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论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
吴晓东 王德承
方志敏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是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主要领导者。方志敏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有特点、影响力最大也最为丰富的是“清贫”。“清贫”思想渗透在方志敏的整个文献中，凝聚为方志敏的思想核心，成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
一
方志敏的“清贫”思想能否上升到哲学高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来研究？要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回答，我们以为，必须首先解答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世界观”，二是“学说”。对前一个内容，“清贫”是一种世界观是无疑的。因为“清贫”是方志敏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活动，在力图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清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方志敏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品德的根本看法，体现了方志敏的崇高思想境界。对后一个内容，“清贫”也可以说是一种学说。何谓学说？学说固然是一种知识体系，但更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是一种如何才能够使思想的能力和魅力最大化的智慧。综观方志敏给我们留下的各类作品和文章，无可怀疑，方志敏是具有“清贫”的思想体系的，在这一体系中，包含方志敏的物质观、精神观、人生观、爱国观、道德观、群众观等，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国有学者认为：“按其本质说来，哲学就是一条道路”，“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清贫”思想既担负起为人类文明树立目标、确定发展方向的重任，也为我们指明了人生道理，指导人们能够更加充分地思考各种问题。由此，其哲学的意义和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为此，我们提出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应该是符合我国传统哲学定义的。
必须明确指出，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与我们有些人所理解的哲学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大相径庭。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是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提炼出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看到的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现象”，然而在方志敏的眼中，看到的则是隐藏在“现象”背后或者蕴涵于“现象”之中的“本质”。方志敏把日常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创造出一种思想动力。
第二，形成一种哲学思想是否都要有专门的著书立说？毋庸讳言，方志敏虽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作品和文章，但没有写过哲学专著。我们能因此而否定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吗？当然不能。在古代，中国的孔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就没有写过哲学专著，能说他们没有哲学思想？在近现代，是不是所有的哲学思想都表现在专门哲学专著里？在当代，伟人邓小平也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专著，能说他没有重要的哲学思想？显然不能。其实，哲学家们的思想往往体现在他们的各类文章和各种讲话之中，要揭示和概括他们的哲学思想，则需要在他们的各类文章和各种讲话中去发掘，加以深刻理解和具体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论述其哲学思想的过程。纵观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哲学思想的表现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一种风格，我们不能强求哲学家都写概念清晰、逻辑明确、论证严密的文章。研究的粗与细、深与浅，用语和概念体系的晦涩与简明，多使用专业术语还是立足于日常语汇，这些都属于哲学家个人的选择，不该整齐划一。西方古代的哲学大师柏拉图以生动的师生对话开创了哲学新风，中国古代的先圣孔夫子的一些重要言论和思想是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形成的，其弟子整理出的课堂笔记成了不朽的经典。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墓上有他的一句名言：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光芒在他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闪烁。方志敏力图改变世界，满怀热情，以生活中的实例和身边寻常事为镜，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演说阐述深刻的哲学道理，这不能不使我们对方志敏肃然起敬。在方志敏的“清贫”思想能否上升到哲学高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来研究的问题上，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二
方志敏“清贫”哲学思想渊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得到继承和升华。
第一，宁可贫穷，也要遵从道义和德行的思想。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孔子心目中，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墨子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认为兼士或贤士应达到三条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因此，墨子有着“有财者勉以分人”的“厚乎德行”的思想内容。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人民也一定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人民的忧虑为忧虑的人，人民也一定会以他的忧虑为忧虑。乐与天下人民同乐，忧与天下人民同忧，做到了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人，是绝不会有的。《大学》是儒家专门论述教育的著作。它提出了一套被称为“三纲领、八条目”的人才培养和修行之道，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和方法。这条途径和方法就是《大学》中论述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在中国古代，类似论述是很多的。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讲贫富与道义的关系。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人是非常重视“清贫”的德行的，他们始终教诲人们为遵从道义和德行而甘过“清贫”生活。方志敏出生在普通的中国农民家庭，自小就参加劳动，过着艰辛的生活。他念过五年私塾。在私塾中，“方志敏专心致志，很快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虽然方志敏以后也读过弋阳高小、南昌工业学校和九江南伟烈学校，在读书期间，大量接触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书籍，但他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后代，接受的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艰辛的生活和渊博的知识的交融，使方志敏形成了恤贫的品德，并升华为“清贫”哲学思想。
第二，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不畏艰苦的精神。先秦哲人孔子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之言，赞美了中华民族的凌霜而傲然独立的资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之句，表达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品格。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和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等等，这些闻名遐迩的中国历代传诵的佳句，都是中华民族维护民族尊严和中国人不畏艰苦精神的真实写照。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是这些佳句内涵的哲学提炼，吸取了上述思想的精华，既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中国人的不畏艰苦的精神，又把这些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清贫”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时代精华。方志敏说：“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用“五个不希罕”和“五个宁愿”，以哲学上的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原理，表现了方志敏的民族尊严和不畏艰苦的精神。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是一种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人生攸关的紧急关头，鼓舞无数志士仁人坚持节操、抵御侵略、英勇献身的道德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关于人的德行的哲学思想，一种关于民族奋进崛起的哲学思想。
三
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得到继承和升华的、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在方志敏的物质观、精神观、人生观、爱国观、道德观、群众观等方面，体现了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在“贫”与“志”的辩证关系及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上，表现了方志敏“清贫”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方志敏的物质观、精神观、人生观、爱国观、道德观、群众观等方面，体现了“清贫”哲学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物质观上，方志敏坚持了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方志敏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因为我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我对于新的思潮的接受，故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半殖民地的中国，处处都是吃亏受苦，有口无处诉……我却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在这里，方志敏告诉我们，一种思想的产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及客观环境所决定。正因如此，方志敏明确提出：“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显然，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在这里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精神由物质决定，但精神具有能动作用。以坚定的意志和毫无畏惧的思想，方志敏树立了他的精神观。方志敏大义凛然地说：“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于亡国的懦夫……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练我的意志！”方志敏在民族解放和个人生命的关系处理和选择上，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生观。方志敏说：“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面对生与死的选择，他深情地说：“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在爱国观上，方志敏意味深长地说：“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面临“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祖国，他指出：“中国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真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在其爱国观的基础上，方志敏以“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表现了他的道德观。方志敏说：“中国的人民和士兵，不是生番，不是野人，而是有爱国心的，而是能够战斗的，能够为保卫中国而牺牲的。”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表现了他“凡能为群众谋利益，得到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虽然物质条件较差，仍能胜利；反之，残害群众，与群众作敌的反革命军队，就是有较优的物质条件，也必失败”的群众观。在方志敏的上述思想内容中，“清贫”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其中，使我们不时感到其闪烁的光芒。
方志敏“清贫”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突出表现在“贫”与“志”的辩证关系上。“贫”是就物质而言，“志”是就精神而言。贫乏的物质和昂扬的精神是一对矛盾，但方志敏却以强烈的爱国心从中挖掘出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面对疮痍满目的中国，方志敏指出：“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为此，方志敏指出，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能更加磨练意志。“贫”中长“志”，“志”中除“贫”，这就是方志敏为我们揭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道理。另外，方志敏“清贫”哲学思想的辩证法还表现在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上。诚如方志敏所说：“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今日的失败，安知不是明日更大成功之要素！”这为我们揭示了“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与“光明的前途”、“今日的失败”与“明日更大成功”之间相互统一、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憧憬未来的中国说：“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这里，方志敏通过“悲叹”转化为“欢歌”、“贫穷”转化为“富裕”、“疾苦”转化为“康健”、“愚昧”转化为“智慧”、“仇杀”转化为“友爱”、“死之悲哀”转化为“生之快乐”，更是把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的辩证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方志敏在阐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精神观、人生观、爱国观、道德观、群众观等内容，及其揭示贫乏的物质和昂扬的精神的辩证关系及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的辩证法上，把“清贫”哲学思想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崭新的哲学思想。这也正是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的独到之处。
四
作为一种时代精华，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品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一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是我们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理论基础，对加强共产党人的思想品德修养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和“两个务必”思想有密切的内在关系。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段话虽看起来朴实无华，但却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蕴，既体现出方志敏为官能够始终做到坚持艰苦奋斗，奉行清贫生活，披肝沥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也是一种真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表现。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对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所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意义是有重要作用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它要求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有一种坚韧不拔、奋斗不息的使命意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勤政不息；它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如何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精神和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思想要求，其坚持艰苦奋斗的思想内容的实质是一致的，这就是：保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清贫一生、忠心为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坚持理想、坚守信仰、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执着奉献精神。
第二，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对当代青年一代起到警示作用，对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部分年轻人中间存在严重的价值取向上的困惑和矛盾。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利益分配的判断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许多人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成才与发财之间徘徊。价值观上的困惑和矛盾体现在三个反差上：1.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反差。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格，又注重现实，讲求实惠和实际，提倡高水准的道德规范，而社会上某些低水准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也在蔓延，长年累月、苦口婆心教育的成果常常被某些错误舆论误导，被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丑闻抵消。2.理想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反差。目前，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向个人、金钱、急功近利倾斜。为了眼前利益，不惜牺牲未来。在这些年轻人看来，良心已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与风采。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告别了信仰。在他们看来，理想是空的，信仰是假的，钞票是真的。什么理想、信仰，均置之脑后。其实，他们并非没有理想，他们的信仰是“孔方兄弟”与“权力先生”。许多人逃避责任，放弃责任。一个人只要生活在世界上，就必须承担责任，承担责任需要毅力、拼搏乃至牺牲，尤其当德性与幸福相分离时，履行责任意味着对物质幸福的某种主动放弃，甚至要承受某种屈辱，可见承担责任并不轻松，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许多人选择逃避责任，或听凭自然冲动，或随波逐流，结果是麻木不仁。而无论哪一种选择，均是自由的丧失，都是人格的沦丧。在看待个人同他人、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往往只是强调自己应得到的权利、荣誉和金钱，而很少考虑到自己对社会、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只考虑个人的才能和个性发展，而不愿考虑国家、集体以及社会的需要。方志敏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克服部分年轻人中间存在的价值取向上的困惑和矛盾，我们以为，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向他们灌输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让他们深刻认识“清贫”的意义。
方志敏在中国革命实践活动中曾作过重大贡献，他所创立的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根据地”，邓小平、江泽民也对方志敏短暂的一生分别给予高度评价，胡锦涛更是深情地说：“方志敏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将永垂青史，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方志敏同志是我们党的骄傲，人民的骄傲。在他身上体现的崇高品格和浩然正气，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方志敏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在狱中以顽强毅力写下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光辉著作，已成为中国人民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清贫”内容渗透在方志敏的整个文献中，凝聚为方志敏思想的核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中透露出的精神，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在召唤我们，就像一阵催人奋进的号角在鼓动我们，同时也像一面清澈的镜子在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以为，从哲学高度来研究方志敏的“清贫”思想，既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又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崭新的哲学思想，也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方志敏，深刻认识方志敏的思想，弘扬方志敏的“清贫”精神。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06年01期）
方志敏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是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主要领导者。方志敏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有特点、影响力最大也最为丰富的是“清贫”。“清贫”思想渗透在方志敏的整个文献中，凝聚为方志敏的思想核心，成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
一
方志敏的“清贫”思想能否上升到哲学高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来研究？要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回答，我们以为，必须首先解答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世界观”，二是“学说”。对前一个内容，“清贫”是一种世界观是无疑的。因为“清贫”是方志敏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活动，在力图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清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方志敏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品德的根本看法，体现了方志敏的崇高思想境界。对后一个内容，“清贫”也可以说是一种学说。何谓学说？学说固然是一种知识体系，但更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是一种如何才能够使思想的能力和魅力最大化的智慧。综观方志敏给我们留下的各类作品和文章，无可怀疑，方志敏是具有“清贫”的思想体系的，在这一体系中，包含方志敏的物质观、精神观、人生观、爱国观、道德观、群众观等，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国有学者认为：“按其本质说来，哲学就是一条道路”，“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清贫”思想既担负起为人类文明树立目标、确定发展方向的重任，也为我们指明了人生道理，指导人们能够更加充分地思考各种问题。由此，其哲学的意义和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为此，我们提出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应该是符合我国传统哲学定义的。
必须明确指出，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与我们有些人所理解的哲学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大相径庭。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是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提炼出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看到的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现象”，然而在方志敏的眼中，看到的则是隐藏在“现象”背后或者蕴涵于“现象”之中的“本质”。方志敏把日常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创造出一种思想动力。
第二，形成一种哲学思想是否都要有专门的著书立说？毋庸讳言，方志敏虽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作品和文章，但没有写过哲学专著。我们能因此而否定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吗？当然不能。在古代，中国的孔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就没有写过哲学专著，能说他们没有哲学思想？在近现代，是不是所有的哲学思想都表现在专门哲学专著里？在当代，伟人邓小平也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专著，能说他没有重要的哲学思想？显然不能。其实，哲学家们的思想往往体现在他们的各类文章和各种讲话之中，要揭示和概括他们的哲学思想，则需要在他们的各类文章和各种讲话中去发掘，加以深刻理解和具体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论述其哲学思想的过程。纵观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哲学思想的表现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一种风格，我们不能强求哲学家都写概念清晰、逻辑明确、论证严密的文章。研究的粗与细、深与浅，用语和概念体系的晦涩与简明，多使用专业术语还是立足于日常语汇，这些都属于哲学家个人的选择，不该整齐划一。西方古代的哲学大师柏拉图以生动的师生对话开创了哲学新风，中国古代的先圣孔夫子的一些重要言论和思想是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形成的，其弟子整理出的课堂笔记成了不朽的经典。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墓上有他的一句名言：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光芒在他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闪烁。方志敏力图改变世界，满怀热情，以生活中的实例和身边寻常事为镜，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演说阐述深刻的哲学道理，这不能不使我们对方志敏肃然起敬。在方志敏的“清贫”思想能否上升到哲学高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来研究的问题上，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二
方志敏“清贫”哲学思想渊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得到继承和升华。
第一，宁可贫穷，也要遵从道义和德行的思想。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孔子心目中，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墨子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认为兼士或贤士应达到三条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因此，墨子有着“有财者勉以分人”的“厚乎德行”的思想内容。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人民也一定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人民的忧虑为忧虑的人，人民也一定会以他的忧虑为忧虑。乐与天下人民同乐，忧与天下人民同忧，做到了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人，是绝不会有的。《大学》是儒家专门论述教育的著作。它提出了一套被称为“三纲领、八条目”的人才培养和修行之道，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和方法。这条途径和方法就是《大学》中论述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在中国古代，类似论述是很多的。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讲贫富与道义的关系。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人是非常重视“清贫”的德行的，他们始终教诲人们为遵从道义和德行而甘过“清贫”生活。方志敏出生在普通的中国农民家庭，自小就参加劳动，过着艰辛的生活。他念过五年私塾。在私塾中，“方志敏专心致志，很快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虽然方志敏以后也读过弋阳高小、南昌工业学校和九江南伟烈学校，在读书期间，大量接触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书籍，但他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后代，接受的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艰辛的生活和渊博的知识的交融，使方志敏形成了恤贫的品德，并升华为“清贫”哲学思想。
第二，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不畏艰苦的精神。先秦哲人孔子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之言，赞美了中华民族的凌霜而傲然独立的资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之句，表达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品格。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和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等等，这些闻名遐迩的中国历代传诵的佳句，都是中华民族维护民族尊严和中国人不畏艰苦精神的真实写照。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是这些佳句内涵的哲学提炼，吸取了上述思想的精华，既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中国人的不畏艰苦的精神，又把这些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清贫”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时代精华。方志敏说：“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用“五个不希罕”和“五个宁愿”，以哲学上的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原理，表现了方志敏的民族尊严和不畏艰苦的精神。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是一种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人生攸关的紧急关头，鼓舞无数志士仁人坚持节操、抵御侵略、英勇献身的道德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关于人的德行的哲学思想，一种关于民族奋进崛起的哲学思想。
三
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得到继承和升华的、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在方志敏的物质观、精神观、人生观、爱国观、道德观、群众观等方面，体现了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在“贫”与“志”的辩证关系及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上，表现了方志敏“清贫”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方志敏的物质观、精神观、人生观、爱国观、道德观、群众观等方面，体现了“清贫”哲学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物质观上，方志敏坚持了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方志敏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因为我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我对于新的思潮的接受，故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半殖民地的中国，处处都是吃亏受苦，有口无处诉……我却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在这里，方志敏告诉我们，一种思想的产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及客观环境所决定。正因如此，方志敏明确提出：“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显然，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在这里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精神由物质决定，但精神具有能动作用。以坚定的意志和毫无畏惧的思想，方志敏树立了他的精神观。方志敏大义凛然地说：“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于亡国的懦夫……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练我的意志！”方志敏在民族解放和个人生命的关系处理和选择上，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生观。方志敏说：“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面对生与死的选择，他深情地说：“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在爱国观上，方志敏意味深长地说：“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面临“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祖国，他指出：“中国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真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在其爱国观的基础上，方志敏以“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表现了他的道德观。方志敏说：“中国的人民和士兵，不是生番，不是野人，而是有爱国心的，而是能够战斗的，能够为保卫中国而牺牲的。”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表现了他“凡能为群众谋利益，得到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虽然物质条件较差，仍能胜利；反之，残害群众，与群众作敌的反革命军队，就是有较优的物质条件，也必失败”的群众观。在方志敏的上述思想内容中，“清贫”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其中，使我们不时感到其闪烁的光芒。
方志敏“清贫”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突出表现在“贫”与“志”的辩证关系上。“贫”是就物质而言，“志”是就精神而言。贫乏的物质和昂扬的精神是一对矛盾，但方志敏却以强烈的爱国心从中挖掘出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面对疮痍满目的中国，方志敏指出：“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为此，方志敏指出，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能更加磨练意志。“贫”中长“志”，“志”中除“贫”，这就是方志敏为我们揭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道理。另外，方志敏“清贫”哲学思想的辩证法还表现在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上。诚如方志敏所说：“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今日的失败，安知不是明日更大成功之要素！”这为我们揭示了“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与“光明的前途”、“今日的失败”与“明日更大成功”之间相互统一、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憧憬未来的中国说：“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这里，方志敏通过“悲叹”转化为“欢歌”、“贫穷”转化为“富裕”、“疾苦”转化为“康健”、“愚昧”转化为“智慧”、“仇杀”转化为“友爱”、“死之悲哀”转化为“生之快乐”，更是把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的辩证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方志敏在阐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精神观、人生观、爱国观、道德观、群众观等内容，及其揭示贫乏的物质和昂扬的精神的辩证关系及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的辩证法上，把“清贫”哲学思想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崭新的哲学思想。这也正是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的独到之处。
四
作为一种时代精华，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品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一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是我们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理论基础，对加强共产党人的思想品德修养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和“两个务必”思想有密切的内在关系。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段话虽看起来朴实无华，但却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蕴，既体现出方志敏为官能够始终做到坚持艰苦奋斗，奉行清贫生活，披肝沥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也是一种真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表现。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对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所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意义是有重要作用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它要求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有一种坚韧不拔、奋斗不息的使命意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勤政不息；它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如何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精神和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思想要求，其坚持艰苦奋斗的思想内容的实质是一致的，这就是：保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清贫一生、忠心为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坚持理想、坚守信仰、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执着奉献精神。
第二，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对当代青年一代起到警示作用，对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部分年轻人中间存在严重的价值取向上的困惑和矛盾。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利益分配的判断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许多人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成才与发财之间徘徊。价值观上的困惑和矛盾体现在三个反差上：1.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反差。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格，又注重现实，讲求实惠和实际，提倡高水准的道德规范，而社会上某些低水准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也在蔓延，长年累月、苦口婆心教育的成果常常被某些错误舆论误导，被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丑闻抵消。2.理想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反差。目前，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向个人、金钱、急功近利倾斜。为了眼前利益，不惜牺牲未来。在这些年轻人看来，良心已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与风采。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告别了信仰。在他们看来，理想是空的，信仰是假的，钞票是真的。什么理想、信仰，均置之脑后。其实，他们并非没有理想，他们的信仰是“孔方兄弟”与“权力先生”。许多人逃避责任，放弃责任。一个人只要生活在世界上，就必须承担责任，承担责任需要毅力、拼搏乃至牺牲，尤其当德性与幸福相分离时，履行责任意味着对物质幸福的某种主动放弃，甚至要承受某种屈辱，可见承担责任并不轻松，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许多人选择逃避责任，或听凭自然冲动，或随波逐流，结果是麻木不仁。而无论哪一种选择，均是自由的丧失，都是人格的沦丧。在看待个人同他人、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往往只是强调自己应得到的权利、荣誉和金钱，而很少考虑到自己对社会、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只考虑个人的才能和个性发展，而不愿考虑国家、集体以及社会的需要。方志敏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克服部分年轻人中间存在的价值取向上的困惑和矛盾，我们以为，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向他们灌输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让他们深刻认识“清贫”的意义。
方志敏在中国革命实践活动中曾作过重大贡献，他所创立的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根据地”，邓小平、江泽民也对方志敏短暂的一生分别给予高度评价，胡锦涛更是深情地说：“方志敏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将永垂青史，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方志敏同志是我们党的骄傲，人民的骄傲。在他身上体现的崇高品格和浩然正气，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方志敏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在狱中以顽强毅力写下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光辉著作，已成为中国人民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清贫”内容渗透在方志敏的整个文献中，凝聚为方志敏思想的核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中透露出的精神，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在召唤我们，就像一阵催人奋进的号角在鼓动我们，同时也像一面清澈的镜子在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以为，从哲学高度来研究方志敏的“清贫”思想，既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又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崭新的哲学思想，也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方志敏，深刻认识方志敏的思想，弘扬方志敏的“清贫”精神。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06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