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方志敏社会思想对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意义
聂洪辉
作者简介：聂洪辉（1973--），上饶师院经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和农村问题研究。方志敏是我党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农运领袖，他创立和领导的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毛泽东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方志敏式根据地”，与“朱、毛根据地”齐名。现有著述多从其党的建设、领导作风、执政风格等方面挖掘当代意义，也有论著研讨赣东北根据地教育、文化、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情况，虽然这些方面部分涉及了方志敏的社会思想，但没有成系统，也缺乏理论上的提炼。本文试图在方志敏文献和当时根据地状况基础上归纳方志敏的社会思想，以期对现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有所助益。
所谓社会思想，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构建、管理及理想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社会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理想等几个方面。
一、赣东北根据地的社会状况和方志敏社会思想的成果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积贫积弱，人们处于灾难之中。而20世纪初的赣东北地区基本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这里也是地主、封建官吏统治农村和城市，政治上腐败，经济上落后，文化上陈腐，人们的生活异常困苦。赣东北人民遭受压迫与剥削，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地租剥削严重，高利贷横行，沉重的苛捐杂税使人民生活异常艰难。
赣东北自弋（阳）横（峰）暴动起，经由戈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进而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鼎盛时期，由赣东北、闽北、化婺德、信抚、皖赣、皖南大小共6块苏区组成，包括赣、闽、浙、皖四省边界的50多个县，人口100余万。方志敏创立根据地后，在根据地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将自己的社会思想付诸实践。在方志敏领导时期，经济建设卓有成效，根据地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民主法制得到健全，形成了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妇女地位得到大幅提高；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干部队伍清正廉洁，苏区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极大地支持了革命运动。
方志敏践行其社会思想的积极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群众基础非常扎实。比如，在1934年，闽浙赣省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苏维埃财政部发行了10万元的决战公债，苏区人民超额认购。有个贫穷的妇女就认购了300元。虽然限于条件，有些当时没有兑现，但新中国成立后都给予了补偿。由此可见，我们党和红军在根据地是得到群众认可的，在关键时候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当然，这也与以方志敏为首的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和高尚品格分不开。二是整个根据地建设真正实现了人民生活幸福。方志敏等领导人通过经济建设和发放农贷等措施，使根据地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取消买卖婚姻使妇女地位提高。根据地社会一片欢乐和谐。民歌《苏区景》开头有一段就反映了当时的情景：“谈谈苏区景呀，同志们听一听，苏区的幸福说也说不尽呀，工人末，天天有工做，农民末，有田分，生活好得紧呀。”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民党进攻苏区时，农民会唱着“苏维埃给了我们自由和土地，为阶级，为自己，奋斗要到底”，去支援和参与战斗。此外，1930年到1934年，苏区尽管处于战争频繁的环境，但商业办得非常兴旺，物资充裕，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二、方志敏社会思想及其对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意义
通过阅读方志敏相关著作，笔者认为，他的社会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权、民生两个方面，特别重视民众利益。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很好地贯彻自己的社会思想。有些他自己进行过总结，有些付诸了实践没有理论归纳。虽然有些社会理想因为条件所限，实践有所中断或没有得到实现，但这方面的思想确实能够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方志敏社会思想及意义具体可归纳为：
（一）注重民众利益，重视各阶层和谐
方志敏历来重视工农利益，有人指责他“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回应说：“工农阶级的利益，会是与民族的利益冲突吗？不，绝不是的，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平田分债最能体现其这方面的思想。方志敏发动农民没收了地主豪绅的土地，并烧毁了地主剥削农民的契约，分地主豪绅等的房屋、粮食和浮财，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方志敏对于农民分田分地的要求，都能予以满足。在他领导下先后制定了《信江特区苏维埃临时土地分配法》《信江特区苏维埃土地临时使用法》《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法》等法律，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1932年5月规定“现在还不禁止土地的租借和买卖”。到1933年6月，根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定，分得土地的农民拿到了土地证，取得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政策代表了最广大农民的利益，争取了民心，农民生活和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政策也确实符合赣东北农村的实际情况。
方志敏注重民众利益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大意义。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有人认为，社会的改革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结果时至今日，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依然缺乏应有的福利和待遇，以他们的低福利低权利来支撑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有些观点认为，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会影响经济建设投资，进而损害国家竞争力；社会福利还会影响就业、社会支出等，造成国家的财政负担。这些观点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在中国流行较为广泛。还有，各地强制拆迁和野蛮征地不断，有人认为“要拆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严重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当年方志敏认为，民众利益与民族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些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整个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相违背的。在今天，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条件优越，资源过分向资本倾斜；有些地方在民工与企业相冲突时，过分偏袒资方。我们并不认为招商引资不好、民工与企业冲突中民工一定有道理，但政府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解决问题，双方利益都要维护，注重阶层之间的和谐。
（二）注重民权，重视民众社会参与
方志敏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注重民权。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作各种建设事业。”因为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紧密联系，群众无论受到国民党怎样的摧残仍不懈地斗争。在狱中方志敏也不忘提醒和教育同志们对于“群众工作作风，应予以不断的发扬和发展”，“希望同志们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十分艰苦耐劳地教育群众，坚决的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斗争”。方志敏的行动和他的思想是保持一致的，即他不但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全都体现在实际行动和具体制度之中。1933年1月10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发布《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广泛征求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指出，“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如“发生违背群众利益的错误行动时，群众可以开会直接撤换他”。《在怎样做乡苏工作》中规定：“坚决实行乡苏每月向选民群众报告工作的制度。”他还规定，在各级党委和支部制定和讨论问题时，都要发扬民主。在苏区扩大以后，方志敏为更好地开展工作，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各种组织。根据地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除党的支部和青年团支部外，还有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儿童团、互济会、贫农会、识字班和合作社等各种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保证了民众很方便地参与到革命中来。
方志敏的这些思想和实践给今天的启示意义就是，社会管理不只是党和政府的单方面事情，没有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党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目标也难以实现。我们应该健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通过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培育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文化，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志敏为了政府更好地开展工作，得到群众配合，还广泛组织了各种群众组织，充分利用了群众组织的作用。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之一的社会组织也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相信他们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一定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像在革命时期一样，一呼百应，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最终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进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当年赣东北的干群关系非常和谐，也与民众充分参与分不开。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重要的是，通过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增进理解，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和完成。另外，也要像革命时期一样，给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机会，了解公众诉求，听取公众的建议，响应公众吁求；社会管理问责制度让公众参与进来，参与官员的考核和评价。
（三）注重民生，重视社会建设
方志敏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民生，表现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文化卫生、人民生活等方面。其一，重视公共设施基本建设，比如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修建公路。其二，支持群众的生产生活。对缺乏耕牛的，引导群众集资到白区买牛，苏维埃政府银行还借过大洋给群众购买耕牛、置办工具或做小生意，政府还经常救济生活困难的群众。其三，赣东北苏区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当时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履行全部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革命的高级干部”。赣东北苏区普及了免费义务教育，劳动人民的子女都能受到教育。1931年9月4日，《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强调：要“提高贫苦儿童、成年群众和妇女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认识”。苏区还创办了劳动小学，全苏区共有劳动小学150余所。方志敏、黄道等亲自为学校编辑列宁读本、共产主义读本。省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先后创办了一所红色教育养成学校（后改为列宁师范学校）和一所妇女职业学校。其四，体育卫生事业得到极大发展。赣东北苏区积极开展体育运动，效果显著。另外，在实践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形式：读报活动，创办壁报，唱革命歌曲，演文明戏，创办红色画室，等等。在卫生方面，根据地党和苏维埃非常重视卫生运动，《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指出：“各级苏维埃应从速增设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委员，切实进行卫生运动。”苏维埃政府下派了一大批工作人员深入各村普及卫生知识，改变群众不注意卫生的观念；在省苏维埃驻地葛源创办了红军总医院、护士训练班，县里办了红军医院分院、工农药店，工农药店附设的中医治疗部免费为群众看病。当然，也包括前面论述的发展经济促进人们就业。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就是民生问题。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不公平现象凸显的今天，方志敏社会思想中建设社会的伟大目标仍有启示意义。只有解决民生问题，人民的幸福感才会得到提高；只有消除非公平正义，人们满意度才会提高。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会有合法性，人民才会支持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目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但不是仅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是以变革为手段，以改善社会状况、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为目标，消除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响应人民诉求，解决人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方志敏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都能着力解决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群众生活和公共体育卫生问题，今天我们国家GDP排全球第二，财政收入与方志敏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更有理由大幅增加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改善民生，以实现社会建设目标。
三、结语
方志敏的社会思想的启示就是，注重民众权益，保证民众利益，保障民生。从方志敏的思想与实践中，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本质必须以民权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建设为重点，以社会参与为动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治理达到善治，由国家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封闭式的国家管理模式，过渡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形成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实现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和法治的状态，达到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描绘的场景：中国人民“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的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开中国……他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3年01期）
作者简介：聂洪辉（1973--），上饶师院经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和农村问题研究。方志敏是我党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农运领袖，他创立和领导的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毛泽东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方志敏式根据地”，与“朱、毛根据地”齐名。现有著述多从其党的建设、领导作风、执政风格等方面挖掘当代意义，也有论著研讨赣东北根据地教育、文化、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情况，虽然这些方面部分涉及了方志敏的社会思想，但没有成系统，也缺乏理论上的提炼。本文试图在方志敏文献和当时根据地状况基础上归纳方志敏的社会思想，以期对现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有所助益。
所谓社会思想，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构建、管理及理想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社会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理想等几个方面。
一、赣东北根据地的社会状况和方志敏社会思想的成果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积贫积弱，人们处于灾难之中。而20世纪初的赣东北地区基本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这里也是地主、封建官吏统治农村和城市，政治上腐败，经济上落后，文化上陈腐，人们的生活异常困苦。赣东北人民遭受压迫与剥削，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地租剥削严重，高利贷横行，沉重的苛捐杂税使人民生活异常艰难。
赣东北自弋（阳）横（峰）暴动起，经由戈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进而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鼎盛时期，由赣东北、闽北、化婺德、信抚、皖赣、皖南大小共6块苏区组成，包括赣、闽、浙、皖四省边界的50多个县，人口100余万。方志敏创立根据地后，在根据地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将自己的社会思想付诸实践。在方志敏领导时期，经济建设卓有成效，根据地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民主法制得到健全，形成了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妇女地位得到大幅提高；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干部队伍清正廉洁，苏区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极大地支持了革命运动。
方志敏践行其社会思想的积极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群众基础非常扎实。比如，在1934年，闽浙赣省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苏维埃财政部发行了10万元的决战公债，苏区人民超额认购。有个贫穷的妇女就认购了300元。虽然限于条件，有些当时没有兑现，但新中国成立后都给予了补偿。由此可见，我们党和红军在根据地是得到群众认可的，在关键时候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当然，这也与以方志敏为首的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和高尚品格分不开。二是整个根据地建设真正实现了人民生活幸福。方志敏等领导人通过经济建设和发放农贷等措施，使根据地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取消买卖婚姻使妇女地位提高。根据地社会一片欢乐和谐。民歌《苏区景》开头有一段就反映了当时的情景：“谈谈苏区景呀，同志们听一听，苏区的幸福说也说不尽呀，工人末，天天有工做，农民末，有田分，生活好得紧呀。”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民党进攻苏区时，农民会唱着“苏维埃给了我们自由和土地，为阶级，为自己，奋斗要到底”，去支援和参与战斗。此外，1930年到1934年，苏区尽管处于战争频繁的环境，但商业办得非常兴旺，物资充裕，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二、方志敏社会思想及其对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意义
通过阅读方志敏相关著作，笔者认为，他的社会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权、民生两个方面，特别重视民众利益。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很好地贯彻自己的社会思想。有些他自己进行过总结，有些付诸了实践没有理论归纳。虽然有些社会理想因为条件所限，实践有所中断或没有得到实现，但这方面的思想确实能够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方志敏社会思想及意义具体可归纳为：
（一）注重民众利益，重视各阶层和谐
方志敏历来重视工农利益，有人指责他“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回应说：“工农阶级的利益，会是与民族的利益冲突吗？不，绝不是的，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平田分债最能体现其这方面的思想。方志敏发动农民没收了地主豪绅的土地，并烧毁了地主剥削农民的契约，分地主豪绅等的房屋、粮食和浮财，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方志敏对于农民分田分地的要求，都能予以满足。在他领导下先后制定了《信江特区苏维埃临时土地分配法》《信江特区苏维埃土地临时使用法》《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法》等法律，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1932年5月规定“现在还不禁止土地的租借和买卖”。到1933年6月，根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定，分得土地的农民拿到了土地证，取得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政策代表了最广大农民的利益，争取了民心，农民生活和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政策也确实符合赣东北农村的实际情况。
方志敏注重民众利益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大意义。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有人认为，社会的改革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结果时至今日，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依然缺乏应有的福利和待遇，以他们的低福利低权利来支撑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有些观点认为，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会影响经济建设投资，进而损害国家竞争力；社会福利还会影响就业、社会支出等，造成国家的财政负担。这些观点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在中国流行较为广泛。还有，各地强制拆迁和野蛮征地不断，有人认为“要拆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严重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当年方志敏认为，民众利益与民族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些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整个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相违背的。在今天，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条件优越，资源过分向资本倾斜；有些地方在民工与企业相冲突时，过分偏袒资方。我们并不认为招商引资不好、民工与企业冲突中民工一定有道理，但政府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解决问题，双方利益都要维护，注重阶层之间的和谐。
（二）注重民权，重视民众社会参与
方志敏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注重民权。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作各种建设事业。”因为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紧密联系，群众无论受到国民党怎样的摧残仍不懈地斗争。在狱中方志敏也不忘提醒和教育同志们对于“群众工作作风，应予以不断的发扬和发展”，“希望同志们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十分艰苦耐劳地教育群众，坚决的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斗争”。方志敏的行动和他的思想是保持一致的，即他不但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全都体现在实际行动和具体制度之中。1933年1月10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发布《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广泛征求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指出，“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如“发生违背群众利益的错误行动时，群众可以开会直接撤换他”。《在怎样做乡苏工作》中规定：“坚决实行乡苏每月向选民群众报告工作的制度。”他还规定，在各级党委和支部制定和讨论问题时，都要发扬民主。在苏区扩大以后，方志敏为更好地开展工作，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各种组织。根据地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除党的支部和青年团支部外，还有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儿童团、互济会、贫农会、识字班和合作社等各种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保证了民众很方便地参与到革命中来。
方志敏的这些思想和实践给今天的启示意义就是，社会管理不只是党和政府的单方面事情，没有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党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目标也难以实现。我们应该健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通过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培育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文化，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志敏为了政府更好地开展工作，得到群众配合，还广泛组织了各种群众组织，充分利用了群众组织的作用。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之一的社会组织也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相信他们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一定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像在革命时期一样，一呼百应，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最终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进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当年赣东北的干群关系非常和谐，也与民众充分参与分不开。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重要的是，通过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增进理解，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和完成。另外，也要像革命时期一样，给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机会，了解公众诉求，听取公众的建议，响应公众吁求；社会管理问责制度让公众参与进来，参与官员的考核和评价。
（三）注重民生，重视社会建设
方志敏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民生，表现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文化卫生、人民生活等方面。其一，重视公共设施基本建设，比如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修建公路。其二，支持群众的生产生活。对缺乏耕牛的，引导群众集资到白区买牛，苏维埃政府银行还借过大洋给群众购买耕牛、置办工具或做小生意，政府还经常救济生活困难的群众。其三，赣东北苏区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当时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履行全部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革命的高级干部”。赣东北苏区普及了免费义务教育，劳动人民的子女都能受到教育。1931年9月4日，《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强调：要“提高贫苦儿童、成年群众和妇女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认识”。苏区还创办了劳动小学，全苏区共有劳动小学150余所。方志敏、黄道等亲自为学校编辑列宁读本、共产主义读本。省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先后创办了一所红色教育养成学校（后改为列宁师范学校）和一所妇女职业学校。其四，体育卫生事业得到极大发展。赣东北苏区积极开展体育运动，效果显著。另外，在实践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形式：读报活动，创办壁报，唱革命歌曲，演文明戏，创办红色画室，等等。在卫生方面，根据地党和苏维埃非常重视卫生运动，《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指出：“各级苏维埃应从速增设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委员，切实进行卫生运动。”苏维埃政府下派了一大批工作人员深入各村普及卫生知识，改变群众不注意卫生的观念；在省苏维埃驻地葛源创办了红军总医院、护士训练班，县里办了红军医院分院、工农药店，工农药店附设的中医治疗部免费为群众看病。当然，也包括前面论述的发展经济促进人们就业。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就是民生问题。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不公平现象凸显的今天，方志敏社会思想中建设社会的伟大目标仍有启示意义。只有解决民生问题，人民的幸福感才会得到提高；只有消除非公平正义，人们满意度才会提高。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会有合法性，人民才会支持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目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但不是仅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是以变革为手段，以改善社会状况、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为目标，消除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响应人民诉求，解决人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方志敏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都能着力解决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群众生活和公共体育卫生问题，今天我们国家GDP排全球第二，财政收入与方志敏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更有理由大幅增加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改善民生，以实现社会建设目标。
三、结语
方志敏的社会思想的启示就是，注重民众权益，保证民众利益，保障民生。从方志敏的思想与实践中，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本质必须以民权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建设为重点，以社会参与为动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治理达到善治，由国家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封闭式的国家管理模式，过渡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形成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实现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和法治的状态，达到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描绘的场景：中国人民“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的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开中国……他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3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