就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也亲自出马劝降。但方志敏对他们的回答是：“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一天晚上，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亲自上阵劝方志敏。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假惺惺慢慢地申明，今天不是提审，而是告诉方志敏一个消息：缪敏组织了一支“赴难军”，大概有一两千人，已冲到铅山方向，拆了国方一些碉堡。这件事对方志敏的案子不利。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方志敏，从钱协民的“消息”里得知闽浙赣红军还在战斗，内心感到快慰，对钱耍的鬼花招报之冷笑，淡淡地说：
“那倒没有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妻子，决不能带兵”，“大家不会拿她来号召。共产党是有完全领导红军的力量的。”
钱协民见阴谋被戳穿，又转过话题问方志敏是否愿意见夫人？与夫人的爱情可好？有几个孩子？方志敏说：
“我共有五个孩子，都很小，我与我妻的爱情不坏，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但我已到了这个地步，妻和儿子那还能顾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钱协民说：“那倒不必，妻和孩子，是不能而且不应该抛下的。你愿不愿写封信去找你的夫人前来？”
方志敏说：“找她来，做什么？”
钱协民说：“找她来，当然有益于你，这就表示你已倾向于我们了。”
方志敏心里想：“妈的，倾向于你们这些狗？”他托词推拒：“不能够的，我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地方。”
钱协民说：“我想向你进一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尽着固执，到国方来做事好了。”
钱协民碰了钉子的怒气，进一步威逼道：“不然杀了多多少少你们那方的人，何以还留到你们不杀呢！老实说，上面要用你们啦，收拾残局，要用你们啦！”
方志敏坚定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要知道，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久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
钱协民露出奸笑，接过话题说：“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还要得五百年。”“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拼命呢？”他又以所谓的人生处世哲学告诫方志敏：“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事人必要的本领……”
方志敏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
钱协民黔驴技穷，竟捧出叛徒孔荷宠来，再次劝说道：“他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有五百元的薪金！”
方志敏怒火中烧，严正地说：“他是个无耻的东西！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钱协民使出浑身解数，仍劝降无效，脸突然变了色，警告方志敏说：“你如果不投降，马上就是一枪！”
方志敏坦然地说：“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但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有走死的一条路。”
方志敏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方志敏态度之强硬，一如平常”；“方志敏反对一切提议，态度非常强硬，看他到死也不会动摇的”；“关于红军现状的一切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由于方志敏平常对看守兵的接近和教育，有的看守便对他产生了同情和敬仰。有一天，一个看守兵偷偷告诉方志敏，在钱协民与他谈话之后，他们呈了一封公文上去，说你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毙。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二字。方志敏考虑，自己的案子可能一时解决不了。入狱之初他认为敌人马上就会枪毙他。“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性与赴死如归的牺牲心。”现在敌人不打算马上下手，“是不是还是袖着手等死呢？”当然不能。方志敏在狱中写道：“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来达到越狱的目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是的，应该决定！就是这样决定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我应该告诉他们，要他们一致来行动吧！”方志敏将这想法告诉了刘畴西、王如痴和曹仰山。王如痴认为越狱毫无把握，刘畴西觉得越狱并非不可能，不过须争取外援。当时大家感到最痛苦的就是与党组织联系不上，不能把狱中情况报告党，以请求党的援救。刘畴西还考虑到自己身负重伤，曹仰山病情很重，不能行动，越狱易被敌人发觉，要方志敏和王如痴两人越狱。方志敏则提出：“要越狱一齐出去，生死存亡在一起！”曹仰山主张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三人打出去，组织一个暴动。方志敏认为：“越狱是万死中去求一生，否则万死就是万死！不管成败如何，生一天就得努力一天！”为了越狱，方志敏在对敌斗争方法上相机作了一些改变，例如：对国民党要员的谈话，多抱不答不理，不作争辩态度；对看守和卫兵等下层人员，不放弃一点机会进行宣传教育，极力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对被俘的同志，不时指导他们的狱中斗争。正如他自己所说，为了越狱，“天天在暗中努力着……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他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在南昌军法处，同被囚押的有红十军团干部35人。方志敏利用一切机会，教育鼓励他们保持高度的革命气节，忠于党，忠于人民，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
在一次放风的时候，方志敏发现同监的红十军团第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他知道这是对革命事业一贯忠实可靠的同志。晚上，方志敏便给乔信明写下了三次条子。
后来，经过乔信明等同志的努力，在狱中建立了共产党支部，经常对被俘同志进行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并发展了一批在敌人面前表现很好的同志入党。抗日战争爆发时，这个支部已拥有30余名党员。党组织营救他们出狱后，他们参加了新四军，重新奔赴抗日的战场，实现了方志敏的遗愿。
4月初，军法处为了劝降，将方志敏强行移入所谓优待室。“优待室”较其他号子宽敞，每室只住一至二人，有玻璃窗，空气和光线都较好，有桌子和竹椅，其他用具也较齐全，“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室”。关押在优待室的囚人，大都是犯了“罪”，在政治上又有地位或有资产的人，他们除不能自由走出大门外，其他方面都很方便，比如：在看守所围墙内散步、打球游戏，在室内自由谈话、读书看报；雇用“公用兵”来服侍，并可借“公用兵”之手与外界通讯、递送物品；可以由饭馆包饭，可以饮酒吸烟；各人的太太、少爷小姐可到室内玩半天一天；有的还用钱找来妓女，冒充太太到室内开心作乐。
方志敏进了“优待室”后，失去了和刘畴西、王如痴等人面谈的机会，感到十分寂寞。他平素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只爱读书。
进入“优待室”，方志敏可以经常接触的，只有看守人员和反动当局派来充当说客的特殊囚犯。方志敏不放过一切机会和他们谈心，做他们的教育转化工作。有些人后来和方志敏交上了朋友，心甘情愿为方志敏充当狱中“通讯员”，为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看守所文书高易鹏，通过方志敏的教育，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同情政治犯，表示要离开看守所，另谋生活出路。他平时为方志敏借书送报，买东西，在经济上给以小量的接济，还为配合方志敏越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方志敏狱中遗著，有一部分就是高易鹏从狱中带出，然后通过他当时的女友程全昭，送往上海党组织的。看守所书记、代理所长凌凤梧，是管方志敏的。方志敏坦率地劝他，不要醉心官场，应该去当个教员或做点学问，为人民做好事。凌凤梧在方志敏的感召下，认识到为反动派卖命没有前途，曾为方志敏减轻过脚镣，传递过消息，借过一些钱给方志敏零用。因凌凤梧与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有矛盾，加上凌凤梧和方志敏接触较多，钱协民怀疑凌凤梧和方志敏的越狱计划有关，不久便将凌凤梧作为“政治嫌疑犯”投入了监狱。
“优待室”的囚人胡逸民，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曾担任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中央军人监狱长等要职，拥有大量资产，属国民党上层人士，后因“袒共嫌疑”而被关押在优待室。起初，他充当“说客”，由所长引见方志敏。胡逸民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说了一些同情方志敏的话。方志敏也赞扬他追随孙中山干革命，同时为他坐牢鸣不平，并经常向他借些书看。随着接触增多，他们亲如故友，无话不说。胡逸民妻子送吃的东西到监狱来，胡逸民也拿些给方志敏，并介绍妻子与方志敏认识。
有一天，蒋介石派一头目来看守所，要胡逸民劝说方志敏自首，让他将功赎罪。胡逸民便坦率地告诉方志敏：“上面叫我做说客，官厅正想重用你……我是知道你的为人的，你不是那号人。不过表面上做说客，实际可借这个题目和你多谈谈天，你得原谅我。”
方志敏在与胡逸民较长时间的接触中，感到胡逸民的确倾向进步，同情革命，对自己态度真诚，于是，就义前将一部分文稿托付给他，恳切地对他说：“胡先生，你一定会获得释放，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拜托你，出狱后将这些我写的东西，送交上海四川路一位鲁迅先生。”
方志敏殉难前，还给胡逸民夫妇留下遗书。方志敏壮烈牺牲后，胡逸民非常悲痛，写了首七言律诗《悼方君》，诗的最后四句是：
江山变色灵光减，
草木同悲陌上遗；
最晚逢君偏易别，
泪痕犹洒白杨枝。
胡逸民出狱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将方志敏托付给他的文稿，亲手交给了上海党组织，完成了烈士的遗愿。
方志敏陷身囹圄，心却日夜思念党，惦念工农群众和战友。为了革命事业，“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无论是在三等号还是在“优待室”，方志敏都利用敌人要他“写点东西”的纸和笔，在昏暗的牢房里挥笔疾书。方志敏早年染有肺病，入狱以来，脚戴重镣，备受苦刑，身体虚弱极了，写作时间稍长，头就发晕，全身无力，他就咬着牙，紧靠桌子坚持写，或者拖着铁镣在室内移动几步，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在床上躺一会，起来再干，还要时刻防备敌人的搜查。在这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和《遗信》等11篇约13万字的文稿和信件，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
在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文稿中，方志敏热情地讴歌了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讴歌了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回顾了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崇高品德。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继而集中力量向北挺进。革命形势越好，敌人越是凶残！蒋介石统治集团此时不但不出兵抗日，反而更加紧对北上抗日的红军进行堵截，疯狂杀害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志士。对于宁死不屈的方志敏，敌人更是痛恨，最后终于露出了凶相，蒋介石密令驻赣绥靖公署，将方志敏“秘密处死”。
1935年8月6日凌晨，南昌城天色昏暗，细雨蒙蒙。一群全副武装的匪兵将方志敏从狱中押出。
方志敏预料敌人对他下毒手的时候到了。“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么稀奇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会得成功吗？为党为苏维埃流血，这我是十分情愿的。”他拖着沉重的镣铐，挺着胸膛，毫无惧色，边走边用坚定的目光向难友告别。步出囚室，敌人把方志敏架上一辆卡车，向城北驶去。马路两旁岗哨林立、军警密布、戒备森严，一路不见车辆、行人。刑车快到下沙窝的地方，由于路面狭窄，在一口水井边停了下来。方志敏意识到刑场到了，下车后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响亮的呼声使敌人惊恐万状，慌忙弄了一团棉花塞进方志敏口里，又用一条白布把他的嘴巴紧紧扎住，然后将方志敏推向刑场。年仅36岁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终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烈士的鲜血，犹如灿烂的朝阳，映红了祖国的大地。烈士的丰功伟绩和高贵品德，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里。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方志敏给予了崇高的评价。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出版了《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发表悼念文章，表彰他的英雄业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和北京曾无比惋惜地说：“方志敏同志牺牲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王明路线把好多同志都断送了。像方志敏、何叔衡、刘伯坚等好多好同志，都是王明路线下牺牲的。这真是血的代价，惨痛的教训！”1964年，毛泽东同志为方志敏烈士题写了墓碑。1977年8月6日，是方志敏烈士牺牲42周年纪念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南昌隆重举行安放方志敏烈士遗骨仪式。红色丝绒布包着的遗骨安放在汉白玉棺内，灵柩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由江西省、南昌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和福州部队以及群众代表1000多人护送至南昌城郊梅岭。长达三十多华里的公路两旁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怀着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的心情，肃立默哀。墓前竖立着花岗岩石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题字“方志敏烈士之墓”。为了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学习方志敏，研究党的历史，1983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编辑出版《方志敏文集》，1984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8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