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论方志敏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
罗时平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不仅在实践上走出了一条“方志敏式”的革命道路，而且在理论上有许多卓越见识，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大革命时期，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组织农协、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正确主张。
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江西农运的斗争中，“常这样想：国共合作，当然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什么时候会分家呢？分家时，共产党该怎样做呢？是不是要来一个暴动以打倒国民党呢？现在党该怎样准备呢？”针对这些问题，方志敏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伏况，相继提出和论述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首先，精辟地分析了中国农村现状、革命性质及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方志敏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的凄惨黑暗，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农民要摆脱痛苦，就必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除去地主的剥削”的革命。在这里方志敏明确地指出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中国革命的实质内容，就是要消灭农村中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阶级。从这点出发，方志敏又针对当时轻视农民的观念强调指出，农民是中国的重心和革命的基础，要改变农村的现状，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斗争就没有力量，就不会成功，“农民运动所以占中国国民革命中极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为今日之急务”。此时，方志敏虽然还未使用“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用语，但他从农村现状、革命性质来阐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切中要害，入木三分。
其次，指出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领导农运的实践中，方志敏认识到，要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就必须“使耕者有其田”，彻底变革封建土地制度。1927年2月他在江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土地是天赋的产物”，不能由地主占有。接着他在“粤湘赣鄂四省农协代表联席会”上、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多次提到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6月，方志敏奉命到吉安、吉水、莲花、安福四县领导“减租运动”，他大声向农民疾呼：“我们没有土地呀，我们租种地主佬的土地要亏本呀，这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穷苦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他还一再强调，解决农民问题，“不但要求减租，而且要求土地，要求根本毁灭豪绅地主的封建剥削制度”。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方志敏对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和中国问题症结所在的深刻认识。
再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战略构思。其一，要建立农民协会，把地主压榨下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使其在农会领导下同地主作斗争；其二，要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从政治上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实现农村权力由地主向农民手中的转移。
基于这一构思，方志敏于1925年7月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后，立即着手组织农民协会。他亲自回家乡弋阳漆工镇，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在方志敏领导下，江西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农运规模居全国第四位。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革命危机的加深，方志敏开始形成了“农民运动必然发展到武装起来夺取政权的思想”。1926年冬，方志敏利用北伐军东进弋阳的有利时机，及时领导了漆工武装暴动，夺取警察所的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并大力支持委派共产党员雷夏任漆工镇巡官，共产党员邹秀峰、吴先民任横峰县长和公安局长，使我党得以掌握此二地的政权和武装。此后，方志敏不顾党内右倾领导人和国民党右派的限制，多次强调指出：“要使农民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就一定要武装起来”，“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一切。”为此，他在一次演讲中强烈抗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取消举办农民自卫军的决定，坚决要求“取消保卫团，以其枪支及经费，拨归农民协会办自卫军之用”。他还向万年县农协的代表指出，“县农协成立，一定要有武装”。“四一二”后，方志敏一方面多次向省委建议，急电中央“想一点革命的应付方法”；另一方面顶着投降主义的逆流，在南昌创办省农协农民自卫军大队，指示各地农协加紧组织和训练农民自卫军，坚决抵制放弃武装、交出枪支的命令。方志敏因此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虽然方志敏当时还不可能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高度来加以阐述，但他以上论述和主张却明显地孕育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时人作如是探索者，除毛泽东外，实属罕见。
二、土地革命初期，自觉地由城市转入农村，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武装斗争的旗帜和土地革命的旗帜，较快地完成了由武装暴动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转变。
1927年7月，因白色恐怖来临，正在吉安领导减租运动的方志敏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此时怎么办，向何处去？由于方志敏一贯重视农民问题，所以他没有去南昌，而是决计潜回农运基础较好的弋阳农村家乡，去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方志敏这一自觉行动与毛泽东提出“上山”的思想，几乎在同一时间。它不仅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党的正确进军方向，而且还表明方志敏在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与毛泽东同处于全党的前列。
第一，抛弃国民党的旗帜，高举共产党的旗帜。1927年8月中旬，方志敏潜回弋阳家乡后，立即“重起炉灶”，建立党的领导核心，七天之内组织和恢复了二十几个党支部，并建立了中共弋阳区委。11月方志敏又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沿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建立了以方志敏为书记的中共五县工委，下设暴动总指挥部，方志敏兼总指浑。会议明确提出工农群众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暴动，还制定了“推翻帝国主义，打到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的纲领。这表明方志敏“重起炉灶”之始，就抛弃了国民党旗帜，举起了共产党旗帜。众所周知，八一起义举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秋收起义也是“以国民党名义为号召的”。虽然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宣布放弃国民党旗帜，但这时我党仍力图坚持国共合作，相信大多数国民党人士能与共产党携手，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直到11月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才正式决定，“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以“共产党万岁、苏维埃革命万岁”的口号代替以往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万岁”的口号。由此可见，方志敏在我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中的“易旗”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创建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的体系。八一起义后，方志敏从吉安潜回弋阳家乡的目的就是要组织暴动。他在途经鄱阳时，与鄱阳党组织商定，“弋阳暴动时机一旦成熟，即将共产党员李新汉任团长的鄱阳警备团拉进磨盘山”参加暴动。9月，当他获知八七会议精神后，“好不满心欢喜”，立即筹划弋阳的秋收暴动，并于11月初发动了弋阳九区的秋收暴动。紧接着，他在党的五县会议上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的纲领，然后仅用25天的准备，于12月10日发动了在我党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弋横暴动。两个月后，暴动受挫，方志敏及时采用了三项措施：（1）成立脱产的土地革命正规军，集中步枪二三十支，编成一个连；（2）把一些脱产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3）加强各村不脱产的农民军。显而易见，通过这三条措施建立起来的土地革命正规军、武装工作队和不脱产的农民军，即是以后的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的雏形。
第三，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根据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志敏领导武装斗争，始终坚持两个指导思想：其一，高举土地革命旗帜。在弋横暴动前，方志敏就明确地提出“平债分田分地”的口号。在暴动过程中，方志敏进一步认识到，“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所以从1928年2月开始，方志敏就着手了土地分配工作，“颁布土地分配法及平债法”。此后，方志敏又相继主持制定了信江特区苏维埃《临时土地分配法》《土地临时使用条例》《补充土地法》，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法》，由此所确立的赣东北苏区的土地政策，有三个明显居其他苏区之先的优点：一是土地分配“以人口劳动力混合标准平均分配为原则”，这就保证了分配的土地上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耕种，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二是规定“凡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者均有分得土地之权”，地主只要本人愿意耕种，可分得一份土地，富农只要把超标准的土地交出来，好田坏田各留一部分。这一规定较之于当时普遍执行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方针，更有利于削弱敌人力量，巩固红色政权。三是在1929年10月颁布的《补充土地法》中规定：“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解决了土地政策中的地权问题。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不仅在性质上领先于其他苏区普遍执行的“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的政策，而且还远远早于1931年2月中央局发出的《土地问题与富农政策问题》的有关规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党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二，建立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方志敏计划弋阳的秋收暴动“先攻下弋阳城，即以弋阳县为根据地”。这表明方志敏此时已经形成了根据地思想。不久，方志敏在建立根据地的首次实践中修正了原先的想法，不是去攻打弋阳县城，而是立足于弋阳九区，并于同年11月初赤化了九区。继此之后，方志敏又在弋横暴动的基础上创建了纵横50里的弋横根据地。1928年6月，刚建立的弋横根据地遭到敌人大规模围攻，在此危急关头，方志敏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方胜峰会议”。在会上，方志敏坚决反对放弃根据地的逃跑主义，他指出，脱离根据地，把队伍“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被消灭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者，革命运动就要立刻失败”。在方志敏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在根据地内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从而把赣东北的革命斗争引向了胜利。在这里，方志敏不仅表现出坚定牢固的根据地思想，而且还从理论上正确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与开展武装斗争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时期方志敏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问题未做出较完整的理论概括，但他把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到农村，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武装斗争的旗帜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与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的“工农武装割据”及其理论上的系统阐述是完全一致的。
三、在根据地全面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提出了较完整的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在党的建设方面，方志敏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党建原则。思想上，方志敏坚持对党员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理论教育和纪律教育，组织编写了《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学习材料，规定党员必须做到如下二十二条：“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阶级斗争，对党忠实，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勤习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地方观念，打破宗族观念，打破雇佣观念，打破领袖观念，打破迷信观念，不得贪污，要明了政治，接受批评，永不叛党。”组织上，规定党的支部要建在连队和乡村，要向白区发展；规定发展党员的条件，“是以斗争坚决，在群众中的信仰，对革命忠实，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选拔党的干部，“是以在斗争中表现忠诚、积极，有办法，有成绩，且为群众所信任为主要标准”。作风上，方志敏特别着重培养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规定党内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发扬民主，进行切实讨论。党支部每周的组织生活要分配和检查党员的实际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采取各种办法，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减轻群众负担。
在政权建设方面，方志敏提出了苏区“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确立了苏维埃政权“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模式。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方志敏亲自撰写了《苏维埃干部和群众关系问答》《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等小册子，系统地阐明了苏维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压迫剥削阶级，如地主资本家等等，是实行专政，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对于工农劳苦群众，则实行最高度的民主”；苏维埃的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工农群众去参加国内战争”，“去改善群众的生活”；苏维埃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群众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义的方式”。方志敏还主持建立了苏维埃巡视制度和工农群众监督检查制度，规定“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出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工农群众“经常检查国家政权机关与经济机关是否正确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策与法令，是否有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分子”。
在军事建设方面，方志敏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建军原则。其一，制定了扩大人民武装采取赤卫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的逐级武装体系以及相应的人民战争的方针。其二，总结出一整套适合赣东北特点的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打不打操之于我，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其三，1934年2月撰写了《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提出了全面建设红军的六大措施：一要“十百倍的加强政治工作”；二要“提高战士学习军事技术”的热情，“以政治工作保障军事技术的提高”；三要自觉遵守红军“极端森严的铁的纪律”；四要“艰苦地细心地从斗争中从工作中去培养坚强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五要“加强军队中管理卫生工作”，“绝对肃清某些混乱的无组织的无秩序的现象”；六要“正确的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不能盲动冒险，更不能右倾动摇”，每次作战之前，要有“精密的布置”，力求“每战必胜”，不断地“加倍兴奋我们战士杀敌的勇气，建立雄壮的军威，扩大我们的武装。”
在经济建设方面，方志敏多次阐明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辩证关系，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一是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采取了反对惰农、组织合作生产、开展劳动竞赛、鼓励开荒、推广农业技术等十多项措施来推动农业的发展；二是坚持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办工业的方针，建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三是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恢复和开辟集市，沟通内外贸易，搞活市场流通，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四是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保证群众的物资供应，打击投机倒把和中间盘剥；五是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增加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
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敏提出的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和政策，已明显地升华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高度。方志敏高度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表明他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方志敏高度重视武装斗争、创造红军、不断地开辟新苏区的思想，表明他探索到了“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方志敏提出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向前发展”和“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方针，则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将要经历艰苦曲折斗争过程的认识。
综上所述，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就孕育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在土地革命初期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根据地全面发展时期初步形成和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与毛泽东各个时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脉络不谋而合，并与毛泽东的实践和理论概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尤其是方志敏在实践中开创了一条“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革命道路，把落后的赣东北农村造就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新民主主义伟大革命阵地，这就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包含了方志敏的伟大贡献。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不仅在实践上走出了一条“方志敏式”的革命道路，而且在理论上有许多卓越见识，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大革命时期，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组织农协、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正确主张。
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江西农运的斗争中，“常这样想：国共合作，当然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什么时候会分家呢？分家时，共产党该怎样做呢？是不是要来一个暴动以打倒国民党呢？现在党该怎样准备呢？”针对这些问题，方志敏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伏况，相继提出和论述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首先，精辟地分析了中国农村现状、革命性质及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方志敏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的凄惨黑暗，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农民要摆脱痛苦，就必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除去地主的剥削”的革命。在这里方志敏明确地指出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中国革命的实质内容，就是要消灭农村中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阶级。从这点出发，方志敏又针对当时轻视农民的观念强调指出，农民是中国的重心和革命的基础，要改变农村的现状，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斗争就没有力量，就不会成功，“农民运动所以占中国国民革命中极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为今日之急务”。此时，方志敏虽然还未使用“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用语，但他从农村现状、革命性质来阐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切中要害，入木三分。
其次，指出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领导农运的实践中，方志敏认识到，要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就必须“使耕者有其田”，彻底变革封建土地制度。1927年2月他在江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土地是天赋的产物”，不能由地主占有。接着他在“粤湘赣鄂四省农协代表联席会”上、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多次提到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6月，方志敏奉命到吉安、吉水、莲花、安福四县领导“减租运动”，他大声向农民疾呼：“我们没有土地呀，我们租种地主佬的土地要亏本呀，这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穷苦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他还一再强调，解决农民问题，“不但要求减租，而且要求土地，要求根本毁灭豪绅地主的封建剥削制度”。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方志敏对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和中国问题症结所在的深刻认识。
再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战略构思。其一，要建立农民协会，把地主压榨下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使其在农会领导下同地主作斗争；其二，要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从政治上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实现农村权力由地主向农民手中的转移。
基于这一构思，方志敏于1925年7月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后，立即着手组织农民协会。他亲自回家乡弋阳漆工镇，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在方志敏领导下，江西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农运规模居全国第四位。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革命危机的加深，方志敏开始形成了“农民运动必然发展到武装起来夺取政权的思想”。1926年冬，方志敏利用北伐军东进弋阳的有利时机，及时领导了漆工武装暴动，夺取警察所的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并大力支持委派共产党员雷夏任漆工镇巡官，共产党员邹秀峰、吴先民任横峰县长和公安局长，使我党得以掌握此二地的政权和武装。此后，方志敏不顾党内右倾领导人和国民党右派的限制，多次强调指出：“要使农民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就一定要武装起来”，“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一切。”为此，他在一次演讲中强烈抗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取消举办农民自卫军的决定，坚决要求“取消保卫团，以其枪支及经费，拨归农民协会办自卫军之用”。他还向万年县农协的代表指出，“县农协成立，一定要有武装”。“四一二”后，方志敏一方面多次向省委建议，急电中央“想一点革命的应付方法”；另一方面顶着投降主义的逆流，在南昌创办省农协农民自卫军大队，指示各地农协加紧组织和训练农民自卫军，坚决抵制放弃武装、交出枪支的命令。方志敏因此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虽然方志敏当时还不可能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高度来加以阐述，但他以上论述和主张却明显地孕育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时人作如是探索者，除毛泽东外，实属罕见。
二、土地革命初期，自觉地由城市转入农村，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武装斗争的旗帜和土地革命的旗帜，较快地完成了由武装暴动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转变。
1927年7月，因白色恐怖来临，正在吉安领导减租运动的方志敏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此时怎么办，向何处去？由于方志敏一贯重视农民问题，所以他没有去南昌，而是决计潜回农运基础较好的弋阳农村家乡，去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方志敏这一自觉行动与毛泽东提出“上山”的思想，几乎在同一时间。它不仅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党的正确进军方向，而且还表明方志敏在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与毛泽东同处于全党的前列。
第一，抛弃国民党的旗帜，高举共产党的旗帜。1927年8月中旬，方志敏潜回弋阳家乡后，立即“重起炉灶”，建立党的领导核心，七天之内组织和恢复了二十几个党支部，并建立了中共弋阳区委。11月方志敏又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沿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建立了以方志敏为书记的中共五县工委，下设暴动总指挥部，方志敏兼总指浑。会议明确提出工农群众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暴动，还制定了“推翻帝国主义，打到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的纲领。这表明方志敏“重起炉灶”之始，就抛弃了国民党旗帜，举起了共产党旗帜。众所周知，八一起义举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秋收起义也是“以国民党名义为号召的”。虽然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宣布放弃国民党旗帜，但这时我党仍力图坚持国共合作，相信大多数国民党人士能与共产党携手，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直到11月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才正式决定，“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以“共产党万岁、苏维埃革命万岁”的口号代替以往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万岁”的口号。由此可见，方志敏在我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中的“易旗”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创建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的体系。八一起义后，方志敏从吉安潜回弋阳家乡的目的就是要组织暴动。他在途经鄱阳时，与鄱阳党组织商定，“弋阳暴动时机一旦成熟，即将共产党员李新汉任团长的鄱阳警备团拉进磨盘山”参加暴动。9月，当他获知八七会议精神后，“好不满心欢喜”，立即筹划弋阳的秋收暴动，并于11月初发动了弋阳九区的秋收暴动。紧接着，他在党的五县会议上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的纲领，然后仅用25天的准备，于12月10日发动了在我党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弋横暴动。两个月后，暴动受挫，方志敏及时采用了三项措施：（1）成立脱产的土地革命正规军，集中步枪二三十支，编成一个连；（2）把一些脱产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3）加强各村不脱产的农民军。显而易见，通过这三条措施建立起来的土地革命正规军、武装工作队和不脱产的农民军，即是以后的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的雏形。
第三，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根据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志敏领导武装斗争，始终坚持两个指导思想：其一，高举土地革命旗帜。在弋横暴动前，方志敏就明确地提出“平债分田分地”的口号。在暴动过程中，方志敏进一步认识到，“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所以从1928年2月开始，方志敏就着手了土地分配工作，“颁布土地分配法及平债法”。此后，方志敏又相继主持制定了信江特区苏维埃《临时土地分配法》《土地临时使用条例》《补充土地法》，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法》，由此所确立的赣东北苏区的土地政策，有三个明显居其他苏区之先的优点：一是土地分配“以人口劳动力混合标准平均分配为原则”，这就保证了分配的土地上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耕种，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二是规定“凡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者均有分得土地之权”，地主只要本人愿意耕种，可分得一份土地，富农只要把超标准的土地交出来，好田坏田各留一部分。这一规定较之于当时普遍执行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方针，更有利于削弱敌人力量，巩固红色政权。三是在1929年10月颁布的《补充土地法》中规定：“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解决了土地政策中的地权问题。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不仅在性质上领先于其他苏区普遍执行的“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的政策，而且还远远早于1931年2月中央局发出的《土地问题与富农政策问题》的有关规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党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二，建立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方志敏计划弋阳的秋收暴动“先攻下弋阳城，即以弋阳县为根据地”。这表明方志敏此时已经形成了根据地思想。不久，方志敏在建立根据地的首次实践中修正了原先的想法，不是去攻打弋阳县城，而是立足于弋阳九区，并于同年11月初赤化了九区。继此之后，方志敏又在弋横暴动的基础上创建了纵横50里的弋横根据地。1928年6月，刚建立的弋横根据地遭到敌人大规模围攻，在此危急关头，方志敏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方胜峰会议”。在会上，方志敏坚决反对放弃根据地的逃跑主义，他指出，脱离根据地，把队伍“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被消灭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者，革命运动就要立刻失败”。在方志敏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在根据地内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从而把赣东北的革命斗争引向了胜利。在这里，方志敏不仅表现出坚定牢固的根据地思想，而且还从理论上正确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与开展武装斗争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时期方志敏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问题未做出较完整的理论概括，但他把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到农村，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武装斗争的旗帜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与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的“工农武装割据”及其理论上的系统阐述是完全一致的。
三、在根据地全面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提出了较完整的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在党的建设方面，方志敏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党建原则。思想上，方志敏坚持对党员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理论教育和纪律教育，组织编写了《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学习材料，规定党员必须做到如下二十二条：“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阶级斗争，对党忠实，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勤习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地方观念，打破宗族观念，打破雇佣观念，打破领袖观念，打破迷信观念，不得贪污，要明了政治，接受批评，永不叛党。”组织上，规定党的支部要建在连队和乡村，要向白区发展；规定发展党员的条件，“是以斗争坚决，在群众中的信仰，对革命忠实，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选拔党的干部，“是以在斗争中表现忠诚、积极，有办法，有成绩，且为群众所信任为主要标准”。作风上，方志敏特别着重培养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规定党内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发扬民主，进行切实讨论。党支部每周的组织生活要分配和检查党员的实际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采取各种办法，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减轻群众负担。
在政权建设方面，方志敏提出了苏区“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确立了苏维埃政权“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模式。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方志敏亲自撰写了《苏维埃干部和群众关系问答》《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等小册子，系统地阐明了苏维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压迫剥削阶级，如地主资本家等等，是实行专政，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对于工农劳苦群众，则实行最高度的民主”；苏维埃的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工农群众去参加国内战争”，“去改善群众的生活”；苏维埃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群众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义的方式”。方志敏还主持建立了苏维埃巡视制度和工农群众监督检查制度，规定“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出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工农群众“经常检查国家政权机关与经济机关是否正确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策与法令，是否有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分子”。
在军事建设方面，方志敏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建军原则。其一，制定了扩大人民武装采取赤卫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的逐级武装体系以及相应的人民战争的方针。其二，总结出一整套适合赣东北特点的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打不打操之于我，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其三，1934年2月撰写了《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提出了全面建设红军的六大措施：一要“十百倍的加强政治工作”；二要“提高战士学习军事技术”的热情，“以政治工作保障军事技术的提高”；三要自觉遵守红军“极端森严的铁的纪律”；四要“艰苦地细心地从斗争中从工作中去培养坚强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五要“加强军队中管理卫生工作”，“绝对肃清某些混乱的无组织的无秩序的现象”；六要“正确的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不能盲动冒险，更不能右倾动摇”，每次作战之前，要有“精密的布置”，力求“每战必胜”，不断地“加倍兴奋我们战士杀敌的勇气，建立雄壮的军威，扩大我们的武装。”
在经济建设方面，方志敏多次阐明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辩证关系，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一是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采取了反对惰农、组织合作生产、开展劳动竞赛、鼓励开荒、推广农业技术等十多项措施来推动农业的发展；二是坚持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办工业的方针，建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三是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恢复和开辟集市，沟通内外贸易，搞活市场流通，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四是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保证群众的物资供应，打击投机倒把和中间盘剥；五是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增加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
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敏提出的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和政策，已明显地升华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高度。方志敏高度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表明他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方志敏高度重视武装斗争、创造红军、不断地开辟新苏区的思想，表明他探索到了“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方志敏提出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向前发展”和“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方针，则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将要经历艰苦曲折斗争过程的认识。
综上所述，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就孕育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在土地革命初期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根据地全面发展时期初步形成和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与毛泽东各个时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脉络不谋而合，并与毛泽东的实践和理论概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尤其是方志敏在实践中开创了一条“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革命道路，把落后的赣东北农村造就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新民主主义伟大革命阵地，这就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包含了方志敏的伟大贡献。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