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二节 熟在“集义所生”

　　孟子是如何证明“集义所生”？孟子从“善养浩然之气”说开。《公孙丑上》有一段话专论“浩然之气”，说得很精彩：“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从也。”孟子的仁义，是内在连接的一体。所以孟子坚决反对告子割裂仁义的“仁内义外”说，熟仁就是熟仁义，仁的内在性自然生成道义的外在性，仁是体、义是用，决不分离为二物。所以在孟子的“养其刚大”里，赋予了“熟仁”在“集义所生”中的实质性规定，即熟仁，既是内的又是外的、既是体的又是用的、既是知的又是行的。在此过程里实现了成熟。

　　“熟仁”，来自于“集义所生”；而“生”，是“生”在“养其刚大”；而“善养浩然之气”，就是指养好“至大至刚”之气，期间透露出孟子对于熟仁活动的主体性环节设计，即“不动心”境地。

　　所谓“不动心”，船山释谓：“无恐惧疑惑也。”为什么会没有“恐惧疑惑”？是因“配义与道”内在于己的性质，“配义与道”，是“不动心”的根据，是养气之实质，也是熟仁之内容。做到“配义与道”，就是以仁义礼智为内容进行“熟仁”的主体历练。因为这些内容本身就是内在于己的。孟子指明：“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由此就规定了：“养吾浩然之气”，决非是空洞的抽象；使仁成熟起来，决非是捉摸不定的游戏，它是每个人可以成熟把握自身的实在理由。亦如朱熹道个明白透彻：“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

　　那么，“不动心”究竟如何彰显出内外一致的熟仁？“不动心”，孟子有，告子也有。告子的“不动心”，在孟子看来，是由于“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是分离仁和义，仁内义外，道义分离，为获得仁，依赖外在的义，并且先从心外去求得义，再转向内，这是“义袭而取”，属于侥幸所得，最终就会产生“不安”和“恐惧”。所以在告子那里，是永远不可能获得仁的，更无从谈起熟仁的问题了。而孟子的“不动心”，是仁义具于心内，熟仁是在心内的活动。孟子用了“志气”关系表明熟仁是离不开这个“心”。熟仁乃“集义而生”，“集义”乃“志气”的辩证运动，而“志气”乃为心之用，即心为体、志气为用。有人问孟子：“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有何区别？孟子说：“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心上无得而不去求气，可以；但是不去求心，就不可以了。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来自于志气的辩证运动，这种作用的性质恰恰是由“心”上开始的，船山释其谓“体之用”：“志者心之用”，而“气为之（心）用”。可见，孟子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恰恰在这里有了根本的区别，孟子的“不动心”是沟通与进入熟仁的内在环节，而告子的“不动心”，结果只会是“生”不会“熟”的。

　　所以，从“集义所生”到“不动心”，就是这样的“熟仁”追求：志与气、仁与义、义与道，互相统一，就是至诚；志气互动、配义与道，是集义而生，是至诚的最高境界，是熟仁的特定状态；这是继善成性的结果，也是浩然之气的善养，更是尽心知性而知天的实现。