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方志敏诗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涂新华
方志敏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始终贯穿于他革命的一生。在他求学、探求真理、寻找革命道路的青少年时期，他以血和肉铸成的文字，去揭露和控诉旧时代的不平事，去诅咒吃人的“恶魔”，抒发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愤怒。在他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的繁忙时期，他用文学的形式号召受压迫的下层人民团结起来，砸碎吃人的旧社会，歌颂了工农阶级的巨大力量和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在他身陷囹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忍住病痛的折磨，写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可爱祖国的讴歌，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方志敏的文学创作实践很广泛，在文学的四大领域（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中，他都有所涉猎，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笔者仅根据目前学术界公认和已出版的方志敏文学作品进行粗浅评析。
一、丰富的思想内容
（一）抨击吃人的旧制度、旧礼教的腐朽没落
方志敏出生在偏僻的赣东北农村，从小目睹了旧制度、旧礼教对人民的残害。短篇小说《私塾》为旧礼教的维护者、一个乡村的塾师画上了一幅顽固、迂腐的老朽相。塾师原是做豆腐生意的，只因认字，便改行当了私塾先生。一旦脱了豆腐担做了先生，便充起了斯文，长褂、镶边鞋、留须、拖辫，还佩上了一副老古式的眼镜。他的教学方法很简单，只知要学生死背书，背不出便打板子。学生黄海被打得“眼泪像泉水似的涌出来”。这位年仅11岁的孩子对这一旧的教育制度发出了低沉的控诉：“我们不晓得犯了什么事，才到这个监牢来受折磨！”
1920年冬至1921年夏，在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求学的作者深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接连创作出话剧《私塾的怪现象》《旧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等。作者对名为省城的南昌感到失望，教育制度的腐败一如乡村的私塾，两者之间只是形式和地域的差异罢了。“甲工”校长赵宝鸿在校唯我独尊，校里的教师职位成为他私人的应酬拉拢工具，只要与他沾亲带故，尽管是不学无术之徒，也照样可以到此滥竽充数。当初满怀“工业救国”热忱报考这座工业学校的方志敏面对此情不由怒火中烧，他提笔写下了讽刺话剧《一个私塾的怪现象》，来影射腐败的校政，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讽刺。《旧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却是为了提醒人们，古老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断送了多少青年的幸福？制造了多少令人痛心的悲剧？剧中，他塑造了一对追求婚姻自主的男女青年，他们本来和睦美满的婚姻遭到了社会的舆论和父母的指责，在重重压力下，一对有情人终不能成双，只有噙着泪水活生生地离开这个可恨的世界！短篇小说《狗儿的死》以作者家乡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堕落的纨绔子弟狗儿的形象。出身豪门的狗儿幼年时受着父母的过分宠爱，成人后变成了一个浪荡少爷，花天酒地，出入花街柳巷，淫乱过度染上了梅毒，又祸及家人，最后导致倾家荡产，沦为盗贼，贫病而死。狗儿的一生，充分表现了剥削阶级极端的腐朽没落，说明了寄生虫的一生是没有好下场的，是必然要灭亡的。
（二）揭露批判了黑暗社会现实
1921年夏，方志敏因在校开展“驱赵”运动，被校方除名。是年秋季，考取了九江南伟烈学校，后又退学去上海寻找光明。这段时间，作者接触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读到了进步刊物《先驱》，作者的理想日益明确，这使他的作品也成了“言志”的篇章。白话诗《哭声》《呕血》《血肉》《同情心》《我的心》《快乐之神》等，以及白话小说《谋事》等就是这样的写照。
《呕血》提出了“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无产的人不呕血”，不为自己的理想、命运去奋斗，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在《哭声》中，作者用“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来象征千万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他要尽力挽救广大的同胞，要肩负时代的重压，踩平这不平的土地的决心。在《血肉》中，批判黑暗社会现实的锋芒更加犀利深刻，旗帜也更加鲜明。作者描绘了一幅“吃人”的画面：肥胖胖的统治者携着美丽的妻子，正用金子做的刀叉，银子做的盘碟，吮吸着淋淋的鲜血，大口大口嚼着骨头上的肥肉和瘦肉，他们无休无止地喝着、啃着，身后“重压压的铁箱皮箱”里，依然是装得满满、源源不断的穷人的血肉！《快乐之神》这首诗是作者吐血后作的，之所以会吐血，是因为“一日二十四小时无一时快乐”，作者值风华正茂的22岁，却“活像32岁的人”了。“我”渴求“快乐之神”的降临，然而，“快乐之神”只在虚无缥缈的半空中一现，因为在“我”的周围“有许多凶狠狠的恶魔”，连“神”都不敢闯入这个悲惨的世界。《快乐之神》表现了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同情心》以带血的诗句告诉人们，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没有丝毫的同情心，统治者对人民只有实行最大限度榨取，“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粮食挖出来喂自己的狗和马；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抛在地上践踏；把他人的生命当馒餐，他人的血肉当羹汤”。在《我的心》中，作者表白自己的心是“鲜血淋漓”的，对不能理解他和他所追求的事业的亲人，以及同时代人发出了楚痛的呻吟。1922年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吮吸中国血液的呷筒。一个为寻找革命真理而来沪的青年，他满腔谋事的热望，换来了十里洋场上碰壁的幻影。作者根据自己到上海去谋事的坎坷经历写成了白话小说《谋事》，摄下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副以占领者自居的神气和冷酷的洋面孔，相比之下，中国青年在自己的国土上却如乞丐，处于衣食无着落的困境。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丧权辱国的反动派的切齿痛恨。这篇小说收入上海1926年《小说年鉴》，被认为是拿穷人的血泪写成的作品。
作者的最后一篇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狱中纪实》，真实地记录了国民党狱吏们如何残酷地敲诈囚犯而用于富自己。助纣为虐的臭虫、蚊子、老鼠横行狱中，日夜吮吸着日益枯竭的囚犯的血液，随意咀嚼着囚犯的肉体，这些可恶的臭虫、蚊子、老鼠不正是贪婪、无耻的狱吏形象吗？透过这座污垢的监狱大墙，可以看出现实的黑暗和当局的腐败到了何等程度。
（三）号召人民团结斗争
1927年至1934年，身负重任的方志敏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去创造红色政权和军队。但作者依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用文艺的形式来发动群众、动员群众。1927年5月，江西省农协机关刊物《锄头》正式创刊，作者写了发刊词，这《锄头》发刊词实际上是一章富有鼓动性的散文诗。锄头象征农民们有着敢于斗争的坚强品质，“碰着一身透湿，让风雨去淋头，不管一身大汗，让太阳去煎逼。”十几年来，祖国土地上军阀猖狂，帝国主义横暴，使人民涂炭，国土不宁，“归根到底，还是不曾注意到我们的锄头”！作者大力渲染了锄头的精神，指出了锄头的力量是能锄去那“毒恶的世界的”。1928年之后，赣东北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弋横暴动后，又举行了贵溪周坊暴动。作者在暴动成功后，为使广大农民形象地看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凌侮，看到泥腿子们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及时地创作了四幕话剧《年关暴动》。剧情以周坊暴动为背景，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深入浅出，说明了穷人团结一心力量大的道理，号召农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去开辟一个新的世界。作者在剧中还亲自扮演了主角张三。1931年5月，方志敏率部队攻打福建崇安赤石街，在这次战斗中，红十军第三团政委胡烈不幸中弹牺牲，当作者和大家在烈士棺前肃立默哀，高唱《国际歌》时，“一阵悲哀情绪涌上来”，作者的“喉咙哽咽着不能出声”，满眶热泪在滚流。他随即写下一首《追悼歌》。作者在诗中描绘了工农阶级的力量，歌颂了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赞扬了革命先烈的伟绩，表达了生者的坚强革命信念和前仆后继的决心。
（四）表现作者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这类作品，是作者文学作品最闪光的重要部分，标志着作者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思想的成熟，并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1935年1月，作者不幸被捕，开始了艰难的铁窗生活。《可爱的中国》《死》《清贫》《狱中纪实》均写于本年5月。作者囚于非人的监狱，脚戴重镣，冒着蚊子臭虫的叮咬，支撑着虚弱的身躯，写下了这些激动人心、回肠荡气的历史篇章，为丰富中国文学的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篇报告文学《可爱的中国》，全文3万多字，为作者的代表作。满篇热情洋溢的文字在告诉人们，革命是人间最正义的事业。作者描绘出了在黑暗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强盗和它的走狗们，是怎样地横行霸道，践踏人民。他以自己在南昌、九江和上海街头的见闻为素材，叙述自己搭乘外国轮船的细节，在长江航行的经历，有几个穷苦的乘客因为买不起船票，受尽外国船主的折磨、嘲讽和凌辱，作者目睹此情，气愤不过，高声喊“打”，引起了许多有正义感的乘客的响应。因众怒，帝国主义分子的凶焰才有些收敛。作者回到统舱铺位上，“几乎要放声痛哭出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暴行，坚定了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他这种革命志士的胸怀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在本篇作了尽情的倾吐。他又将祖国比喻为生育大家的母亲，而这位伟大的母亲正“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他又将祖国被宰割的惨状，比喻为母亲正遭刽子手们的劈杀。这种情深意切的比喻和洋溢着浓郁诗意的细腻的描写，化为十分动人的形象。作者面对着受蹂躏的“母亲”，大声疾呼：“救救母亲呀！无论如何，不能让母亲死亡的呵！”这种呼号是震撼人心的！在篇末，作者描绘了祖国母亲的未来。他坚信，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一定会为母亲争气的，未来将是光明代替黑暗、欢乐代替悲哀。这种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像是在黑暗的天空，放射出一道耀眼的闪电。纪实体小说《死》以血淋淋的文字，揭露了国民党监狱中暗无天日的情形，表达了革命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作者的生死观。作者证明了一个真理，共产党人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他们对党对理想的信念是不可消灭的，是永生不息的。散文《清贫》，全文千字，短小隽永，意味深长。作者在文中似乎在说他在被俘虏时的一桩趣事，最先发现方志敏的两个匪兵喜出望外，满以为可以在这位共产党的要人、红军首领的身上发一笔洋财，伸出手搜他的身，从“上身摸到下身，从衣领捏到袜底”，“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表现了国民党匪兵凶残、贪婪、愚蠢，更表现了革命者的清贫、廉洁奉公。
二、多彩的艺术特色
（一）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强烈的时代感
纵观作者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站在时代的最近处，近距离地记录了时代的特征，用文学的形式，浓缩了现代中国史，似文学，似历史。他早期的小说、诗歌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心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狱中的纪实小说《死》就是写他的亲身体验和感受，主人公祥松就是作者。正因为这样，《死》才有扣人心弦的魅力，祥松的音容笑貌才能在读者心中久久萦回。《清贫》用纪实的写法，通过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和两个国民党小兵的对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揭示得一清二楚，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清贫廉洁，一个凶残贪财，从而突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可爱的中国》选择了几个生动典型的例子，印刻着时代的特征，虽然它的结尾回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氛，对美好未来有着向往和憧憬，但它的整个基调是现实主义的。
（二）抒情和议论的结合
作者的诗歌有着火热的感情、强烈的愿望、大声的疾呼，用激动人心的语言和艺术形象抒发内心的爱憎，以抒情和议论手法有机结合，达到了最佳表达效果。早期，他用诗歌的形式，唤起灾难深重的下层人民醒来，以至于他的诗歌有一种豪情，又有饱满的情感和匕首的气势。时而催人泪下，时而发人深省。那《呕血》，那《我的心》，尖刻大胆的议论促人深思；那《血肉》，那《哭声》，读后耐人回味，犹如大海的浪潮冲击着人们的心扉。在《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中，抒情和议论的结合尤为显著，《可爱的中国》痛快淋漓地直抒胸臆，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的痛恨，对民不聊生的现状的痛心，对可爱祖国的讴歌，纵横议论，气势磅礴，感情激昂，使人心情振奋。其中处处可见抒情一段，议论一段，有机结合。
（三）语言的朴素美
作者的文学作品全部运用了白话文写作，其中大量吸收了赣东北地区，特别是弋阳地区表现力很强的地方语言词汇。例如《私塾》中“这日他睡了午觉，醒转来”；“他拿着一支朱笔，一面改，一面骂：‘你看这样东倒西歪，缺手短脚，糊糊涂涂一大团，简直和道士画的符一样！’”像上面的“醒转来”，“一面改，一面骂”，“缺手短脚，糊糊涂涂”，“道士画的符”，在表现上很有特点。在话剧《年关斗争》中大量使用了本地的口语词汇，例如“穷得卵打鼓”“想想法子”“小鱼兴不起大浪”“自休自歇”“姩仂”“跌了一跤”“吊颈”“那省得讲”“躲在外面‘做皇帝’”“懒跟他讲得这么多”等等。话剧当时是演给广大的农民看的，而且主要是给本地区农民看的，大量运用本地土语和本地方言词汇，使赣东北农民们倍感亲切，仿佛台上发生的事是真的一样。假如用一本正经的“国语”，那是绝对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使观众如同和台上隔了一层什么。在其他作品中，还可找出许多方言词语。这些方言的运用，不但本地人看得亲切，而且外地人也能看得懂，并有一种新鲜感，别开生面，使作品染上了一层鲜明的地方色彩。
作者所有文学作品的语言，可用清新、优美、朴素六个字来概括其特点。作品没有艳辞丽句，刻意求工，矫揉造作，而是独具一格，充溢着朴素美，质朴无华，清新纯正，质而不枯，字字见情。追求语言的朴素美，是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当作家的思想逐渐趋向成熟时，他的作品总是会变为朴素的。方志敏在创作中找到了朴素的形式，表达出了一种明白如镜的思想境界。正是由于他的作品具备这种特点，才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四）成功地运用第一人称，塑造了“我”的艺术形象
作者在他的诗文中，内容上大多是触及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但所写的题材，都取之于自己长期观察、经历的生活。在诗作中，差不多都有“我”的艺术形象出现，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形象在其中。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中，更是第一人称居多。仿佛在听作者娓娓道来，读来情真意切。
作者在青少年时期，亲身体验着人民的痛苦生活，辗转于赣东北、南昌、九江、上海、南京等地，忠实地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作者是一个具有爱国爱民胸襟的青年，《哭声》中，“我”是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愿同广大的有志青年联合，去踩平不平的道路。《呕血》的“我”是一个“为家庭虑，为求学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万虑丛集在这个小小的心儿里”的充满同情心、忧国忧民的青年；《谋事》用辛酸的笔墨勾勒了“我”在自己的国土上谋事的遭遇。无不令人同情和深思。《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更是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酣畅淋漓地抒发了“我”的胸臆，“我”富于进取的精神，“我”对理想的热切追求，表现了“我”不畏强暴的坚贞品质。宛如急骤的狂飙、喷发的火山，狂呼怒叱；又如泣如诉，倾吐“我”对可爱中国母亲的真情实意，回环往复，造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方志敏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始终贯穿于他革命的一生。在他求学、探求真理、寻找革命道路的青少年时期，他以血和肉铸成的文字，去揭露和控诉旧时代的不平事，去诅咒吃人的“恶魔”，抒发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愤怒。在他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的繁忙时期，他用文学的形式号召受压迫的下层人民团结起来，砸碎吃人的旧社会，歌颂了工农阶级的巨大力量和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在他身陷囹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忍住病痛的折磨，写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可爱祖国的讴歌，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方志敏的文学创作实践很广泛，在文学的四大领域（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中，他都有所涉猎，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笔者仅根据目前学术界公认和已出版的方志敏文学作品进行粗浅评析。
一、丰富的思想内容
（一）抨击吃人的旧制度、旧礼教的腐朽没落
方志敏出生在偏僻的赣东北农村，从小目睹了旧制度、旧礼教对人民的残害。短篇小说《私塾》为旧礼教的维护者、一个乡村的塾师画上了一幅顽固、迂腐的老朽相。塾师原是做豆腐生意的，只因认字，便改行当了私塾先生。一旦脱了豆腐担做了先生，便充起了斯文，长褂、镶边鞋、留须、拖辫，还佩上了一副老古式的眼镜。他的教学方法很简单，只知要学生死背书，背不出便打板子。学生黄海被打得“眼泪像泉水似的涌出来”。这位年仅11岁的孩子对这一旧的教育制度发出了低沉的控诉：“我们不晓得犯了什么事，才到这个监牢来受折磨！”
1920年冬至1921年夏，在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求学的作者深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接连创作出话剧《私塾的怪现象》《旧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等。作者对名为省城的南昌感到失望，教育制度的腐败一如乡村的私塾，两者之间只是形式和地域的差异罢了。“甲工”校长赵宝鸿在校唯我独尊，校里的教师职位成为他私人的应酬拉拢工具，只要与他沾亲带故，尽管是不学无术之徒，也照样可以到此滥竽充数。当初满怀“工业救国”热忱报考这座工业学校的方志敏面对此情不由怒火中烧，他提笔写下了讽刺话剧《一个私塾的怪现象》，来影射腐败的校政，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讽刺。《旧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却是为了提醒人们，古老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断送了多少青年的幸福？制造了多少令人痛心的悲剧？剧中，他塑造了一对追求婚姻自主的男女青年，他们本来和睦美满的婚姻遭到了社会的舆论和父母的指责，在重重压力下，一对有情人终不能成双，只有噙着泪水活生生地离开这个可恨的世界！短篇小说《狗儿的死》以作者家乡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堕落的纨绔子弟狗儿的形象。出身豪门的狗儿幼年时受着父母的过分宠爱，成人后变成了一个浪荡少爷，花天酒地，出入花街柳巷，淫乱过度染上了梅毒，又祸及家人，最后导致倾家荡产，沦为盗贼，贫病而死。狗儿的一生，充分表现了剥削阶级极端的腐朽没落，说明了寄生虫的一生是没有好下场的，是必然要灭亡的。
（二）揭露批判了黑暗社会现实
1921年夏，方志敏因在校开展“驱赵”运动，被校方除名。是年秋季，考取了九江南伟烈学校，后又退学去上海寻找光明。这段时间，作者接触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读到了进步刊物《先驱》，作者的理想日益明确，这使他的作品也成了“言志”的篇章。白话诗《哭声》《呕血》《血肉》《同情心》《我的心》《快乐之神》等，以及白话小说《谋事》等就是这样的写照。
《呕血》提出了“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无产的人不呕血”，不为自己的理想、命运去奋斗，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在《哭声》中，作者用“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来象征千万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他要尽力挽救广大的同胞，要肩负时代的重压，踩平这不平的土地的决心。在《血肉》中，批判黑暗社会现实的锋芒更加犀利深刻，旗帜也更加鲜明。作者描绘了一幅“吃人”的画面：肥胖胖的统治者携着美丽的妻子，正用金子做的刀叉，银子做的盘碟，吮吸着淋淋的鲜血，大口大口嚼着骨头上的肥肉和瘦肉，他们无休无止地喝着、啃着，身后“重压压的铁箱皮箱”里，依然是装得满满、源源不断的穷人的血肉！《快乐之神》这首诗是作者吐血后作的，之所以会吐血，是因为“一日二十四小时无一时快乐”，作者值风华正茂的22岁，却“活像32岁的人”了。“我”渴求“快乐之神”的降临，然而，“快乐之神”只在虚无缥缈的半空中一现，因为在“我”的周围“有许多凶狠狠的恶魔”，连“神”都不敢闯入这个悲惨的世界。《快乐之神》表现了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同情心》以带血的诗句告诉人们，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没有丝毫的同情心，统治者对人民只有实行最大限度榨取，“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粮食挖出来喂自己的狗和马；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抛在地上践踏；把他人的生命当馒餐，他人的血肉当羹汤”。在《我的心》中，作者表白自己的心是“鲜血淋漓”的，对不能理解他和他所追求的事业的亲人，以及同时代人发出了楚痛的呻吟。1922年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吮吸中国血液的呷筒。一个为寻找革命真理而来沪的青年，他满腔谋事的热望，换来了十里洋场上碰壁的幻影。作者根据自己到上海去谋事的坎坷经历写成了白话小说《谋事》，摄下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副以占领者自居的神气和冷酷的洋面孔，相比之下，中国青年在自己的国土上却如乞丐，处于衣食无着落的困境。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丧权辱国的反动派的切齿痛恨。这篇小说收入上海1926年《小说年鉴》，被认为是拿穷人的血泪写成的作品。
作者的最后一篇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狱中纪实》，真实地记录了国民党狱吏们如何残酷地敲诈囚犯而用于富自己。助纣为虐的臭虫、蚊子、老鼠横行狱中，日夜吮吸着日益枯竭的囚犯的血液，随意咀嚼着囚犯的肉体，这些可恶的臭虫、蚊子、老鼠不正是贪婪、无耻的狱吏形象吗？透过这座污垢的监狱大墙，可以看出现实的黑暗和当局的腐败到了何等程度。
（三）号召人民团结斗争
1927年至1934年，身负重任的方志敏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去创造红色政权和军队。但作者依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用文艺的形式来发动群众、动员群众。1927年5月，江西省农协机关刊物《锄头》正式创刊，作者写了发刊词，这《锄头》发刊词实际上是一章富有鼓动性的散文诗。锄头象征农民们有着敢于斗争的坚强品质，“碰着一身透湿，让风雨去淋头，不管一身大汗，让太阳去煎逼。”十几年来，祖国土地上军阀猖狂，帝国主义横暴，使人民涂炭，国土不宁，“归根到底，还是不曾注意到我们的锄头”！作者大力渲染了锄头的精神，指出了锄头的力量是能锄去那“毒恶的世界的”。1928年之后，赣东北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弋横暴动后，又举行了贵溪周坊暴动。作者在暴动成功后，为使广大农民形象地看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凌侮，看到泥腿子们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及时地创作了四幕话剧《年关暴动》。剧情以周坊暴动为背景，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深入浅出，说明了穷人团结一心力量大的道理，号召农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去开辟一个新的世界。作者在剧中还亲自扮演了主角张三。1931年5月，方志敏率部队攻打福建崇安赤石街，在这次战斗中，红十军第三团政委胡烈不幸中弹牺牲，当作者和大家在烈士棺前肃立默哀，高唱《国际歌》时，“一阵悲哀情绪涌上来”，作者的“喉咙哽咽着不能出声”，满眶热泪在滚流。他随即写下一首《追悼歌》。作者在诗中描绘了工农阶级的力量，歌颂了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赞扬了革命先烈的伟绩，表达了生者的坚强革命信念和前仆后继的决心。
（四）表现作者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这类作品，是作者文学作品最闪光的重要部分，标志着作者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思想的成熟，并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1935年1月，作者不幸被捕，开始了艰难的铁窗生活。《可爱的中国》《死》《清贫》《狱中纪实》均写于本年5月。作者囚于非人的监狱，脚戴重镣，冒着蚊子臭虫的叮咬，支撑着虚弱的身躯，写下了这些激动人心、回肠荡气的历史篇章，为丰富中国文学的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篇报告文学《可爱的中国》，全文3万多字，为作者的代表作。满篇热情洋溢的文字在告诉人们，革命是人间最正义的事业。作者描绘出了在黑暗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强盗和它的走狗们，是怎样地横行霸道，践踏人民。他以自己在南昌、九江和上海街头的见闻为素材，叙述自己搭乘外国轮船的细节，在长江航行的经历，有几个穷苦的乘客因为买不起船票，受尽外国船主的折磨、嘲讽和凌辱，作者目睹此情，气愤不过，高声喊“打”，引起了许多有正义感的乘客的响应。因众怒，帝国主义分子的凶焰才有些收敛。作者回到统舱铺位上，“几乎要放声痛哭出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暴行，坚定了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他这种革命志士的胸怀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在本篇作了尽情的倾吐。他又将祖国比喻为生育大家的母亲，而这位伟大的母亲正“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他又将祖国被宰割的惨状，比喻为母亲正遭刽子手们的劈杀。这种情深意切的比喻和洋溢着浓郁诗意的细腻的描写，化为十分动人的形象。作者面对着受蹂躏的“母亲”，大声疾呼：“救救母亲呀！无论如何，不能让母亲死亡的呵！”这种呼号是震撼人心的！在篇末，作者描绘了祖国母亲的未来。他坚信，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一定会为母亲争气的，未来将是光明代替黑暗、欢乐代替悲哀。这种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像是在黑暗的天空，放射出一道耀眼的闪电。纪实体小说《死》以血淋淋的文字，揭露了国民党监狱中暗无天日的情形，表达了革命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作者的生死观。作者证明了一个真理，共产党人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他们对党对理想的信念是不可消灭的，是永生不息的。散文《清贫》，全文千字，短小隽永，意味深长。作者在文中似乎在说他在被俘虏时的一桩趣事，最先发现方志敏的两个匪兵喜出望外，满以为可以在这位共产党的要人、红军首领的身上发一笔洋财，伸出手搜他的身，从“上身摸到下身，从衣领捏到袜底”，“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表现了国民党匪兵凶残、贪婪、愚蠢，更表现了革命者的清贫、廉洁奉公。
二、多彩的艺术特色
（一）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强烈的时代感
纵观作者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站在时代的最近处，近距离地记录了时代的特征，用文学的形式，浓缩了现代中国史，似文学，似历史。他早期的小说、诗歌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心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狱中的纪实小说《死》就是写他的亲身体验和感受，主人公祥松就是作者。正因为这样，《死》才有扣人心弦的魅力，祥松的音容笑貌才能在读者心中久久萦回。《清贫》用纪实的写法，通过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和两个国民党小兵的对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揭示得一清二楚，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清贫廉洁，一个凶残贪财，从而突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可爱的中国》选择了几个生动典型的例子，印刻着时代的特征，虽然它的结尾回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氛，对美好未来有着向往和憧憬，但它的整个基调是现实主义的。
（二）抒情和议论的结合
作者的诗歌有着火热的感情、强烈的愿望、大声的疾呼，用激动人心的语言和艺术形象抒发内心的爱憎，以抒情和议论手法有机结合，达到了最佳表达效果。早期，他用诗歌的形式，唤起灾难深重的下层人民醒来，以至于他的诗歌有一种豪情，又有饱满的情感和匕首的气势。时而催人泪下，时而发人深省。那《呕血》，那《我的心》，尖刻大胆的议论促人深思；那《血肉》，那《哭声》，读后耐人回味，犹如大海的浪潮冲击着人们的心扉。在《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中，抒情和议论的结合尤为显著，《可爱的中国》痛快淋漓地直抒胸臆，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的痛恨，对民不聊生的现状的痛心，对可爱祖国的讴歌，纵横议论，气势磅礴，感情激昂，使人心情振奋。其中处处可见抒情一段，议论一段，有机结合。
（三）语言的朴素美
作者的文学作品全部运用了白话文写作，其中大量吸收了赣东北地区，特别是弋阳地区表现力很强的地方语言词汇。例如《私塾》中“这日他睡了午觉，醒转来”；“他拿着一支朱笔，一面改，一面骂：‘你看这样东倒西歪，缺手短脚，糊糊涂涂一大团，简直和道士画的符一样！’”像上面的“醒转来”，“一面改，一面骂”，“缺手短脚，糊糊涂涂”，“道士画的符”，在表现上很有特点。在话剧《年关斗争》中大量使用了本地的口语词汇，例如“穷得卵打鼓”“想想法子”“小鱼兴不起大浪”“自休自歇”“姩仂”“跌了一跤”“吊颈”“那省得讲”“躲在外面‘做皇帝’”“懒跟他讲得这么多”等等。话剧当时是演给广大的农民看的，而且主要是给本地区农民看的，大量运用本地土语和本地方言词汇，使赣东北农民们倍感亲切，仿佛台上发生的事是真的一样。假如用一本正经的“国语”，那是绝对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使观众如同和台上隔了一层什么。在其他作品中，还可找出许多方言词语。这些方言的运用，不但本地人看得亲切，而且外地人也能看得懂，并有一种新鲜感，别开生面，使作品染上了一层鲜明的地方色彩。
作者所有文学作品的语言，可用清新、优美、朴素六个字来概括其特点。作品没有艳辞丽句，刻意求工，矫揉造作，而是独具一格，充溢着朴素美，质朴无华，清新纯正，质而不枯，字字见情。追求语言的朴素美，是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当作家的思想逐渐趋向成熟时，他的作品总是会变为朴素的。方志敏在创作中找到了朴素的形式，表达出了一种明白如镜的思想境界。正是由于他的作品具备这种特点，才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四）成功地运用第一人称，塑造了“我”的艺术形象
作者在他的诗文中，内容上大多是触及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但所写的题材，都取之于自己长期观察、经历的生活。在诗作中，差不多都有“我”的艺术形象出现，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形象在其中。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中，更是第一人称居多。仿佛在听作者娓娓道来，读来情真意切。
作者在青少年时期，亲身体验着人民的痛苦生活，辗转于赣东北、南昌、九江、上海、南京等地，忠实地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作者是一个具有爱国爱民胸襟的青年，《哭声》中，“我”是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愿同广大的有志青年联合，去踩平不平的道路。《呕血》的“我”是一个“为家庭虑，为求学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万虑丛集在这个小小的心儿里”的充满同情心、忧国忧民的青年；《谋事》用辛酸的笔墨勾勒了“我”在自己的国土上谋事的遭遇。无不令人同情和深思。《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更是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酣畅淋漓地抒发了“我”的胸臆，“我”富于进取的精神，“我”对理想的热切追求，表现了“我”不畏强暴的坚贞品质。宛如急骤的狂飙、喷发的火山，狂呼怒叱；又如泣如诉，倾吐“我”对可爱中国母亲的真情实意，回环往复，造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