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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章 “放牛娃”迎来春天后的苏区记忆
王承登，出生于1916年，祖籍兴国县城岗乡，是赣南著名的长征老红军之一。今年暑假，我们有幸采访到了这位老红军。身体仍健康的他，给我们讲述了他这位“放牛娃”的人生经历。
因为家境贫穷，连年闹荒，父辈只好背井离乡，来到吉安富田乡北坑村，在这个逃荒之地，王承登出生了。但不幸的是，就在王承登刚满3岁的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那年母亲又去世了，年幼的王承登只能和9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承登7岁开始靠给他人放牛为生，那时放牛、打牛草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因为父母双双早逝，王承登只听奶奶提起他出生在哪年，但具体的出生月日就不知道了。
王承登从小就仇视这个黑世道，他亲眼看见地主老财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家边上有一个佃户，租地主家一亩田，租金是要交7担谷子。年成好点的时候，一家人辛辛苦苦劳作，最终留给自己的就是2～3担谷子，如遇到年成不好，那就连租金都无法交上了，弄了个举家负债，难以维系生活。地主不劳作，反而有收获，而穷人的日子则越过越穷。王承登明白了一个道理，地主老财就是穷人供养起来的大蛀虫。
1928年，王承登所在的村子有了地下党，地下党还经常在他家前面那个磨坊里开秘密会议。有时候三四个人，有时候四五个人，有时候白天关了门开会，有时候晚上开会。耳濡目染，12岁的少年王承登开始对革命有了最初的印象，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革命，只有参加革命才有自身的解放，才能摆脱贫困，拥有幸福的生活。
1929年的春天，在同村的一位康姓红军青年的动员与引导下，王承登终于加入了红军这个大家庭。“加入红军，参加革命，从此我这个放牛娃，就迎来了人生的春天。”王承登曾经这样自豪地说。
当说起苏区时期的革命岁月时，在赣南发生的几次战斗让王承登记忆犹新。王老回忆到第一次是打会昌。当时的会昌县是个白色据点，距离红都瑞金只有47公里。1931年9月的一天，王承登所在的红三军团奉命攻打会昌，驻守会昌的国民党军队有一两千人。狂妄的敌人号称会昌城是“铁城”，据守在里面不出来，靠着坚固的军事堡垒与红军玩起了老乌龟的把戏。红军组织近百名工兵挖好地道，用3副棺材装了500多斤炸药，把会昌县城的城墙炸塌，最后拿下了会昌县城。
第二次是攻打赣州城。赣州城是赣南重镇，位于赣江源头--章、贡二江汇合处，素有“铁赣州”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1932年1月，中革军委迫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攻打中心城市、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的压力，作出了攻打赣州的具体军事部署。红三军团担负主攻作战任务，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战斗打响后，王承登所在的连队从小南门方向进攻。王承登记得当时的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陆地，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先是架设云梯爬城墙，向守敌发起猛攻，但每一次均被守敌火力所阻，不但无法攻下，而且伤亡较重。后两次采取上次攻取会昌县城的打法，挖好地道，用棺材装炸药炸城墙。但狡猾的守敌先前获得红军爆城的情报，在第一道城墙后又预先构筑了第二道城墙，守城兵力也迅速增加了。红军虽曾一度攻上城楼，但伤亡惨重，只得撤出战斗。此时，驻吉安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和两个独立旅3万余人组成的“援赣军”已经赶到，红军腹背受敌，迫于伤亡惨重，最终放弃了攻打赣州城。王承登老人回忆时曾说道：“撤出阵地的时候却被敌人咬住了。最后是红五军团掩护我们。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过来的，是原来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他们都是北方人，打阵地战好样的，和敌人拼大刀。如果不是他们掩护，我们三军团要吃大亏。”
最值得王承登老人自豪的回忆是在宁都黄陂、小布地区的反“围剿”战斗中，抓了张辉瓒，缴到了电台，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有1933年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部队仅用了8个小时，又在那里消灭国民党军近三个师，捉了两个师长。
王承登参加了后三次的红军反“围剿”，但第五次反“围剿”留给他的却是愤懑和憋屈：“都是李德那些不懂军事的家伙，在敌强我弱，数十倍于我们的悬殊兵力下，搞什么一套阵地战和防御战。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怎么能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呢？”那时，阵地战和防御战让红军吃尽了苦头。据王承登老人回忆：“一天到晚都在碉堡里，不能离开工事。炊事员去做饭送过来给我们吃。一个碉堡有百把人。白天敌人先用炮轰，然后是步兵进攻。”1934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北大门广昌。此时的王承登在营部机枪排当班长，部队奉命扼守宝峰山，依旧和敌人展开堡垒战。“敌人两个师攻我们，我们五连守一个大碉堡。”战争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王承登和机枪排、通信班的战友奉命撤退。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弹击中了红军扼守的碉堡，碉堡轰然倒塌，夷为平地，来不及撤走的近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就这样牺牲了。
1934年10月16日，红军主力在于都河集结完毕，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迈开了长征第一步。王承登老人记得过河的时候是晚上，天空细雨绵绵。宽阔的于都河面上，红军战士挤挤挨挨地，一个接一个往前走，行进在七八十艘小船搭起的浮桥上。王承登老人记得当时红军战士跟乡亲们告别，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乡，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承登先后任贵州民航站股长、副站长，贵州交通厅科长，贵州省五金公司科长，1972年从贵州省商业厅离休后回到赣州市居住。现在，王承登已经有了94岁的高龄和77年的党龄，这样的时光足以荡涤历史的风尘，辉映人性的坚韧。
（张文婷 采访整理）
因为家境贫穷，连年闹荒，父辈只好背井离乡，来到吉安富田乡北坑村，在这个逃荒之地，王承登出生了。但不幸的是，就在王承登刚满3岁的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那年母亲又去世了，年幼的王承登只能和9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承登7岁开始靠给他人放牛为生，那时放牛、打牛草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因为父母双双早逝，王承登只听奶奶提起他出生在哪年，但具体的出生月日就不知道了。
王承登从小就仇视这个黑世道，他亲眼看见地主老财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家边上有一个佃户，租地主家一亩田，租金是要交7担谷子。年成好点的时候，一家人辛辛苦苦劳作，最终留给自己的就是2～3担谷子，如遇到年成不好，那就连租金都无法交上了，弄了个举家负债，难以维系生活。地主不劳作，反而有收获，而穷人的日子则越过越穷。王承登明白了一个道理，地主老财就是穷人供养起来的大蛀虫。
1928年，王承登所在的村子有了地下党，地下党还经常在他家前面那个磨坊里开秘密会议。有时候三四个人，有时候四五个人，有时候白天关了门开会，有时候晚上开会。耳濡目染，12岁的少年王承登开始对革命有了最初的印象，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革命，只有参加革命才有自身的解放，才能摆脱贫困，拥有幸福的生活。
1929年的春天，在同村的一位康姓红军青年的动员与引导下，王承登终于加入了红军这个大家庭。“加入红军，参加革命，从此我这个放牛娃，就迎来了人生的春天。”王承登曾经这样自豪地说。
当说起苏区时期的革命岁月时，在赣南发生的几次战斗让王承登记忆犹新。王老回忆到第一次是打会昌。当时的会昌县是个白色据点，距离红都瑞金只有47公里。1931年9月的一天，王承登所在的红三军团奉命攻打会昌，驻守会昌的国民党军队有一两千人。狂妄的敌人号称会昌城是“铁城”，据守在里面不出来，靠着坚固的军事堡垒与红军玩起了老乌龟的把戏。红军组织近百名工兵挖好地道，用3副棺材装了500多斤炸药，把会昌县城的城墙炸塌，最后拿下了会昌县城。
第二次是攻打赣州城。赣州城是赣南重镇，位于赣江源头--章、贡二江汇合处，素有“铁赣州”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1932年1月，中革军委迫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攻打中心城市、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的压力，作出了攻打赣州的具体军事部署。红三军团担负主攻作战任务，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战斗打响后，王承登所在的连队从小南门方向进攻。王承登记得当时的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陆地，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先是架设云梯爬城墙，向守敌发起猛攻，但每一次均被守敌火力所阻，不但无法攻下，而且伤亡较重。后两次采取上次攻取会昌县城的打法，挖好地道，用棺材装炸药炸城墙。但狡猾的守敌先前获得红军爆城的情报，在第一道城墙后又预先构筑了第二道城墙，守城兵力也迅速增加了。红军虽曾一度攻上城楼，但伤亡惨重，只得撤出战斗。此时，驻吉安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和两个独立旅3万余人组成的“援赣军”已经赶到，红军腹背受敌，迫于伤亡惨重，最终放弃了攻打赣州城。王承登老人回忆时曾说道：“撤出阵地的时候却被敌人咬住了。最后是红五军团掩护我们。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过来的，是原来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他们都是北方人，打阵地战好样的，和敌人拼大刀。如果不是他们掩护，我们三军团要吃大亏。”
最值得王承登老人自豪的回忆是在宁都黄陂、小布地区的反“围剿”战斗中，抓了张辉瓒，缴到了电台，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有1933年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部队仅用了8个小时，又在那里消灭国民党军近三个师，捉了两个师长。
王承登参加了后三次的红军反“围剿”，但第五次反“围剿”留给他的却是愤懑和憋屈：“都是李德那些不懂军事的家伙，在敌强我弱，数十倍于我们的悬殊兵力下，搞什么一套阵地战和防御战。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怎么能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呢？”那时，阵地战和防御战让红军吃尽了苦头。据王承登老人回忆：“一天到晚都在碉堡里，不能离开工事。炊事员去做饭送过来给我们吃。一个碉堡有百把人。白天敌人先用炮轰，然后是步兵进攻。”1934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北大门广昌。此时的王承登在营部机枪排当班长，部队奉命扼守宝峰山，依旧和敌人展开堡垒战。“敌人两个师攻我们，我们五连守一个大碉堡。”战争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王承登和机枪排、通信班的战友奉命撤退。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弹击中了红军扼守的碉堡，碉堡轰然倒塌，夷为平地，来不及撤走的近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就这样牺牲了。
1934年10月16日，红军主力在于都河集结完毕，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迈开了长征第一步。王承登老人记得过河的时候是晚上，天空细雨绵绵。宽阔的于都河面上，红军战士挤挤挨挨地，一个接一个往前走，行进在七八十艘小船搭起的浮桥上。王承登老人记得当时红军战士跟乡亲们告别，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乡，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承登先后任贵州民航站股长、副站长，贵州交通厅科长，贵州省五金公司科长，1972年从贵州省商业厅离休后回到赣州市居住。现在，王承登已经有了94岁的高龄和77年的党龄，这样的时光足以荡涤历史的风尘，辉映人性的坚韧。
（张文婷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