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
作者简介:吴晓东(1956.9--),上饶师范学院政法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是方志敏在狱中为回忆自己的人生往事,即经历的人生道路及人生态度而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经典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正是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的最真实写照。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方志敏人生价值观得到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历时近80年,方志敏的人生价值观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
一
人生价值观,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生价值的根本观点和看法,说到底就是对人生目的和人生意义的认识。人生价值观决定人生态度。而人生价值观又是由人生的理想和信念所决定。有了伟大的理想和信念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因此,我们论及方志敏的人生价值观,首先必须了解方志敏的人生理想和信念。
方志敏生活在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国家落后、人民贫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面临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势和反革命势力的猖獗,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坚定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正是基于这一基本信仰,方志敏形成了他的人生理想和信念。方志敏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念表述得非常明确。方志敏说:“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它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正是有了这一人生理想和信念,也就有了“我是共产党员,我与你是势不两立,我要消灭你,岂能降你?我既被俘,杀了就是,投降,只证明你们愚笨的幻想而已”的坚定意志;有了“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的奋斗目标,更有了饱含方志敏认识人生目的和人生意义的特定的人生价值观。
特定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决定了特定的人生价值观。何谓方志敏特定的人生价值观?综观《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认为,方志敏特定的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就是为光明奋斗,为党的事业献身。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说:“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奋斗了一生,直到这次被俘入狱,直到被杀而死!”黑暗的时代背景和坎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方志敏为光明奋斗、为党的事业献身的人生价值观。
首先,方志敏出生和成长于黑暗的时代。贪官污吏对工农群众的压榨,光怪陆离的选举把戏,苛捐杂税的重征,重租、重利的盘剥,帝国主义深入农村的侵略。工农群众的痛苦是日益加深的社会状况,使方志敏一方面“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另一方面则“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因为我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我对于新的思潮的接受,故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憎恶黑暗,渴望光明,这就是方志敏之所以能树立为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献出自己一生的人生价值观的根本原因。
其次,方志敏的人生经历是极为坎坷的。方志敏的学生时代是“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家庭由于经济困难,男人只能在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方志敏17岁进高小,20岁毕业后靠父亲东扯西借,借到几十块钱才能投考到南昌工业学校,至于以后由于借贷无门在九江南伟烈学校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我如此亲尝着这负债的苦味,深味着负债人心中不可描画出来的深忧!”然而艰难的生活并没有浇灭方志敏树立远大理想、形成人生价值观的热火。方志敏在思想上痛恨剥削阶级,同情贫苦的工农群众。在现实中则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弋阳高等小学读书,组织了反劣绅官僚的九区青年社;在南昌工业学校组织了揭露校内腐败的学生自治会;在九江南伟烈学校勇敢地提出“我不相信基督教”。在此基础上,方志敏选择了追求光明的革命道路,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可见,方志敏形成坚定的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人生价值观是和他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密切相联的。
黑暗的时代背景和坎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方志敏渴望光明、为光明奋斗的人生目的。正是有了这种为光明奋斗的人生目的,才有了方志敏为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奋斗一生的坚忍不拔的信仰、视死如归的精神、甘于清贫的本色和行端影直的正气,才有了方志敏为了党的事业成功、为了广大劳苦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理想和信念,才彰显了方志敏对人生目的、意义认识的真谛。
二
把生命交给党,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地听从党的安排,这是方志敏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纪念和学习方志敏同志,就要像他那样,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方志敏36岁慷慨就义,其生命虽然短暂,但革命经历非常丰富,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他在革命斗争中曾担任过多种不同的工作。无论什么工作、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像胡锦涛所说的“始终不渝、毫不动摇”。这里,我们可以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得到印证。
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革命经历作了概述。方志敏是1924年正式加入共产党,他说“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从此,方志敏的一生就交给了党,其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入党后,方志敏前后担任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共弋横贵铅上五县工委、弋阳县委、信江特委、闽浙赣省委书记,弋阳县苏维埃政府、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军长、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据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说,他的每项工作都是按照党的要求去做的,无论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个人想法怎样,以党的事业为重,一切都毫无怨言地服从党的安排。例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积极做国民革命工作开展农民运动,深入吉安农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减租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农民暴动,建立工农革命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苏维埃各项建设,领导反“围剿”战争,等等。他始终坚信,“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在他1931年3月后暂代红十军政治委员时,如他自己所说,对于红军中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够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的方法很少知道,“但我有的是革命的热诚和积极性……深入队伍中去,不惮烦的去检查,去讲说,去指导,去督促;内务,操场,讲堂,以及关于各个战斗员身上许多琐屑的问题,我都亲自过问;军中会议,我亲自参加的多。好的事尽量发扬它,不好的事则严格指责,不稍宽假!在我的影响下,红十军的指战员同志都高兴热烈起来,在葛源一个星期的整顿训练,军中一些散漫混乱的现象,纠正了不少,与以前颇不相同。”此后,部队打了不少胜仗。方志敏说:“此次当任军政委,虽只四十五天,虽比较做后方工作要辛苦得多,但精神却是十分愉快!因为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莫如战争的失败;而最快乐的莫如战争的胜利。”1934年11月成立红十军团时,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红十军团继续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此时他“痔疮大发,每天留很多脓血,不但不能走路或骑马,而且不能坐椅子,要坐总是半躺着坐,我还是忍住痔痛出发,我下了决心去完成党所给我的任务”。
为什么方志敏能做到始终听从党的安排,个人服从党的需要,以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作为他的人生价值观呢?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方志敏写道:“因为共产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崇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精神,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的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匹疯狗,都会对它表示敬意!”正是有了对党的这一高度认识,使方志敏也就有了“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的人生精神。可以说,“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是方志敏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由此,我们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所叙述的方志敏的革命历程和人生道路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方志敏对人生目的和意义认识的人生价值观就是:“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三
方志敏人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坚定性和乐观性。无论何时何地,环境多么恶劣,身体多么糟糕,甚至面临死亡,方志敏的人生价值观始终是坚定的和乐观的。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有一段方志敏对自己人生价值观的最直接表白。这就是方志敏在被俘入狱后面临死亡时所写的:“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都下决心就义。”从这段表白中,不难分析出方志敏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的人生价值观的两个基本特征:坚定性和乐观性。“一死谢党”是坚定性的表现;“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是乐观性的表现。正是有了坚定性和乐观性,才使得方志敏面临死亡,心中无一点个人悲伤、忧愁。“我们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在方志敏心中,个人和党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只有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才是最为重要的,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而活着的人才有真正的价值。
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坚定而又乐观地活着,对方志敏来说,这并不仅仅是口头语言,更是实践行为。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志敏的革命实践行为处处都闪烁着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坚定而又乐观地活着的火花。诸如:在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中,他带病参加了“江西沪案后援会”工作,尽管有严重的肺病,甚至吐血,但他仍然“尽力之所及的去做,将反帝运动,相当的深入于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中”。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冒着被北洋军阀捉到“轻则坐牢,重则枪毙”的危险,秘密做这些革命工作;在省农民协会工作时,面对国民党右派组织AB团的进攻,甚至散布“要用手枪暗中打死”他,但他“不以为意”;在吉安的减租运动中,召集农民代表大会及农民群众大会,积极做贫苦农民的思想工作,以激起“到会各色各样的农民们,都表现出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愤怒态度,散会时的口号,吼得特别洪大”。面临“昔日在革命运动中努力拼命的共产党员,到此,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坐牢的坐牢,杀头的就更多了”的情况,他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潜回家乡弋阳,坚持“重起炉灶,再来干吧”,深入农村,组成了二十几个党的支部以及同样多的群众团体,并形成了武装力量;组织秋收暴动,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面对1928年的极端艰苦斗争,他乐观地说:“我们是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痛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正是有了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坚定而又乐观地活着的人生价值观,方志敏在担任弋阳县委书记,敌人进攻十分紧张之时,说了一段表现坚定而又乐观的话:“不向困难投降,而要战胜困难;不怕生活艰苦,而要忍受一切的艰苦;不怕工农群众文化知识的低下,而要不惮烦的去说服,去教育,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作精神。”
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方志敏的人生经历中,遇到的困难和遭到的挫折都比一般常人要多;然而方志敏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而贡献一生的人生价值观的坚定性和乐观性,则是一般常人所难以达到的。正是有了这种坚定的、乐观的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而贡献一生的人生价值观,才有了方志敏宽阔的政治胸襟、高尚的思想情操、执着的革命精神,也才有了方志敏面临死亡却仍然“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
四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在读到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时曾写道:“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同样在读了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后写道:“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方志敏的人生辉煌,而且可以看到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所展示的人生价值观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所展示的人生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年轻一代有着深刻的教育作用。目前,我们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改革开放进程加速的新时代,相对于方志敏所生活的时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征是中华崛起、民族复兴,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国梦。作为担负完成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的年轻一代,需要像方志敏一样,有伟大的信仰,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对人生目的和人生意义的正确认识,有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以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应该肯定,今天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党的事业、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幸福,为完成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努力学习,积极奋斗,这是主流。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今天的年轻一代生活相对比较富裕,人生经历也无大曲折,涉世不深,思想不稳定,情感易波动,喜欢幻想,社会上出现的一点点变化,往往就会引起一些年轻人的人生价值观的变化,社会呈现出信仰多元、理想多样、价值多向的特点。
如何引导年轻一代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目前我们面对的一个迫切的问题。这是因为年轻一代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及形成怎样的人生价值观,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兴衰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对引导年轻一代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一本难得的教科书。我们应以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所展示的人生价值观对年轻一代进行广泛宣传和教育,使年轻一代在方志敏精神的激励下,弘扬和继承我国优良传统,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高,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不断地塑造自我、提升自我,并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按照党和祖国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完成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而贡献自己的一生。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