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试析赣东北苏区对疫病的防治
张志荣
赣东北（又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率领当地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的历史发展过程。1932年12月11日，经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批准，赣东北省更名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20世纪30年代初期，赣东北苏区军民针对突发的疫情，在苏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了保护军民健康，保障部队的战斗力，在艰苦的条件下，采取多种方法，展开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保证了对敌斗争的胜利进行。
根据赣东北苏区1931年的记载，苏区下辖各县烂脚（丝虫病）、生疮、疟疾和痢疾三种传染病异常严重，“而病得最厉害的尤其要算上饶、玉山、余江三县。玉山的农民有十分之九生病，上饶有十分之八，死的人在五六千以上，余江病得约十分之五六，有些村庄，简直没有人弄饭吃，死人亦无从掩埋。玉山上饶的禾，有十分之六在田里秧（烂），无人收割，各县工作人员也有许多生病的，这的确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1932年上饶“还发生了瘟疫，死亡七八百人之多”。同年，赣东北苏区因敌人封锁，难以购买足够的牛痘苗，“以至天花传染，死了一千几百个小孩子”。严重的疫病接踵而至，其原因何在？
一、苏区发生疫病的原因
（一）不可忽视的自然因素的影响
传染病流行的自然因素较为复杂，有气候、地理、土壤、动植物等，其中气候、地理因素影响较大，有些疫病既有严格的地区性，又有鲜明的季节性。例如疟疾（Malaria）是由疟原虫通过按蚊传播的传染病，解放前我国疟疾流行相当严重，每年患疟疾人数估计在3000万人以上。人类疟疾传播媒介主要是按蚊，按蚊在夏秋季节繁殖快，在北纬25°～33℃之间，南岭以北和长江两岸全年平均气温约为16°～20℃（或略高于20℃），疟疾有6～8个月的传播期，山区可呈中高疟区，一般以间日疟为主，故我国南方山区解放前有“谷子黄，人上床”的民谣，玉山县六都乡一带农民就有“有命莳田，无命吃谷”之怨叹。
赣东北苏区位于北纬27°34′至29°34′、东经116°13′至118°29′之间，气候温湿，属中亚热带湿润型气候。境内东南北部三面环山，西部临水，中部丘陵广布。由于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有利于各种微生物及动、植物的生长，多种病原菌、中间宿主、媒介生物在这一带都有良好的生长环境，繁殖快，分布广，容易滋生疟疾、痢疾、伤寒以及丝虫病（冬瓜脚）、天花（痘疮）、血吸虫、疥疮等传染性疾病。
（二）值得警惕的社会因素的影响
社会因素指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风俗习惯、居住条件、经济文化、卫生设施、社会动乱等。赣东北苏区地处经济落后的山区、半山区的农村，当地经济文化落后，群众缺乏基本的科学卫生常识，一遇疾疫，依赖迷信活动诸如“请夜菩萨叫魂”来驱除病魔。革命前，长期的反动统治使该地区积贫积弱，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唯求养家糊口，顾不上讲卫生，病了又无钱治疗。以方志敏的家乡漆工镇湖塘村为例，村庄“房屋内都是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到暑天时节，蝇子统治日间，蚊子统治夜间”，如此一来，“打皮寒（注：发疟疾）、烂脚的特别多”。革命后，在战争环境下，苏区群众受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也不讲卫生，甚至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要龌龊”，“生疮的是真革命”。从1930年11月起，蒋介石在连续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同时，也调集重兵“围剿”赣东北苏区，国民党大兵团一时间大量地进犯苏区也会将疾病污染源带入苏区。由于战争残酷，死人很多，有时不能及时掩埋，易腐烂发生瘟疫；当地还有亲人死后做“七”，满七七四十九天再下葬的风俗，以至尸体腐烂，很不卫生。值得指出的是，1931年和1932疫病在苏区肆虐与1931年长江和淮河发生特大洪水有关。在这场洪灾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最严重，“因江淮水患，被灾区域多罹疫病”。洪水泛滥致使垃圾、污水、人畜粪便、尸体等随水漂流漫溢，河流、池塘、水井等水源都可能受到病菌的污染，加上大量灾民成群结队外出逃荒，导致流行性疾病暴发，危害民众生命安全。赣东北苏区恰好地处长江中下游，境内河流纵横，水系极易受到病菌污染，加上敌人对苏区的封锁，苏区缺医少药使疫病又不能及时有效地得以迅速遏制。1931年11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就呼吁“输入药品亦是我们迫切的要求”。
二、赣东北苏区疫病防治工作
（一）视战胜“疫病”与对敌斗争同等重要
赣东北苏区政府真正高度重视疫病防治工作是从1931年出现疫情后开始的。1931年1月，交通员叶锦章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今年苏区发了一种时病，饶玉两县损失群众在二千多，谷子一万三千石”。因为有了血的教训，才真正使苏区政府认识到疾疫是同敌人对苏区的进攻一样也是来势凶猛的“顽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战争是人力物力等综合的较量，努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是战争基本的游戏规则。我们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最终战胜敌人，需要群众的大力支持，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赣东北苏区政府不仅鼓励人口生产，在暂行刑律中列有“堕胎罪”，禁止孕妇堕胎，而且还采取措施吸引白区青壮年来参加红军。所以，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仅是革命战争的需要，更是苏维埃政府的职责所在。
疾疫的袭击使苏区政府猝不及防，为此，赣东北苏区政府对以往卫生工作作了深刻反省。1931年9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试一检查东北苏区群众的疾病率和死亡率，实足惊人，这都是由于苏维埃忽视了卫生运动的结果。各级苏维埃应从速增设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委员，切实进行卫生运动！首先就是打倒目前还在盛行的‘无产阶级要龌龊’‘生疮的是真革命’一些反卫生的宣传，要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使他们自己起来注意个人和公众的卫生，以减少疾病和死亡。”从此，防疫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并视之为对敌军事斗争一样重要。正如方志敏所说的：“须知卫生与斗争是不能分开的，我们身体不强健，不能生产，也不能斗争，而且生出疾病来，还要他人服侍，妨碍他人的生产与斗争。所以我们群众，要打破不相信卫生学说的错误观念，要依照卫生部说的话去做。”
（二）群防群治，发动群众打一场防治疫病的人民战争
苏区干部好作风，群众冷暖挂心中。方志敏参加革命前看到家乡的乡亲们患疟疾和烂脚（丝虫病），又缺医少药，忧心如焚，“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土地革命开展后，以方志敏为领导的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时时刻刻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的生活，使群众生活日渐向上”。当疫情传播时，作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方志敏，亲自布置卫生防疫工作，动员苏区干部群众开展清洁卫生运动，过问药品采购事项。他要求苏区群众“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要十分清洁，特别是暑天更要清洁，要灭蝇灭蚊，卧房里的尿桶要移到房外，以免臭气难闻。生冷的东西不要乱吃，生病要到医院或药店里去医，不要请夜菩萨叫魂，这完全是封建迷信”。由于1931年疾疫的盛行，苏区政府从当年开始特别抓紧卫生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
1.大力普及卫生常识。当时苏区报刊的种类较多，“出版了许多卫生宣传的画报与传单”。报纸主要有《红色东北》《列宁青年》《工农报》《工人特刊》《红色画报》等，同时还发行宣传单。利用这些发行量大的媒体，向群众普及卫生常识。1931年10月间，还组织工农剧团上演独幕剧《检查卫生》，讲的是一对夫妻带一个7岁的孩子因不讲卫生，全家人都生了满身疥疮受到卫生检查员的批评教育。“剧情很简单，十几分钟便演完了，但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却是深刻的。”方志敏和邵式平等都曾观看该剧演出并给演员以表扬。苏区政府还组织化装宣传队、举办短训班，广泛宣传卫生常识，使之家喻户晓。血的教训使苏区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卫生运动，同样是重要工作之一，对于强健工农群众的体力，增强他们的斗争力，以有力的进行革命战争，要开展卫生运动，必须将卫生工作的重要与普遍需要的卫生知识，用画与浅近的说明，灌输于工农群众的头脑中去，逐渐转变他们反卫生的观念与旧的生活方式。各级卫生部长与委员，应加强学习，要具有比较充分的卫生知识”。
把卫生常识编成通俗易懂的教材、歌谣以达到教育的目的。方志敏、黄道、邵式平都曾参与为工农夜校编写教材《工农读本》的工作。《工农读本》全套共四册，从1932年1月开始印刷发行，到1933年3月2日出版第四册。其中有不少课文是宣传卫生常识，号召群众革除不讲卫生、有病不看却求神问卜的不良习惯。第二册第三十八课：清洁；第四十四课：扑灭蚊蝇；第四十五课：迷信的结果；第六十四课：害人的东西；第七十二课：防止疥疮。这些课本文字通俗、生动、易懂。《工农读本》印成64开本，便于携带，苏区青壮年几乎人手一册。
各级苏维埃政府把普及卫生常识工作纳入中心工作，并加强检查落实，防止走过场。1933年5月，在疫病防治已取得重大成效之后，方志敏亲自起草的《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一个文件仍然将“卫生运动”作为“目前的中心工作”之一，规定乡苏维埃政府“要发动群众注意清洁、灭蚊、灭蝇、杀鼠，减少疾病，防治暑疫，健全群众斗争的体格”。
2.开展持久的卫生运动。疾疫的流行必须具备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因此防治措施体现在加强对这三个环节的管控上，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好卫生清洁工作。赣东北苏区建立了一套卫生防疫措施，基本举措就是结合群众的生产生活开展持久的卫生运动，坚持经常进行村前村后、屋内屋外全面清扫，具体就是清洁环境、清洁个人，暑期开展灭蚊、灭蝇、杀鼠运动。省苏卫生部组织开展“清洁运动”和“卫生运动周”，并进行家与家、村与村、乡与乡的卫生竞赛，每周进行卫生检查，好的获得表扬，差的受到批评。
在开展卫生运动时，做到人人参与，不留任何隐患，对易感人群特别注意防患。过去苏区对边境地区因常受敌威胁而来避匪的1万多名革命群众采取的做法是由苏维埃设立招待所统一供给伙食。“这样一来，避匪群众，因一天到晚都不劳动，营养又很贫乏，以致体力精神都日益削弱，生病、生疮几成普遍现象，政府又花费大量款子增加财政开支。省苏政府有感觉到过去那种办法是错误的，乃决定将避匪革命群众一家一家的或一个一个的分散在各村居住，与当地群众同样分田，同样参加生产和斗争。”结果是“他们不依靠政府的供给，自己劳动生活。他们的身体，因劳动日益健全起来，生活也很好了”。针对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苏区政府作出决议规定“犯人的卫生或清洁应得到特别的注意。每星期要举行卫生的检查，清除虱子，发动犯人反不卫生斗争，以健强犯人的身体。如犯人中患传染病的应另外居住，犯人的疾病，由院内请医医治；要是重的病，或者医药费太多，可通知犯人家属出钱医治”。由此可见赣东北苏区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真正体现了苏区政府以人为本、关心民众切身利益、为民办实事的宗旨和高效的组织能力。
3.因陋就简开展体育运动，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的身体健康，增强免疫力，苏区政府十分注重开展军民体育运动。苏区开展体育运动的做法：一是定期组织运动会，以此来推动体育运动的深入。“1931年秋在弋阳四区举行的赣东北省体育运动大会是苏区最早举办的运动会，有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此后，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运动会。二是开展强身健体运动，还特别注意从儿童抓起。苏区的列宁小学都设有体育课，横峰葛源的列宁小学和列宁师范附属小学，学校的体育教学就很活跃，操场上设有跷跷板、溜溜板、杠子、秋千、沙坑等体育设备。“1933年6月1日，在闽北崇安城关红场举行了盛大的全区儿童运动大会，有崇安、建阳、铅山、上饶等地的3000多人参加”。三是军民并重，将习武健身结合起来。“体育运动，可分田赛，径赛，球类，表演四种。田赛是跳高，跳远，径赛是赛跑，球类，有足球，篮球，网球，表演分个人表演，团体表演，个人表演如打拳，打棍，杀花枪，打靶，团体表演如劈刺刀，军风纪比赛，体操表演等。”1934年1月27日，省军区在葛源枫树坞召开了全军运动会，也是最后一次运动会。四是体育竞赛项目从实际出发，不搞花架子，重在锻炼。“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特别要做关于战争需要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运动。强健身体，锻炼在革命战争中所需要的技能，更有力地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与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中国的完全胜利。”
（三）克服财政极度困难，建立军民医疗保障体制
政府重视，军民联防，财政投入，医疗落实。
1.挤出钱来买防疫药品。1932年，上饶的群众因不讲卫生发生了瘟疫，死亡七八百人之多，“省苏曾捐助三百元药费，并派了几次医生去诊”。1933年1月10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执委主席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痛心疾首地回顾1932年由于敌人封锁药品，购买痘苗困难，许多人因此没有种痘，导致天花传染，“死了一千几百个孩子，真是可惜可恨”。为此，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他“严令卫生部大批购买疫苗，施种牛痘，防止天花传染”。针对暑期将至，疫病容易流行，他代表省苏政府作出决策：“提拨一万元，拿来买暑天的防疫药品”；“省苏要集中桥路会的谷子，卖出一批款子来，购买暑天的防疫药品，如皮寒丸、痢疾药、痧药及医毒痞的药。省苏严厉督促省苏卫生部积极进行，不过帝国主义国民党封锁药品也很严厉，致有许多卫生计划难以实现，这使我们更加明白，只有消灭国民党，我们一切工作才能顺利的进行。”
2.设立专门的医疗机构，配备专职卫生人员。为了保证苏区人民的健康，省苏设有卫生部，有专职干部4人；在县、区、乡有卫生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早在1930年，苏区就设立了红军医院。1931年以后，在弋阳九区祝家村设红军总医院一个，医生来源，有的是红军在同敌人作战中俘虏过来并经过教育愿意为红军服务的军医，有的是来自白区私人医院的名医。红军总医院院长就是曾在日本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来自景德镇的名医邹思孟，方志敏亲自找他谈话，动员他参加了红军。“红军总医院还分别在弋阳、横峰、德兴、贵溪建立了4个分医院，野战部队师、团设卫生队。”“医生勉强够用，但也是缺乏。”为解决医生不足和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红军总医院又设立附属卫生学校，学员有350多人，主要讲解医治和预防当地流行病（如痢疾、疟疾、天花、伤寒、淋巴管炎、疥疮等）及外科手术常识。红军医院除医治红军的伤病员外，同时向群众开放，积极为群众治病。
3.免费为苏区百姓诊治疫病。1932年，为防治疾病瘟疫的流行，苏区政府在各县“开办了三十二家工农药店，廉价卖药给群众治病，并收土药出口，并设立工农诊断处，免费替群众诊病。在葛源设立工农医院，用西药医治群众的疾病”。在葛源总药店的领导下，采用中西医结合，群众治病只花少量药费，治疗不收钱，群众非常满意。对工农药店工作进行严格检查和督促，肃清贪污、账目不清、消极怠工的现象，加强药店人员的政治教育，以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
为解决药品极度缺乏的问题，苏区政府积极想方设法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工农药店除利用土药为群众治疗疟疾、痢疾、烂脚、疥疮等流行病外，还大量收购土药等物品出口到白区换回苏区急需的西药。1931年以后，苏区各级政府创办了对外贸易处，专门负责从事与白区的贸易往来。
（四）立法阻止疾疫传播途径，切实保障群众的身体健康
赣东北苏区流行的疾疫如疟疾、痢疾、丝虫病等几乎均与水污染有关，军民用水往往在一条河中或者在一口池塘中淘米、饮水、洗菜、洗衣、夏天洗澡乃至洗刷便桶，极易造成饮用水的污染，因而一旦有疫病发生，特别是消化道的传染病，非常容易造成大面积流行，所以保持水质的清洁是相当重要的防治措施。对于群众长年形成的不良卫生习惯，只靠单纯说服教育是不行的，尤其是为维护公共利益，必须通过立法来确保。为此，1931年5月19日颁布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在第二篇《分别》第十二章《妨害饮用水罪》第九十五至一百条，均是规定对污染饮用水者的惩罚。例如第九十五条规定：污秽给人所饮之净水，因而致不能饮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为加强饮食卫生管理以及防止庸医危害群众，第十三章《妨害卫生罪》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知情贩卖有害卫生之饮食物饮食用器具或孩童玩具者，处其卖价二倍以下卖价以上罚金，若二倍之数未满50元，处50元以下卖价以上罚金。”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未受政府之允准，以医为常业者，处三等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罚金。”
制定苏维埃《婚姻法》，规定男女法定结婚年龄，“男20岁，女18岁方可结婚，反对童养媳。同姓的五族以内，表兄妹不能结婚。”规定45岁以下的妇女一定要剪发、放足。针对一些群众违反苏维埃《婚姻法》的情况，1933年1月10日，方志敏指出：“不过现在许多群众不了解苏维埃婚姻法，做出违法结婚，如未达到年龄的结婚，及患梅毒、疯癫等病的人还与人结婚，这都是要不得的。”针对工人中患病增多的情况，1931年5月9日，中共赣东北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在《关于苏维埃工作--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之三》中“苏维埃的职工问题”的第七条规定：“对于工人卫生及疾病须由厂方负责保护和医治。”1932年11月28日，赣东北省劳动部为在“辅助工作性质之贫农、中农以及红军家属经济中”的雇用劳动专门颁布了《关于雇用辅助劳动临时条例》，其中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分别明确规定：“雇主对于雇工应给适当合于卫生条件的固定住所，另方面，雇工剃头、洗衣由雇主负责。”“长年雇工，如上工两个月以后染疾病，应由雇主发给一个月的工资，在社会保险机关未创办以前，并须供给医药费。”
加强卫生防疫的相关立法制定的时间几乎都是在1931年疫情发生以后，立法也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赣东北苏区疫病防治工作的成效与启示
（一）措施得力，见效快
20世纪30年代初，赣东北苏区卫生防疫工作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当地党组织和政府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在防治措施上重在加强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控制，发动军民，组织得力，开展了持久的卫生防疫运动，仅一年时间就收到了相当的成效。1932年，闽浙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对于疾病，今年减少了90%。”
（二）取得了防治疫病的经验教训，革除了群众的不卫生观念
这场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在赣东北苏区乃至闽浙赣苏区树立起了全民卫生观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通过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与普遍需要的卫生知识灌输于群众的头脑中去，逐渐转变了他们不讲卫生的旧生活习惯。1933年1月10日，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讲到，“有许多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接受了苏维埃的号召，都将房屋打扫干净，衣服换洗很勤，注意清洁卫生。所以去年疾病大大的减少，烂脚的只有少数，生疮的更少了。这是去年卫生工作加紧、群众注意卫生的结果”。
（三）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
苏区干部牢记党的宗旨，正如方志敏所说，“虽然群众在革命后的生活，比较革命前有着显著的进步，但苏维埃仍时刻关心他们的生活，设了许多方法，帮助和指导他们走进更进步的生活”。
在苏区疫病防治工作上，方志敏情系民众，亲自动员白区的医生到条件艰苦的苏区工作，安排经费采购痘苗，甚至对土药的配置、群众的健身活动的开展等都一一过问。在他的领导、带动和示范下，苏区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军民之间众志成城，克服了种种困难，使苏区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无到有，最终战胜了疾疫。历史上群众有病没钱治，现在看病不要钱，以往从来没有人像共产党这样关心过老百姓的健康，从来没有人告诉农民这么多、这么详细的卫生知识和道理，苏区群众从内心喊出了自己的心声：“红军、共产党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四）社会变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赣东北苏区疫病的发生及其防治说明了社会变革牵涉面广，情况相当复杂，是一个大系统工程，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变革之际，作为公共卫生工作也是一项子系统工程，其变革和建设不容忽视，必须纳入大系统加以全盘考虑。否则，会严重影响社会变革的其他建设。面对广大农民不讲卫生、不懂卫生知识乃至长期养成的不卫生行为的现状，苏区从1931年秋冬开始致力于以“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使他们自己起来注意个人的和公众的卫生，以减少疾病和死亡”为中心的卫生文明建设。这项建设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发展中是一项破冰之举，其意义不亚于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变革。
（此文发表在《学术交流》2007年10月第10期，总第163期）
赣东北（又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率领当地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的历史发展过程。1932年12月11日，经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批准，赣东北省更名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20世纪30年代初期，赣东北苏区军民针对突发的疫情，在苏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了保护军民健康，保障部队的战斗力，在艰苦的条件下，采取多种方法，展开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保证了对敌斗争的胜利进行。
根据赣东北苏区1931年的记载，苏区下辖各县烂脚（丝虫病）、生疮、疟疾和痢疾三种传染病异常严重，“而病得最厉害的尤其要算上饶、玉山、余江三县。玉山的农民有十分之九生病，上饶有十分之八，死的人在五六千以上，余江病得约十分之五六，有些村庄，简直没有人弄饭吃，死人亦无从掩埋。玉山上饶的禾，有十分之六在田里秧（烂），无人收割，各县工作人员也有许多生病的，这的确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1932年上饶“还发生了瘟疫，死亡七八百人之多”。同年，赣东北苏区因敌人封锁，难以购买足够的牛痘苗，“以至天花传染，死了一千几百个小孩子”。严重的疫病接踵而至，其原因何在？
一、苏区发生疫病的原因
（一）不可忽视的自然因素的影响
传染病流行的自然因素较为复杂，有气候、地理、土壤、动植物等，其中气候、地理因素影响较大，有些疫病既有严格的地区性，又有鲜明的季节性。例如疟疾（Malaria）是由疟原虫通过按蚊传播的传染病，解放前我国疟疾流行相当严重，每年患疟疾人数估计在3000万人以上。人类疟疾传播媒介主要是按蚊，按蚊在夏秋季节繁殖快，在北纬25°～33℃之间，南岭以北和长江两岸全年平均气温约为16°～20℃（或略高于20℃），疟疾有6～8个月的传播期，山区可呈中高疟区，一般以间日疟为主，故我国南方山区解放前有“谷子黄，人上床”的民谣，玉山县六都乡一带农民就有“有命莳田，无命吃谷”之怨叹。
赣东北苏区位于北纬27°34′至29°34′、东经116°13′至118°29′之间，气候温湿，属中亚热带湿润型气候。境内东南北部三面环山，西部临水，中部丘陵广布。由于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有利于各种微生物及动、植物的生长，多种病原菌、中间宿主、媒介生物在这一带都有良好的生长环境，繁殖快，分布广，容易滋生疟疾、痢疾、伤寒以及丝虫病（冬瓜脚）、天花（痘疮）、血吸虫、疥疮等传染性疾病。
（二）值得警惕的社会因素的影响
社会因素指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风俗习惯、居住条件、经济文化、卫生设施、社会动乱等。赣东北苏区地处经济落后的山区、半山区的农村，当地经济文化落后，群众缺乏基本的科学卫生常识，一遇疾疫，依赖迷信活动诸如“请夜菩萨叫魂”来驱除病魔。革命前，长期的反动统治使该地区积贫积弱，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唯求养家糊口，顾不上讲卫生，病了又无钱治疗。以方志敏的家乡漆工镇湖塘村为例，村庄“房屋内都是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到暑天时节，蝇子统治日间，蚊子统治夜间”，如此一来，“打皮寒（注：发疟疾）、烂脚的特别多”。革命后，在战争环境下，苏区群众受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也不讲卫生，甚至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要龌龊”，“生疮的是真革命”。从1930年11月起，蒋介石在连续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同时，也调集重兵“围剿”赣东北苏区，国民党大兵团一时间大量地进犯苏区也会将疾病污染源带入苏区。由于战争残酷，死人很多，有时不能及时掩埋，易腐烂发生瘟疫；当地还有亲人死后做“七”，满七七四十九天再下葬的风俗，以至尸体腐烂，很不卫生。值得指出的是，1931年和1932疫病在苏区肆虐与1931年长江和淮河发生特大洪水有关。在这场洪灾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最严重，“因江淮水患，被灾区域多罹疫病”。洪水泛滥致使垃圾、污水、人畜粪便、尸体等随水漂流漫溢，河流、池塘、水井等水源都可能受到病菌的污染，加上大量灾民成群结队外出逃荒，导致流行性疾病暴发，危害民众生命安全。赣东北苏区恰好地处长江中下游，境内河流纵横，水系极易受到病菌污染，加上敌人对苏区的封锁，苏区缺医少药使疫病又不能及时有效地得以迅速遏制。1931年11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就呼吁“输入药品亦是我们迫切的要求”。
二、赣东北苏区疫病防治工作
（一）视战胜“疫病”与对敌斗争同等重要
赣东北苏区政府真正高度重视疫病防治工作是从1931年出现疫情后开始的。1931年1月，交通员叶锦章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今年苏区发了一种时病，饶玉两县损失群众在二千多，谷子一万三千石”。因为有了血的教训，才真正使苏区政府认识到疾疫是同敌人对苏区的进攻一样也是来势凶猛的“顽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战争是人力物力等综合的较量，努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是战争基本的游戏规则。我们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最终战胜敌人，需要群众的大力支持，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赣东北苏区政府不仅鼓励人口生产，在暂行刑律中列有“堕胎罪”，禁止孕妇堕胎，而且还采取措施吸引白区青壮年来参加红军。所以，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仅是革命战争的需要，更是苏维埃政府的职责所在。
疾疫的袭击使苏区政府猝不及防，为此，赣东北苏区政府对以往卫生工作作了深刻反省。1931年9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试一检查东北苏区群众的疾病率和死亡率，实足惊人，这都是由于苏维埃忽视了卫生运动的结果。各级苏维埃应从速增设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委员，切实进行卫生运动！首先就是打倒目前还在盛行的‘无产阶级要龌龊’‘生疮的是真革命’一些反卫生的宣传，要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使他们自己起来注意个人和公众的卫生，以减少疾病和死亡。”从此，防疫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并视之为对敌军事斗争一样重要。正如方志敏所说的：“须知卫生与斗争是不能分开的，我们身体不强健，不能生产，也不能斗争，而且生出疾病来，还要他人服侍，妨碍他人的生产与斗争。所以我们群众，要打破不相信卫生学说的错误观念，要依照卫生部说的话去做。”
（二）群防群治，发动群众打一场防治疫病的人民战争
苏区干部好作风，群众冷暖挂心中。方志敏参加革命前看到家乡的乡亲们患疟疾和烂脚（丝虫病），又缺医少药，忧心如焚，“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土地革命开展后，以方志敏为领导的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时时刻刻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的生活，使群众生活日渐向上”。当疫情传播时，作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方志敏，亲自布置卫生防疫工作，动员苏区干部群众开展清洁卫生运动，过问药品采购事项。他要求苏区群众“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要十分清洁，特别是暑天更要清洁，要灭蝇灭蚊，卧房里的尿桶要移到房外，以免臭气难闻。生冷的东西不要乱吃，生病要到医院或药店里去医，不要请夜菩萨叫魂，这完全是封建迷信”。由于1931年疾疫的盛行，苏区政府从当年开始特别抓紧卫生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
1.大力普及卫生常识。当时苏区报刊的种类较多，“出版了许多卫生宣传的画报与传单”。报纸主要有《红色东北》《列宁青年》《工农报》《工人特刊》《红色画报》等，同时还发行宣传单。利用这些发行量大的媒体，向群众普及卫生常识。1931年10月间，还组织工农剧团上演独幕剧《检查卫生》，讲的是一对夫妻带一个7岁的孩子因不讲卫生，全家人都生了满身疥疮受到卫生检查员的批评教育。“剧情很简单，十几分钟便演完了，但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却是深刻的。”方志敏和邵式平等都曾观看该剧演出并给演员以表扬。苏区政府还组织化装宣传队、举办短训班，广泛宣传卫生常识，使之家喻户晓。血的教训使苏区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卫生运动，同样是重要工作之一，对于强健工农群众的体力，增强他们的斗争力，以有力的进行革命战争，要开展卫生运动，必须将卫生工作的重要与普遍需要的卫生知识，用画与浅近的说明，灌输于工农群众的头脑中去，逐渐转变他们反卫生的观念与旧的生活方式。各级卫生部长与委员，应加强学习，要具有比较充分的卫生知识”。
把卫生常识编成通俗易懂的教材、歌谣以达到教育的目的。方志敏、黄道、邵式平都曾参与为工农夜校编写教材《工农读本》的工作。《工农读本》全套共四册，从1932年1月开始印刷发行，到1933年3月2日出版第四册。其中有不少课文是宣传卫生常识，号召群众革除不讲卫生、有病不看却求神问卜的不良习惯。第二册第三十八课：清洁；第四十四课：扑灭蚊蝇；第四十五课：迷信的结果；第六十四课：害人的东西；第七十二课：防止疥疮。这些课本文字通俗、生动、易懂。《工农读本》印成64开本，便于携带，苏区青壮年几乎人手一册。
各级苏维埃政府把普及卫生常识工作纳入中心工作，并加强检查落实，防止走过场。1933年5月，在疫病防治已取得重大成效之后，方志敏亲自起草的《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一个文件仍然将“卫生运动”作为“目前的中心工作”之一，规定乡苏维埃政府“要发动群众注意清洁、灭蚊、灭蝇、杀鼠，减少疾病，防治暑疫，健全群众斗争的体格”。
2.开展持久的卫生运动。疾疫的流行必须具备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因此防治措施体现在加强对这三个环节的管控上，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好卫生清洁工作。赣东北苏区建立了一套卫生防疫措施，基本举措就是结合群众的生产生活开展持久的卫生运动，坚持经常进行村前村后、屋内屋外全面清扫，具体就是清洁环境、清洁个人，暑期开展灭蚊、灭蝇、杀鼠运动。省苏卫生部组织开展“清洁运动”和“卫生运动周”，并进行家与家、村与村、乡与乡的卫生竞赛，每周进行卫生检查，好的获得表扬，差的受到批评。
在开展卫生运动时，做到人人参与，不留任何隐患，对易感人群特别注意防患。过去苏区对边境地区因常受敌威胁而来避匪的1万多名革命群众采取的做法是由苏维埃设立招待所统一供给伙食。“这样一来，避匪群众，因一天到晚都不劳动，营养又很贫乏，以致体力精神都日益削弱，生病、生疮几成普遍现象，政府又花费大量款子增加财政开支。省苏政府有感觉到过去那种办法是错误的，乃决定将避匪革命群众一家一家的或一个一个的分散在各村居住，与当地群众同样分田，同样参加生产和斗争。”结果是“他们不依靠政府的供给，自己劳动生活。他们的身体，因劳动日益健全起来，生活也很好了”。针对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苏区政府作出决议规定“犯人的卫生或清洁应得到特别的注意。每星期要举行卫生的检查，清除虱子，发动犯人反不卫生斗争，以健强犯人的身体。如犯人中患传染病的应另外居住，犯人的疾病，由院内请医医治；要是重的病，或者医药费太多，可通知犯人家属出钱医治”。由此可见赣东北苏区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真正体现了苏区政府以人为本、关心民众切身利益、为民办实事的宗旨和高效的组织能力。
3.因陋就简开展体育运动，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的身体健康，增强免疫力，苏区政府十分注重开展军民体育运动。苏区开展体育运动的做法：一是定期组织运动会，以此来推动体育运动的深入。“1931年秋在弋阳四区举行的赣东北省体育运动大会是苏区最早举办的运动会，有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此后，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运动会。二是开展强身健体运动，还特别注意从儿童抓起。苏区的列宁小学都设有体育课，横峰葛源的列宁小学和列宁师范附属小学，学校的体育教学就很活跃，操场上设有跷跷板、溜溜板、杠子、秋千、沙坑等体育设备。“1933年6月1日，在闽北崇安城关红场举行了盛大的全区儿童运动大会，有崇安、建阳、铅山、上饶等地的3000多人参加”。三是军民并重，将习武健身结合起来。“体育运动，可分田赛，径赛，球类，表演四种。田赛是跳高，跳远，径赛是赛跑，球类，有足球，篮球，网球，表演分个人表演，团体表演，个人表演如打拳，打棍，杀花枪，打靶，团体表演如劈刺刀，军风纪比赛，体操表演等。”1934年1月27日，省军区在葛源枫树坞召开了全军运动会，也是最后一次运动会。四是体育竞赛项目从实际出发，不搞花架子，重在锻炼。“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特别要做关于战争需要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运动。强健身体，锻炼在革命战争中所需要的技能，更有力地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与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中国的完全胜利。”
（三）克服财政极度困难，建立军民医疗保障体制
政府重视，军民联防，财政投入，医疗落实。
1.挤出钱来买防疫药品。1932年，上饶的群众因不讲卫生发生了瘟疫，死亡七八百人之多，“省苏曾捐助三百元药费，并派了几次医生去诊”。1933年1月10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执委主席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痛心疾首地回顾1932年由于敌人封锁药品，购买痘苗困难，许多人因此没有种痘，导致天花传染，“死了一千几百个孩子，真是可惜可恨”。为此，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他“严令卫生部大批购买疫苗，施种牛痘，防止天花传染”。针对暑期将至，疫病容易流行，他代表省苏政府作出决策：“提拨一万元，拿来买暑天的防疫药品”；“省苏要集中桥路会的谷子，卖出一批款子来，购买暑天的防疫药品，如皮寒丸、痢疾药、痧药及医毒痞的药。省苏严厉督促省苏卫生部积极进行，不过帝国主义国民党封锁药品也很严厉，致有许多卫生计划难以实现，这使我们更加明白，只有消灭国民党，我们一切工作才能顺利的进行。”
2.设立专门的医疗机构，配备专职卫生人员。为了保证苏区人民的健康，省苏设有卫生部，有专职干部4人；在县、区、乡有卫生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早在1930年，苏区就设立了红军医院。1931年以后，在弋阳九区祝家村设红军总医院一个，医生来源，有的是红军在同敌人作战中俘虏过来并经过教育愿意为红军服务的军医，有的是来自白区私人医院的名医。红军总医院院长就是曾在日本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来自景德镇的名医邹思孟，方志敏亲自找他谈话，动员他参加了红军。“红军总医院还分别在弋阳、横峰、德兴、贵溪建立了4个分医院，野战部队师、团设卫生队。”“医生勉强够用，但也是缺乏。”为解决医生不足和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红军总医院又设立附属卫生学校，学员有350多人，主要讲解医治和预防当地流行病（如痢疾、疟疾、天花、伤寒、淋巴管炎、疥疮等）及外科手术常识。红军医院除医治红军的伤病员外，同时向群众开放，积极为群众治病。
3.免费为苏区百姓诊治疫病。1932年，为防治疾病瘟疫的流行，苏区政府在各县“开办了三十二家工农药店，廉价卖药给群众治病，并收土药出口，并设立工农诊断处，免费替群众诊病。在葛源设立工农医院，用西药医治群众的疾病”。在葛源总药店的领导下，采用中西医结合，群众治病只花少量药费，治疗不收钱，群众非常满意。对工农药店工作进行严格检查和督促，肃清贪污、账目不清、消极怠工的现象，加强药店人员的政治教育，以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
为解决药品极度缺乏的问题，苏区政府积极想方设法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工农药店除利用土药为群众治疗疟疾、痢疾、烂脚、疥疮等流行病外，还大量收购土药等物品出口到白区换回苏区急需的西药。1931年以后，苏区各级政府创办了对外贸易处，专门负责从事与白区的贸易往来。
（四）立法阻止疾疫传播途径，切实保障群众的身体健康
赣东北苏区流行的疾疫如疟疾、痢疾、丝虫病等几乎均与水污染有关，军民用水往往在一条河中或者在一口池塘中淘米、饮水、洗菜、洗衣、夏天洗澡乃至洗刷便桶，极易造成饮用水的污染，因而一旦有疫病发生，特别是消化道的传染病，非常容易造成大面积流行，所以保持水质的清洁是相当重要的防治措施。对于群众长年形成的不良卫生习惯，只靠单纯说服教育是不行的，尤其是为维护公共利益，必须通过立法来确保。为此，1931年5月19日颁布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在第二篇《分别》第十二章《妨害饮用水罪》第九十五至一百条，均是规定对污染饮用水者的惩罚。例如第九十五条规定：污秽给人所饮之净水，因而致不能饮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为加强饮食卫生管理以及防止庸医危害群众，第十三章《妨害卫生罪》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知情贩卖有害卫生之饮食物饮食用器具或孩童玩具者，处其卖价二倍以下卖价以上罚金，若二倍之数未满50元，处50元以下卖价以上罚金。”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未受政府之允准，以医为常业者，处三等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罚金。”
制定苏维埃《婚姻法》，规定男女法定结婚年龄，“男20岁，女18岁方可结婚，反对童养媳。同姓的五族以内，表兄妹不能结婚。”规定45岁以下的妇女一定要剪发、放足。针对一些群众违反苏维埃《婚姻法》的情况，1933年1月10日，方志敏指出：“不过现在许多群众不了解苏维埃婚姻法，做出违法结婚，如未达到年龄的结婚，及患梅毒、疯癫等病的人还与人结婚，这都是要不得的。”针对工人中患病增多的情况，1931年5月9日，中共赣东北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在《关于苏维埃工作--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之三》中“苏维埃的职工问题”的第七条规定：“对于工人卫生及疾病须由厂方负责保护和医治。”1932年11月28日，赣东北省劳动部为在“辅助工作性质之贫农、中农以及红军家属经济中”的雇用劳动专门颁布了《关于雇用辅助劳动临时条例》，其中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分别明确规定：“雇主对于雇工应给适当合于卫生条件的固定住所，另方面，雇工剃头、洗衣由雇主负责。”“长年雇工，如上工两个月以后染疾病，应由雇主发给一个月的工资，在社会保险机关未创办以前，并须供给医药费。”
加强卫生防疫的相关立法制定的时间几乎都是在1931年疫情发生以后，立法也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赣东北苏区疫病防治工作的成效与启示
（一）措施得力，见效快
20世纪30年代初，赣东北苏区卫生防疫工作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当地党组织和政府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在防治措施上重在加强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控制，发动军民，组织得力，开展了持久的卫生防疫运动，仅一年时间就收到了相当的成效。1932年，闽浙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对于疾病，今年减少了90%。”
（二）取得了防治疫病的经验教训，革除了群众的不卫生观念
这场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在赣东北苏区乃至闽浙赣苏区树立起了全民卫生观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通过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与普遍需要的卫生知识灌输于群众的头脑中去，逐渐转变了他们不讲卫生的旧生活习惯。1933年1月10日，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讲到，“有许多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接受了苏维埃的号召，都将房屋打扫干净，衣服换洗很勤，注意清洁卫生。所以去年疾病大大的减少，烂脚的只有少数，生疮的更少了。这是去年卫生工作加紧、群众注意卫生的结果”。
（三）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
苏区干部牢记党的宗旨，正如方志敏所说，“虽然群众在革命后的生活，比较革命前有着显著的进步，但苏维埃仍时刻关心他们的生活，设了许多方法，帮助和指导他们走进更进步的生活”。
在苏区疫病防治工作上，方志敏情系民众，亲自动员白区的医生到条件艰苦的苏区工作，安排经费采购痘苗，甚至对土药的配置、群众的健身活动的开展等都一一过问。在他的领导、带动和示范下，苏区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军民之间众志成城，克服了种种困难，使苏区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无到有，最终战胜了疾疫。历史上群众有病没钱治，现在看病不要钱，以往从来没有人像共产党这样关心过老百姓的健康，从来没有人告诉农民这么多、这么详细的卫生知识和道理，苏区群众从内心喊出了自己的心声：“红军、共产党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四）社会变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赣东北苏区疫病的发生及其防治说明了社会变革牵涉面广，情况相当复杂，是一个大系统工程，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变革之际，作为公共卫生工作也是一项子系统工程，其变革和建设不容忽视，必须纳入大系统加以全盘考虑。否则，会严重影响社会变革的其他建设。面对广大农民不讲卫生、不懂卫生知识乃至长期养成的不卫生行为的现状，苏区从1931年秋冬开始致力于以“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使他们自己起来注意个人的和公众的卫生，以减少疾病和死亡”为中心的卫生文明建设。这项建设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发展中是一项破冰之举，其意义不亚于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变革。
（此文发表在《学术交流》2007年10月第10期，总第16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