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闽浙赣苏区的廉政建设
陈群哲
闽浙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六大苏区之一。这块根据地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项建设上搞得生气勃勃、蒸蒸日上，就是在为政清廉方面也是独树一帜，因此被毛泽东誉为“苏维埃模范省”。在大力提倡为政清廉的今天，重温半个多世纪以前闽浙赣苏区领导者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清廉作风，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领导克己奉公，为政清廉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是苏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廉洁奉公的表率。他在著名的《清贫》一文中记叙说：“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指国民党方面--引者注）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1935年1月29日，他在怀玉山不幸被俘。两个搜捕他的国民党士兵猜到他是什么身份的时候，以为像他那样的“大官”，一定是腰缠万贯，可以从他身上发笔洋财了，可是从方志敏的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这两位士兵非常恼火，以为方志敏将钱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拉出手榴弹的引线要炸他。方志敏很坦然地告诉他们：“我确实一个铜板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那么方志敏有没有私人财产呢？当然也有一点，那就是“几套穿旧了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这就是他的唯一财产了。方志敏风趣地说，如果将这几件“传世宝”说出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如今，在葛源枫树坞，当年方志敏的卧室兼办公室里，人们看到的只有一顶陈旧的夏布蚊帐，一条细粗布棉被，一张长条的木凳和破办公桌，实在连一件像样的摆设也没有。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省银行行长的张其德，也是两袖清风的带头人。
1932年9月，红十军二进闽北，攻下了闽北较富的重镇浦城时，夺得了敌人的一个物资仓库，里面布匹、衣服等百货堆积如山。根据上级指示，拿出一部分削价拍卖给群众。当时苏区物资紧缺，财政部有的同志也想买点，张其德就耐心地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便宜货要让老乡们先买。如果卖下来有得多，你们再买。”后来，卖过后还剩一点东西，他才让财政部的同志买，自己却一样也没有买。
张其德虽然在省苏维埃政府任要职，但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本色：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身上穿的是灰色粗布军装，脚上着的是草鞋或土布鞋。苏区经济困难的时候，衣服不能按时发，他就不去领，所以他的衣服总是补丁摞补丁。他办公的地方是间旧茅房，用的办公桌是一张缺了一只脚的破桌子，缺脚处，就用几块砖叠起来顶住。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了，财政部里也有几个木工，不少人劝他做一张新桌子，他总是婉言拒绝。有一次，他在红十军里工作的老战友到葛源开会，看了这张破桌子，不觉笑了起来，说：“哈哈，堂堂的部长，有的是金条银元现钞，还用这种破烂货，快做张新的吧。”张其德却严肃地说：“同志呀！如今虽然家大业大了，但富日子还得当穷日子过呀！”那同志听了不禁肃然起敬，不再说什么了。张其德管了那么多年的财经工作，经管的钱财千千万万，可是他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至今，他家乡的老年人（江西德兴张村祝家营）还交口夸奖他：“张其德当了那么多年财政部长，从来没有往家里拿回过一个铜板。”
我们再来看看闽浙赣苏区另一个重要创始人黄道的清廉作风。人们知道，为了革命，他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正如他的自叙诗所说的那样：“踏火归来又赴汤，只身亡命是家常。”抗战爆发后，他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物质条件比游击战争时期相对好些了，可是1939年5月，当他在铅山河口被国民党特务谋害，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除了一个木制的烟斗、一包土烟丝外，其他一无所有。当年和黄道一道战斗过的方志纯回忆说：“黄道参加革命后，一直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在生活上却从不搞特殊化，始终对自己、对子女严格要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带头清廉，下属自然仿效。“赣东北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除食米外，每天都只发四分大洋的菜钱，苏区货物，虽都算便宜，但伙食是不算很好的。除伙食钱外，零用费是没有发过的。他们吃着这样的伙食，并无一句怨言，他们知道所做的工作不是为那个人的利益，而是为着阶级的利益，也就是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忍受着目前暂时的艰苦，孜孜不倦的为着苏维埃工作。这正是他们深刻的阶级觉悟，与对阶级无限的忠诚的表现。”
从制度上保证廉洁作风
1932年前，中央苏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未传来，闽浙赣苏区已提出一些类似的口号：“打土豪归公，缴枪有赏，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从制度上保证为政清廉。
1932年年后，闽浙赣各地陆续办起了消费合作社。这是颇受群众欢迎的一种合作社，因为它的建立方便了群众，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并且买卖公平。各地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不分领导与职工，一律实行“供给制”，待遇平等，每人每月发伙食费3元，工资3元。消费合作社财务民主，每个月收支情况公布，做到账目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规定社员凭入股证购买货物且要登记，干部买东西也要登记，不能搞特殊化，营业员也不能走后门。售货时，公平交易，不能缺斤短两，不得中饱私囊。例如规定购入100斤盐，零售97斤为合理，卖96.5斤营业员要受批评，差额甚多者要受处分。消费合作社的利润也很低，一角钱的东西买进来，只卖一角零五厘。由于消费合作社真正贯彻了为群众服务的思想，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因此广大工农群众踊跃加入消费合作社。
对于那些利用职权搞投机倒把者，闽浙赣省各级组织给以严厉制裁。1932年11月30日出版的《农工报》报道：葛源有个红色旅馆主任何坤生，他利用红色旅馆的地位收买群众2两4分金子，买进的价目是每两90元，同时又借用旅馆的名字，要对外贸易局替他卖出，卖出的价目每两是98元。这样，过一下手，就赚到大洋16元3角2分。这事被工农检察部揭发出来，非法所得全部没收，撤职查办，且在报上点名批评：“红色旅馆主任何坤生，恐怕是懂得些生意经，有些天生的剥削本领吧！他俨然把自己看成一个旅馆的老板，他忘记了红色旅馆是消费合作社附属的一种营业，更忘记了他自己是群众组织中一个工作人员。”
对于那些贪污分子，除依法惩处外，还登报让其姓名“亮相”。1933年4月30日出版的《工农报》第56期，曾列了一长串贪污分子的名字。在名单前面编者加了按语：“最近各地突击队检举出的贪污分子很不少，如果一个一个的、都有头有脑的把他们登载出来，实在太费笔墨。因此，只好收集他们的尊姓大名，在这儿开一个贪污分子大会，请看啊！”
对于不顾当时财力物力，摆阔气，搞铺张浪费的单位也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在《红色闽北》第17期登载了《好阔气的铅山县委》一文：“在目前经济动员当中，节省经费充裕战费，是我们目前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应积极动员广大群众来进行。而铅山县委，过去不但不努力去节省经费，反而浪费，县委最近检查出过去县委一个月买了12元黄烟、5元英文水（钢笔水--引者注），这种浪费在闽北方面，是空前未有的事，铅山县委开辟了空前未有的记录，倒也不错！”一个县委机构，一个月时间买了12元钱的黄烟和5元钱的钢笔水，从目前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遭到登报批评，可见当时政府机构多么清廉节约。
政府清廉，风正民和。广大人民深深感到苏维埃政权是代表人民的。因此，除了在物资上大力支持外，还以积极参加红军的实际行动来保卫它。例如闽浙赣省委在1934年2月号召扩红，结果不到10天时间，上饶、西州区太工侨乡贫农团100人，李家滩4个党支部，双溪口区3个党支部，圳头乡支部，全部加入了红军。
我们再回顾一下闽浙赣苏区的创建史：从1927年弋横大暴动开始，短短的5年多时间，根据地扩大到闽浙皖赣4省，成为当时六大苏区之一，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敌人多次“围剿”均被击退，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奥妙在哪儿呢？方志敏对此作了极其精辟的回答：“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闽浙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六大苏区之一。这块根据地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项建设上搞得生气勃勃、蒸蒸日上，就是在为政清廉方面也是独树一帜，因此被毛泽东誉为“苏维埃模范省”。在大力提倡为政清廉的今天，重温半个多世纪以前闽浙赣苏区领导者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清廉作风，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领导克己奉公，为政清廉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是苏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廉洁奉公的表率。他在著名的《清贫》一文中记叙说：“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指国民党方面--引者注）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1935年1月29日，他在怀玉山不幸被俘。两个搜捕他的国民党士兵猜到他是什么身份的时候，以为像他那样的“大官”，一定是腰缠万贯，可以从他身上发笔洋财了，可是从方志敏的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这两位士兵非常恼火，以为方志敏将钱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拉出手榴弹的引线要炸他。方志敏很坦然地告诉他们：“我确实一个铜板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那么方志敏有没有私人财产呢？当然也有一点，那就是“几套穿旧了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这就是他的唯一财产了。方志敏风趣地说，如果将这几件“传世宝”说出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如今，在葛源枫树坞，当年方志敏的卧室兼办公室里，人们看到的只有一顶陈旧的夏布蚊帐，一条细粗布棉被，一张长条的木凳和破办公桌，实在连一件像样的摆设也没有。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省银行行长的张其德，也是两袖清风的带头人。
1932年9月，红十军二进闽北，攻下了闽北较富的重镇浦城时，夺得了敌人的一个物资仓库，里面布匹、衣服等百货堆积如山。根据上级指示，拿出一部分削价拍卖给群众。当时苏区物资紧缺，财政部有的同志也想买点，张其德就耐心地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便宜货要让老乡们先买。如果卖下来有得多，你们再买。”后来，卖过后还剩一点东西，他才让财政部的同志买，自己却一样也没有买。
张其德虽然在省苏维埃政府任要职，但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本色：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身上穿的是灰色粗布军装，脚上着的是草鞋或土布鞋。苏区经济困难的时候，衣服不能按时发，他就不去领，所以他的衣服总是补丁摞补丁。他办公的地方是间旧茅房，用的办公桌是一张缺了一只脚的破桌子，缺脚处，就用几块砖叠起来顶住。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了，财政部里也有几个木工，不少人劝他做一张新桌子，他总是婉言拒绝。有一次，他在红十军里工作的老战友到葛源开会，看了这张破桌子，不觉笑了起来，说：“哈哈，堂堂的部长，有的是金条银元现钞，还用这种破烂货，快做张新的吧。”张其德却严肃地说：“同志呀！如今虽然家大业大了，但富日子还得当穷日子过呀！”那同志听了不禁肃然起敬，不再说什么了。张其德管了那么多年的财经工作，经管的钱财千千万万，可是他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至今，他家乡的老年人（江西德兴张村祝家营）还交口夸奖他：“张其德当了那么多年财政部长，从来没有往家里拿回过一个铜板。”
我们再来看看闽浙赣苏区另一个重要创始人黄道的清廉作风。人们知道，为了革命，他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正如他的自叙诗所说的那样：“踏火归来又赴汤，只身亡命是家常。”抗战爆发后，他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物质条件比游击战争时期相对好些了，可是1939年5月，当他在铅山河口被国民党特务谋害，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除了一个木制的烟斗、一包土烟丝外，其他一无所有。当年和黄道一道战斗过的方志纯回忆说：“黄道参加革命后，一直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在生活上却从不搞特殊化，始终对自己、对子女严格要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带头清廉，下属自然仿效。“赣东北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除食米外，每天都只发四分大洋的菜钱，苏区货物，虽都算便宜，但伙食是不算很好的。除伙食钱外，零用费是没有发过的。他们吃着这样的伙食，并无一句怨言，他们知道所做的工作不是为那个人的利益，而是为着阶级的利益，也就是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忍受着目前暂时的艰苦，孜孜不倦的为着苏维埃工作。这正是他们深刻的阶级觉悟，与对阶级无限的忠诚的表现。”
从制度上保证廉洁作风
1932年前，中央苏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未传来，闽浙赣苏区已提出一些类似的口号：“打土豪归公，缴枪有赏，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从制度上保证为政清廉。
1932年年后，闽浙赣各地陆续办起了消费合作社。这是颇受群众欢迎的一种合作社，因为它的建立方便了群众，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并且买卖公平。各地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不分领导与职工，一律实行“供给制”，待遇平等，每人每月发伙食费3元，工资3元。消费合作社财务民主，每个月收支情况公布，做到账目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规定社员凭入股证购买货物且要登记，干部买东西也要登记，不能搞特殊化，营业员也不能走后门。售货时，公平交易，不能缺斤短两，不得中饱私囊。例如规定购入100斤盐，零售97斤为合理，卖96.5斤营业员要受批评，差额甚多者要受处分。消费合作社的利润也很低，一角钱的东西买进来，只卖一角零五厘。由于消费合作社真正贯彻了为群众服务的思想，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因此广大工农群众踊跃加入消费合作社。
对于那些利用职权搞投机倒把者，闽浙赣省各级组织给以严厉制裁。1932年11月30日出版的《农工报》报道：葛源有个红色旅馆主任何坤生，他利用红色旅馆的地位收买群众2两4分金子，买进的价目是每两90元，同时又借用旅馆的名字，要对外贸易局替他卖出，卖出的价目每两是98元。这样，过一下手，就赚到大洋16元3角2分。这事被工农检察部揭发出来，非法所得全部没收，撤职查办，且在报上点名批评：“红色旅馆主任何坤生，恐怕是懂得些生意经，有些天生的剥削本领吧！他俨然把自己看成一个旅馆的老板，他忘记了红色旅馆是消费合作社附属的一种营业，更忘记了他自己是群众组织中一个工作人员。”
对于那些贪污分子，除依法惩处外，还登报让其姓名“亮相”。1933年4月30日出版的《工农报》第56期，曾列了一长串贪污分子的名字。在名单前面编者加了按语：“最近各地突击队检举出的贪污分子很不少，如果一个一个的、都有头有脑的把他们登载出来，实在太费笔墨。因此，只好收集他们的尊姓大名，在这儿开一个贪污分子大会，请看啊！”
对于不顾当时财力物力，摆阔气，搞铺张浪费的单位也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在《红色闽北》第17期登载了《好阔气的铅山县委》一文：“在目前经济动员当中，节省经费充裕战费，是我们目前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应积极动员广大群众来进行。而铅山县委，过去不但不努力去节省经费，反而浪费，县委最近检查出过去县委一个月买了12元黄烟、5元英文水（钢笔水--引者注），这种浪费在闽北方面，是空前未有的事，铅山县委开辟了空前未有的记录，倒也不错！”一个县委机构，一个月时间买了12元钱的黄烟和5元钱的钢笔水，从目前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遭到登报批评，可见当时政府机构多么清廉节约。
政府清廉，风正民和。广大人民深深感到苏维埃政权是代表人民的。因此，除了在物资上大力支持外，还以积极参加红军的实际行动来保卫它。例如闽浙赣省委在1934年2月号召扩红，结果不到10天时间，上饶、西州区太工侨乡贫农团100人，李家滩4个党支部，双溪口区3个党支部，圳头乡支部，全部加入了红军。
我们再回顾一下闽浙赣苏区的创建史：从1927年弋横大暴动开始，短短的5年多时间，根据地扩大到闽浙皖赣4省，成为当时六大苏区之一，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敌人多次“围剿”均被击退，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奥妙在哪儿呢？方志敏对此作了极其精辟的回答：“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