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省苏政府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胡兆保
方志敏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而著称于世，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楷模。以方志敏为主席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是最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廉洁政府，它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高度赞扬，被誉为“苏维埃模范省”。
在扩大苏维埃区域、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方志敏十分注意各级苏维埃的自身建设，针对苏维埃政府中存在的一些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瞒田瞒税、违反苏维埃法令的坏现象，领导发动了一场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一、建立和加强以工农检察部为中心的廉政机制
1931年9月，针对当时某些苏维埃机关及苏维埃经营的企业中开始出现“腐化官僚主义及形式主义的坏现象”，《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中提出：“应从速组织工农检查[察]部，以执行监督和纠正腐化、官僚化、财政的浪费、怠工等不良现象的任务。”1933年3月，闽浙赣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再次发出号召，“为了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十百倍加强工农检查[察]部的工作”。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进一步指出：“工农检查[察]部是工农群众监督政府的一种方式。他是代表工农群众，经常检查国家政权机关与经济机关是否正确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策与法令，是否有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分子，阻碍和破坏革命的进行。”
在方志敏的领导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迅速成立了工农检察部，先后由邵式平、周成龙等省苏执委担任，县、区苏执委亦先后成立工农检察部。各级工农检察部下设控告局，在各乡村普遍设立控告箱，接受群众的检举控告。省苏文化部编辑的《工农读本》中称控告箱为“工农信箱”，并用通俗的文字宣传工农信箱的性质和作用，指出“工农信箱是工农检查[察]委员会制的，用来征求工农群众的意见，检查苏维埃的工作，比如群众对文化经济的改善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官僚、腐化，这些都可以写信投到工农信箱里去”；群众也可“时常把自己的意见写信投到工农信箱去”。
工农检察部成立后，着重抓了五个方面工作：一是检查阶级成分，对于一些地主冒充富农、富农冒充中农，或者贫农中农被错划成富农的，查出以后按政策进行改正，同时纠正调换分配错的土地；二是检查各级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检查他们执行上级政府法令和政治动员的情况，“如有错误缺点，应一分钟不迟延的纠正过来”，并且严厉打击官僚腐化分子，无情洗刷混入苏维埃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良分子；三是检查苏维埃经营的企业中和财政经济机关中的工作和账目，对于合作社、工厂、商店、贸易处和财政经济机关中的账目不清、贪污中饱、消极怠工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并无情地将他们清洗出去，对于浪费分子也给予严厉打击；四是检查学校以及群众团体的工作，督促这些单位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帮助他们改进工作；五是组织工农突击队，“突击队是检查[察]部最有力的队伍”，他们极活跃地在各机关各乡村进行突击检查，查出了一个个破坏经济政策的贪污案件。据统计，仅1933年3月至10月，就查出贪污的谷子1135担、大洋3505元。方志敏赞扬工农检察部成立后，“做到了相当的工作成绩”。
共青团赣东北省委在开展群众性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官僚腐化斗争”中，组织成立了“轻骑队”。轻骑队的任务，主要是“监督检查苏维埃经济机关（苏维埃商店、生产与消费合作社、银行、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处、船舶检查处等），与苏维埃各机关内的浪费经济，不尽量去帮助群众困难（如耕牛、耕具、学校的建立、医药、水利及日常用品等）以及苏维埃机关被富农分子把持不接近群众等等”。轻骑队一般以乡为单位，每队10人，队员以青年工农为主体，均是自愿参加的，不脱离生产，为群众信任的优秀分子。轻骑队接受工农检察委员会的领导，并与上级工农检察部取得一致的行动。这些遍布各地生龙活虎的轻骑队，在群众性的反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的斗争中，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无情揭露和严厉惩处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等不良分子
方志敏对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等坏现象极端愤恨，曾无情揭露和严惩那些不顾一切满足自己私欲的不良分子。葛源青湖一村隐瞒土地税谷140余石，方志敏将这一案例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公开披露，并愤怒指出这种行为“简直是破坏苏维埃财政收入，破坏革命战争，应该受到全省群众最严厉的反对”。省苏维埃政府主办的《工农报》曾举办过一个“贪污分子展览会”，将工农检察部突击队检举出的贪污分子一个个无情地公开地揭露出来，其中有私吞大洋10元的村干部，有瞒田私吞土地税的乡苏代表，有少报并私吞食盐的消费合作社采办员，有瓜分土地税谷的村苏委员。铅山县委一个月买了12元黄烟和15元墨水，也被闽北分区委和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办的《红色闽北》以“好阔气的铅山县委”为题进行披露，严厉批评“这种浪费在闽北方面，是空前未有的事，铅山县委开辟了空前未有的纪录”。各地还揭露批评了一些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例如弋阳二区的财政部长，不懂得保存土地税谷是各级财政部门的最重要的工作，该区盛土地税谷的谷仓漏水，致使谷子发芽，连谷仓都蚀破了，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工农报》指出：“似这样忽视土地税谷的财政部长，应该受到革命纪律的制裁。”为了坚决杜绝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现象，教育广大苏维埃干部，当时曾采用严厉的党纪、政纪和法律制裁等手段，重惩腐败分子。比如对贪污分子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凡是贪污中饱者，哪怕贪污不多（如只有一块银元、几两食盐），都将受到包括法律在内的重惩。横峰一区消费合作社区支社一采办员，到白区办进食盐每元3斤，他却报告每元2斤12两（当时1斤为16两），其余的4两给贪污了，此事被突击队检举出来后，将他列入了《工农报》的“贪污分子展览会”示众，并予以重惩。乐平众埠一个事务长贪污了两块银元，就受到人头落地的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三、加紧思想教育和舆论监督作用
方志敏对于各级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他反复告诫苏维埃工作人员：一定要坚决打击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早在赣东北省苏时期，方志敏针对某些地方政权出现脱离群众打骂群众的现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根据群众反映和干部中的作风问题，写了一本论述苏维埃干群关系问题的小册子，“里面谈到了政府是人民的，干部不能成为群众的老爷。谁要是脱离群众，犯了官僚主义，群众有权把他的职务撤掉，坏作风还要进行批判”。这本通用的小册子，后来成了苏维埃思想作风建设的锐利武器，有的地方还举办训练班，轮训干部，促进了苏维埃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省苏维埃政府还领布了《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苏维埃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群众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1933年5月，方志敏为进一步提高乡苏维埃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又撰写了《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一文，全面地具体地论述了乡苏维埃的工作方法，使乡苏干部明白无误地了解自身的工作职责，积极地去做好这些工作，方志敏还强调：“对于自私自利、压迫威吓群众的不良代表，须发动群众起来撤消他，重新改选，以发扬工农民主的力量，提高群众对乡苏代表正确的认识。”方志敏和省苏政府还十分注意加强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曾多次发动全体工作人员学政治、学文化，奖励积极学习者，指责学习怠惰者。各级苏维埃还设立识字班、壁报、读报组，克服“只要腿不要脑，只要斗争不要理论”的错误观念。在这场斗争中，当时苏区的各种报刊利用舆论力量，不但积极地宣传报道各级苏维埃机关中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刻苦耐劳、一切为着战争的模范工作者，同时无情揭露和抨击那些牺牲革命利益贪污中饱的不良分子。《工农报》曾连续发表《生财有道的红色旅馆主任》《贪污分子展览会》《忽视土地税的二区财政部长》等尖锐的揭露腐败现象的报道。《红色东北》《红色闽北》《青年实话》等报刊，也先后登载了《展开反贪污斗争，肃清贪污现象》《好阔气的铅山县委》《集中火力与浪费分子开火，为七八两个月节省五千元而斗争》等揭露性的报道和抨击文章，使一切腐败不良的丑恶现象无藏身之地。经过开展反官僚腐化、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加强和改进了各级苏维埃工作，洗刷了混入政府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良分子，在斗争中造就了一大批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干部，密切了干群关系，苏维埃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方志敏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而著称于世，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楷模。以方志敏为主席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是最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廉洁政府，它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高度赞扬，被誉为“苏维埃模范省”。
在扩大苏维埃区域、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方志敏十分注意各级苏维埃的自身建设，针对苏维埃政府中存在的一些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瞒田瞒税、违反苏维埃法令的坏现象，领导发动了一场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一、建立和加强以工农检察部为中心的廉政机制
1931年9月，针对当时某些苏维埃机关及苏维埃经营的企业中开始出现“腐化官僚主义及形式主义的坏现象”，《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中提出：“应从速组织工农检查[察]部，以执行监督和纠正腐化、官僚化、财政的浪费、怠工等不良现象的任务。”1933年3月，闽浙赣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再次发出号召，“为了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十百倍加强工农检查[察]部的工作”。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进一步指出：“工农检查[察]部是工农群众监督政府的一种方式。他是代表工农群众，经常检查国家政权机关与经济机关是否正确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策与法令，是否有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分子，阻碍和破坏革命的进行。”
在方志敏的领导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迅速成立了工农检察部，先后由邵式平、周成龙等省苏执委担任，县、区苏执委亦先后成立工农检察部。各级工农检察部下设控告局，在各乡村普遍设立控告箱，接受群众的检举控告。省苏文化部编辑的《工农读本》中称控告箱为“工农信箱”，并用通俗的文字宣传工农信箱的性质和作用，指出“工农信箱是工农检查[察]委员会制的，用来征求工农群众的意见，检查苏维埃的工作，比如群众对文化经济的改善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官僚、腐化，这些都可以写信投到工农信箱里去”；群众也可“时常把自己的意见写信投到工农信箱去”。
工农检察部成立后，着重抓了五个方面工作：一是检查阶级成分，对于一些地主冒充富农、富农冒充中农，或者贫农中农被错划成富农的，查出以后按政策进行改正，同时纠正调换分配错的土地；二是检查各级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检查他们执行上级政府法令和政治动员的情况，“如有错误缺点，应一分钟不迟延的纠正过来”，并且严厉打击官僚腐化分子，无情洗刷混入苏维埃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良分子；三是检查苏维埃经营的企业中和财政经济机关中的工作和账目，对于合作社、工厂、商店、贸易处和财政经济机关中的账目不清、贪污中饱、消极怠工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并无情地将他们清洗出去，对于浪费分子也给予严厉打击；四是检查学校以及群众团体的工作，督促这些单位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帮助他们改进工作；五是组织工农突击队，“突击队是检查[察]部最有力的队伍”，他们极活跃地在各机关各乡村进行突击检查，查出了一个个破坏经济政策的贪污案件。据统计，仅1933年3月至10月，就查出贪污的谷子1135担、大洋3505元。方志敏赞扬工农检察部成立后，“做到了相当的工作成绩”。
共青团赣东北省委在开展群众性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官僚腐化斗争”中，组织成立了“轻骑队”。轻骑队的任务，主要是“监督检查苏维埃经济机关（苏维埃商店、生产与消费合作社、银行、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处、船舶检查处等），与苏维埃各机关内的浪费经济，不尽量去帮助群众困难（如耕牛、耕具、学校的建立、医药、水利及日常用品等）以及苏维埃机关被富农分子把持不接近群众等等”。轻骑队一般以乡为单位，每队10人，队员以青年工农为主体，均是自愿参加的，不脱离生产，为群众信任的优秀分子。轻骑队接受工农检察委员会的领导，并与上级工农检察部取得一致的行动。这些遍布各地生龙活虎的轻骑队，在群众性的反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的斗争中，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无情揭露和严厉惩处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等不良分子
方志敏对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等坏现象极端愤恨，曾无情揭露和严惩那些不顾一切满足自己私欲的不良分子。葛源青湖一村隐瞒土地税谷140余石，方志敏将这一案例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公开披露，并愤怒指出这种行为“简直是破坏苏维埃财政收入，破坏革命战争，应该受到全省群众最严厉的反对”。省苏维埃政府主办的《工农报》曾举办过一个“贪污分子展览会”，将工农检察部突击队检举出的贪污分子一个个无情地公开地揭露出来，其中有私吞大洋10元的村干部，有瞒田私吞土地税的乡苏代表，有少报并私吞食盐的消费合作社采办员，有瓜分土地税谷的村苏委员。铅山县委一个月买了12元黄烟和15元墨水，也被闽北分区委和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办的《红色闽北》以“好阔气的铅山县委”为题进行披露，严厉批评“这种浪费在闽北方面，是空前未有的事，铅山县委开辟了空前未有的纪录”。各地还揭露批评了一些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例如弋阳二区的财政部长，不懂得保存土地税谷是各级财政部门的最重要的工作，该区盛土地税谷的谷仓漏水，致使谷子发芽，连谷仓都蚀破了，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工农报》指出：“似这样忽视土地税谷的财政部长，应该受到革命纪律的制裁。”为了坚决杜绝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现象，教育广大苏维埃干部，当时曾采用严厉的党纪、政纪和法律制裁等手段，重惩腐败分子。比如对贪污分子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凡是贪污中饱者，哪怕贪污不多（如只有一块银元、几两食盐），都将受到包括法律在内的重惩。横峰一区消费合作社区支社一采办员，到白区办进食盐每元3斤，他却报告每元2斤12两（当时1斤为16两），其余的4两给贪污了，此事被突击队检举出来后，将他列入了《工农报》的“贪污分子展览会”示众，并予以重惩。乐平众埠一个事务长贪污了两块银元，就受到人头落地的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三、加紧思想教育和舆论监督作用
方志敏对于各级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他反复告诫苏维埃工作人员：一定要坚决打击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早在赣东北省苏时期，方志敏针对某些地方政权出现脱离群众打骂群众的现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根据群众反映和干部中的作风问题，写了一本论述苏维埃干群关系问题的小册子，“里面谈到了政府是人民的，干部不能成为群众的老爷。谁要是脱离群众，犯了官僚主义，群众有权把他的职务撤掉，坏作风还要进行批判”。这本通用的小册子，后来成了苏维埃思想作风建设的锐利武器，有的地方还举办训练班，轮训干部，促进了苏维埃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省苏维埃政府还领布了《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苏维埃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群众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1933年5月，方志敏为进一步提高乡苏维埃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又撰写了《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一文，全面地具体地论述了乡苏维埃的工作方法，使乡苏干部明白无误地了解自身的工作职责，积极地去做好这些工作，方志敏还强调：“对于自私自利、压迫威吓群众的不良代表，须发动群众起来撤消他，重新改选，以发扬工农民主的力量，提高群众对乡苏代表正确的认识。”方志敏和省苏政府还十分注意加强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曾多次发动全体工作人员学政治、学文化，奖励积极学习者，指责学习怠惰者。各级苏维埃还设立识字班、壁报、读报组，克服“只要腿不要脑，只要斗争不要理论”的错误观念。在这场斗争中，当时苏区的各种报刊利用舆论力量，不但积极地宣传报道各级苏维埃机关中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刻苦耐劳、一切为着战争的模范工作者，同时无情揭露和抨击那些牺牲革命利益贪污中饱的不良分子。《工农报》曾连续发表《生财有道的红色旅馆主任》《贪污分子展览会》《忽视土地税的二区财政部长》等尖锐的揭露腐败现象的报道。《红色东北》《红色闽北》《青年实话》等报刊，也先后登载了《展开反贪污斗争，肃清贪污现象》《好阔气的铅山县委》《集中火力与浪费分子开火，为七八两个月节省五千元而斗争》等揭露性的报道和抨击文章，使一切腐败不良的丑恶现象无藏身之地。经过开展反官僚腐化、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加强和改进了各级苏维埃工作，洗刷了混入政府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良分子，在斗争中造就了一大批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干部，密切了干群关系，苏维埃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