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试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及其启示
陈世润 熊标
作者简介：陈世润（1952--），南昌大学马列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我们党自1929年1月来到赣南、闽西地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共历时5年8个月，这期间共产党人除了一如既往地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之外，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央苏区创立了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史无前例的执政探索。经济建设无疑是执政实践的重要内容，尝试中的经济建设首先面临认识上的问题，确立经济建设的正确认识无疑是开展经济建设的理论前提。
一、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正确认识的确立
虽然中央苏区当时只是局部执政或者区域执政，但对于成立仅有10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一次艰难的尝试。任何一个政权的建设都是一项庞杂系统的工程，必然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党建设、军队建设、组织建设等，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时期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建设会显得尤为迫切和突出。就当时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而言，紧迫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外进行军事斗争，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二是对内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中央苏区百姓的生活，解决前线战争的给养。然而当时临时中央政府内部很多同志在对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不足，把经济建设看成是对军事斗争的附庸，视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为各自独立的两条战线，认为经济建设只能在革命战争胜利之后才能进行。这种轻视经济建设的思想，极大地削弱了中央苏区军民从事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存在这种认识不足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在执政的摸索阶段，缺乏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客观上，是由于临时中央政府自建立起就处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时刻面临着敌人的军事“围剿”，政权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性。这也就导致了苏维埃政权内部很多同志认为巩固政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军事斗争，换言之政权建设就是军事斗争。如何正确认识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正确定位经济建设，就成为临时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
毛泽东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正确认识的确立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对轻视经济建设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这段精辟的论述不仅从思想上扫清了对经济建设的认识误区，而且对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做出了定位。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经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作了明确的论述，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在当时对经济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后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面对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不仅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和补充了军队给养，而且为日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正是因为扫除了思想障碍，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才得以展开。
经济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农业、工业、贸易、财税等方面的内容。本文仅以当时最紧迫、最有成效的农业和工业两项内容展开论述。
二、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
（一）开展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农业生产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一直在农业社会、农业经济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口占少数的地主掌握了大部分土地，而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却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无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这就形成了一种尖锐的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即最有生产积极性的农民却少地或者无地。人地矛盾的解决不仅是生产的需要，而且是巩固和扩大阶级基础的需要。因为农民阶级是我们革命最可靠的依靠力量，也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之一。只有废除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农民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农业才能获得发展。重新分配土地就成为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1931年12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以及“一苏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联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规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苦力、劳动农民、乡村失业劳动者、红军等，富农“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该法极大地照顾到了广大少地或者无地的贫农、雇农。土地问题解决之后，农业生产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资金问题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苏区群众本着自愿原则，成立各种合作社，其中就有农具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犁田合作社等，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农业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发展农业经济进行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经验借鉴。由于大量劳动力补充了兵源，妇女也被发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农闲时节，她们还筑堤坝、垦荒山等，妇女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农忙时节，还发动红军参与劳动，支援农业生产。尽管农业生产面临诸多困难，但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粮食丰收。以兴国为例，兴国县“一九三四年秋，全县粮食的产量就比上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有的地区竟达百分之二十”。
总之，由于开展了土地革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有效措施，中央苏区的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农民生活获得改善，红军给养得到补充，根据地政权获得巩固。
（二）发展军事为导向的工业
工业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工业既是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经济封锁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军民生活的迫切需要。当时中央苏区发展工业面临比农业生产更为严重的困难。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基本上是贫困落后的山区，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工业基础薄弱，仅有一些纸业、烟业、伞业和制糖、制茶业，这些行业的生产主要以手工作坊为主。中央苏区开辟以来，一直处于频繁的军事斗争和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环境中，为了保障战争的军需和维系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央苏区兴办了一批军需工厂和民用工厂。其中军需工厂比较有规模和影响的有中央军委兵工厂、中央被服厂、中央印刷厂和中央造币厂。下面以中央军委兵工厂为例展开论述。中央军委兵工厂是当时中央苏区最大的兵工厂，因地址设在兴国县莲塘区官田，也称之为官田兵工厂。工厂成立之初，管理人员和工人共有200多人，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很落后，只有锉刀200多把，老虎钳100多把，4座打铁炉，生产过程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流程，工人基本上是靠经验生产。同时也面临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生产原料短缺问题。为了确保顺利完成生产任务，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引进技术人才。由于当时中央苏区条件艰苦，为了吸引人才，开出了2倍于中央苏区工人的工资，当时有6名上海派到苏区的工人因未能兑现工资承诺，一度消极怠工。就此事，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还做出指示：“你们（工厂领导干部）应当对这些人耐心些。他们是刚从苏区外边来的，旧社会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去掉，经过教育，一步一步提高，将来也会和大家一样进步的。处分或开除的办法完全用不得，这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上海地下党动员他们来时既然谈好了每月60元，无论怎样困难，我们也要按照特殊情况办理，除非他们自愿减少，否则我们绝不能少发。必须注意，你们除采取一般的政治教育外，还要多做些个别工作--谈心，说服教育，多重用他们的技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样才能消除他们与苏区工人的隔阂，相互融洽起来。我想，按照这个办法，一定可以行得通。”后来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工人不但主动要求降薪，还有两人积极入党。二是发动群众收集原材料。1934年5月16日，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专门发出了《为收买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供给军事用》的布告，群众热烈响应，在两个月内，据统计，收买的“铜59283斤（原定41200斤），完成144%；子弹壳10305斤（原定36000斤），完成28%；铁钵75220斤（原定95200斤），完成76%；锡26431斤（原定45000斤），完成59%；洋油桶2247个（原定9000个），完成25%；子弹87792发；白硝7078斤。”三是完善和健全管理制度。当时由于缺乏组织生产的经验，工厂存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弊端，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会长兼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刘少奇提出关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主张”，主要内容包括：组成“三人团”（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管理工厂；建立统一的分级负责的管理系统；建立和完善劳动定额、质量检验和经济核算制度；实行按劳计酬、等级工资。这些管理思想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广大兵工厂的干部和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凭着高昂的斗志和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顺利完成了生产任务。据统计，“我们一共配制了四万多支步枪、四十多万发子弹，修理了两千多挺机枪、百门迫击炮，造了六万多枚手雷、五千多个地雷。这些武器弹药，装备了红军，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同时在民用工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批必要的民用工厂纷纷建立并投产，其中主要有造纸厂、樟脑厂、织布厂、弹棉厂、草鞋厂、石灰厂、锅厂、碗厂等，这些工厂极大地保障了工农群众的生活所需。
三、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短暂的局部执政，经济建设无疑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巩固了革命政权。其间涌现出了很多史无前例的举措，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就其整个建设的历程来看，至少有两点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一）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的关系。
临时中央政府作为一个政权存在，它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党、阶级等方面的工作，而当时中央苏区的很多同志都只强调军事斗争，忽视经济方面的建设，特别不理解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认为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是两条战线，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胜利之后的工作，不能同时进行，二者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就当时情况来看，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被明显低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建设？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上层建筑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实质上，经济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工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没有经济建设，其他方面建设就将缺乏物质基础；同样忽视其他的方面的建设，经济建设就会缺少必要的外部环境。从经验上看，毛泽东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其在中央苏区时期所写的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共有7篇，其中有2篇是专门论述经济工作的，即《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鉴于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任何政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经济工作，更不能放弃经济工作。经济工作与其他方面的工作是紧密相联的，但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工作往往跟军事斗争联系紧密，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军事特色的经济；在和平年代，经济发展更多是与民生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民生特色的经济。
当前，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它包括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条件，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同时，要用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反哺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这是因为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思想保证。
（二）必须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社会实践中，人的因素自始至终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建设也不例外。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就，关键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让群众自觉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就必须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正是因为共产党心中装着群众，所以群众才会不惜以生命来捍卫苏维埃政权和拥护红军。据不完全统计，仅赣南地区13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33万之多。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我们党关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初步表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场景随时都在变化，但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利益诉求是永远不变的，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强调“以人为本”是核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无论是革命的事业还是改革的事业，我们党都非常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和调动群众积极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中央苏区将经济建设与发动群众紧密结合起来的做法和经验，无疑是党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生动教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反思和借鉴。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2年01期）
作者简介：陈世润（1952--），南昌大学马列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我们党自1929年1月来到赣南、闽西地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共历时5年8个月，这期间共产党人除了一如既往地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之外，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央苏区创立了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史无前例的执政探索。经济建设无疑是执政实践的重要内容，尝试中的经济建设首先面临认识上的问题，确立经济建设的正确认识无疑是开展经济建设的理论前提。
一、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正确认识的确立
虽然中央苏区当时只是局部执政或者区域执政，但对于成立仅有10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一次艰难的尝试。任何一个政权的建设都是一项庞杂系统的工程，必然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党建设、军队建设、组织建设等，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时期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建设会显得尤为迫切和突出。就当时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而言，紧迫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外进行军事斗争，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二是对内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中央苏区百姓的生活，解决前线战争的给养。然而当时临时中央政府内部很多同志在对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不足，把经济建设看成是对军事斗争的附庸，视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为各自独立的两条战线，认为经济建设只能在革命战争胜利之后才能进行。这种轻视经济建设的思想，极大地削弱了中央苏区军民从事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存在这种认识不足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在执政的摸索阶段，缺乏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客观上，是由于临时中央政府自建立起就处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时刻面临着敌人的军事“围剿”，政权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性。这也就导致了苏维埃政权内部很多同志认为巩固政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军事斗争，换言之政权建设就是军事斗争。如何正确认识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正确定位经济建设，就成为临时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
毛泽东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正确认识的确立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对轻视经济建设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这段精辟的论述不仅从思想上扫清了对经济建设的认识误区，而且对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做出了定位。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经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作了明确的论述，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在当时对经济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后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面对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不仅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和补充了军队给养，而且为日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正是因为扫除了思想障碍，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才得以展开。
经济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农业、工业、贸易、财税等方面的内容。本文仅以当时最紧迫、最有成效的农业和工业两项内容展开论述。
二、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
（一）开展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农业生产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一直在农业社会、农业经济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口占少数的地主掌握了大部分土地，而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却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无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这就形成了一种尖锐的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即最有生产积极性的农民却少地或者无地。人地矛盾的解决不仅是生产的需要，而且是巩固和扩大阶级基础的需要。因为农民阶级是我们革命最可靠的依靠力量，也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之一。只有废除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农民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农业才能获得发展。重新分配土地就成为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1931年12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以及“一苏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联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规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苦力、劳动农民、乡村失业劳动者、红军等，富农“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该法极大地照顾到了广大少地或者无地的贫农、雇农。土地问题解决之后，农业生产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资金问题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苏区群众本着自愿原则，成立各种合作社，其中就有农具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犁田合作社等，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农业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发展农业经济进行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经验借鉴。由于大量劳动力补充了兵源，妇女也被发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农闲时节，她们还筑堤坝、垦荒山等，妇女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农忙时节，还发动红军参与劳动，支援农业生产。尽管农业生产面临诸多困难，但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粮食丰收。以兴国为例，兴国县“一九三四年秋，全县粮食的产量就比上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有的地区竟达百分之二十”。
总之，由于开展了土地革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有效措施，中央苏区的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农民生活获得改善，红军给养得到补充，根据地政权获得巩固。
（二）发展军事为导向的工业
工业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工业既是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经济封锁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军民生活的迫切需要。当时中央苏区发展工业面临比农业生产更为严重的困难。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基本上是贫困落后的山区，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工业基础薄弱，仅有一些纸业、烟业、伞业和制糖、制茶业，这些行业的生产主要以手工作坊为主。中央苏区开辟以来，一直处于频繁的军事斗争和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环境中，为了保障战争的军需和维系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央苏区兴办了一批军需工厂和民用工厂。其中军需工厂比较有规模和影响的有中央军委兵工厂、中央被服厂、中央印刷厂和中央造币厂。下面以中央军委兵工厂为例展开论述。中央军委兵工厂是当时中央苏区最大的兵工厂，因地址设在兴国县莲塘区官田，也称之为官田兵工厂。工厂成立之初，管理人员和工人共有200多人，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很落后，只有锉刀200多把，老虎钳100多把，4座打铁炉，生产过程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流程，工人基本上是靠经验生产。同时也面临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生产原料短缺问题。为了确保顺利完成生产任务，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引进技术人才。由于当时中央苏区条件艰苦，为了吸引人才，开出了2倍于中央苏区工人的工资，当时有6名上海派到苏区的工人因未能兑现工资承诺，一度消极怠工。就此事，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还做出指示：“你们（工厂领导干部）应当对这些人耐心些。他们是刚从苏区外边来的，旧社会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去掉，经过教育，一步一步提高，将来也会和大家一样进步的。处分或开除的办法完全用不得，这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上海地下党动员他们来时既然谈好了每月60元，无论怎样困难，我们也要按照特殊情况办理，除非他们自愿减少，否则我们绝不能少发。必须注意，你们除采取一般的政治教育外，还要多做些个别工作--谈心，说服教育，多重用他们的技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样才能消除他们与苏区工人的隔阂，相互融洽起来。我想，按照这个办法，一定可以行得通。”后来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工人不但主动要求降薪，还有两人积极入党。二是发动群众收集原材料。1934年5月16日，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专门发出了《为收买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供给军事用》的布告，群众热烈响应，在两个月内，据统计，收买的“铜59283斤（原定41200斤），完成144%；子弹壳10305斤（原定36000斤），完成28%；铁钵75220斤（原定95200斤），完成76%；锡26431斤（原定45000斤），完成59%；洋油桶2247个（原定9000个），完成25%；子弹87792发；白硝7078斤。”三是完善和健全管理制度。当时由于缺乏组织生产的经验，工厂存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弊端，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会长兼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刘少奇提出关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主张”，主要内容包括：组成“三人团”（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管理工厂；建立统一的分级负责的管理系统；建立和完善劳动定额、质量检验和经济核算制度；实行按劳计酬、等级工资。这些管理思想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广大兵工厂的干部和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凭着高昂的斗志和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顺利完成了生产任务。据统计，“我们一共配制了四万多支步枪、四十多万发子弹，修理了两千多挺机枪、百门迫击炮，造了六万多枚手雷、五千多个地雷。这些武器弹药，装备了红军，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同时在民用工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批必要的民用工厂纷纷建立并投产，其中主要有造纸厂、樟脑厂、织布厂、弹棉厂、草鞋厂、石灰厂、锅厂、碗厂等，这些工厂极大地保障了工农群众的生活所需。
三、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短暂的局部执政，经济建设无疑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巩固了革命政权。其间涌现出了很多史无前例的举措，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就其整个建设的历程来看，至少有两点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一）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的关系。
临时中央政府作为一个政权存在，它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党、阶级等方面的工作，而当时中央苏区的很多同志都只强调军事斗争，忽视经济方面的建设，特别不理解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认为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是两条战线，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胜利之后的工作，不能同时进行，二者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就当时情况来看，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被明显低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建设？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上层建筑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实质上，经济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工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没有经济建设，其他方面建设就将缺乏物质基础；同样忽视其他的方面的建设，经济建设就会缺少必要的外部环境。从经验上看，毛泽东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其在中央苏区时期所写的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共有7篇，其中有2篇是专门论述经济工作的，即《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鉴于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任何政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经济工作，更不能放弃经济工作。经济工作与其他方面的工作是紧密相联的，但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工作往往跟军事斗争联系紧密，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军事特色的经济；在和平年代，经济发展更多是与民生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民生特色的经济。
当前，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它包括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条件，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同时，要用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反哺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这是因为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思想保证。
（二）必须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社会实践中，人的因素自始至终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建设也不例外。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就，关键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让群众自觉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就必须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正是因为共产党心中装着群众，所以群众才会不惜以生命来捍卫苏维埃政权和拥护红军。据不完全统计，仅赣南地区13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33万之多。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我们党关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初步表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场景随时都在变化，但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利益诉求是永远不变的，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强调“以人为本”是核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无论是革命的事业还是改革的事业，我们党都非常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和调动群众积极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中央苏区将经济建设与发动群众紧密结合起来的做法和经验，无疑是党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生动教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反思和借鉴。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2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