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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章 “放牛娃”迎来春天后的苏区记忆

  王承登,出生于1916年,祖籍兴国县城岗乡,是赣南著名的长征老红军之一。今年暑假,我们有幸采访到了这位老红军。身体仍健康的他,给我们讲述了他这位“放牛娃”的人生经历。

  因为家境贫穷,连年闹荒,父辈只好背井离乡,来到吉安富田乡北坑村,在这个逃荒之地,王承登出生了。但不幸的是,就在王承登刚满3岁的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那年母亲又去世了,年幼的王承登只能和9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承登7岁开始靠给他人放牛为生,那时放牛、打牛草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因为父母双双早逝,王承登只听奶奶提起他出生在哪年,但具体的出生月日就不知道了。

  王承登从小就仇视这个黑世道,他亲眼看见地主老财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家边上有一个佃户,租地主家一亩田,租金是要交7担谷子。年成好点的时候,一家人辛辛苦苦劳作,最终留给自己的就是2~3担谷子,如遇到年成不好,那就连租金都无法交上了,弄了个举家负债,难以维系生活。地主不劳作,反而有收获,而穷人的日子则越过越穷。王承登明白了一个道理,地主老财就是穷人供养起来的大蛀虫。

  1928年,王承登所在的村子有了地下党,地下党还经常在他家前面那个磨坊里开秘密会议。有时候三四个人,有时候四五个人,有时候白天关了门开会,有时候晚上开会。耳濡目染,12岁的少年王承登开始对革命有了最初的印象,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革命,只有参加革命才有自身的解放,才能摆脱贫困,拥有幸福的生活。

  1929年的春天,在同村的一位康姓红军青年的动员与引导下,王承登终于加入了红军这个大家庭。“加入红军,参加革命,从此我这个放牛娃,就迎来了人生的春天。”王承登曾经这样自豪地说。

  当说起苏区时期的革命岁月时,在赣南发生的几次战斗让王承登记忆犹新。王老回忆到第一次是打会昌。当时的会昌县是个白色据点,距离红都瑞金只有47公里。1931年9月的一天,王承登所在的红三军团奉命攻打会昌,驻守会昌的国民党军队有一两千人。狂妄的敌人号称会昌城是“铁城”,据守在里面不出来,靠着坚固的军事堡垒与红军玩起了老乌龟的把戏。红军组织近百名工兵挖好地道,用3副棺材装了500多斤炸药,把会昌县城的城墙炸塌,最后拿下了会昌县城。

  第二次是攻打赣州城。赣州城是赣南重镇,位于赣江源头--章、贡二江汇合处,素有“铁赣州”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1932年1月,中革军委迫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攻打中心城市、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的压力,作出了攻打赣州的具体军事部署。红三军团担负主攻作战任务,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战斗打响后,王承登所在的连队从小南门方向进攻。王承登记得当时的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陆地,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先是架设云梯爬城墙,向守敌发起猛攻,但每一次均被守敌火力所阻,不但无法攻下,而且伤亡较重。后两次采取上次攻取会昌县城的打法,挖好地道,用棺材装炸药炸城墙。但狡猾的守敌先前获得红军爆城的情报,在第一道城墙后又预先构筑了第二道城墙,守城兵力也迅速增加了。红军虽曾一度攻上城楼,但伤亡惨重,只得撤出战斗。此时,驻吉安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和两个独立旅3万余人组成的“援赣军”已经赶到,红军腹背受敌,迫于伤亡惨重,最终放弃了攻打赣州城。王承登老人回忆时曾说道:“撤出阵地的时候却被敌人咬住了。最后是红五军团掩护我们。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过来的,是原来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他们都是北方人,打阵地战好样的,和敌人拼大刀。如果不是他们掩护,我们三军团要吃大亏。”

  最值得王承登老人自豪的回忆是在宁都黄陂、小布地区的反“围剿”战斗中,抓了张辉瓒,缴到了电台,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有1933年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部队仅用了8个小时,又在那里消灭国民党军近三个师,捉了两个师长。

  王承登参加了后三次的红军反“围剿”,但第五次反“围剿”留给他的却是愤懑和憋屈:“都是李德那些不懂军事的家伙,在敌强我弱,数十倍于我们的悬殊兵力下,搞什么一套阵地战和防御战。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怎么能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呢?”那时,阵地战和防御战让红军吃尽了苦头。据王承登老人回忆:“一天到晚都在碉堡里,不能离开工事。炊事员去做饭送过来给我们吃。一个碉堡有百把人。白天敌人先用炮轰,然后是步兵进攻。”1934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北大门广昌。此时的王承登在营部机枪排当班长,部队奉命扼守宝峰山,依旧和敌人展开堡垒战。“敌人两个师攻我们,我们五连守一个大碉堡。”战争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王承登和机枪排、通信班的战友奉命撤退。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弹击中了红军扼守的碉堡,碉堡轰然倒塌,夷为平地,来不及撤走的近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就这样牺牲了。

  1934年10月16日,红军主力在于都河集结完毕,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迈开了长征第一步。王承登老人记得过河的时候是晚上,天空细雨绵绵。宽阔的于都河面上,红军战士挤挤挨挨地,一个接一个往前走,行进在七八十艘小船搭起的浮桥上。王承登老人记得当时红军战士跟乡亲们告别,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乡,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承登先后任贵州民航站股长、副站长,贵州交通厅科长,贵州省五金公司科长,1972年从贵州省商业厅离休后回到赣州市居住。现在,王承登已经有了94岁的高龄和77年的党龄,这样的时光足以荡涤历史的风尘,辉映人性的坚韧。

  (张文婷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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