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澜
黄道,江西横峰人,1900年5月23日生。他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学生时代,就在江西为探索中国革命同袁玉冰发起成立革命团体“改造社”,创办《新江西》杂志,发表一系列激进犀利的文章,揭露旧社会种种罪恶,对反动军阀、政客、官僚进行无情的鞭挞,声言要改造黑暗的旧社会,使之变成光明的新社会,并作了革命的尝试。后来,黄道在北京由我党先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学生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遭到了段祺瑞执政府通缉,回到江西在赣闽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实践。
现在,我把从过去黄道的同学石廷瑜、学生黄贤度、同学又同事的徐先兆等处所听到的黄道的革命活动记述如下。
一、石廷瑜谈学生时代情况
1956年,我同石廷瑜(江西都昌人,1900年生)老师在南昌市第七中学(今豫章中学)共事,我俩同教历史课,同在史地组办公,两家又同住学校教工宿舍,且为隔壁邻居,因此经常交谈。石说,1919年9月,黄道同他一起考取南昌市第二中学。学校位于系马桩中段(后为洪都无线电厂),面对松柏巷。由当时私立心远中学校长熊育钖兼任校长,柳藩国任学监主持工作。在校他俩结识了同届进步同学袁玉冰、黄野萝、徐先兆、刘南瞑、黄家煌、支宏江,号称“八大家”。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针对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朝政腐败、国弱民贫、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奇耻大辱等时弊,痛加抨击,忧国忧民。黄道主张改变这种现状,探索一条光明之道。恰逢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他们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曙光,特别是读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更促使他们要从事革命活动,改造旧江西,埋葬旧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黄道、袁玉冰牵头,征得其他六位同学的赞成,在1921年元旦于南昌二中第二宿舍打钟楼上聚会,正式宣布成立新社团,并由黄道定名为“改造社”,接着出版《新江西》,宣传革命宗旨。“改造社”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成立的革命团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23年8月,“八大家”在南昌二中毕业。黄道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黄道积极投入学生运动,由于他才华出众,组织能力强,很快就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学生党支部书记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1925年,黄道领导北京学生响应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黄道遂于3月18日领导北京学生举行示威请愿斗争。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游行队伍遭到执政府卫队开枪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领袖、南昌人刘和珍等47名爱国学生牺牲,许多人负伤。石廷瑜也参加了这次斗争。解放前石任临川中学校长,1960年病逝。
二、黄贤度谈大革命时代情况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为研究中共地下党员在江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多次走访黄贤度,承他介绍大革命时代他了解的黄道情况。他说,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黄道遭到段祺瑞执政府通缉,当即奉党组织指示回江西开展革命活动。这年秋,黄道任上饶中学高中师范科主任,是黄贤度读该校高中的老师。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人刘少奇领导发动30万人民群众斗争的支持下,英勇地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人们扬眉吐气。帝国主义却不甘心失败,增调大批军舰开进长江流域,用舰炮威胁中国人民。在当时北伐胜利进军“打倒列强驱军阀”的国民革命形势下,黄道领导上饶中学黄贤度等200多名学生,步行30里到河口镇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经过宣传和劝导,河口镇人也纷纷行动起来,自觉抵制英货、日货,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不久,黄道在校组织“革命理论研究会”,指定黄贤度为该会总务部负责人,并以《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刊物,指导会员开展革命读书活动,提高革命理论水平,为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做好准备。
三、徐先兆谈与黄道的交往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去江西师范大学南区宿舍访问徐先兆(为今江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傅修延之父,傅随母姓)老人,他给我介绍黄道情况。他说,大革命末期的1927年3月,黄道奉中共组织之命由上饶来到南昌,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徐先兆(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办的《江西民国日报》总编辑,二者系革命文化宣传战线之战友。1927年7月15日大革命失败后,黄道与徐先兆均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徐先兆随起义军南下,后由瑞金转长汀、厦门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黄道奉党组织之命回家乡搞农民运动,先后参与领导和发动了1927年农历年关弋阳、横峰暴动和赣东北多次农民起义,创建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闽北领导革命斗争,后作为闽赣省委领导成员战斗在闽赣苏区。中央苏区失陷后,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一直坚持斗争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
1937年8月,徐先兆从日本回国,任丁肇中先生创办的铅山私立狮江中学校长,登报招考学生入学。黄道虽在长涧源深山老林,却从游击队员去城市中设法弄到的报纸看到徐的招生广告,大喜过望,得知分别10年的同学同事之下落,又将重逢。徐先兆别名孔生,黄道立即写信给孔生,表达极其思念之情,并诚恳地邀请徐上崇安一叙。徐接信后立即启程,到崇安由黄道派的一名小交通员引领走上崇山峻岭间数十里之羊肠小道,到达长涧源,受到黄道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他乡遇故友,乃人生之快事”,两人共诉离开之情,通宵达旦。徐下山返校后,黄道将已参加革命之长子黄知真送到狮江中学读书,并在校开展活动,发展共青团组织。不久,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由黄道派刘文学为代表,通过徐先兆找社会关系,使国民党派出的江西保安处点验人员,答应不集中点名,按黄道造具的官兵花名册(不足1000人)1500名额,照地方保安团待遇标准发给粮饷、军服以及下山开拨经费(黄用之扩军),然后该部在石塘集中,转入皖南抗日。
1938年1月,黄道调来南昌,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新四军(少将)驻赣办事处主任。为了搞好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黄道动员徐先兆离开狮江中学,转到国民党第六十六军一六〇师(师长华振中)司令部工作。接着六十六军军长叶肇通过徐先兆介绍,在南昌面见黄道。应叶肇请求并征得叶的同意,黄道派遣薛尚实、贺敏学、陈立平、陈良堡等共产党游击队干部和陈思静等民先队员到该军一六〇师随军服务团工作,不久贺敏学出任一六〇师参谋。1938年9月初,一六〇师在赣北德(安)星(子)线抗战,师长华振中采纳薛尚实等共产党人之建议,布置口袋,分兵三路将日军包围于金轮峰,将敌一〇一师团一〇一联队歼灭近半,打死打伤日军联队长及其以下官兵1000余人,取得金轮峰战斗的胜利,徐先兆因功荣获“金轮峰抗战纪念章”。
四、黄贤度谈抗战时期情况
1938年初,黄贤度在湖南湘黔铁路局任职,被派到江西景德镇负责拆除皖赣铁路已铺轨的贵溪至皖南祁门段铁轨、钢材、水泥,路过南昌来看望老师黄道。经黄道动员,他放弃待遇优厚的铁路工作,改任领双八折国难薪的部队职务,由时任江西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中将处长萧淑宇(1942年当汉奸在吉安被击毙)派任政训处上校组训科科长,该科下面3个股长均为军统、中统和江西情报总站的特务充当。有一天,黄贤度发现由国民党江西党部派来的中统特务、姓梁的股长将收集的“内部资料”直接报给萧处长,批评梁错误行为,规定以后需先给我这个科长阅后再上报,于是特务开列的有关中共人员和进步人士应予监视的情况材料均被黄贤度先行知晓,即赴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用口头方式告诉黄道主任,办事处及时通知有关人员迅速转移。此外,黄贤度还利用自己工作职务便利条件,将较早获得的省内国民党军政人员动向亦用口头方式报告黄道,有利于做上层统战工作。由于黄贤度出色的工作表现,黄道于1938年6月以单线领导方式吸收他为正式中共特别党员。江西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组训科为适应抗战需要,曾三次公开招考政工人员到政训大队受训,黄道派了30多名中共党员分别去报名应考,全被录取,受训3个月期满后结业,分配到省保安团各中队(连队)任政治指导员,个别的如陈训涛还任团指导员,这些黄贤度的学生,为中共在江西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高升巷“张勋公馆”)对面一栋楼房屋顶设有阁楼,“保四科”情报员卢兵戢等住此,可居高看清办事处进出人员动态,有些特务在办事处高升巷装扮香烟小贩,摆摊修理皮鞋、自行车甚至人力车夫等角色,对我方人员进行监视。为了避免干扰和纠缠,黄贤度每周两三次去向黄道汇报情况时,都工整地穿上佩有上校军衔领章的国民党军官服,有时特务会问他为何要找新四军人员,黄贤度回答黄道是我的老师,故我常来看望、请教,特务无话可说。黄道还要黄贤度做蒋经国的统战工作,当时“小蒋”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加入苏共,接近托洛茨基,是托派。黄贤度感到为难。黄道说,现在蒋经国身为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他主张抗战,也常来我办事处谈论抗战问题,所以我们要团结他,只要他抗战,过去的一切就不要提了。从此,黄贤度同蒋经国经常接触,也和江西保安处少将参谋长熊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侄子)交往频繁。
1938年7月26日,黄贤度接到黄道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名义发出的请帖,应邀到南昌市阳明路洪都招待所参加座谈会,各界到会人士收到以黄道、曾山、涂振农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大家表示赞同。当天恰为九江沦陷,赣北战局紧张,黄贤度结合当时严峻的形势在会上发言,为保卫江西献策献力。
黄贤度的胞弟黄贤才早在上海入党,后去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初回赣住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不久,黄道通过东南分局派黄贤才回家乡上饶,担任中共上饶地下县委书记,其行踪被特务发觉。在上饶的江西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夏承纲系黄贤度的中学老师,出于对学生家庭成员的保护,秘密通知黄贤度,叫黄贤才快离开。黄贤才后由黄贤度联系由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留在南昌,改任流亡青年招待所所长,安排了590多名各沦陷区来赣的流亡青年在一起过集体生活,组织他们学习时事和政治理论,分往各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3月25日(星期六)晚,黄贤度在明德路江西保安处获得机密情报:前线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给设在新建乌石桥该总部参谋处长梁启霖发来急电,说将要放弃南昌,嘱其转知国民党军事单位撤离,但在此前可派宪兵一个连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以征用由华侨捐赠给新四军、停放在永叔路私立匡庐中学操场的4辆卡车为名,制造双方矛盾冲突,从而乘机使用武力将“办事处”干掉。黄贤度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赶紧返回中山路百花洲政训处,急电给黄道。黄道连夜率领工作人员携带重要物件(电台及机密文件),乘坐这4辆卡车驶离南昌,次日凌晨到达向塘,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的发生。不然的话,以后1939年6月12日的湖南平江新四军通讯处惨案和1941年1月初的皖南事变早在南昌预演了。1939年4月,黄道陪同视察皖南新四军军部后去桂林路过吉安的周恩来,告诉黄贤度他将调去皖南军部工作,以后黄贤度党的关系改由郭潜单线联系。经黄道安排,黄贤度在吉安汽车站一家小旅馆内秘密觐见周恩来。周恩来听过黄道汇报,对黄贤度做江西上层统战工作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劝黄贤度打消离开江西去重庆工作的念头,仍留赣继续为党工作。5月23日,黄道在去皖南途中至铅山河口患病,住进大同旅社治疗,遭特务买通医生注射毒液而遇害,终年39岁。黄道英年早逝,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江西人民失去了一位革命领袖。
黄道培养的黄贤度是年秋出任国民党上高县县长,带去一批地下党员,利用公开职务发动3万群众全方位支前,配合国民党第七十四军等歼灭日寇1.5万人,取得1941年春上高会战的重大胜利。
黄道青年时代为探索中国革命,成为我党早期卓越的活动家,经过将近20年艰苦斗争的伟大革命实践,功勋卓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