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的哲学解读
吴晓东
从1935年1月29日被俘到8月6日英勇就义，短短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方志敏面临死亡，写了数篇闻名遐迩的文稿。综观这些文稿，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论述都是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的具体体现。这一理念不仅在方志敏的整个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有着独特的哲学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的哲学解读，以使我们对方志敏的生死观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方志敏在狱中给我们留下的文稿中，《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和《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是专门阐述他对“死”的看法。另外，在其他文稿中，也有多处表述了方志敏关于“死”的观点。方志敏的这些对“死”的看法和观点形成了本文所要解读的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
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和一般人对“死”的看法不同，最主要的是，它蕴涵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死在一般的常人心目中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躯体和思想的彻底消亡。然而在方志敏看来，死是生命的终结，但也是生命的升华，是一种精神的产生。这种精神带来的是更多生命幸福快活的存在。对此，方志敏说得很明确：“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这里的“精诚的寄托”就是希望通过他的死，带来有更多生命的幸福快活。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的独特内容。从哲学角度分析方志敏这种“死”的理念，我们可以说，死是一种对生命的否定。而哲学上的否定，其实质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没有否定就没有新的事物产生。因此，“死”对生命的否定并不仅仅是终结，还是升华，产生的是一种带来更多生命幸福快活的精神，带来的是方志敏“精诚的寄托”的一朵可爱的花。可见，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蕴涵着非常深刻的哲学道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和一般人对“死”的看法不同之所在。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纪念和学习方志敏同志，就要像他那样，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为什么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会和一般的常人对死的看法有所不同呢？可以说，胡锦涛的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伟大的信仰、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正确的人生观。这里，只要我们认真研读方志敏给我们留下的文稿，了解方志敏的信仰、奋斗目标及特有的人生观，我们就不难回答为什么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会和一般的常人对死的看法不同的原因。沧海横流，方显示英雄本色。中国革命斗争的时势成就了方志敏的伟大信仰。方志敏的信仰是什么呢？是“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它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正是如此，方志敏毫无畏惧地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有了铁一般的坚定的信仰，就必然形成明确的奋斗目标。伟大信仰决定了方志敏的奋斗目标。在其奋斗目标上，也就有了“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的坚强决心；有了“我是共产党员，我与你是势不两立，我要消灭你，岂能降你？我既被俘，杀了就是，投降，只证明你们愚笨的幻想而已”的坚定意志；有了“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崇高理想。信仰、奋斗目标形成了人生观。方志敏的人生观就是：“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
从方志敏的信仰、奋斗目标及特有的人生观中，我们完全可以说，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是一种深深扎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为“可爱的中国”而奋斗的精神，这一精神孕育了“清贫”思想，升华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二
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包含方志敏对死的意义、死的价值、死的期望等认识，由此形成方志敏对死的态度。其核心内容是：只要死得其所，生命就不会终结。关于死的意义，方志敏明确地指出：“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关于死的价值，方志敏坚定地提出：“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性与赴死如归的牺牲心。”关于“死”的期望，方志敏深情地说：“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由此，关于死的态度，方志敏坦荡地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综合方志敏的关于死的意义、死的价值、死的期望及对死的态度的表述，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内容非常明确。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然而在规律面前，人们也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知道，在哲学中有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说。必然王国指人们受规律的支配和奴役的一种状态；而自由王国是指人们摆脱了规律的奴役，能够驾驭规律的一种状态。“死”是人的生命的自然规律。在方志敏看来，人终归有一死，这是一种任何人都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哲学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原本是就社会状态而言。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把它们喻为人的生命的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于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死，一般的常人往往处于必然王国中，而方志敏则走向了自由王国。面临死，方志敏以“我们常是这样笑说着。我们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的坦然态度，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风范。同时，方志敏面临死亡的到来毫无畏惧，特别是当他把死与理想和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死的态度更是达到一般的常人所没有的思想境界。“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么希奇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会得到成功吗？为党为苏维埃流血，这是我十分情愿的。流血的一天，总是要来的。”“同志们！你们先死几天，我们马上就要跟着来死的，我不必为你们伤心了！”方志敏的这些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在死神面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从中也使我们品味到走向自由王国的一个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真谛。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中有一条主线，就是死与生的辩证关系。在方志敏看来，死与生是分不开的，始终交织在一起。因此，对死对生，方志敏都看得很重。从方志敏在狱中留下的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志敏虽不怕死，但他并不想死。面临死的到来，他也感到痛苦，为避免死，他准备着越狱。可以说，方志敏面临的是生向死的转化，但他从未放弃死向生的转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中的生死格言，也是方志敏对待生死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坚定信念。围绕死与生对立统一关系这条主线，方志敏挖掘出“屈辱”和“意志”、“欢歌”和“悲叹”、“清贫”和“富裕”、“康健”和“疾苦”、“智慧”和“愚昧”、“友爱”和“仇杀”、“生之快乐”和“死之悲哀”、“江山破碎，国弊民穷”和“光明的前途”、“今日的失败”和“明日更大成功”等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以“今日的失败，安知不是明日更大成功之要素”的目光，看到了“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中国的未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从“今日的失败”看到了“明日更大成功”。未来的中国将“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方志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辩证法家。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其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这条原理要求我们，既要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对未来要充满必胜的信心，同时又要做好遇到各种困难、遭受各种挫折的精神准备。可以说，这条原理在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是有充分体现的。例如，面临疮痍满目的中国，方志敏指出：“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为此，方志敏指出：“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在这里，他始终坚信中国革命事业必然成功，一个人人都生活在和谐美好社会的新中国一定能够建立。同时，方志敏也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死亡随时夺取革命者的生命的曲折道路。对生，他不盲目乐观；对死，他也没有悲观论调。对此，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我正在进行越狱的活动……越狱恐难可能（主要的是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的就死了！”以个人悲壮的“死”换来更多的人未来幸福生活的革命斗志，对此，方志敏深情地表白了：“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不错，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性与赴死如归的牺牲心。”这里，既表现了方志敏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也反映了方志敏随时为革命而牺牲的思想准备。
三
中国古代有诸多哲学家论述过有关“死”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孔子提出的“杀身成仁”和孟子提出的“舍生取义”两个哲学命题。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意思是说，有志之士和仁慈之人，没有为了偷生而损坏仁德的，只有牺牲自己生命去保全仁德的。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意思是说，生是我想要的，义也是我想要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宁愿舍弃生命而选择大义。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影响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也留下一批又一批浩然名句。例如：战国时期著名刺客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三国时期“建安之杰”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近代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这些传世绝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方志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他在狱中写下的有关“死”的名言名句，诸如：“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于亡国的懦夫，……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我们活着不能与草木同腐，不能醉生梦死，枉度人生，要有所做为！”“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等等。同样堪称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传世绝句。
无疑，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的命题有渊源关系，与中国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有共同性。然而，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则带有时代特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它表现在方志敏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死”是“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他的“仁”和“义”有着崭新的内涵，是指“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是指“冲毁法西斯国民党血腥统治，达到独立自由的工农的苏维埃新中国的建立”。显然，这里的“仁”和“义”是其他任何英雄豪杰不可能具有的。另一方面，它还表现在方志敏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始终坚持生死一体、无法分开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死”是一种既是生命终结也是生命升华的辩证否定。死亡即至，他则以实事求是精神，反思错误，寻求真理。面临死亡，他想到的是有更多生命能幸福快活的存在，想到的是中国美好的未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境界，更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位英雄豪杰所无法达到的。
中国现代文人林语堂有一句名言：“当我们承认人类不免一死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消逝的时候，诗歌和哲学才会产生出来。”由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是方志敏面临死亡随时到来时所形成的，它既是给人传诵的诗歌，更是令人深思的哲学。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2年01期）
从1935年1月29日被俘到8月6日英勇就义，短短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方志敏面临死亡，写了数篇闻名遐迩的文稿。综观这些文稿，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论述都是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的具体体现。这一理念不仅在方志敏的整个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有着独特的哲学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的哲学解读，以使我们对方志敏的生死观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方志敏在狱中给我们留下的文稿中，《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和《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是专门阐述他对“死”的看法。另外，在其他文稿中，也有多处表述了方志敏关于“死”的观点。方志敏的这些对“死”的看法和观点形成了本文所要解读的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
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和一般人对“死”的看法不同，最主要的是，它蕴涵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死在一般的常人心目中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躯体和思想的彻底消亡。然而在方志敏看来，死是生命的终结，但也是生命的升华，是一种精神的产生。这种精神带来的是更多生命幸福快活的存在。对此，方志敏说得很明确：“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这里的“精诚的寄托”就是希望通过他的死，带来有更多生命的幸福快活。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的独特内容。从哲学角度分析方志敏这种“死”的理念，我们可以说，死是一种对生命的否定。而哲学上的否定，其实质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没有否定就没有新的事物产生。因此，“死”对生命的否定并不仅仅是终结，还是升华，产生的是一种带来更多生命幸福快活的精神，带来的是方志敏“精诚的寄托”的一朵可爱的花。可见，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蕴涵着非常深刻的哲学道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和一般人对“死”的看法不同之所在。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纪念和学习方志敏同志，就要像他那样，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为什么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会和一般的常人对死的看法有所不同呢？可以说，胡锦涛的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伟大的信仰、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正确的人生观。这里，只要我们认真研读方志敏给我们留下的文稿，了解方志敏的信仰、奋斗目标及特有的人生观，我们就不难回答为什么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会和一般的常人对死的看法不同的原因。沧海横流，方显示英雄本色。中国革命斗争的时势成就了方志敏的伟大信仰。方志敏的信仰是什么呢？是“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它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正是如此，方志敏毫无畏惧地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有了铁一般的坚定的信仰，就必然形成明确的奋斗目标。伟大信仰决定了方志敏的奋斗目标。在其奋斗目标上，也就有了“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的坚强决心；有了“我是共产党员，我与你是势不两立，我要消灭你，岂能降你？我既被俘，杀了就是，投降，只证明你们愚笨的幻想而已”的坚定意志；有了“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崇高理想。信仰、奋斗目标形成了人生观。方志敏的人生观就是：“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
从方志敏的信仰、奋斗目标及特有的人生观中，我们完全可以说，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是一种深深扎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为“可爱的中国”而奋斗的精神，这一精神孕育了“清贫”思想，升华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二
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包含方志敏对死的意义、死的价值、死的期望等认识，由此形成方志敏对死的态度。其核心内容是：只要死得其所，生命就不会终结。关于死的意义，方志敏明确地指出：“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关于死的价值，方志敏坚定地提出：“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性与赴死如归的牺牲心。”关于“死”的期望，方志敏深情地说：“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由此，关于死的态度，方志敏坦荡地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综合方志敏的关于死的意义、死的价值、死的期望及对死的态度的表述，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内容非常明确。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然而在规律面前，人们也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知道，在哲学中有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说。必然王国指人们受规律的支配和奴役的一种状态；而自由王国是指人们摆脱了规律的奴役，能够驾驭规律的一种状态。“死”是人的生命的自然规律。在方志敏看来，人终归有一死，这是一种任何人都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哲学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原本是就社会状态而言。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把它们喻为人的生命的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于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死，一般的常人往往处于必然王国中，而方志敏则走向了自由王国。面临死，方志敏以“我们常是这样笑说着。我们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的坦然态度，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风范。同时，方志敏面临死亡的到来毫无畏惧，特别是当他把死与理想和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死的态度更是达到一般的常人所没有的思想境界。“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么希奇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会得到成功吗？为党为苏维埃流血，这是我十分情愿的。流血的一天，总是要来的。”“同志们！你们先死几天，我们马上就要跟着来死的，我不必为你们伤心了！”方志敏的这些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在死神面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从中也使我们品味到走向自由王国的一个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真谛。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中有一条主线，就是死与生的辩证关系。在方志敏看来，死与生是分不开的，始终交织在一起。因此，对死对生，方志敏都看得很重。从方志敏在狱中留下的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志敏虽不怕死，但他并不想死。面临死的到来，他也感到痛苦，为避免死，他准备着越狱。可以说，方志敏面临的是生向死的转化，但他从未放弃死向生的转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中的生死格言，也是方志敏对待生死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坚定信念。围绕死与生对立统一关系这条主线，方志敏挖掘出“屈辱”和“意志”、“欢歌”和“悲叹”、“清贫”和“富裕”、“康健”和“疾苦”、“智慧”和“愚昧”、“友爱”和“仇杀”、“生之快乐”和“死之悲哀”、“江山破碎，国弊民穷”和“光明的前途”、“今日的失败”和“明日更大成功”等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以“今日的失败，安知不是明日更大成功之要素”的目光，看到了“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中国的未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从“今日的失败”看到了“明日更大成功”。未来的中国将“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方志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辩证法家。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其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这条原理要求我们，既要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对未来要充满必胜的信心，同时又要做好遇到各种困难、遭受各种挫折的精神准备。可以说，这条原理在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是有充分体现的。例如，面临疮痍满目的中国，方志敏指出：“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为此，方志敏指出：“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在这里，他始终坚信中国革命事业必然成功，一个人人都生活在和谐美好社会的新中国一定能够建立。同时，方志敏也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死亡随时夺取革命者的生命的曲折道路。对生，他不盲目乐观；对死，他也没有悲观论调。对此，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我正在进行越狱的活动……越狱恐难可能（主要的是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的就死了！”以个人悲壮的“死”换来更多的人未来幸福生活的革命斗志，对此，方志敏深情地表白了：“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不错，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性与赴死如归的牺牲心。”这里，既表现了方志敏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也反映了方志敏随时为革命而牺牲的思想准备。
三
中国古代有诸多哲学家论述过有关“死”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孔子提出的“杀身成仁”和孟子提出的“舍生取义”两个哲学命题。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意思是说，有志之士和仁慈之人，没有为了偷生而损坏仁德的，只有牺牲自己生命去保全仁德的。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意思是说，生是我想要的，义也是我想要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宁愿舍弃生命而选择大义。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影响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也留下一批又一批浩然名句。例如：战国时期著名刺客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三国时期“建安之杰”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近代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这些传世绝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方志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他在狱中写下的有关“死”的名言名句，诸如：“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于亡国的懦夫，……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我们活着不能与草木同腐，不能醉生梦死，枉度人生，要有所做为！”“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等等。同样堪称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传世绝句。
无疑，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的命题有渊源关系，与中国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有共同性。然而，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则带有时代特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它表现在方志敏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死”是“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他的“仁”和“义”有着崭新的内涵，是指“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是指“冲毁法西斯国民党血腥统治，达到独立自由的工农的苏维埃新中国的建立”。显然，这里的“仁”和“义”是其他任何英雄豪杰不可能具有的。另一方面，它还表现在方志敏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始终坚持生死一体、无法分开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死”是一种既是生命终结也是生命升华的辩证否定。死亡即至，他则以实事求是精神，反思错误，寻求真理。面临死亡，他想到的是有更多生命能幸福快活的存在，想到的是中国美好的未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境界，更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位英雄豪杰所无法达到的。
中国现代文人林语堂有一句名言：“当我们承认人类不免一死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消逝的时候，诗歌和哲学才会产生出来。”由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方志敏关于“死”的理念是方志敏面临死亡随时到来时所形成的，它既是给人传诵的诗歌，更是令人深思的哲学。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2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