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评方志敏的爱国观--兼论撰写《可爱的中国》的本意
陈忠
作者简介：陈忠（1956--），江西九江师专学报编辑。《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狱中文稿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它从狱中秘密传出，经过重重险阻而得以保存，直到方志敏牺牲后才面世。它的被发现，不仅使人们充分认识、理解方志敏的崇高爱国主义思想、民族气节和博大胸怀，同时，也是方志敏成为一名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代表作、奠基作。
一、方志敏撰写《可爱的中国》，真的是“为了准备越狱继续奋斗”吗
新中国成立后，《可爱的中国》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一版再版。它被亿万人民传诵，是百读不厌的爱国主义教材和文化精品，又是研究方志敏思想、感情和革命道路时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方志敏逝世后的50多年间，我国发表研究《可爱的中国》的文章近50篇，占研究方志敏成果总数的20%左右。粗略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大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高度评价《可爱的中国》里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对时人或自己的深刻教育意义；二是多方剖析《可爱的中国》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构成要素的特色；三是深入探讨《可爱的中国》手稿转递的原委和写作的本意。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这第三个问题，持续争辩，颇为热烈。
笔者近日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1992年第9期《中国现代史》上，拜读了赖世鹤先生的大作：《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的原因--档案比回忆更可信》。赖先生说，他“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可爱的中国》的复印件，也去中央革命博物馆查询了原件”。依据其对接触的档案材料的研究，认为：
他究竟为了什么要写《可爱的中国》呢？方志敏在1935年6月11日给中央的信中讲得很明白：“可爱的中国》，则为敷衍敌人们写的，因那时正谋越狱，写这一篇小说，以延缓死刑的执行。”换句话说，“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是为了准备越狱继续奋斗”。
上述方志敏1935年6月11日给中央的信，不知何故，没有收入《方志敏文集》。因此，我们暂时还难以了解该信的全部内容并判断其真伪。不过，反复研读赖先生的论证和结论，我们总觉得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凡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被俘的方志敏怎样才会“延缓死刑的执行”呢？要么放弃信仰，举白旗投降敌人；要么写材料，而这种材料必须是敌人认为有用的；要么有外援，社会舆论、社会营救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劝降，敌人已派多方人士实施此项计划，但无效；营救，我党及友朋曾做了巨大努力，毫无结果。看来，唯中间这条路，似乎有希望走通。赖先生的文章，借方志敏的话，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
殊不知，这里存在两个疑点难以作出圆满解释：一是《可爱的中国》的全部内容，一身正气，没有丝毫泄露我党我军任何秘密，它不可能给敌人提供有用的材料；二是《可爱的中国》尽管是在敌人严密监视下写的，有趣的是，《可爱的中国》既没有被敌人搜去，更不会由方志敏主动交出。就是说，敌人根本没有得到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也正因为如此，恼羞成怒的敌人便把原定8月底处置方志敏提前到8月初执行了。
“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是为了准备越狱继续奋斗”的说法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它有悖于方志敏撰写《可爱的中国》的本意。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可爱的中国》本身做深入的分析，以找到方志敏本人所提示的答案。内证比外证更可靠。我们寻求的答案何在呢？答案就在《可爱的中国》的开篇与结尾。有三段文字值得重视。一是祥松（即方志敏烈士自己）写给“亲爱的朋友们”的“信”的开端--“关于我被俘入狱的情形，你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知道大概，我不必说了。我在被俘以后，经过绳子的绑缚，经过钉上粗重的脚镣，经过无数次的拍照，经过装甲车的押解，经过几次群众会上活的示众，以至关入笼子里，这些都像放映电影一般，一幕一幕的过去了！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些过去的事情，回忆，只能增加我不堪的羞愧和苦恼！我也不愿将我在狱中的生活告诉你们。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所以不能告诉你们一点什么好的新闻。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却是另外一个比较紧要的问题，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罢。”
二是“信”的临近收尾处，又作交代说--
“朋友，我的话说得太噜苏厌听了吧！好，我只说下面几句了。我老实的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
三是《可爱的中国》的全文写好后，另在最后加了一个不应视为可有可无的附注--
“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在这三段话中，方志敏交代了以下几点：一、自己被俘入狱了，并经历了种种非人道的折磨和屈辱，对此他不愿再回忆和向人诉说；二、狱中失去了白由，提笔写东西均受敌人“监视”；三、现在想急切告诉人们的“紧要的问题”，是关于“爱护国家、拯救中国”的问题，方志敏要用文字、用生命“为垂危的中国”呼喊；四、不要轻信那些流言蜚语，我们共产党员其实都是“爱护国家的”爱国者。总之，上述几段话把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的主观动机表述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它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依据。
倘若根据方志敏提示的思路去考察，不难发现：《可爱的中国》乃是方志敏用血书写的一篇昭示天下的“爱国宣言”。
二、方志敏爱国观之一：嫌弃中国还是爱护中国，
这是一个人对国家态度的分水岭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定居生活在一定的国度，接受祖国山河、文化、历史的熏陶，从而产生一种眷恋乡土之情、眷恋祖国之爱。同时，国家环境的变化，又对每个人的爱国认知、爱国情感、爱国动机，即爱国态度，产生深刻的影响。
方志敏生活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我是渐渐的长大了，据我所知，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没有一点好的现象”。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方志敏高度概括为：“黑暗的中国！”
对于“黑暗的中国”，对于这个生育抚养了我们的祖国，每个中国人抱有怎样的态度呢？
有的怨恨她太穷、太弱。他们把祖国母亲视为“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穷“叫化的婆子”，不愿理睬她，欲弃之而后快。
有的垂头丧气，担心失望。“唔，亡国，是的，中国迟早是要亡掉的。中国不会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的。”他们茫然无措。
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试图超脱红尘。“朋友，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笼里不出去？倒还可以静一静心！”其实，任何人都是无法回避严峻的社会现实的。
有的卑鄙、可恶，心甘情愿“去帮助恶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你们看！他们在恶魔持刀向母亲身上砍的时候，很快的就把砍下来的那块身体，双手捧到恶魔血口中去！”他们都是所谓“高贵的华人”。委曲求欢，无非是当傀儡、当汉奸、当走狗。他们终究是少数，且受到国人的抨击和唾弃，其结局定然可悲。
大多数的中国人，“有良心有民族热情的中国人，仍然是热心爱护自己的国家的”，“他们决不让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灭亡，决不让自己和子孙们做亡国奴。朋友，我相信中国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这岂是我们的自欺自誉吗？”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心理学家们十分重视人们的社会态度。“每个人在对待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态度，赞成否？中立否？接受否？回避否？都属于态度现象。”它无时无刻不在。嫌弃中国还是爱护中国？就是人们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反应倾向。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文化素养和斗争实践经验的方志敏，从民众的社会心理、从民族的文化心理、从环境变化对人心的冲撞出发，全面分析了时人的爱国现状与态度，并把它揭示于众，以期唤醒人们的爱国良知！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人们忧虑、不安、浮躁，心境极难清静，头脑极难清醒。这种社会心态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方志敏进一步指出，造成上述消极的负面心态的症结，在于缺乏“民族自信心”，“因为中国对外战争的几次失利。真像倒霉的人一样，弄得自己不相信自己起来了”。针对时人的这种心理障碍，方志敏以大量翔实的事理和切身的人生体验，抓住亡国与救国、自救与他救、少数与多数、悲观与乐观等现实生活的“热点”问题，逐一进行评说与辩解：
--“帝国主义固然厉害，但全中国民众团结起来的斗争力量也是不可侮的啦！”民族的伟力一旦爆发，中国定然不会灭亡的。
--“中国真是无力自救吗？我绝不是那样想的，我认为中国是有自救的力量的。”君不见，省港罢工、五卅运动、收回租界等等，只要革命势力强大了，“那外国人也有点怕中国人了！”
--“虽然在我们之中，有汉奸，有傀儡，有卖国贼，他们认仇作父，为虎作伥；但他们那班可耻的人，终竟是少数。”而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爱国的。“现在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决死战斗吗？”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有的，肯定有！“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
方志敏用他的热血胸怀、冷静理智、严密思维、赤诚语言劝告人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
值得注意的是，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用了近3000字的篇幅，既纵情又严肃地回答了一个众人迷惘的问题：“黑暗的中国”还值不值得爱？或者说，被屈辱和蹂躏的“中国母亲”还要不要亲？
方志敏的态度极为明朗。他说：“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尽管“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巳极”，但她仍是“挺慈祥美丽的母亲”。中国不仅有良好的地理气候环境条件，更有闻名于世的悠久文化历史，它是亿万勤劳节俭忠厚的中华儿女的坚强后盾。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做“无母亲的孩子”。要明白：“亡了母亲的孩子，不是到处更受人欺负和侮辱吗？”方志敏在大声呼喊：“朋友们，兄弟们，赶快起来，救救母亲呀！”
“可爱的中国”--便是方志敏发自肺腑的心声，是方志敏的爱国认知、爱国情感、爱国动机，即他的爱国态度的高度浓缩的结晶。“可爱的中国”--也是时代的最强音。
三、方志敏爱国观之二：出卖中国还是拯救中国，
这是一个人的爱国行为的试金石列宁谈到爱国主义问题时曾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这种感情集中地表现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爱国之情就是关心祖国的兴衰荣辱并随时准备为国献身的炽热感情。这种感情是爱国主义的基础。难能可贵的是，方志敏不仅从历史文化中继承了爱国传统，更从现实生活中激发了爱国热忱。在他看来，具备爱国之情是第一步，紧接着还应把强烈的爱国之情转化为爱国的实际行为。他强调，脚踏实地地投身于爱国实践，乃是爱国热情的升华。
社会行为学认为，人的爱国行为是受其爱国思想、爱国感情支配的。爱国行为是爱国思想、感情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一个人的爱国行为的过程，是从心理到行动、从内心向外表转化的过程。具体点说，从爱国认知到爱国欲望，只是爱国行为的萌芽，爱国情感是爱国行为的内驱力，爱国动机的确定才是爱国行为的真正开端。换句话说：从感觉到欲望，是行为的心理过程；从动机到效果，是行为的实现过程。
长期重视社会实践、爱国斗争实践的方志敏认为：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时间紧迫，情境紧迫，心态紧迫，因为：“再迟些时候，她就要死去了。”
但是，到底怎样去营救母亲、挽救中国呢？时人的行为是大相径庭的。
--“是不是由我们同胞中，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或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
--“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
--“抑或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不起，哭个七日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国撒手回去呢？”
“哀求帝国主义不侵略和灭亡中国，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
上述种种办法，那“都不会丝毫有效的”。所以，方志敏认为：
--“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
是出卖中国还是拯救中国？是哀求敌人发慈悲还是手执武器去战斗？这是面对外强入侵、国之破碎情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及行为表现。方志敏按照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察了中国近代史，观察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深刻指出：一、爱国，就应以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要将个人前途和命运置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中；二、爱国，要自觉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的尊严；三、爱国，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团结起来，手执武器，英勇奋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赶走侵略者，保卫全中国；四、爱国，要丢掉幻想，放弃哀求，反对卖国，避免失败，唯有争取胜利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爱国责任；五、爱国，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六、爱国，维护民族的利益和维护工农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为工农阶级谋解放和为中华民族谋解放是一致的。凡此种种，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方志敏的爱国思想、爱国情感、爱国行为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方志敏的具有时代高度和鲜明特色的爱国观点、爱国行为，并非人人都能理解、接受和赞同。有误会者，有嘲讽者，有毁谤者。在时人的眼中--
“他们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们认为我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好像我并不是热心爱中国爱民族的人。朋友，这是真实的话吗？工农阶级的利益，会是与民族的利益冲突吗？不，绝不是的，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说我不爱中国不爱民族，那简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了。”
方志敏正是为“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正是为消除朋友的不必要的误解，他才抓紧临刑前的宝贵时间，写了这篇长文《可爱的中国》。或许，写《可爱的中国》的最初起因，是为了解决这个“天大的冤枉”的问题；而实质上，它却回答了时人的疑惑--中国共产党人搞斗争、闹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广大工农的阶级利益，也是为了谋求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统一论者。
四、方志敏爱国观之三：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终生追求的爱国理想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任何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指向一定的目标。所谓无目的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诚然，相似的行为，但其所追求的目标却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爱国行为主要表现在抵抗外敌入侵，阻止中国灭亡。对此，方志敏是举双手赞成的。他从小开始，终生为之奋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方志敏的爱国目标不仅仅如此，他追求着更高更彻底的目标。他认为，中国的真正获救，唯有“创造苏维埃新中国”。1935年1月，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受挫。在返回赣东北根据地休整途中，不幸在江西省德兴县陇首封锁线被俘。1月29日，方志敏在交给敌人那张极简短的“自述”中，坦然地写道：
“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嗣后，他在狱中写下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给某夫妇的信》《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文稿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他的爱国观：“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是已经十分明显的真理。”
当时，多数善良的中国人对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及其首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庐山真面目”并未识破，尚存幻想；他们的爱国行动局限于抗日反帝，而不主张倒蒋。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和民众心理，方志敏强调指出：
--“中国国民党，已成了中国一切灾祸之根源！里面没有别的什么，尽是一伙强盗，一伙卖国贼，一伙屠杀工农群众的刽子手！国民党不灭，中国就要灭！帮助国民党的，就是罪恶；破坏国民党的，就是正义！”
在此，方志敏把反蒋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把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道理讲得明白透彻，从而也确立了“正义行为”与“罪恶行径”的是非判别标准。不仅反帝，而且倒蒋，应该说，这是当时爱国行为的新视野、新发展。可是，方志敏并没有把反帝、倒蒋作为自己爱国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每个中国人的爱国理想，应该是：“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
何谓苏维埃？苏维埃救国伟力何在？中国能够建立苏维埃并取得救国的彻底胜利吗？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及其他狱中文稿中做出了详尽且有说服力的回答：一、苏维埃是工人农民民主独裁的政府，是抗日反帝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是强有力的政府，它有英勇善战的红军，它有千百万受它指导的工农群众，它对于进攻的敌人，是要坚决抵抗的。二、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国民族和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三、苏维埃追求的目标，是要造成和苏联同样富强和快乐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以进到世界革命。四、世界上只有苏联实现了苏维埃，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全国农村不是改良而是彻底改造，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得到完全解放。这也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路线。五、从社会发展历史来看，苏维埃属于共产主义体系。“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
方志敏深信，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到那时：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不是梦想。这不是神活。1935年8月方志敏牺牲后，仅过了14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诞生了，预言变成了现实。
最后，我们还需说明，方志敏的爱国态度、爱国行为、爱国目标，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即方志敏的爱国观。这个完整的爱国观，不是笔者人为臆造或杜撰的，它实实在在存在于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中，存在于方志敏的毕生社会实践中。笔者大量引用方志敏的原作原话，是因为我们更相信内证的真实性。唯“真实”才有力量。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1993年01期）
作者简介：陈忠（1956--），江西九江师专学报编辑。《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狱中文稿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它从狱中秘密传出，经过重重险阻而得以保存，直到方志敏牺牲后才面世。它的被发现，不仅使人们充分认识、理解方志敏的崇高爱国主义思想、民族气节和博大胸怀，同时，也是方志敏成为一名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代表作、奠基作。
一、方志敏撰写《可爱的中国》，真的是“为了准备越狱继续奋斗”吗
新中国成立后，《可爱的中国》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一版再版。它被亿万人民传诵，是百读不厌的爱国主义教材和文化精品，又是研究方志敏思想、感情和革命道路时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方志敏逝世后的50多年间，我国发表研究《可爱的中国》的文章近50篇，占研究方志敏成果总数的20%左右。粗略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大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高度评价《可爱的中国》里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对时人或自己的深刻教育意义；二是多方剖析《可爱的中国》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构成要素的特色；三是深入探讨《可爱的中国》手稿转递的原委和写作的本意。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这第三个问题，持续争辩，颇为热烈。
笔者近日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1992年第9期《中国现代史》上，拜读了赖世鹤先生的大作：《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的原因--档案比回忆更可信》。赖先生说，他“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可爱的中国》的复印件，也去中央革命博物馆查询了原件”。依据其对接触的档案材料的研究，认为：
他究竟为了什么要写《可爱的中国》呢？方志敏在1935年6月11日给中央的信中讲得很明白：“可爱的中国》，则为敷衍敌人们写的，因那时正谋越狱，写这一篇小说，以延缓死刑的执行。”换句话说，“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是为了准备越狱继续奋斗”。
上述方志敏1935年6月11日给中央的信，不知何故，没有收入《方志敏文集》。因此，我们暂时还难以了解该信的全部内容并判断其真伪。不过，反复研读赖先生的论证和结论，我们总觉得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凡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被俘的方志敏怎样才会“延缓死刑的执行”呢？要么放弃信仰，举白旗投降敌人；要么写材料，而这种材料必须是敌人认为有用的；要么有外援，社会舆论、社会营救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劝降，敌人已派多方人士实施此项计划，但无效；营救，我党及友朋曾做了巨大努力，毫无结果。看来，唯中间这条路，似乎有希望走通。赖先生的文章，借方志敏的话，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
殊不知，这里存在两个疑点难以作出圆满解释：一是《可爱的中国》的全部内容，一身正气，没有丝毫泄露我党我军任何秘密，它不可能给敌人提供有用的材料；二是《可爱的中国》尽管是在敌人严密监视下写的，有趣的是，《可爱的中国》既没有被敌人搜去，更不会由方志敏主动交出。就是说，敌人根本没有得到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也正因为如此，恼羞成怒的敌人便把原定8月底处置方志敏提前到8月初执行了。
“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是为了准备越狱继续奋斗”的说法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它有悖于方志敏撰写《可爱的中国》的本意。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可爱的中国》本身做深入的分析，以找到方志敏本人所提示的答案。内证比外证更可靠。我们寻求的答案何在呢？答案就在《可爱的中国》的开篇与结尾。有三段文字值得重视。一是祥松（即方志敏烈士自己）写给“亲爱的朋友们”的“信”的开端--“关于我被俘入狱的情形，你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知道大概，我不必说了。我在被俘以后，经过绳子的绑缚，经过钉上粗重的脚镣，经过无数次的拍照，经过装甲车的押解，经过几次群众会上活的示众，以至关入笼子里，这些都像放映电影一般，一幕一幕的过去了！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些过去的事情，回忆，只能增加我不堪的羞愧和苦恼！我也不愿将我在狱中的生活告诉你们。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所以不能告诉你们一点什么好的新闻。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却是另外一个比较紧要的问题，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罢。”
二是“信”的临近收尾处，又作交代说--
“朋友，我的话说得太噜苏厌听了吧！好，我只说下面几句了。我老实的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
三是《可爱的中国》的全文写好后，另在最后加了一个不应视为可有可无的附注--
“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在这三段话中，方志敏交代了以下几点：一、自己被俘入狱了，并经历了种种非人道的折磨和屈辱，对此他不愿再回忆和向人诉说；二、狱中失去了白由，提笔写东西均受敌人“监视”；三、现在想急切告诉人们的“紧要的问题”，是关于“爱护国家、拯救中国”的问题，方志敏要用文字、用生命“为垂危的中国”呼喊；四、不要轻信那些流言蜚语，我们共产党员其实都是“爱护国家的”爱国者。总之，上述几段话把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的主观动机表述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它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依据。
倘若根据方志敏提示的思路去考察，不难发现：《可爱的中国》乃是方志敏用血书写的一篇昭示天下的“爱国宣言”。
二、方志敏爱国观之一：嫌弃中国还是爱护中国，
这是一个人对国家态度的分水岭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定居生活在一定的国度，接受祖国山河、文化、历史的熏陶，从而产生一种眷恋乡土之情、眷恋祖国之爱。同时，国家环境的变化，又对每个人的爱国认知、爱国情感、爱国动机，即爱国态度，产生深刻的影响。
方志敏生活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我是渐渐的长大了，据我所知，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没有一点好的现象”。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方志敏高度概括为：“黑暗的中国！”
对于“黑暗的中国”，对于这个生育抚养了我们的祖国，每个中国人抱有怎样的态度呢？
有的怨恨她太穷、太弱。他们把祖国母亲视为“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穷“叫化的婆子”，不愿理睬她，欲弃之而后快。
有的垂头丧气，担心失望。“唔，亡国，是的，中国迟早是要亡掉的。中国不会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的。”他们茫然无措。
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试图超脱红尘。“朋友，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笼里不出去？倒还可以静一静心！”其实，任何人都是无法回避严峻的社会现实的。
有的卑鄙、可恶，心甘情愿“去帮助恶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你们看！他们在恶魔持刀向母亲身上砍的时候，很快的就把砍下来的那块身体，双手捧到恶魔血口中去！”他们都是所谓“高贵的华人”。委曲求欢，无非是当傀儡、当汉奸、当走狗。他们终究是少数，且受到国人的抨击和唾弃，其结局定然可悲。
大多数的中国人，“有良心有民族热情的中国人，仍然是热心爱护自己的国家的”，“他们决不让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灭亡，决不让自己和子孙们做亡国奴。朋友，我相信中国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这岂是我们的自欺自誉吗？”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心理学家们十分重视人们的社会态度。“每个人在对待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态度，赞成否？中立否？接受否？回避否？都属于态度现象。”它无时无刻不在。嫌弃中国还是爱护中国？就是人们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反应倾向。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文化素养和斗争实践经验的方志敏，从民众的社会心理、从民族的文化心理、从环境变化对人心的冲撞出发，全面分析了时人的爱国现状与态度，并把它揭示于众，以期唤醒人们的爱国良知！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人们忧虑、不安、浮躁，心境极难清静，头脑极难清醒。这种社会心态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方志敏进一步指出，造成上述消极的负面心态的症结，在于缺乏“民族自信心”，“因为中国对外战争的几次失利。真像倒霉的人一样，弄得自己不相信自己起来了”。针对时人的这种心理障碍，方志敏以大量翔实的事理和切身的人生体验，抓住亡国与救国、自救与他救、少数与多数、悲观与乐观等现实生活的“热点”问题，逐一进行评说与辩解：
--“帝国主义固然厉害，但全中国民众团结起来的斗争力量也是不可侮的啦！”民族的伟力一旦爆发，中国定然不会灭亡的。
--“中国真是无力自救吗？我绝不是那样想的，我认为中国是有自救的力量的。”君不见，省港罢工、五卅运动、收回租界等等，只要革命势力强大了，“那外国人也有点怕中国人了！”
--“虽然在我们之中，有汉奸，有傀儡，有卖国贼，他们认仇作父，为虎作伥；但他们那班可耻的人，终竟是少数。”而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爱国的。“现在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决死战斗吗？”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有的，肯定有！“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
方志敏用他的热血胸怀、冷静理智、严密思维、赤诚语言劝告人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
值得注意的是，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用了近3000字的篇幅，既纵情又严肃地回答了一个众人迷惘的问题：“黑暗的中国”还值不值得爱？或者说，被屈辱和蹂躏的“中国母亲”还要不要亲？
方志敏的态度极为明朗。他说：“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尽管“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巳极”，但她仍是“挺慈祥美丽的母亲”。中国不仅有良好的地理气候环境条件，更有闻名于世的悠久文化历史，它是亿万勤劳节俭忠厚的中华儿女的坚强后盾。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做“无母亲的孩子”。要明白：“亡了母亲的孩子，不是到处更受人欺负和侮辱吗？”方志敏在大声呼喊：“朋友们，兄弟们，赶快起来，救救母亲呀！”
“可爱的中国”--便是方志敏发自肺腑的心声，是方志敏的爱国认知、爱国情感、爱国动机，即他的爱国态度的高度浓缩的结晶。“可爱的中国”--也是时代的最强音。
三、方志敏爱国观之二：出卖中国还是拯救中国，
这是一个人的爱国行为的试金石列宁谈到爱国主义问题时曾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这种感情集中地表现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爱国之情就是关心祖国的兴衰荣辱并随时准备为国献身的炽热感情。这种感情是爱国主义的基础。难能可贵的是，方志敏不仅从历史文化中继承了爱国传统，更从现实生活中激发了爱国热忱。在他看来，具备爱国之情是第一步，紧接着还应把强烈的爱国之情转化为爱国的实际行为。他强调，脚踏实地地投身于爱国实践，乃是爱国热情的升华。
社会行为学认为，人的爱国行为是受其爱国思想、爱国感情支配的。爱国行为是爱国思想、感情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一个人的爱国行为的过程，是从心理到行动、从内心向外表转化的过程。具体点说，从爱国认知到爱国欲望，只是爱国行为的萌芽，爱国情感是爱国行为的内驱力，爱国动机的确定才是爱国行为的真正开端。换句话说：从感觉到欲望，是行为的心理过程；从动机到效果，是行为的实现过程。
长期重视社会实践、爱国斗争实践的方志敏认为：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时间紧迫，情境紧迫，心态紧迫，因为：“再迟些时候，她就要死去了。”
但是，到底怎样去营救母亲、挽救中国呢？时人的行为是大相径庭的。
--“是不是由我们同胞中，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或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
--“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
--“抑或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不起，哭个七日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国撒手回去呢？”
“哀求帝国主义不侵略和灭亡中国，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
上述种种办法，那“都不会丝毫有效的”。所以，方志敏认为：
--“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
是出卖中国还是拯救中国？是哀求敌人发慈悲还是手执武器去战斗？这是面对外强入侵、国之破碎情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及行为表现。方志敏按照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察了中国近代史，观察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深刻指出：一、爱国，就应以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要将个人前途和命运置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中；二、爱国，要自觉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的尊严；三、爱国，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团结起来，手执武器，英勇奋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赶走侵略者，保卫全中国；四、爱国，要丢掉幻想，放弃哀求，反对卖国，避免失败，唯有争取胜利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爱国责任；五、爱国，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六、爱国，维护民族的利益和维护工农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为工农阶级谋解放和为中华民族谋解放是一致的。凡此种种，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方志敏的爱国思想、爱国情感、爱国行为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方志敏的具有时代高度和鲜明特色的爱国观点、爱国行为，并非人人都能理解、接受和赞同。有误会者，有嘲讽者，有毁谤者。在时人的眼中--
“他们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们认为我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好像我并不是热心爱中国爱民族的人。朋友，这是真实的话吗？工农阶级的利益，会是与民族的利益冲突吗？不，绝不是的，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说我不爱中国不爱民族，那简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了。”
方志敏正是为“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正是为消除朋友的不必要的误解，他才抓紧临刑前的宝贵时间，写了这篇长文《可爱的中国》。或许，写《可爱的中国》的最初起因，是为了解决这个“天大的冤枉”的问题；而实质上，它却回答了时人的疑惑--中国共产党人搞斗争、闹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广大工农的阶级利益，也是为了谋求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统一论者。
四、方志敏爱国观之三：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终生追求的爱国理想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任何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指向一定的目标。所谓无目的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诚然，相似的行为，但其所追求的目标却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爱国行为主要表现在抵抗外敌入侵，阻止中国灭亡。对此，方志敏是举双手赞成的。他从小开始，终生为之奋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方志敏的爱国目标不仅仅如此，他追求着更高更彻底的目标。他认为，中国的真正获救，唯有“创造苏维埃新中国”。1935年1月，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受挫。在返回赣东北根据地休整途中，不幸在江西省德兴县陇首封锁线被俘。1月29日，方志敏在交给敌人那张极简短的“自述”中，坦然地写道：
“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嗣后，他在狱中写下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给某夫妇的信》《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文稿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他的爱国观：“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是已经十分明显的真理。”
当时，多数善良的中国人对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及其首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庐山真面目”并未识破，尚存幻想；他们的爱国行动局限于抗日反帝，而不主张倒蒋。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和民众心理，方志敏强调指出：
--“中国国民党，已成了中国一切灾祸之根源！里面没有别的什么，尽是一伙强盗，一伙卖国贼，一伙屠杀工农群众的刽子手！国民党不灭，中国就要灭！帮助国民党的，就是罪恶；破坏国民党的，就是正义！”
在此，方志敏把反蒋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把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道理讲得明白透彻，从而也确立了“正义行为”与“罪恶行径”的是非判别标准。不仅反帝，而且倒蒋，应该说，这是当时爱国行为的新视野、新发展。可是，方志敏并没有把反帝、倒蒋作为自己爱国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每个中国人的爱国理想，应该是：“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
何谓苏维埃？苏维埃救国伟力何在？中国能够建立苏维埃并取得救国的彻底胜利吗？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及其他狱中文稿中做出了详尽且有说服力的回答：一、苏维埃是工人农民民主独裁的政府，是抗日反帝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是强有力的政府，它有英勇善战的红军，它有千百万受它指导的工农群众，它对于进攻的敌人，是要坚决抵抗的。二、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国民族和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三、苏维埃追求的目标，是要造成和苏联同样富强和快乐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以进到世界革命。四、世界上只有苏联实现了苏维埃，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全国农村不是改良而是彻底改造，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得到完全解放。这也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路线。五、从社会发展历史来看，苏维埃属于共产主义体系。“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
方志敏深信，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到那时：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不是梦想。这不是神活。1935年8月方志敏牺牲后，仅过了14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诞生了，预言变成了现实。
最后，我们还需说明，方志敏的爱国态度、爱国行为、爱国目标，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即方志敏的爱国观。这个完整的爱国观，不是笔者人为臆造或杜撰的，它实实在在存在于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中，存在于方志敏的毕生社会实践中。笔者大量引用方志敏的原作原话，是因为我们更相信内证的真实性。唯“真实”才有力量。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1993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