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方志敏的革命实践对毛泽东的影响
陈家鹦
作者简介：陈家鹦（1944--），弋阳县委党史办编辑，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部中国革命史，是一群革命先驱带动人民群众从茫茫黑暗中艰苦探索和奋力开创的历史。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这群先驱者中的中坚分子，而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方志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令人痛惜的是他于1935年8月便被蒋介石杀害了，过早地离开了党的群体。对此，毛泽东十分悲痛，许多年后仍萦系心头。方志纯撰文说：“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方志敏牺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汪东兴也撰文说，毛主席常常怀念方志敏，称赞“方志敏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表示方志敏“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在批阅古籍时，曾将方志敏与几位人们仰慕的古今人物名列一起，赞评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对方志敏的情感何以如此深沉笃厚？翻开历史卷册，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与方志敏不仅仅是一般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而且每当革命的转折关头他俩都具有远见卓识，并结下了深情厚谊。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方志敏曾获得毛泽东的热心指导和有力支持；在土地革命的烽烟中，毛泽东又从方志敏创建闽浙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得到有益启示，丰富了自己的思想。
一、大革命时期，方志敏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已有共识
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涌现了不少农民运动领袖，其中影响最大、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大概要数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了。1926年4月下旬，方志敏作为江西省农民代表（时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从南昌赴广州参加于5月1日开幕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由中共广东省农委书记彭湃主持。这时恰逢身为国民党中央农委委员、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奉命来到广州出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方志敏就在此时与毛泽东相识。会上，彭湃就广东农民运动情况作了报告；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深刻阐述了关于“农民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关系”等问题。方志敏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之后，方志敏与毛泽东又见过一面。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主持召集有各省农运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议，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农委委员的身份出席，方志敏作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江西省农协领导人之一，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是方志敏与毛泽东第三次会面。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武汉《民国日报》同时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志敏在大会发言中，对湖南的农民革命充分肯定，并表示支持，完全赞同毛泽东关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还联系江西的反革命大屠杀，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都是对革命的自戕。”这个精彩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赞许。为此，毛泽东还特邀方志敏到中央农讲所向全体学员作演讲，反击右派，以端正视听。这次中央农委扩大会议，议决建立农民武装、土地重新分配等30多个提案，毛泽东与方志敏及彭湃等13人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和方志敏，这两位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职业革命家，走向中国的社会政治大舞台，首先在“农民问题”上产生了共识。
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江西农民的斗争中，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分析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农民要摆脱痛苦，就必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除去地主的剥削”的革命。方志敏明确地指出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中国革命的实质内容，就是要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和地主阶级。从这点出发，方志敏又针对当时轻视农民的观念强调指出：“革命政府就是要建立在农民工人的身上，基础才为巩固的。”并强调指出：“解决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为今日之急务。”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称农民是“革命先锋”，高度评价农民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正因为毛泽东与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思想认识上共通，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武装农民，开展农民武装斗争。方志敏还因力主给农民发放武器而遭到右倾机会主义给予的党内警告处分。
毛泽东、方志敏关于农民革命思想和主张明显地孕育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思想。后来的民主革命的全部历史充分表明，农民确实起到了主力军作用。革命军队主要来源是农民，革命战争的战备基地也在农村。历史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一英明论断。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及其理论，就是在毛泽东、方志敏等农民革命思想及其实践中孕育并经毛泽东总结而逐步形成的。
二、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上山”的思想与方志敏返回山乡
“重起炉灶再干”不谋而合，相互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降临。1927年7月，在吉安坚持斗争的方志敏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一贯注重农民运动的方志敏，没有回南昌，而是决计回到农运基础较好的家乡弋阳，去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方志敏这一自觉行动与毛泽东提出“上山”的思想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此后，毛泽东与方志敏一直未曾谋面，但他们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却如此不谋而合，并相互关注、相互影响。
1927年8月下旬，方志敏徒步急返弋阳。在途经鄱阳时，与鄱阳党组织商定：如弋阳暴动时机一旦成熟，即将共产党员李新汉任团长的鄱阳警备团拉进磨盘山参加暴动。9月，当他得知八七会议精神后，立即筹划弋阳的秋收暴动。初始计划“先攻下弋阳城，即以弋阳县为根据地”。这表明方志敏此时已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不久，方志敏在组织实施暴动时又修正了原有的打算，舍弃攻城，于11月初在离县城较远的弋阳九区揭竿而起，组织了以“打烈桥”为中心的秋收暴动，并迅速赤化了九区。紧接着，他在党的赣东北五县工作会议上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纲领，进一步推动了先后发起的弋（阳）横（峰）大暴动。岁尾年初，大暴动的烈火在赣东北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在此基础上，方志敏在弋横暴动的中心地带创建了纵横50里的弋横根据地。
1928年6月，刚建立的根据地遭到反动派的大举围攻。在此危急关头，方志敏主持召开著名的“方胜峰会议”。在会上，方志敏坚持反对放弃根据地的逃跑主义。他指出：脱离根据地，把队伍“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被消灭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者，革命运动就要立刻失败”。在方志敏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方志敏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是非常牢固的。
方志敏在发动、组织暴动以及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土地革命问题。早在暴动前夕，方志敏就在纲领中明确提出“平债分田”“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在暴动过程中，他进一步认识到，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所以从1928年5月弋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作为政府主席的方志敏就着手分配土地，颁发了《土地分配法》和《平债法》。此后，在方志敏任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直至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又先后多次颁布土地分配法，由此所确立的赣东北苏区的土地政策相对于其他苏区来说，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以人口和劳力混合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这就保证了分配土地上有足够的劳力进行耕种，有利促进农业生产；二是在1929年10月颁布了“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的规定，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解决了土地政策中的地权问题。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不仅在性质上领先于其他苏区普遍实行的“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的政策，而且还远比1931年2月中央局发出的《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中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要早。
1929年底至1930年6月，分田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和反复分田的错误对赣东北苏区产生了冲击，但由于方志敏等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尽力抵制，未造成明显不良影响；后来赣东北苏区以曾洪易为代表的王明“左”的土地分配思想再次冲击赣东北苏区，但由于方志敏等认为并坚持对“一切违反中农利益的倾向和行动，省苏都予以严格的纠正”，从而维护了党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方志敏在赣东北坚持搞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及在中央苏区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实践，虽各具特色，但他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脉络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实践和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时期，毛泽东的主要活动虽立足于井冈山地区以及后来的中央苏区，但对于一位醉心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革命家来说，他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更要关注全国各大小革命根据地的状况，更要关注与革命事业有关的一切“中国的事情”，更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至于有关方志敏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他早有所知、早有所思。因此，毛泽东蕴积于心的思想，早在1930年1月便以十分坚定的语言昭示于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鉴于方志敏带领群众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信方志敏，告知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他勋章一枚，以示嘉奖。
三、方志敏领导赣东北苏区建设，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方志敏在领导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方面，是成绩显著的，而且有很多很好的创造。
在政权建设方面，他提出了苏区“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方志敏亲自撰写了《苏维埃干部和群众关系问答》《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等。他后来在狱中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深情地回顾了赣东北的革命斗争，他在文稿中指出：苏维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压迫剥削阶级，如地主资本家等等，是实行专政，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对于工农劳苦群众，则实行最高度的民主”。方志敏还明确提出苏维埃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群众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义的方式”。他主持建立了苏维埃巡视制度和工农群众监督政府制度，规定“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出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在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工农检查部代表工农群众“经常检查国家政权机关与经济机关是否正确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策与法令，是否有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分子”。
方志敏这些创造性的工作实践，对于发展赣东北根据地、巩固红色政权产生了良好效果。以上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央苏区。1933年春，与方志敏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开创根据地的战友邵式平、方志纯赴中央苏区汇报情况。他俩在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面前遭到冷遇，却转而成了毛泽东（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座上宾。毛泽东认真地听了邵、方二人的详细汇报后，很受启发，他非常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宣传的。”翌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科学总结了方志敏的光辉实践：“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经济建设方面，方志敏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一是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采取了反对惰农、组织合作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农业技术等十多项措施来推动农业发展；二是坚持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办工业的方针，采取了“政府投资、集体集资、个人集股”的办法，建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三是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恢复和开辟集市，沟通内外贸易，搞活市场流通，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四是大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和合作社经济，保证群众的物资供应；五是把发展苏维埃经济作为增加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
从方志敏以上的实践中，毛泽东及中央苏区获得不少有益启示。尤其是方志敏关于发展苏维埃经济来增加苏区财政收入的思想和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的财政困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
方志敏领导下的苏区农业生产，毛泽东也曾满意地评述：“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1933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于闽浙赣苏区的“对外贸易”和组织“商品流通”工作，毛泽东也给予充分肯定：“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由此可见，方志敏在领导闽浙赣苏区经济建设的探索中，把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指示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方针政策，这些均为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文献给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而又精辟的诠释。它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方志敏是与毛泽东同时代的杰出共产党人。当我们今天重温历史，科学地认真地研究、评价方志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应该毫不隐讳地指出：方志敏的革命实践对毛泽东有一定影响，同时对于促使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形成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00年05期）
作者简介：陈家鹦（1944--），弋阳县委党史办编辑，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部中国革命史，是一群革命先驱带动人民群众从茫茫黑暗中艰苦探索和奋力开创的历史。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这群先驱者中的中坚分子，而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方志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令人痛惜的是他于1935年8月便被蒋介石杀害了，过早地离开了党的群体。对此，毛泽东十分悲痛，许多年后仍萦系心头。方志纯撰文说：“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方志敏牺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汪东兴也撰文说，毛主席常常怀念方志敏，称赞“方志敏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表示方志敏“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在批阅古籍时，曾将方志敏与几位人们仰慕的古今人物名列一起，赞评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对方志敏的情感何以如此深沉笃厚？翻开历史卷册，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与方志敏不仅仅是一般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而且每当革命的转折关头他俩都具有远见卓识，并结下了深情厚谊。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方志敏曾获得毛泽东的热心指导和有力支持；在土地革命的烽烟中，毛泽东又从方志敏创建闽浙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得到有益启示，丰富了自己的思想。
一、大革命时期，方志敏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已有共识
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涌现了不少农民运动领袖，其中影响最大、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大概要数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了。1926年4月下旬，方志敏作为江西省农民代表（时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从南昌赴广州参加于5月1日开幕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由中共广东省农委书记彭湃主持。这时恰逢身为国民党中央农委委员、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奉命来到广州出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方志敏就在此时与毛泽东相识。会上，彭湃就广东农民运动情况作了报告；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深刻阐述了关于“农民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关系”等问题。方志敏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之后，方志敏与毛泽东又见过一面。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主持召集有各省农运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议，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农委委员的身份出席，方志敏作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江西省农协领导人之一，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是方志敏与毛泽东第三次会面。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武汉《民国日报》同时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志敏在大会发言中，对湖南的农民革命充分肯定，并表示支持，完全赞同毛泽东关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还联系江西的反革命大屠杀，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都是对革命的自戕。”这个精彩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赞许。为此，毛泽东还特邀方志敏到中央农讲所向全体学员作演讲，反击右派，以端正视听。这次中央农委扩大会议，议决建立农民武装、土地重新分配等30多个提案，毛泽东与方志敏及彭湃等13人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和方志敏，这两位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职业革命家，走向中国的社会政治大舞台，首先在“农民问题”上产生了共识。
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江西农民的斗争中，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分析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农民要摆脱痛苦，就必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除去地主的剥削”的革命。方志敏明确地指出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中国革命的实质内容，就是要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和地主阶级。从这点出发，方志敏又针对当时轻视农民的观念强调指出：“革命政府就是要建立在农民工人的身上，基础才为巩固的。”并强调指出：“解决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为今日之急务。”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称农民是“革命先锋”，高度评价农民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正因为毛泽东与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思想认识上共通，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武装农民，开展农民武装斗争。方志敏还因力主给农民发放武器而遭到右倾机会主义给予的党内警告处分。
毛泽东、方志敏关于农民革命思想和主张明显地孕育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思想。后来的民主革命的全部历史充分表明，农民确实起到了主力军作用。革命军队主要来源是农民，革命战争的战备基地也在农村。历史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一英明论断。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及其理论，就是在毛泽东、方志敏等农民革命思想及其实践中孕育并经毛泽东总结而逐步形成的。
二、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上山”的思想与方志敏返回山乡
“重起炉灶再干”不谋而合，相互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降临。1927年7月，在吉安坚持斗争的方志敏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一贯注重农民运动的方志敏，没有回南昌，而是决计回到农运基础较好的家乡弋阳，去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方志敏这一自觉行动与毛泽东提出“上山”的思想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此后，毛泽东与方志敏一直未曾谋面，但他们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却如此不谋而合，并相互关注、相互影响。
1927年8月下旬，方志敏徒步急返弋阳。在途经鄱阳时，与鄱阳党组织商定：如弋阳暴动时机一旦成熟，即将共产党员李新汉任团长的鄱阳警备团拉进磨盘山参加暴动。9月，当他得知八七会议精神后，立即筹划弋阳的秋收暴动。初始计划“先攻下弋阳城，即以弋阳县为根据地”。这表明方志敏此时已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不久，方志敏在组织实施暴动时又修正了原有的打算，舍弃攻城，于11月初在离县城较远的弋阳九区揭竿而起，组织了以“打烈桥”为中心的秋收暴动，并迅速赤化了九区。紧接着，他在党的赣东北五县工作会议上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纲领，进一步推动了先后发起的弋（阳）横（峰）大暴动。岁尾年初，大暴动的烈火在赣东北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在此基础上，方志敏在弋横暴动的中心地带创建了纵横50里的弋横根据地。
1928年6月，刚建立的根据地遭到反动派的大举围攻。在此危急关头，方志敏主持召开著名的“方胜峰会议”。在会上，方志敏坚持反对放弃根据地的逃跑主义。他指出：脱离根据地，把队伍“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被消灭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者，革命运动就要立刻失败”。在方志敏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方志敏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是非常牢固的。
方志敏在发动、组织暴动以及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土地革命问题。早在暴动前夕，方志敏就在纲领中明确提出“平债分田”“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在暴动过程中，他进一步认识到，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所以从1928年5月弋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作为政府主席的方志敏就着手分配土地，颁发了《土地分配法》和《平债法》。此后，在方志敏任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直至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又先后多次颁布土地分配法，由此所确立的赣东北苏区的土地政策相对于其他苏区来说，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以人口和劳力混合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这就保证了分配土地上有足够的劳力进行耕种，有利促进农业生产；二是在1929年10月颁布了“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的规定，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解决了土地政策中的地权问题。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不仅在性质上领先于其他苏区普遍实行的“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的政策，而且还远比1931年2月中央局发出的《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中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要早。
1929年底至1930年6月，分田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和反复分田的错误对赣东北苏区产生了冲击，但由于方志敏等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尽力抵制，未造成明显不良影响；后来赣东北苏区以曾洪易为代表的王明“左”的土地分配思想再次冲击赣东北苏区，但由于方志敏等认为并坚持对“一切违反中农利益的倾向和行动，省苏都予以严格的纠正”，从而维护了党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方志敏在赣东北坚持搞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及在中央苏区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实践，虽各具特色，但他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脉络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实践和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时期，毛泽东的主要活动虽立足于井冈山地区以及后来的中央苏区，但对于一位醉心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革命家来说，他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更要关注全国各大小革命根据地的状况，更要关注与革命事业有关的一切“中国的事情”，更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至于有关方志敏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他早有所知、早有所思。因此，毛泽东蕴积于心的思想，早在1930年1月便以十分坚定的语言昭示于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鉴于方志敏带领群众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信方志敏，告知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他勋章一枚，以示嘉奖。
三、方志敏领导赣东北苏区建设，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方志敏在领导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方面，是成绩显著的，而且有很多很好的创造。
在政权建设方面，他提出了苏区“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方志敏亲自撰写了《苏维埃干部和群众关系问答》《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等。他后来在狱中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深情地回顾了赣东北的革命斗争，他在文稿中指出：苏维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压迫剥削阶级，如地主资本家等等，是实行专政，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对于工农劳苦群众，则实行最高度的民主”。方志敏还明确提出苏维埃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群众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义的方式”。他主持建立了苏维埃巡视制度和工农群众监督政府制度，规定“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出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在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工农检查部代表工农群众“经常检查国家政权机关与经济机关是否正确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策与法令，是否有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分子”。
方志敏这些创造性的工作实践，对于发展赣东北根据地、巩固红色政权产生了良好效果。以上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央苏区。1933年春，与方志敏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开创根据地的战友邵式平、方志纯赴中央苏区汇报情况。他俩在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面前遭到冷遇，却转而成了毛泽东（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座上宾。毛泽东认真地听了邵、方二人的详细汇报后，很受启发，他非常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宣传的。”翌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科学总结了方志敏的光辉实践：“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经济建设方面，方志敏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一是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采取了反对惰农、组织合作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农业技术等十多项措施来推动农业发展；二是坚持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办工业的方针，采取了“政府投资、集体集资、个人集股”的办法，建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三是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恢复和开辟集市，沟通内外贸易，搞活市场流通，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四是大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和合作社经济，保证群众的物资供应；五是把发展苏维埃经济作为增加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
从方志敏以上的实践中，毛泽东及中央苏区获得不少有益启示。尤其是方志敏关于发展苏维埃经济来增加苏区财政收入的思想和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的财政困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
方志敏领导下的苏区农业生产，毛泽东也曾满意地评述：“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1933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于闽浙赣苏区的“对外贸易”和组织“商品流通”工作，毛泽东也给予充分肯定：“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由此可见，方志敏在领导闽浙赣苏区经济建设的探索中，把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指示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方针政策，这些均为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文献给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而又精辟的诠释。它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方志敏是与毛泽东同时代的杰出共产党人。当我们今天重温历史，科学地认真地研究、评价方志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应该毫不隐讳地指出：方志敏的革命实践对毛泽东有一定影响，同时对于促使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形成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00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