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方志敏国情思想发展轨迹
徐公喜
作者简介：徐公喜（1965--），上饶师院朱子研究所教授，从事朱子学和中国现代史研究。方志敏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具体实践，而且在理论上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逐渐加深了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前途、革命道路等诸多国情方面的思想认识。方志敏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循序上升的发展历程，主要有四个时期，即：由朴素的阶级情感而产生的对祖国肤浅认识与救亡实践时期；经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开始了从深层次上对中国国情加以认识，但这一认识仍属“不明确”的初步革命理论探索与实践时期；在艰苦曲折的土地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形成较为成熟的国情思想时期；在其最后的半年狱中生活中对于自己国情思想进行的总结和反思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方志敏的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感，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革命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的信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1921年以前：对祖国朴素的情感与认识时期
方志敏出生于一个普通中农家庭，在其最初的传统私塾文化教育中，已经灌注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随着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逐步了解，方志敏萌发了眷恋赞美之情，他在《可爱的中国》中的描述，正是那时他对祖国最基本的认识与最美好的赞词：“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农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然而在方志敏求学的路途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中国黑暗的现状又深深地震撼着他。当他看到众多绿衣邮差拥护着碧眼黄发高鼻子的邮政局长，看到中国土地上建起的外人租界，自由航行在中国内河上的外国兵舰以及上海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尤其是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方志敏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愤激之情，“真愿与日本偕亡”，同时这些总引起方志敏的愤愤不平：“我常想：‘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吗？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我不服的，决不服的。’”但是此时的方志敏因为“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是肤浅模糊的。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感到了困惑：“中国的邮政，为什么要给外人管理去呢？”为此，方志敏只能用最朴素的民族感情来对抗外国的侵略。他上台慷慨陈词，痛斥外人侵略，参加示威罢课，抵制日货，并将自己日用品中的东洋货统统销毁。方志敏感到在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旧”，“贪官污吏照旧压榨民众，土豪劣绅照旧横行乡里；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吸血鬼们，照旧实行其压迫和剥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照旧过他们痛苦的生活”。面对社会如此悲惨情景，方志敏不时流露出强烈的阶级情感，表达其不满与同情。“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针对内忧外患苦难的中国，方志敏“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当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改良思想对青年方志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想“在高小毕业后，即去报考陆军学校，以后一级一级的升上去，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又想“去从事实业，苦做苦积，那怕不能积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家私，一齐拿出来，练海陆军，去打东洋”。他把改良思想运用于其学生运动之中。在弋阳高小，他组织了九区青年社，但又因为“年青少经验，什么事都只凭着一股热血做法，全不了解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因而在“与那些老奸巨猾的劣绅贪官斗法门”时总是一败涂地。在南昌工业学校时，方志敏组织了学生自治会，要求进行种种改革，掀起了驱赵风潮，但均告失败。此时此刻的方志敏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还是肤浅的，主要是从朴素的爱国之情出发，还缺乏理论认识和革命实践。
二、1921-1927年：国情思想逐步形成而又“不明确”时期
方志敏在不断求索、精神苦闷之际，于1921年参加了“江西改造社”，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方志敏在九江南伟烈学校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报，认为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认识，深深感到应该实际地去做革命工作。经过几年革命斗争的锻炼和教育，方志敏的思想逐渐无产阶级化。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方志敏的思想得到了新的升华，真正开始了对中国国情的理论探索和具体的革命实践。他积极地投身到五卅运动之中，“将反帝运动，相当的深入于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之中”，并在以后国共合作时具体的农民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农民运动等问题的认识。他认为此时的中国社会就其整体而言，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帝国主义从多方面侵略控制中国。面对日趋高涨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出其最卑劣的残酷的手段，以炮舰屠杀政策”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并且“利用治外法权来惩治反抗他们的志士”。正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日深月甚的经济侵略，使农村经济急剧的衰退下去，农民生活更加穷苦不堪”。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在思想文化意识上对中国加强侵略，方志敏明确地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最厉害的东西……它是以精神的鸦片，来麻醉中国人的头脑。”同时方志敏认为在当时中国社会里革命的敌人就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大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因此中国要摆脱痛苦就必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革命。
此外，方志敏还认识到中国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问题。他认为“农民在数量上虽然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但这样多数的农民，却只是人间最可怜的奴隶”。方志敏在1927年2月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曾详尽地分析了农村中雇农、佃农、半自耕农和其他农民阶层的状况，明确指出农民痛苦的来源就是重租、重利、苛捐杂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衙门里差役，而农民之所以穷苦，最根本直接的原因是没有土地。他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问题。由此，方志敏十分赞同孙中山提出的通过国民革命使耕者有其田和毛泽东等提出的废除封建土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逐渐地认识到“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运动”，给予了农民运动极高的地位。方志敏在1927年4月就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点已经“由革命军移到站在社会最低级的我们（指农民--笔者注）和我们的兄弟--工人了”。
在对于中国国民党性质问题上，方志敏认为它作为孙中山亲手创立的党，国共合作所建立的革命政府“是领导各阶级民众联系革命，去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和一班贪官污吏，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的”，因而“农民要想得到解放，只有竭诚拥护国民党，使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时另一方面，工农是国民革命的重心，因此，国民革命“政府就是要建在农民工人的身上，基础才为巩固的”。
1921-1927年的方志敏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应当说较前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初步形成了其国情思想观。但是从方志敏此时的言行中我们亦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国情仍然处在模糊的概念认识中，对中国国情诸多问题仍然是相当迷茫困惑的。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就承认：“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转变等问题”，“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当时，我与其他许多同志，常这样想：国共合作，当然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什么时候会分家呢？分家时，共产党该怎样做呢，是不是要来一个暴动以打倒国民党呢？”同时，方志敏对中国革命包括农民运动的认识仅仅是处在理论学习和实践阶段，还没有多少真正自己深层思考所得到的新的认识。有的学者曾为论证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高度重视农民运动，运用方志敏在《反右运动与吾人》中的一段话：“农民运动所以占中国国民革命中极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然而我们将该段论述同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关于中国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关系的论述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到，从语言文字到内容，两者丝毫不差。方志敏对农民革命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照搬其他农民运动先驱者的思想认识，并没有什么突破。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方志敏只是在1927年6月以后在吉安一带领导了减租运动，从此“才算真实的实习了群众工作，我学得了怎样去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回忆在省农民协会批批公文的工作，不过是官僚的工作而已，真没什么意思”。而且在这之前方志敏的工作是在“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对中国革命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在评论方志敏生平思想时，不能违背事实，不能随意拔高，而应该讲究实事求是。
三、1927-1934年：国情思想形成和发展时期
1927年7月，国民党背叛国民革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方志敏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方志敏不是悲观对待，而是积极地探索，仍然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种信念对方志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从深层次揭示中国国情之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前途及革命道路等众多问题有着积极的影响。方志敏回忆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坚信“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正是怀着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方志敏决心“重起炉灶，再来干”。1928年1月2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会议，明确提出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暴动，并制定了“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劣绅地主，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的纲领。方志敏在相当长时间缺乏同外界组织联系的情况下，通过自身斗争实践，敏锐地独立地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由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并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把国民党作为革命对象。1927年底，方志敏在组织横峰年关暴动后，认识到：“没有红军，是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积极去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初步总结了武装革命与土地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继横峰年关暴动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弋横暴动，方志敏苏维埃运动的具体实践进一步深入。从1927年至1934年底的七年半的时间里，方志敏在领导赣东北苏维埃革命战争及政权建设过程中，对中国国情认识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发表了《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加紧白区工作来开展大块的新苏区》《对一九三四年的展望》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文章、演说，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状况、革命道路和前途等有关国情的思想。同时，由于当时长期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只能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苏维埃革命的具体实践斗争中去，无法精心地思考、总结和反思这些问题，影响了方志敏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探索。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方志敏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不能彻底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畏惧工农革命努力的发展，乃中途叛变了革命，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中，与中国地主阶级结成反革命的联盟来进攻革命。”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中国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而“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加强了中国的经济浩劫与民族危机”，现实“已经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他的破产，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逼近最后的崩溃和灭亡”。同时，方志敏认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苏维埃革命时期。方志敏以广州暴动作为分界，把中国革命划分为国民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个阶段，“从广州暴动起，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而此时对于苏维埃革命的具体内涵，方志敏尚未作出明确的解释，未能真正认识与理解，方志敏曾对苏维埃有过“苏维埃运动、道路、政权、政府”等不同的表述方式。通过长期土地革命实践，方志敏从最初的“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逐渐向“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发展，方志敏指出“工农劳苦群众只有拥护苏维埃，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才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解放”。虽然方志敏还没有直接提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命题，但是他的论述和具体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他具有这种思想理论。同时方志敏指出中国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并庄严宣告“历史已经判决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是迟早要进入坟墓的，全世界要属于工农”。方志敏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只界定在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这一层次上，反映了他思想理论的现实性。
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方志敏通过革命实践，提出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相结合，坚持乡村与中心城市工作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方胜峰会议上，方志敏就对放弃武装斗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了“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方志敏清醒地认识到“苏区要使能够巩固的扩大，是为依据着的红军为主要力量”，坚持在赣东北组织、发展正规地方武装，保证革命向前发展。同时，方志敏认为组织革命武装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彻底执行土地革命。他指出“夺取政权，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是我们斗争的目的”，红军的最终任务就是要“使红军能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支柱，使苏区能够巩固地扩大，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指出红军如脱离根据地“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消灭吗”？提出了要积极向外发展苏区，扩大和加强红军，造就铁的红军。尤为可贵的是，方志敏此时已经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思想，指出我们现在立足于农村，并不是不明了夺取政治中心的重要，而是从革命全局出发确定的。提出在“城市的周围，我们必须开展农民运动，要将广泛农民群众争取过来，像一个箍样去完全包围城市，这样我们才能有把握攻取这些城市”。对于方志敏在苏维埃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表明方志敏式的革命道路是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和人民武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四、1935年：国情思想总结和反思时期
1935年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在狱中，他冷静地回忆了自己14年革命历程，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诸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12篇珍贵文稿，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时期的方志敏对中国国情的探索、总结与反思更加深入，理论层次亦更高，这是他思想成熟和完善的反映。
方志敏在狱中遗稿中，首次使用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概念。他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要资助保护中国的封建势力以作为侵略工具，最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与封建势力一起，投入帝国主义怀中结成三位一体，共同来榨取中国工农群众。”方志敏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是地主资本家军阀的政府，是不断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是造成中华民族危亡和经济浩劫的祸根。”面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中国，方志敏在狱中发出了阵阵呐喊：“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方志敏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方志敏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出了总结和划分，继续坚持以广州暴动为界标划分中国革命的观点，指出他的革命生涯前六年“是我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而努力的时期；在此以后的八年，直到这次被捕为止，则是我为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为苏维埃革命而奋斗的时期”，在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这两个政权的对立与抗争，就构成了中国全部的政治活动的核心”。在狱中遗著中，方志敏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又进一步地探讨，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不同层次前途的思想。苏维埃的前途是中国革命前途的第一层次。“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方志敏对于“苏维埃”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在遗稿中用了较多篇幅论述了苏维埃及其精神，最终得到这样准确的认识：“苏维埃则是工人农民民主独裁的政府，是抗日反帝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要将中国从最后的崩溃毁灭中挽救出来。他的目的，是要造成和苏联同样富强和快乐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以进到世界革命。只有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国民族和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这已经是十分明白之事了。”中国革命前途的第二层次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从苏维埃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方志敏的思想观念中，当时的苏联已经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期，方志敏坚信中国亦将会进入这个时期，而且他“更坚信，中国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必能与苏联的无产阶级媲美”。中国革命前途的第三层次即最高层次则是共产主义。方志敏已经把中国革命前途与全人类的光明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方志敏提出：“目前在国际以及在中国都在进行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决战斗争”，而“历史将会决定这种斗争的前途--共产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归于消灭。”方志敏坚信：“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
在狱中遗著中，方志敏更多的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反思与总结，他认为他的著述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他的著述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这三段总结：“红军是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唯一武装，是中国的命根子”；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求实行武装暴动，就要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自己的工农红军，以保护从武装暴动夺过来的利益”；“用尽一切力量创造出新苏区，在中国革命形势更加发展的将来，将成为争取京、沪、杭中心城市的红军根据地，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在这三段言论中，方志敏高度概括了根据地、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以农村根据地包围中心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尤其是将中国革命中最根本问题--武装斗争问题放在了首位。
在农村阶级分析问题上，方志敏也有许多精辟的阐述。方志敏热情地赞颂了工农群众劳动创造，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工农用血汗创造出来的，然而在中国农村“一般手工业者的工资极为低下，贫农雇农都是没有或缺乏田地，向地主租田租地种”。“中国地主是实行三重剥削：出租土地，坐享地租，放债生利，实行高利贷的剥削，开店铺赚钱，实行商业剥削。”中国的地主资本家人数甚少，但他们手中有政权有武装。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相左，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工农起来斗争，“受地主资本家任意欺压和剥削的工农已经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只有苏区才是最民主最有秩序的工农群众最快乐的国家”。这种鲜明的阶级对比，使后人更加向往苏维埃，激励人们去斗争，同时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与力量。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00年01期）
作者简介：徐公喜（1965--），上饶师院朱子研究所教授，从事朱子学和中国现代史研究。方志敏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具体实践，而且在理论上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逐渐加深了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前途、革命道路等诸多国情方面的思想认识。方志敏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循序上升的发展历程，主要有四个时期，即：由朴素的阶级情感而产生的对祖国肤浅认识与救亡实践时期；经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开始了从深层次上对中国国情加以认识，但这一认识仍属“不明确”的初步革命理论探索与实践时期；在艰苦曲折的土地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形成较为成熟的国情思想时期；在其最后的半年狱中生活中对于自己国情思想进行的总结和反思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方志敏的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感，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革命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的信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1921年以前：对祖国朴素的情感与认识时期
方志敏出生于一个普通中农家庭，在其最初的传统私塾文化教育中，已经灌注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随着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逐步了解，方志敏萌发了眷恋赞美之情，他在《可爱的中国》中的描述，正是那时他对祖国最基本的认识与最美好的赞词：“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农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然而在方志敏求学的路途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中国黑暗的现状又深深地震撼着他。当他看到众多绿衣邮差拥护着碧眼黄发高鼻子的邮政局长，看到中国土地上建起的外人租界，自由航行在中国内河上的外国兵舰以及上海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尤其是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方志敏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愤激之情，“真愿与日本偕亡”，同时这些总引起方志敏的愤愤不平：“我常想：‘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吗？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我不服的，决不服的。’”但是此时的方志敏因为“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是肤浅模糊的。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感到了困惑：“中国的邮政，为什么要给外人管理去呢？”为此，方志敏只能用最朴素的民族感情来对抗外国的侵略。他上台慷慨陈词，痛斥外人侵略，参加示威罢课，抵制日货，并将自己日用品中的东洋货统统销毁。方志敏感到在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旧”，“贪官污吏照旧压榨民众，土豪劣绅照旧横行乡里；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吸血鬼们，照旧实行其压迫和剥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照旧过他们痛苦的生活”。面对社会如此悲惨情景，方志敏不时流露出强烈的阶级情感，表达其不满与同情。“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针对内忧外患苦难的中国，方志敏“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当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改良思想对青年方志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想“在高小毕业后，即去报考陆军学校，以后一级一级的升上去，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又想“去从事实业，苦做苦积，那怕不能积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家私，一齐拿出来，练海陆军，去打东洋”。他把改良思想运用于其学生运动之中。在弋阳高小，他组织了九区青年社，但又因为“年青少经验，什么事都只凭着一股热血做法，全不了解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因而在“与那些老奸巨猾的劣绅贪官斗法门”时总是一败涂地。在南昌工业学校时，方志敏组织了学生自治会，要求进行种种改革，掀起了驱赵风潮，但均告失败。此时此刻的方志敏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还是肤浅的，主要是从朴素的爱国之情出发，还缺乏理论认识和革命实践。
二、1921-1927年：国情思想逐步形成而又“不明确”时期
方志敏在不断求索、精神苦闷之际，于1921年参加了“江西改造社”，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方志敏在九江南伟烈学校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报，认为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认识，深深感到应该实际地去做革命工作。经过几年革命斗争的锻炼和教育，方志敏的思想逐渐无产阶级化。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方志敏的思想得到了新的升华，真正开始了对中国国情的理论探索和具体的革命实践。他积极地投身到五卅运动之中，“将反帝运动，相当的深入于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之中”，并在以后国共合作时具体的农民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农民运动等问题的认识。他认为此时的中国社会就其整体而言，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帝国主义从多方面侵略控制中国。面对日趋高涨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出其最卑劣的残酷的手段，以炮舰屠杀政策”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并且“利用治外法权来惩治反抗他们的志士”。正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日深月甚的经济侵略，使农村经济急剧的衰退下去，农民生活更加穷苦不堪”。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在思想文化意识上对中国加强侵略，方志敏明确地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最厉害的东西……它是以精神的鸦片，来麻醉中国人的头脑。”同时方志敏认为在当时中国社会里革命的敌人就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大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因此中国要摆脱痛苦就必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革命。
此外，方志敏还认识到中国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问题。他认为“农民在数量上虽然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但这样多数的农民，却只是人间最可怜的奴隶”。方志敏在1927年2月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曾详尽地分析了农村中雇农、佃农、半自耕农和其他农民阶层的状况，明确指出农民痛苦的来源就是重租、重利、苛捐杂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衙门里差役，而农民之所以穷苦，最根本直接的原因是没有土地。他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问题。由此，方志敏十分赞同孙中山提出的通过国民革命使耕者有其田和毛泽东等提出的废除封建土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逐渐地认识到“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运动”，给予了农民运动极高的地位。方志敏在1927年4月就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点已经“由革命军移到站在社会最低级的我们（指农民--笔者注）和我们的兄弟--工人了”。
在对于中国国民党性质问题上，方志敏认为它作为孙中山亲手创立的党，国共合作所建立的革命政府“是领导各阶级民众联系革命，去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和一班贪官污吏，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的”，因而“农民要想得到解放，只有竭诚拥护国民党，使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时另一方面，工农是国民革命的重心，因此，国民革命“政府就是要建在农民工人的身上，基础才为巩固的”。
1921-1927年的方志敏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应当说较前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初步形成了其国情思想观。但是从方志敏此时的言行中我们亦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国情仍然处在模糊的概念认识中，对中国国情诸多问题仍然是相当迷茫困惑的。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就承认：“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转变等问题”，“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当时，我与其他许多同志，常这样想：国共合作，当然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什么时候会分家呢？分家时，共产党该怎样做呢，是不是要来一个暴动以打倒国民党呢？”同时，方志敏对中国革命包括农民运动的认识仅仅是处在理论学习和实践阶段，还没有多少真正自己深层思考所得到的新的认识。有的学者曾为论证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高度重视农民运动，运用方志敏在《反右运动与吾人》中的一段话：“农民运动所以占中国国民革命中极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然而我们将该段论述同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关于中国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关系的论述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到，从语言文字到内容，两者丝毫不差。方志敏对农民革命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照搬其他农民运动先驱者的思想认识，并没有什么突破。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方志敏只是在1927年6月以后在吉安一带领导了减租运动，从此“才算真实的实习了群众工作，我学得了怎样去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回忆在省农民协会批批公文的工作，不过是官僚的工作而已，真没什么意思”。而且在这之前方志敏的工作是在“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对中国革命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在评论方志敏生平思想时，不能违背事实，不能随意拔高，而应该讲究实事求是。
三、1927-1934年：国情思想形成和发展时期
1927年7月，国民党背叛国民革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方志敏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方志敏不是悲观对待，而是积极地探索，仍然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种信念对方志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从深层次揭示中国国情之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前途及革命道路等众多问题有着积极的影响。方志敏回忆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坚信“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正是怀着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方志敏决心“重起炉灶，再来干”。1928年1月2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会议，明确提出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暴动，并制定了“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劣绅地主，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的纲领。方志敏在相当长时间缺乏同外界组织联系的情况下，通过自身斗争实践，敏锐地独立地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由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并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把国民党作为革命对象。1927年底，方志敏在组织横峰年关暴动后，认识到：“没有红军，是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积极去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初步总结了武装革命与土地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继横峰年关暴动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弋横暴动，方志敏苏维埃运动的具体实践进一步深入。从1927年至1934年底的七年半的时间里，方志敏在领导赣东北苏维埃革命战争及政权建设过程中，对中国国情认识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发表了《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加紧白区工作来开展大块的新苏区》《对一九三四年的展望》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文章、演说，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状况、革命道路和前途等有关国情的思想。同时，由于当时长期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只能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苏维埃革命的具体实践斗争中去，无法精心地思考、总结和反思这些问题，影响了方志敏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探索。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方志敏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不能彻底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畏惧工农革命努力的发展，乃中途叛变了革命，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中，与中国地主阶级结成反革命的联盟来进攻革命。”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中国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而“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加强了中国的经济浩劫与民族危机”，现实“已经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他的破产，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逼近最后的崩溃和灭亡”。同时，方志敏认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苏维埃革命时期。方志敏以广州暴动作为分界，把中国革命划分为国民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个阶段，“从广州暴动起，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而此时对于苏维埃革命的具体内涵，方志敏尚未作出明确的解释，未能真正认识与理解，方志敏曾对苏维埃有过“苏维埃运动、道路、政权、政府”等不同的表述方式。通过长期土地革命实践，方志敏从最初的“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逐渐向“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发展，方志敏指出“工农劳苦群众只有拥护苏维埃，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才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解放”。虽然方志敏还没有直接提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命题，但是他的论述和具体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他具有这种思想理论。同时方志敏指出中国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并庄严宣告“历史已经判决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是迟早要进入坟墓的，全世界要属于工农”。方志敏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只界定在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这一层次上，反映了他思想理论的现实性。
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方志敏通过革命实践，提出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相结合，坚持乡村与中心城市工作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方胜峰会议上，方志敏就对放弃武装斗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了“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方志敏清醒地认识到“苏区要使能够巩固的扩大，是为依据着的红军为主要力量”，坚持在赣东北组织、发展正规地方武装，保证革命向前发展。同时，方志敏认为组织革命武装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彻底执行土地革命。他指出“夺取政权，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是我们斗争的目的”，红军的最终任务就是要“使红军能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支柱，使苏区能够巩固地扩大，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指出红军如脱离根据地“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消灭吗”？提出了要积极向外发展苏区，扩大和加强红军，造就铁的红军。尤为可贵的是，方志敏此时已经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思想，指出我们现在立足于农村，并不是不明了夺取政治中心的重要，而是从革命全局出发确定的。提出在“城市的周围，我们必须开展农民运动，要将广泛农民群众争取过来，像一个箍样去完全包围城市，这样我们才能有把握攻取这些城市”。对于方志敏在苏维埃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表明方志敏式的革命道路是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和人民武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四、1935年：国情思想总结和反思时期
1935年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在狱中，他冷静地回忆了自己14年革命历程，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诸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12篇珍贵文稿，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时期的方志敏对中国国情的探索、总结与反思更加深入，理论层次亦更高，这是他思想成熟和完善的反映。
方志敏在狱中遗稿中，首次使用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概念。他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要资助保护中国的封建势力以作为侵略工具，最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与封建势力一起，投入帝国主义怀中结成三位一体，共同来榨取中国工农群众。”方志敏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是地主资本家军阀的政府，是不断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是造成中华民族危亡和经济浩劫的祸根。”面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中国，方志敏在狱中发出了阵阵呐喊：“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方志敏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方志敏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出了总结和划分，继续坚持以广州暴动为界标划分中国革命的观点，指出他的革命生涯前六年“是我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而努力的时期；在此以后的八年，直到这次被捕为止，则是我为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为苏维埃革命而奋斗的时期”，在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这两个政权的对立与抗争，就构成了中国全部的政治活动的核心”。在狱中遗著中，方志敏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又进一步地探讨，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不同层次前途的思想。苏维埃的前途是中国革命前途的第一层次。“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方志敏对于“苏维埃”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在遗稿中用了较多篇幅论述了苏维埃及其精神，最终得到这样准确的认识：“苏维埃则是工人农民民主独裁的政府，是抗日反帝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要将中国从最后的崩溃毁灭中挽救出来。他的目的，是要造成和苏联同样富强和快乐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以进到世界革命。只有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国民族和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这已经是十分明白之事了。”中国革命前途的第二层次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从苏维埃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方志敏的思想观念中，当时的苏联已经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期，方志敏坚信中国亦将会进入这个时期，而且他“更坚信，中国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必能与苏联的无产阶级媲美”。中国革命前途的第三层次即最高层次则是共产主义。方志敏已经把中国革命前途与全人类的光明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方志敏提出：“目前在国际以及在中国都在进行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决战斗争”，而“历史将会决定这种斗争的前途--共产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归于消灭。”方志敏坚信：“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
在狱中遗著中，方志敏更多的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反思与总结，他认为他的著述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他的著述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这三段总结：“红军是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唯一武装，是中国的命根子”；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求实行武装暴动，就要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自己的工农红军，以保护从武装暴动夺过来的利益”；“用尽一切力量创造出新苏区，在中国革命形势更加发展的将来，将成为争取京、沪、杭中心城市的红军根据地，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在这三段言论中，方志敏高度概括了根据地、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以农村根据地包围中心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尤其是将中国革命中最根本问题--武装斗争问题放在了首位。
在农村阶级分析问题上，方志敏也有许多精辟的阐述。方志敏热情地赞颂了工农群众劳动创造，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工农用血汗创造出来的，然而在中国农村“一般手工业者的工资极为低下，贫农雇农都是没有或缺乏田地，向地主租田租地种”。“中国地主是实行三重剥削：出租土地，坐享地租，放债生利，实行高利贷的剥削，开店铺赚钱，实行商业剥削。”中国的地主资本家人数甚少，但他们手中有政权有武装。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相左，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工农起来斗争，“受地主资本家任意欺压和剥削的工农已经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只有苏区才是最民主最有秩序的工农群众最快乐的国家”。这种鲜明的阶级对比，使后人更加向往苏维埃，激励人们去斗争，同时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与力量。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00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