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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中央苏区新生的红色军团
在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一支这样的部队，它的行军序列一直在长征队伍的最后，它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它就是后人称为中央苏区新生的红色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第五军团诞生于1931年的宁都起义，起义前为孙连仲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这支部队原为民国时期著名的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大革命时期，这支部队里有一大批共产党人，包括我们熟知的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邓希贤（邓小平）等人，其中刘伯坚还担任过该军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对该部队的影响是不容小视的，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优良作风对该部的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宁汉分裂”后，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一边，也开始反共，将刘伯坚等大部分共产党人清洗出队，但像刘振亚、袁汉澄（即袁血卒）等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得以留了下来。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之间发生中原混战。混战之后，冯玉祥经营历时20余年的西北军遂完全瓦解崩溃，其残部为蒋介石收编，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和一个骑兵第一师。全军总兵力为2万余人。其总指挥孙连仲兼任第二十五师师长，高树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总指挥部参谋长先是赵大璞，后为赵博生。
二十六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以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斥，为了消灭红军，同时也为了排斥异己，在1931年2月，蒋介石令其从山东出发，到江西来“剿共”。对此做法，二十六路军的官兵都表示非常不满，加之从来没有和红军交过手且听说红军的作战能力之强，该部的官兵都十分害怕红军。到江西后，5月22日该部第二十七师在永丰县中村首次与红军交战，损失巨大，其第八十一旅大部被红军歼灭，2300多人被红军俘虏，损失枪支3000余支和一部无线电台。此战惨败，对二十六路军官兵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也感到蒋介石驱使他们来“剿共”的险恶用心。二十六路军大部分为北方人，水土不服，各种疾病频频发生。蒋介石对异己部队的经费、武器和物资有意克扣，战斗减员和枪支弹药的损失也不给补充。这些都使该部的官兵思想混乱、军心动摇。
在二十六路军“剿匪”期间，隐蔽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人与中革军委取得了联系。中革军委指示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成立秘密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由刘振亚担任，组织委员为袁血卒，宣传委员为王铭五，他们都是极富献身精神的青年军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开展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1931年7月，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驻宁都。“围剿”失败后，仍然留守宁都，并处于红军的包围之中。“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二十六路军向蒋介石要求回北方抗日，但遭到拒绝，一些高级军官心灰意冷，纷纷请假离队，包括总指挥孙连仲。此时正是广泛开展兵运工作的极好机会。赵博生和特别支部的领导成员对该部官兵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激发了官兵们的爱国热情。还利用各种机会公开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有意无意地提出“到红军中去”的口号。同时，总参谋长赵博生分别争取了该军实力派高级军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同情和支持，共同商议举行全军起义。
就当特别支部的成员们忙着准备起义工作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31年12月，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向二十六路军发出命令：“责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当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同时也是地下党员的罗亚平拿到这封急电后，马上与刘振亚和赵博生进行商议。分析原因后，发现是因为南昌的一个地下机关被国民党控制，正好中央军委一名同志向上海中央汇报工作，在南昌接头时被国民党特务抓获，并使国民党获得了二十六路军地下特别支部三位领导人的名单，因此才发来这份急电。这封意外的电报也成为宁都起义的导火索，加之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军中，暴动起义的计划开始执行。
1931年12月14日下午，在位于宁都城东梅江河边的一栋小洋楼里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忙碌着。参谋长赵博生以领饷庆贺和商议向红军“进剿”事宜为名，要求全部团以上的军官在黄昏前到总指挥部开会。晚上，除了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余开会的军官全部到齐。晚上九点左右，赵博生先是说明了当下的时局，后庄重地宣布全体起义，参加红军。起初军官的脸上还有些许犹豫，后看到赵博生愤慨激昂的情绪，除少数顽固分子，大部分军官都决定参加起义。起义的行动进展顺利，只是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坚决反对起义，并与起义部队发生枪战，小有伤亡。到12月15日清晨，二十六路军除了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驻守宁都北40里外石上砍柴岗的1个团和李松昆外，其余6个旅11个团共17000多人并携带了2万多件武器参加起义。以后起义部队全部离开宁都，向根据地进发。16日，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随后刘伯坚在征得赵博生等起义领导人和地下特支的同意下，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宁都起义的胜利对当时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宁都起义给红军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当时的红军还比较弱小，宁都起义后，壮大了红军的实力，也给红军输送了一大批军事指挥干部和电台技术人员，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3万余人骤增到近5万人；同时，在物资和技术上也给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宁都起义给红军送来8部完好无损的电台，比当时红军全部的电台还多。其次，对当时国内人民强烈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士气是一个大大的提升，同时也给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次重大的打击，加剧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分化。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他在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这是对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
（田川 收集整理）
第五军团诞生于1931年的宁都起义，起义前为孙连仲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这支部队原为民国时期著名的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大革命时期，这支部队里有一大批共产党人，包括我们熟知的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邓希贤（邓小平）等人，其中刘伯坚还担任过该军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对该部队的影响是不容小视的，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优良作风对该部的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宁汉分裂”后，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一边，也开始反共，将刘伯坚等大部分共产党人清洗出队，但像刘振亚、袁汉澄（即袁血卒）等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得以留了下来。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之间发生中原混战。混战之后，冯玉祥经营历时20余年的西北军遂完全瓦解崩溃，其残部为蒋介石收编，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和一个骑兵第一师。全军总兵力为2万余人。其总指挥孙连仲兼任第二十五师师长，高树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总指挥部参谋长先是赵大璞，后为赵博生。
二十六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以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斥，为了消灭红军，同时也为了排斥异己，在1931年2月，蒋介石令其从山东出发，到江西来“剿共”。对此做法，二十六路军的官兵都表示非常不满，加之从来没有和红军交过手且听说红军的作战能力之强，该部的官兵都十分害怕红军。到江西后，5月22日该部第二十七师在永丰县中村首次与红军交战，损失巨大，其第八十一旅大部被红军歼灭，2300多人被红军俘虏，损失枪支3000余支和一部无线电台。此战惨败，对二十六路军官兵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也感到蒋介石驱使他们来“剿共”的险恶用心。二十六路军大部分为北方人，水土不服，各种疾病频频发生。蒋介石对异己部队的经费、武器和物资有意克扣，战斗减员和枪支弹药的损失也不给补充。这些都使该部的官兵思想混乱、军心动摇。
在二十六路军“剿匪”期间，隐蔽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人与中革军委取得了联系。中革军委指示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成立秘密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由刘振亚担任，组织委员为袁血卒，宣传委员为王铭五，他们都是极富献身精神的青年军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开展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1931年7月，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驻宁都。“围剿”失败后，仍然留守宁都，并处于红军的包围之中。“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二十六路军向蒋介石要求回北方抗日，但遭到拒绝，一些高级军官心灰意冷，纷纷请假离队，包括总指挥孙连仲。此时正是广泛开展兵运工作的极好机会。赵博生和特别支部的领导成员对该部官兵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激发了官兵们的爱国热情。还利用各种机会公开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有意无意地提出“到红军中去”的口号。同时，总参谋长赵博生分别争取了该军实力派高级军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同情和支持，共同商议举行全军起义。
就当特别支部的成员们忙着准备起义工作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31年12月，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向二十六路军发出命令：“责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当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同时也是地下党员的罗亚平拿到这封急电后，马上与刘振亚和赵博生进行商议。分析原因后，发现是因为南昌的一个地下机关被国民党控制，正好中央军委一名同志向上海中央汇报工作，在南昌接头时被国民党特务抓获，并使国民党获得了二十六路军地下特别支部三位领导人的名单，因此才发来这份急电。这封意外的电报也成为宁都起义的导火索，加之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军中，暴动起义的计划开始执行。
1931年12月14日下午，在位于宁都城东梅江河边的一栋小洋楼里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忙碌着。参谋长赵博生以领饷庆贺和商议向红军“进剿”事宜为名，要求全部团以上的军官在黄昏前到总指挥部开会。晚上，除了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余开会的军官全部到齐。晚上九点左右，赵博生先是说明了当下的时局，后庄重地宣布全体起义，参加红军。起初军官的脸上还有些许犹豫，后看到赵博生愤慨激昂的情绪，除少数顽固分子，大部分军官都决定参加起义。起义的行动进展顺利，只是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坚决反对起义，并与起义部队发生枪战，小有伤亡。到12月15日清晨，二十六路军除了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驻守宁都北40里外石上砍柴岗的1个团和李松昆外，其余6个旅11个团共17000多人并携带了2万多件武器参加起义。以后起义部队全部离开宁都，向根据地进发。16日，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随后刘伯坚在征得赵博生等起义领导人和地下特支的同意下，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宁都起义的胜利对当时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宁都起义给红军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当时的红军还比较弱小，宁都起义后，壮大了红军的实力，也给红军输送了一大批军事指挥干部和电台技术人员，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3万余人骤增到近5万人；同时，在物资和技术上也给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宁都起义给红军送来8部完好无损的电台，比当时红军全部的电台还多。其次，对当时国内人民强烈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士气是一个大大的提升，同时也给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次重大的打击，加剧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分化。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他在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这是对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
（田川 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