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试论方志敏对失误的反思
蔡水泉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在他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中，既经历过战斗胜利的欢乐，也经历过失误挫折的沉痛，最后率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不幸落入敌手。在敌人的监狱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方志敏挥毫著雄文，抒发爱党爱国爱人民之深情，同时冷静地回思自己走过的坎坷曲折的革命道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收集在《方志敏文集》里的12篇珍贵的狱中遗稿，计有7篇共约六七十处谈及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遇到的错误和失败。特别是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以下简称《略述》）、《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以下简称《书》）和《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以下简称《历史》）三篇重要文章中，以较多的篇幅，比较全面、具体地记述了失误的情况，分析了失误的原因，并表明了自己对失误的态度。据此，笔者认为：对失误的反思既是方志敏著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方志敏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全面研究方志敏的思想，就不但要研究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清贫廉洁的作风和积极创造的精神（无疑这是研究的主要方面），而且也应该研究他正确对待失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百折不挠排难前进的革命斗争精神。本文拟就这一新的课题作初步探讨，不揣浅陋，求教于革命前辈、党史界同人及读者诸君。
“细思”失误所在
结束了戎马倥偬、战事纷繁的战斗生活，身陷囹圄的方志敏有“空闲”回首往事，并利用想办法争取到的写作条件，形成文字。他在《历史》一文的序言里，提及写作的动机之一，就是：“我们从困难中甚至从许多错误中做出来的工作成绩，虽不能自满，却应写出来告诉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同志，以供他们的参考。我们做错了的，他们不再做；做对了的，他们可效法做；遇着的困难，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这些，无疑对我们后人也很有启迪。
哪些是“做错了的”？在上述三篇文章中，《略述》和《历史》两文是从纵的方面，即从作者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和赣东北苏维埃创立发展的历史，分不同时期或阶段来谈失误，《书》文则从横的方面，即从苏区的各项具体工作上谈及失误之处。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方志敏遗作中写到的各种失误，主要是当时的党中央和省委的，以及中央代表曾洪易等人的，当然也有些是他自己的--人无完人，方志敏并不讳言自己的失误。
纵的方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方志敏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任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在共产党内任中共江西区委农委书记，还担任省农协秘书长的要职。他为发展江西农民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统治着”，“虽说是组织了六百万农民协会的会员，但农民斗争没有更高程度的开展，没有积极地领导农民群众向剥削阶级进攻，以致会员没有得到更多革命的实际利益，农民对农民协会也就不会有深厚的热情；其次，组织训练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够，农民协会的工作方式，也是带着官僚主义的”；“尤其重要的是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没有积极的去组织和锻炼--这些都是使农民协会不能有真实的力量的原因”。接着，方志敏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现在细想起来，深觉得那一时期的工作，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虽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没有忙出一个什么好名堂来！”“这样的党，这样的工作，那里会积集起雄厚的力量，去打倒阶级敌人，去达到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暂时的同盟者，一翻转脸皮，说句假客气的话：‘欢送你们共产党同志出境！’你就只得很快滚蛋了！”方志敏也是在这种“礼送”之列，被迫离开南昌的。
1927年底，方志敏和邵式平、黄道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纵横遍及百余里，为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两三个月后，暴动被白军暂时镇压下去。方志敏总结了失败的四个原因：“没有建立起红军”；“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党的工作太不够了”；“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斗争经验”。
在方胜峰会议以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率领群众坚持斗争，使根据地得到发展。1930年7月，立三路线传到赣东北，虽然方志敏等同志察觉出它的错误并有所抵制，但也不得不有所执行。方志敏回顾这段情况：“一九三〇年，可说是大胜利的一年；假若我们不执行错误的立三路线（虽然在执行中，因行不通，修改了许多），那我们所获胜利必更大。但错误是已经不可挽回的错误过去了。”
1931年至1933年3年间，根据地工作又取得很大成绩，例如重新分配土地、方志敏率红十军二进闽北连战告捷、建立了坚强的新红十军（原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调入中央苏区）等等。然而这期间，“因为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红军虽仍是不断的取得胜利，而且有几次胜利--如杨家门的两次胜仗，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的胜利--是可夸耀的，但终究是远远的落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之后。苏区在三年中不但没有发展，且有部分的缩小，这都是值得引以警惕的”。中央代表曾洪易于1931年7月来到赣东北后，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苏区党组织之上，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赣东北苏区带来极大的灾难。他几乎全盘否定苏区过去的工作成绩和经验，鼓吹“肃反中心论”，搞扩大化、简单化。方志敏当时对此“极不满意”，认为“肃反中心论”是错误的，乱捉了人，错办了人，“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
组建红十军团，率部北上皖南，至怀玉山失利被俘入狱，是方志敏革命活动的后期。他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作为军团最主要的领导人，他最为痛心的这次失利，在多篇文章中都十分沉痛地谈到这次失误，不赘述。
横的方面。分述在《书》文中向“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并转全体同志”贡献的8条意见中的6条里面。其一，“我在狱中细思赣东北苏区的发展与红军的胜利，所以落后于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原因，实不能不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损失了不少伟大胜利的机会”，这还是红十军团怀玉山失败的“远因”。其二，红军工作“注意不够”，对于创造铁的红军任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忽视培养红军干部的错误”，红军政治工作“做得不够”，谍报工作“始终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其三，肃反工作，方志敏反思“严重的错误，却也不少”。其四，“赣东北白军士兵运动的成绩是极端不够的”，“过低估计了白军士兵革命的积极性，与过分估计白军组织中的白色恐怖，结果只能在外面宣传，而很少派得力同志到内部活动”。其五，“怕做城市工作与城市工作之无成绩，恐怕是赣东北党最显著的弱点了。有些同志对于城市的白色恐怖过分估计，好像敌人是千耳千眼，不但不能活动，且不可一日居住，这完全是错误的”。其六，训练干部工作，“过去赣东北所办的党校，成绩较小”，在教授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缺点。方志敏在《书》文中根据这些失误情况，相应提出了搞好这几个方面工作的建设性意见。
剖析失误原因
方志敏在遗著中，不但严肃地记述了失误的所在，而且深刻地剖析了产生这些失误的原因。归纳起来，四个方面：
（一）当时统治中央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
这是最主要的因素。《略述》里，方志敏多次以较多篇幅谈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大革命领导到失败。全国受此影响，江西不会例外。当时的江西省委也跟着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比如当朱培德一天天右倾，公开说工农运动过了火，要“欢送共产党员出境”。这些严重情况出现的时候，方志敏几次跑到省委，要省委急电中央想办法，“可是我们省委也没有一点革命的应付方法，整天只是机会主义的叫同志去拉拢影响而已”。
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时期，又遇到两次来自当时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立三路线为时不长，纠正较快。曾洪易在赣东北时间较长，他“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压制党内自我批评”，“成为对外发展的阻碍”，给苏区造成严重的危害。他推行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导致反国民党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斗争的失利，全国各苏区相继丧失，这也是赣东北（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丧失和红十军团怀玉山失败的根本原因。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拨正了革命的航向。遵义会议召开之际，红十军团正被敌人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方志敏不久就被俘入狱。由于敌人封锁消息，方志敏遗作中没有提及遵义会议。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他在狱中知道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那一定会像当年得知结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时的情况一样兴奋无比的，也会更深刻地清算机会主义的错误。
（二）斗争经验不足
方志敏等同志创建革命根据地，是前无古人的革命新生事物，并无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仿效、借鉴，因此，在斗争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并不为奇。1928年3月，弋横暴动被白军暂时镇压下去，方志敏总结失败教训的第四条就是“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斗争经验；白军一进攻，就想不出更多有效的斗争方法，且表现惊慌不沉着，离开了暴动区域。群众失掉了领导者，自然不能继续斗争”。在谈到1930年失误的原因时，除当时执行了立三路线外，又指出“因斗争经验不足，以致对于分配土地，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锻炼和加强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与工人群众武装斗争的准备等工作都做得十分不够”。
（三）对形势把握不准
一个领导者，如果对情况了解不够清楚，对形势认识不足，那就可能导致决策的错误和行动的错误。红十军团在皖南行动失利后，部队疲乏不堪，战斗情绪和战斗力都有所下降，必须找一个地方进行休整。方志敏决定部队从皖南返回赣东北苏区休整。这时虽然离方志敏率队北上才一个多月时间，但赣东北的形势已经严重恶化：苏区主力红十军被整编为红十军团北上后，敌人乘虚而入，进占了红色首府葛源，闽浙赣省党政军机关流动驻扎在弋、德、横交界地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由公开转入地下状态，地方武装分散打游击，苏区已大部分丢失。方志敏在《略述》中追述道：“赣东北苏区，自红十军离开后，已被敌人造了纵横的好几条封锁线（这种情形事先未得电报，不知道），已不能再为主力红军休养整顿之所。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难；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当时，我却只顾到军队的急须休养，就没有严重注意上列的困难，依着从前斗争的经验，以为到了苏区总有办法可想，故决定进入赣东北暂行休整，不料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
1933年1月14日，红十军团返回赣东北途中到达浙西开化的港头村，被敌人打成两段，前段800多人由刘英、粟裕带领当晚就由陇首进入赣东北苏区，方志敏留下与刘畴西、王如痴率领的大部队会合。16日，方志敏等率部队准备冲过金竹坑敌人的封锁线，遇到一个排敌人的阻击。由于对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清楚，犹豫迟疑，没有果断地硬冲过去，以致贻误时机，不能突破重围。“我们决定通过金竹坑的封锁线，这是一个生死关头！这次若通过去，队伍可以保存，不致损失；但当时，我们对被敌包围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没有下最大决心，硬冲过去。在金竹坑敌人打枪拦阻之下（敌只一排人），仍旧折回，这就算是决定了我们的死命！”因领导者对情况不明犹豫迟疑而使部队遭受损失，方志敏对此倍感痛心。
（四）马列主义的教育和训练不够
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方志敏所处的时代，我们的党还不够成熟，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还不高，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还不够。赣东北的情况也是这样。《略述》专门有一长段写到这个问题。方志敏指出：“在艰苦顽强与阶级敌人作斗争这一点来说，赣东北的党，不会比那个地方的党逊色；在理论准备的程度上说，那就不免落后了一点。原因：（一）赣东北党的领导同志，从来就没有受过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的教育和训练；在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候，我们都是省一级的负责党员，但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转变等问题，不但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陈独秀、彭述之之流，也没有摸到这些问题的门户……党始终没有为我们阐明过，我们也就得糊糊涂涂的过下去……无可讳言的，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门外汉。（二）一九二七年以后，我们与中央的联系，极不密切，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和书报，我们都很少接到--我们接到中央的一本书，就等于拾得一件稀有的珍宝一样，争相传阅。所以我们理论的进步，自然迟缓的多。”
因为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缺乏，所以当一种错误思潮或路线出现的时候，一些同志就只凭感觉，觉得它是一种错误，而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说明。方志敏举例谈到对立三路线的认识过程：“立三路线开始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曾经开会坚决反对过，认为是错误……但是我们反对那种错误，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性，不过多半是觉得在实际上行不通罢了。”“我们也执行了立三路线，虽然在执行中，是打了好些折扣。”后来，方志敏对曾洪易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认识，也基本上如此。
正确对待失误
革命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其进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对待错误和失败，这也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试金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并不讳言失误，一经察觉便立即纠正，失误而不失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方志敏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另一种人，正如方志敏指出的：“一切畏怕自我批评，庞然自大的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这正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正足以损害革命的胜利。”这种人掩饰自己的错误，拒绝乃至压制打击别人的正确批评，坚持错误；一旦遇到挫折，就会悲观、动摇，以致叛党投敌。以一贯正确自居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就是这样一个革命营垒中的可耻败类。
一、“绝不遮掩自己的错误，更不迟缓错误的改正”。苏维埃“有时做了策略上的错误，或者它的个别工作人员的错误，它都对群众提出来说明，使群众认识”。我们“作过某些错误，但经党指出，莫不立即纠正”。不掩饰错误，知错就改，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方志敏就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是自己的几处失误，他都坦然承认，主动承担责任。例如《略述》谈到横峰年关暴动“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斗争经验”时，说“这种错误，当然都是我的错误”。《书》文提及皖南行动中领导者没有及时批评“没有时间进行工作”的错误观点，特意在“领导者”三个字后面打个括弧，注明“是要由我负责”六个字。《狱中纪实》写道：“这次，因我领导的错误与军事指挥的无能，致遭失败，被俘入狱。”这几处文字，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明磊落、坦荡博大的宽广胸怀。
二、失败“只能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坚信“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方志敏一生饱经艰难险阻的考验，支撑点就是这种坚定不移的基本信仰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这是他最可宝贵的革命品质。
三、“今日的失败，安知不是明日更大成功之要素！”总结失败的教训，是为了吸取这些教训，去夺取明日的更大成功。所以他热诚地“希望同志们谨记取过去血的经验及教训”，“只有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不懈怠的努力工作，才能取得不断的胜利”。方志敏的这些肺腑之言，应该铭记在我们心中。我认为，这就是方志敏在遗著中对失误所进行的反思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方志敏对失误的反思的现实意义。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在他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中，既经历过战斗胜利的欢乐，也经历过失误挫折的沉痛，最后率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不幸落入敌手。在敌人的监狱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方志敏挥毫著雄文，抒发爱党爱国爱人民之深情，同时冷静地回思自己走过的坎坷曲折的革命道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收集在《方志敏文集》里的12篇珍贵的狱中遗稿，计有7篇共约六七十处谈及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遇到的错误和失败。特别是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以下简称《略述》）、《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以下简称《书》）和《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以下简称《历史》）三篇重要文章中，以较多的篇幅，比较全面、具体地记述了失误的情况，分析了失误的原因，并表明了自己对失误的态度。据此，笔者认为：对失误的反思既是方志敏著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方志敏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全面研究方志敏的思想，就不但要研究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清贫廉洁的作风和积极创造的精神（无疑这是研究的主要方面），而且也应该研究他正确对待失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百折不挠排难前进的革命斗争精神。本文拟就这一新的课题作初步探讨，不揣浅陋，求教于革命前辈、党史界同人及读者诸君。
“细思”失误所在
结束了戎马倥偬、战事纷繁的战斗生活，身陷囹圄的方志敏有“空闲”回首往事，并利用想办法争取到的写作条件，形成文字。他在《历史》一文的序言里，提及写作的动机之一，就是：“我们从困难中甚至从许多错误中做出来的工作成绩，虽不能自满，却应写出来告诉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同志，以供他们的参考。我们做错了的，他们不再做；做对了的，他们可效法做；遇着的困难，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这些，无疑对我们后人也很有启迪。
哪些是“做错了的”？在上述三篇文章中，《略述》和《历史》两文是从纵的方面，即从作者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和赣东北苏维埃创立发展的历史，分不同时期或阶段来谈失误，《书》文则从横的方面，即从苏区的各项具体工作上谈及失误之处。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方志敏遗作中写到的各种失误，主要是当时的党中央和省委的，以及中央代表曾洪易等人的，当然也有些是他自己的--人无完人，方志敏并不讳言自己的失误。
纵的方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方志敏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任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在共产党内任中共江西区委农委书记，还担任省农协秘书长的要职。他为发展江西农民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统治着”，“虽说是组织了六百万农民协会的会员，但农民斗争没有更高程度的开展，没有积极地领导农民群众向剥削阶级进攻，以致会员没有得到更多革命的实际利益，农民对农民协会也就不会有深厚的热情；其次，组织训练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够，农民协会的工作方式，也是带着官僚主义的”；“尤其重要的是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没有积极的去组织和锻炼--这些都是使农民协会不能有真实的力量的原因”。接着，方志敏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现在细想起来，深觉得那一时期的工作，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虽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没有忙出一个什么好名堂来！”“这样的党，这样的工作，那里会积集起雄厚的力量，去打倒阶级敌人，去达到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暂时的同盟者，一翻转脸皮，说句假客气的话：‘欢送你们共产党同志出境！’你就只得很快滚蛋了！”方志敏也是在这种“礼送”之列，被迫离开南昌的。
1927年底，方志敏和邵式平、黄道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纵横遍及百余里，为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两三个月后，暴动被白军暂时镇压下去。方志敏总结了失败的四个原因：“没有建立起红军”；“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党的工作太不够了”；“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斗争经验”。
在方胜峰会议以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率领群众坚持斗争，使根据地得到发展。1930年7月，立三路线传到赣东北，虽然方志敏等同志察觉出它的错误并有所抵制，但也不得不有所执行。方志敏回顾这段情况：“一九三〇年，可说是大胜利的一年；假若我们不执行错误的立三路线（虽然在执行中，因行不通，修改了许多），那我们所获胜利必更大。但错误是已经不可挽回的错误过去了。”
1931年至1933年3年间，根据地工作又取得很大成绩，例如重新分配土地、方志敏率红十军二进闽北连战告捷、建立了坚强的新红十军（原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调入中央苏区）等等。然而这期间，“因为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红军虽仍是不断的取得胜利，而且有几次胜利--如杨家门的两次胜仗，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的胜利--是可夸耀的，但终究是远远的落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之后。苏区在三年中不但没有发展，且有部分的缩小，这都是值得引以警惕的”。中央代表曾洪易于1931年7月来到赣东北后，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苏区党组织之上，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赣东北苏区带来极大的灾难。他几乎全盘否定苏区过去的工作成绩和经验，鼓吹“肃反中心论”，搞扩大化、简单化。方志敏当时对此“极不满意”，认为“肃反中心论”是错误的，乱捉了人，错办了人，“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
组建红十军团，率部北上皖南，至怀玉山失利被俘入狱，是方志敏革命活动的后期。他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作为军团最主要的领导人，他最为痛心的这次失利，在多篇文章中都十分沉痛地谈到这次失误，不赘述。
横的方面。分述在《书》文中向“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并转全体同志”贡献的8条意见中的6条里面。其一，“我在狱中细思赣东北苏区的发展与红军的胜利，所以落后于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原因，实不能不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损失了不少伟大胜利的机会”，这还是红十军团怀玉山失败的“远因”。其二，红军工作“注意不够”，对于创造铁的红军任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忽视培养红军干部的错误”，红军政治工作“做得不够”，谍报工作“始终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其三，肃反工作，方志敏反思“严重的错误，却也不少”。其四，“赣东北白军士兵运动的成绩是极端不够的”，“过低估计了白军士兵革命的积极性，与过分估计白军组织中的白色恐怖，结果只能在外面宣传，而很少派得力同志到内部活动”。其五，“怕做城市工作与城市工作之无成绩，恐怕是赣东北党最显著的弱点了。有些同志对于城市的白色恐怖过分估计，好像敌人是千耳千眼，不但不能活动，且不可一日居住，这完全是错误的”。其六，训练干部工作，“过去赣东北所办的党校，成绩较小”，在教授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缺点。方志敏在《书》文中根据这些失误情况，相应提出了搞好这几个方面工作的建设性意见。
剖析失误原因
方志敏在遗著中，不但严肃地记述了失误的所在，而且深刻地剖析了产生这些失误的原因。归纳起来，四个方面：
（一）当时统治中央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
这是最主要的因素。《略述》里，方志敏多次以较多篇幅谈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大革命领导到失败。全国受此影响，江西不会例外。当时的江西省委也跟着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比如当朱培德一天天右倾，公开说工农运动过了火，要“欢送共产党员出境”。这些严重情况出现的时候，方志敏几次跑到省委，要省委急电中央想办法，“可是我们省委也没有一点革命的应付方法，整天只是机会主义的叫同志去拉拢影响而已”。
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时期，又遇到两次来自当时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立三路线为时不长，纠正较快。曾洪易在赣东北时间较长，他“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压制党内自我批评”，“成为对外发展的阻碍”，给苏区造成严重的危害。他推行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导致反国民党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斗争的失利，全国各苏区相继丧失，这也是赣东北（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丧失和红十军团怀玉山失败的根本原因。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拨正了革命的航向。遵义会议召开之际，红十军团正被敌人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方志敏不久就被俘入狱。由于敌人封锁消息，方志敏遗作中没有提及遵义会议。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他在狱中知道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那一定会像当年得知结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时的情况一样兴奋无比的，也会更深刻地清算机会主义的错误。
（二）斗争经验不足
方志敏等同志创建革命根据地，是前无古人的革命新生事物，并无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仿效、借鉴，因此，在斗争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并不为奇。1928年3月，弋横暴动被白军暂时镇压下去，方志敏总结失败教训的第四条就是“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斗争经验；白军一进攻，就想不出更多有效的斗争方法，且表现惊慌不沉着，离开了暴动区域。群众失掉了领导者，自然不能继续斗争”。在谈到1930年失误的原因时，除当时执行了立三路线外，又指出“因斗争经验不足，以致对于分配土地，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锻炼和加强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与工人群众武装斗争的准备等工作都做得十分不够”。
（三）对形势把握不准
一个领导者，如果对情况了解不够清楚，对形势认识不足，那就可能导致决策的错误和行动的错误。红十军团在皖南行动失利后，部队疲乏不堪，战斗情绪和战斗力都有所下降，必须找一个地方进行休整。方志敏决定部队从皖南返回赣东北苏区休整。这时虽然离方志敏率队北上才一个多月时间，但赣东北的形势已经严重恶化：苏区主力红十军被整编为红十军团北上后，敌人乘虚而入，进占了红色首府葛源，闽浙赣省党政军机关流动驻扎在弋、德、横交界地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由公开转入地下状态，地方武装分散打游击，苏区已大部分丢失。方志敏在《略述》中追述道：“赣东北苏区，自红十军离开后，已被敌人造了纵横的好几条封锁线（这种情形事先未得电报，不知道），已不能再为主力红军休养整顿之所。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难；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当时，我却只顾到军队的急须休养，就没有严重注意上列的困难，依着从前斗争的经验，以为到了苏区总有办法可想，故决定进入赣东北暂行休整，不料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
1933年1月14日，红十军团返回赣东北途中到达浙西开化的港头村，被敌人打成两段，前段800多人由刘英、粟裕带领当晚就由陇首进入赣东北苏区，方志敏留下与刘畴西、王如痴率领的大部队会合。16日，方志敏等率部队准备冲过金竹坑敌人的封锁线，遇到一个排敌人的阻击。由于对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清楚，犹豫迟疑，没有果断地硬冲过去，以致贻误时机，不能突破重围。“我们决定通过金竹坑的封锁线，这是一个生死关头！这次若通过去，队伍可以保存，不致损失；但当时，我们对被敌包围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没有下最大决心，硬冲过去。在金竹坑敌人打枪拦阻之下（敌只一排人），仍旧折回，这就算是决定了我们的死命！”因领导者对情况不明犹豫迟疑而使部队遭受损失，方志敏对此倍感痛心。
（四）马列主义的教育和训练不够
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方志敏所处的时代，我们的党还不够成熟，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还不高，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还不够。赣东北的情况也是这样。《略述》专门有一长段写到这个问题。方志敏指出：“在艰苦顽强与阶级敌人作斗争这一点来说，赣东北的党，不会比那个地方的党逊色；在理论准备的程度上说，那就不免落后了一点。原因：（一）赣东北党的领导同志，从来就没有受过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的教育和训练；在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候，我们都是省一级的负责党员，但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转变等问题，不但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陈独秀、彭述之之流，也没有摸到这些问题的门户……党始终没有为我们阐明过，我们也就得糊糊涂涂的过下去……无可讳言的，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门外汉。（二）一九二七年以后，我们与中央的联系，极不密切，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和书报，我们都很少接到--我们接到中央的一本书，就等于拾得一件稀有的珍宝一样，争相传阅。所以我们理论的进步，自然迟缓的多。”
因为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缺乏，所以当一种错误思潮或路线出现的时候，一些同志就只凭感觉，觉得它是一种错误，而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说明。方志敏举例谈到对立三路线的认识过程：“立三路线开始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曾经开会坚决反对过，认为是错误……但是我们反对那种错误，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性，不过多半是觉得在实际上行不通罢了。”“我们也执行了立三路线，虽然在执行中，是打了好些折扣。”后来，方志敏对曾洪易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认识，也基本上如此。
正确对待失误
革命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其进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对待错误和失败，这也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试金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并不讳言失误，一经察觉便立即纠正，失误而不失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方志敏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另一种人，正如方志敏指出的：“一切畏怕自我批评，庞然自大的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这正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正足以损害革命的胜利。”这种人掩饰自己的错误，拒绝乃至压制打击别人的正确批评，坚持错误；一旦遇到挫折，就会悲观、动摇，以致叛党投敌。以一贯正确自居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就是这样一个革命营垒中的可耻败类。
一、“绝不遮掩自己的错误，更不迟缓错误的改正”。苏维埃“有时做了策略上的错误，或者它的个别工作人员的错误，它都对群众提出来说明，使群众认识”。我们“作过某些错误，但经党指出，莫不立即纠正”。不掩饰错误，知错就改，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方志敏就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是自己的几处失误，他都坦然承认，主动承担责任。例如《略述》谈到横峰年关暴动“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斗争经验”时，说“这种错误，当然都是我的错误”。《书》文提及皖南行动中领导者没有及时批评“没有时间进行工作”的错误观点，特意在“领导者”三个字后面打个括弧，注明“是要由我负责”六个字。《狱中纪实》写道：“这次，因我领导的错误与军事指挥的无能，致遭失败，被俘入狱。”这几处文字，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明磊落、坦荡博大的宽广胸怀。
二、失败“只能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坚信“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方志敏一生饱经艰难险阻的考验，支撑点就是这种坚定不移的基本信仰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这是他最可宝贵的革命品质。
三、“今日的失败，安知不是明日更大成功之要素！”总结失败的教训，是为了吸取这些教训，去夺取明日的更大成功。所以他热诚地“希望同志们谨记取过去血的经验及教训”，“只有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不懈怠的努力工作，才能取得不断的胜利”。方志敏的这些肺腑之言，应该铭记在我们心中。我认为，这就是方志敏在遗著中对失误所进行的反思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方志敏对失误的反思的现实意义。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